岭南千年第一人—张九龄

纪念张九龄诞辰1330周年

刘　兴　洲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广东曲江人。幼聪敏，7岁属文，13岁以书于广州剌史王方庆，大叹赏之曰：“是必远器”。唐中宗景龙元年(705年)乙巳登进士第，官历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江男；中书侍郎，中书令，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丙子十二月擢升宰相，封始兴伯。其风度文章为当朝之楷模，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得如张九龄”。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庚辰五月七日遘疾卒，享寿六十有八。九龄卒后，唐玄宗赐谥“文献”。其著作甚丰，有《珠玉钞》一卷，《姓源韵谱》一卷，《唐初表草》一卷，《千秋金鉴录》五卷、《曲江集》等；诗有210多首。有谓：“三唐宰辅无双士，岭南千年第一人注”。

开凿大庾岭新路

     大庾岭(梅岭)，地处南雄市北部323国道27公里处右侧，即正在建的韶赣高速公路开隧道穿其腹部而过。据明学者郭笃周著《岭海名胜记·梅岭记》云：“谨考梅岭，本名台岭，在南雄府北九十里，即百粤五岭之一也。一曰东峤，以其当五岭之东也。上有横浦关，即古人入关之路也。汉初，高帝以将军梅鋗统兵驻此，故名梅岭。后令裨将庾胜戍守，复名庾岭。”而梅岭得名由来，则因梅鋗功多，封其10万侯。越(粤)人为重梅鋗之贤，在岭上广植梅树纪念，因此称它为梅岭。
    横亘粤赣两省之间，延绵200多公里的大庾岭山脉，上古时人烟稀罕，车马不通。据史称，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为了完成他“北逐匈奴，南开五岭”，统一中国之大业，派遣50万大军分五路南征百越，其中一路就是经江西南安（今大余）越大庾岭时，但见岭上荆棘载途，悬崖峭壁，秦兵只好劈山开便道通过。从此，有了一条从豫章（江西）越岭至东粤（广东）的简便山路。大庾岭虽有山路，但山高嵽嵲，行路崎岖，雨旸多艰，商旅告困。如不小心，易掉深谷，粉身碎骨。
    唐有国289年，开元、天宝最为盛极。在开元之前唐主政近百载，岭南依然蛮荒之地，瘴疠之乡，经济落后，人烟稀薄。其时，番禺（广州）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经济、文化虽有发展，由于五岭的阻隔和陆路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信息缓慢，致使岭南地区仍然孤悬岭外，遥远难制。当时主要靠走连县到湖南桂阳，或溯武江上泷口，或沿西江而到灵渠湘水，或走海路过江淮，这些路途遥远，非常艰险。相比之下，大庾岭路通岭南较近，但也因险峻视为畏途。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在朝廷门下任左拾遗（从八品）的张九龄，时因直言得罪了当政者，告病回归曲江时越大庾岭，见岭路峭险巉绝，人苦峻极，便上奏玄宗帝请求，建议开凿大庾岭路，改善南北交通，以充分利用岭南的“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运进中原内陆，可达到“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之目的。因此，九龄的奏章得到了玄宗帝的赞赏，逐下诏命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九龄接旨之后，亲自前往大庾岭，履险攀嶝，墈测开凿线路。随后，为不影响山民的农业生产，利用“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在当年未普及应用炸药的情况下，用木柴堆积表面用火烧石，而后引水灌石，使坚硬崖石裂破，将一块块大石凿开搬走，真是鬼斧神工的惊叹。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辛，凿通了一条长二十多丈，宽三丈余，高十多丈的大山坳。且沿南北延伸修整岭道，宽一丈，长30多华里的山间大道。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大余），从而使大庾岭路变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康庄大道。新路开通之后，南北交通大为改观，使岭路“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的畏途变成了通途。张九龄作为封建社会的朝廷命官，开岭路躬亲其事，而且进展很快，为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人褒扬九龄象大禹治水一样的功绩，如旧志载浙江诗人杭世骏《大庾岭谒张文献祠》诗有：“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之句。

历代重视修岭路

    大庾岭路，又称驿道和官道。历代官府对这条交通要道修铺极为重视，曾10多次大规模的修铺路面和种植路树。较大规模的是北宋嘉祐中，时任广东转运使的蔡抗，与其任江西提点刑狱佥事的胞兄蔡挺协商议定，甃砌大庾岭路各自所辖境内段。此次修筑岭南路广一丈三尺，长三百二十五丈；岭北路广八尺，长一百零九丈。且种松、梅树，在南雄境内立表“梅关”。元泰定二年（1325年），路总管亦马都丁调集民工修桥铺路。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南雄知府郑述征集民工，用崖石铺砌路面九十余里。成化五年（1469年），广东布政使陈濂会同南雄知府江璞，共商修整岭路事宜，征发民工重修路面。正德十三年（1518年），广东佥事吴廷举指令南雄府，在岭道两旁种松、梅树5000余株。吴亲自参与植树，自称“十年两度手裁松”，“种得青松一万株”。旧志载：“自宋迄明，往来宦游者多有补种，某推官女亦植30株，镌诗于石。”清嘉庆四年（1799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捐银千两，交南雄州修整岭路，并在官道旁增植松、梅，以资荫憩。迄至清末民初，大庾岭路屡遭兵燹，关楼焚毁，吊桥被烧。在上世纪初粤汉铁路和1932年的曲江至大余公路先后开通，大庾岭路失去了五岭南北交通要道的作用。经过几十年日晒雨淋侵蚀，路面破烂、文献公祠倾圮，路松被砍，石碑残缺，古亭倒塌，梅树稀少。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间，南雄党政重视大庾岭路（今谓梅关古道）的修葺工作，拨专款重修梅关和古道。重建来雁亭、半山亭、望江亭、陈毅在梅岭临危赋著名《梅岭三章》诗篇碑刻；以及六祖庙、夫人庙、玉皇殿等，重现千年古貌。为恭迎四方怀古游客，市区至梅岭323国道两旁种植梅树27公里，形成“一路梅花一路诗”的靓丽风景线。

