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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饘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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