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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家元首类型和特点 国家元首是随着国家产生而出现的，是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里，国家元首被称为国王或皇帝，居于政治制度的核心地位，是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等最高国家权力的专制君主。除开国皇帝外，一般情况下都是王位世袭，父死子继。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华民国转入共和制政体，这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新的政体形式。 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元首制度，在民国时期可谓变化多端，类型各异。有国家元首的正规称谓，例如，主席、总统；也有国家元首的非正式称谓，例如，临时总统、非常大总统、临时执政等。有的国家元首高度集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军队指挥，掌控各项大权，各权力机关必须对元首负责；也有的国家元首只是虚位元首，并不直接领导内阁，不拥有实际行政权力。有的个人独断式的国家元首，也有的委员合议式的集体国家元首。有的规定了国家元首的明确任期，也有的未作具体规定，而成为变相终身制或世袭制的国家元首。 对于长期以来实行君主制的中国来说，共和制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由于旧体制刚刚结束，新政体初创才始，而且民主共和的社会基础比较薄弱，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家元首制度形成了一些明显的自身特点： 第一，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特征，在形式上抛弃了君主世袭制，采取了选举产生的方式，但是，多数选举并不公正，虚伪的色彩比较浓厚。例如，袁世凯背离法律程序，1913年10月6日胁迫国会先行选举正式大总统。而且选举当天，通过收买数千人包围国会，竟然威胁议员，“今天如不选出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迫使议员们从早8时到晚10时，连选三次，终于将袁世凯选为正式大总统。名义上是民主选举，实际是强迫投票，武力威胁式选举。再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收买议员的办法，通过设立议员俱乐部为选举活动机关和明码标价收买选票，终于当选为大总统，这分明是金钱贿赂式的不公正选举。 第二，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制在形式上抛弃了君主专制，但元首权力运行存在着明显的集权化倾向，实际上是君权帝制的阴魂不散，在从君主专制向近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转变过程中，共和形式时而也会被抛弃，专制则依然附体于强权独裁的元首制度中。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历史上，出现过将总统、总理、国会合一的元首——段祺瑞临时执政，出现过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元首——张作霖大元帅，甚至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复辟皇帝。例如，民国初年，上演了逆历史潮流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的丑剧。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他担任“中华帝国皇帝”。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共存在了八十三天。时隔一年，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兵进京，撵走黎元洪，将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史称“张勋复辟”，再次登基的宣统皇帝仅仅在位12天便垮台了。 第三，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在形式上抛弃了终身制，实行了任期制，但是，国家元首行使权限的任期却变化无常，极其缺乏稳定性，甚至出现频繁更迭，因而没有哪位国家元首能够按照正常程序任满期限而圆满完成改选。在军阀强权专制统治下，元首制度因人而设，也可以因人而改，有的则不择手段把任期实际运作成变相的终身制，甚至向世袭制发展。例如，袁世凯当政时一再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无任届的限制。他还曾一度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 第四，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在形式上接受了法律制约，选择了法制化管理，对国会负责。但是，中华民国元首的职权，往往规定不一，制度因人而变，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严重脱节。民国时期，轮番登场的军阀巨头，之所以蔑视宪法，蔑视国会，就在于政治舞台上的角逐最终取决于各自的武力强势。民国的国家元首如果没有军事力量作依托，只能是虚权元首，只有掌握了军权的元首才能够成为实权元首。因为有了军事强权，即便没有担任元首的名义，也可能成为傀儡元首背后的实际元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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