繁盛的黄金大道

    大庾岭新路开通之后，很快取代了原来几条旧路大部分的功能，南北来往的交通运输、邮驿、商旅络绎不绝，成为五岭南北主要交通要道。它是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结起来的水陆交通纽带，正如宋余靖著的《武溪集》云：“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之役，余皆篱工楫工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有七八焉。”这时，广州沿海及岭南的货物，溯北江经韶州，入浈江到达南雄，转取岭路运至江西南安，再沿章水下赣江，出长江。故韶州、南雄古来水陆交通两旺，浈江船艇来往如梭，岭路驮担摩肩接踵，古有“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之称。韶州、南雄因有水陆交通之利，成为五岭南北货物集散地。迢迢岭路，车水马龙，历代不衰。
    宋代，北往的货物除进口的犀角、象牙、珍珠、香药等贵重物资和洋货外，主要是韶州岑水的铜和广盐。单铜钱币每年约有五六百万斤途经岭路北运，这项人力运输需10万人次之多。还有广盐和佛山的铁器等货物，每天来往岭路的挑夫和商旅日有数千人。嘉祐间，推官萧世范为解郡民官运之苦而教民造车，一车可胜数人之载。明景泰元年（1450年），广盐在南安（今大余）、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临安四府大量销售，广盐经韶州溯浈水上南雄的木帆船五六百艘，每年走岭路北运广盐1千万斤。加上其他货物的人力运输，“南货过北者日有数千。”
    到了清代，清政府实行海禁，只限广州为对外通商的唯一外贸特区，这使广东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汇之地，中外贸易的重要门户。进出口各种商品淋琅满目，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些进出口的各类商品大多走水运，经岭路运往中原内陆。古代，南雄境内90华里的岭路设置有珠玑、石塘、里东、灵潭、火迳（通济镇）、中站、小岭、新路口等8条街市，岭路两旁茶馆酒肆、饭庄客栈鳞次栉比，为南来北往商旅食宿提供方便。从州门铺至新路口经商店家有八九百间，其中火迳（通济镇）就有120家，经商者收入可观。民国10年（1921年），据《南雄县农业调查报告》称：县城至新路口的岭路上，“茶亭饭店，一里数间，贩客往来，日计盈万。”
    随着外贸的日益发展，由广州进口的各种货物日增，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土特产，如丝绸、茶叶、药材、火腿、腊鸭、香菇、土纸、粮油等源源南运广州，每年来往岭路的客商、夫役达四五十万人次。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南雄传教后，越岭路北上京师时看到客商往来情形：“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
    由于岭路的繁盛成为黄金大道，对南雄、韶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渔业、矿业等商品生产发展，实在得益于大庾岭路，尤对南雄经济繁荣获益甚佳。前人诗有“南来车马北来船”，“行人虚说小杨州”的诗句，生动描写了当时商贾云集之盛况。仅税收一项，南雄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商税岁额1万贯。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税课司岁征各色课税钞10048贯，保昌县署岁征1622贯，府、县合计11670贯。天顺二年（1458年），广东巡抚都御史叶盛于县城太平桥（今河南桥）南设太平关征税。嘉靖十七年（1538年），沿河有盐店、牙行221间，船艇500艘，牛车100辆，共征牙税等银1290.5两。万历六年（1578年），太平关征收商税、铁课等银达4.3万两。清康熙九年（1670年），太平关移至韶州府征收。乾隆十八年（1753年），府、县共征工商杂税银1516.6两。道光四年（1824年），额征工商杂锐银1492.6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征杂各税实收银5765.74两。宣统元年（1909年），征杂各税实收银为6439.17两。从上述史记，九龄先贤对社会效应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千载官民谒公祠

    张九龄奉旨开大庾岭新路，后人感其功德，分别在南雄城、梅岭、始兴、曲江（今韶关）先后建有四间文献公祠。祠内塑像和立碑，记其事，以供后人敬祭和瞻仰九龄之遗风。
《直隶南雄州志·坛庙》载：南雄城、梅岭、始兴城张文献祠有三：
    一在南雄城，原在儒学讲堂东。宋嘉熙三年（1239年）己亥岁，教授翁甫创。宝祐四年（1256年）丙辰岁，教授赵若铦迁学西。明朝，命有司岁仲春，择日致祭。宣德九年（1434年）甲寅岁，通判郑建修。正统十二年（1447年）丁卯岁，知府郑述修。成化十二年（1476年）丙申岁，知府江璞迁大中书院西。弘治元年（1488年）戊申岁，林符迁七松堂。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岁，知府黄伟迁关王庙。五年（1526年）丙戌岁，伍箕迁率性社学，即旧东岳庙。清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岁，知府陆世楷建天峰书院，以文献公与王文成公合祠。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岁，设在道南书院（今市迎宾馆大楼址），每年春秋，官民合祭。
    二在梅岭云封寺旁，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丁酉岁，达鲁花赤察里沙建，宣文阁监书博士、金华王余庆记。明成化九年（1483年）癸卯岁，知府江璞迁祠后，翰林学士江朝宗记。正德七年（1512年）壬申岁，知府张顶修。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丙午岁，巡抚张岳修，尚书何维柏记艺文。清顺治南安副将董大用重修，岭北道参政李际期记。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岁，广东布政使胡文伯倡修并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乙亥岁，布政司曾燠重修。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丁丑岁，布政司赵慎珍、知府罗含章捐廉重修并记。
    梅岭顶上的文献公祠塑有像，立有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石碑。历代仕宦贤达越岭于此，都进祠拜谒文献公祠，瞻仰遗像并赋诗、词。另在岭路的城东五里山接官亭旁，明弘治五年（1494年），奉议大夫广东提刑按察司佥事、于都袁庆祥，建有神龟负文亭。亭内雕凿一大石龟，长约1.5米，碑高2.6米，宽1.2米。“文革”期间碑毁，石龟下落不明。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碑拓片，馆藏于南雄博物馆。
    三在始兴县城隍庙左的张文献公祠，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己卯岁，知县赵彦偃建。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丁卯岁，训导黄绶、主簿吴应峻相继修。年久朽圮，知县胡世科谕后裔等倡捐重修门堂寝室，因地布置并树风度楼，与文阁相辉映，为邑之壮观。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岁告成。
    曲江张文献公祠，在今韶关市区内，创建和毁于何时不详。韶州古有风度楼，明弘治十年（1497年），韶州知府始建风采楼，与纪念张九龄之风度楼相对。民国7年（1918年），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督粤赣湘边防军务李根源，对九龄家族墓进行大规模修缮，同时重建飨堂，即张文献公祠。这些古建筑，是为纪念张九龄而建的。
    上述四间文献公祠，历代骚人墨客、仕宦贤达、绅商百姓，对张九龄非常敬重。为感恩载德，饮水不忘挖井人，每年举行春秋祭祀外，常年有不少人谒拜公祠。如梅岭山上的文献公祠，几百年来，谒拜者数以万计，其传统美德思想影响深远。旧志载，明嘉靖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过岭谒拜时，作一首《文献祠》诗云：“文献凿庾岭，功与九河同。河凿免鱼鳖，岭凿免兵锋。无险不负固，割据无奸雄。广民永安堵，要领保善终。岂惟保善终，风气亦渐通。文运日以昌，中土争污隆。有功弘王化，无田俎豆空。家徒千顷者，过此无郝客。”
    番禺人士方殿元，清康熙甲辰进士，官知炎城、江宁。越岭时作《张文献祠》五言诗一首，诗曰：“宰相开南国，文章在日中。临朝问风度，幸蜀忆精忠。古庙烟霞合，高峰道路通。应知遗像内，金鉴明丹衷。”
    清韶州人士冯佩芳，作《谒张文献祠》七言律诗一首，诗云：“巍巍风度仰高楼，碧瓦朱甍殿宇幽。庾岭路通梅信早，书堂岩复树阴稠。三唐宰辅无双士，百越人才第一流。飞鸽送书犹细事，尚留金鉴足千秋。”
    为褒扬张九龄为唐代“开元之治”作出的贡献，传承九龄精神，乘纪念张九龄诞辰1330周年活动的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力推介九龄先贤的政治业绩、文学成就、刚正不阿的品质；重建好韶关风度楼、梅关古道张文献祠。为韶关、南雄历史文化名城人文景观增添重彩，促进韶关、南雄经济建设和旅游事业更上新台阶。
注：
1、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建科举制，盛唐继之。张九龄为岭南籍最早登进士第一人。
2、张九龄于唐开元二十四年擢宰相，乃岭南籍仕林中典范第一人。
3、据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第345页称：“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为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
4、开大庾岭新路，沟通五岭南北主要交通大道，是为古代发展岭南经济第一人。
5、张九龄的政绩、风度以及在盛唐时为百姓，为朝廷所做出贡献，堪称岭南籍第一人。
主要参考文献：
1、明嘉靖《南雄府志》。
2、清道光四年《直隶南雄州志》。
作者单位：南雄市政协文史退休干部刘兴洲
（此文原刊登在《韶关政协》2008年第5期）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