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教授，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班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等。兼任职务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楼宇烈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发表的主要论著有：《王弼集校释》、《郭象哲学思想剖析》、《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袁宏与东晋玄学》、《易卦爻象原始》、《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与初期禅宗思想》等。楼宇烈教授是中国文化最真诚的倡导者、实践者，他创立了北大国艺院，并兼任校内外几十家中国文化社团的顾问和指导，退休后依然常年奔波于各地讲学，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
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
一、三玄、四书、五经
中国早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文字，用来记载个人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几千来，中国流传下来的典籍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这些经典，任何人用他毕生的精力，都只能窥其一斑，即便给他几辈子的时间，也很难遍览。
但是中国文献的传承有两个特点，使它虽然数量繁多，但却统之有序。
一个就是孔子说的，叫做“述而不作”。所谓“述”就是叙述，“作”就是创作、发明。中国古人可以说是比较谦虚的，他们认为自己其实不是在创作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叙述、阐发前人的一些思想。这样一来，中国历史文献的传承就跟西方的文献传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文献很多都是强调个人的一种创作，而中国都是以阐发前人思想或者前代经典性著作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再一个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密的学术分科。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乃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的品格的品格至于农、工、医、科技等，可以说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后来才慢慢形成了经史子籍这样简单的四部分类。清代编四库全书，就是按照四部分类来分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多的交叉。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哲学，对应在四部里，应该是哪些科目、哪些图书呢？有的人说是子部，但有些经部和集部的内容也可以归到哲学类去，而且将子部完全归于哲学，那也不确切，因为其中有很多东西，讲文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分类的方法，跟现代的方法也有很大差异，按现在的分类标准去安排它，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虽然谈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它们的内在其实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秉承着同一个价值观念。
所以，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根源性典籍，我们大概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加以概括，说简单点就是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周易》、《三礼》、《书经》、《诗经》，还有《春秋》（三传）。
加起来是多少呢？十二本。在这十二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五经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相重的，那么就减掉一个，等于十一本。另外，四书里面的《大学》和《中庸》其实是《三礼》里面《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把它再放到《礼记》里面去，那么又少掉两个，等于九本，因此，这九本书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可以说这九本书是中国文化内容的根源。不管你是论述哲学思想，还是论述文学历史；不管你是讲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讲农、工、医、科技，都离不开这几部经典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观念，引经据典也都不会超出这九本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这九本书，那么也就很难去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是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九本书里去，那么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
所以，这九本书统领了整个中国文化，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
二、五经要义
汉代是五经地位确定的时期。在汉武帝时，国家专门设有五经博士，也就是把五经提到了一个指导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高度。
不学《诗》，无以言
五经里面的《诗经》最初应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说了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认为学了诗以后，就能够懂得怎样遣词造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因为《诗经》描述各种东西的方方面面，所以通过学诗就可以懂得很多实用的知识，比如各种植物、虫鸟的名字等。
但是到了荀子，《诗经》就不仅仅被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了，它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指导人们生活、做人乃至治国的理论依据。在《荀子》这部书里面，引诗有七十多处。受荀子的影响，汉代很多讲诗的人，都很重视《诗经》的思想性。汉代有一本很著名的注释《诗经》的书叫做《韩诗外传》，写这本书的人叫做韩婴，他就专门以《诗经》来讲政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其中很多内容都跟荀子讲诗的内容相合。
因此，《诗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源头，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经典。所以也有人说，哲学跟诗是分不开的。
不学《礼》，无以立
《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分。《仪礼》就是讲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应该遵循的礼。《三礼》的第二部叫《礼记》，它实际上是来解释《仪礼》的，它包括了《仪礼》中最基本的内容，同时从理论上进一步来阐发为什么要运用这样一些礼？这些礼都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一部书就是《周礼》。《周礼》的内容主要是讲周代的官制。中央设哪些官？地方设哪些官？这些官的职责都是什么？等等。
总的来说，《三礼》中的《礼记》对后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刚才讲到的像四书中的《中庸》、《大学》，其实也都是《礼记》里面的文章。还有像大同、小康等我们中国人治国的一些理想也都出于《礼记》。
另外，流传于先秦，后来丢失的《乐经》，它的思想其实也包含在《礼记》之中。《礼记》中专门有一篇《乐记》，其中对音乐的起源、社会作用，以及它在整个礼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都诠释得非常清楚。
《乐记》的主要观点就是人生而有情，这些情感需要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就要通过唱，通过呼喊，通过手舞足蹈等方式来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礼引导得好就会陶冶心情，引导得不好，就会使得人们疯狂。所以音乐的直接作用是发泄人们的情感。例如，奏起一个哀乐，人们就会伤心，奏起一个雄壮的歌曲，人们就会精神奋发。同时，音乐又是来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所谓礼以道别，乐以道和。礼确立了人们之间不同的关系，很严肃；而乐又把这种关系拉近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等级差别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关系自然就亲和了。
《礼记》里面还有一篇《学记》，是阐发社会教育的必要性、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方法的，强调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我想这样一些观点，即使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礼记》里面，还谈到了许许多多具体的礼的问题，其中有六个方面的礼是最根本的。
首先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男子二十就要给他戴帽子，女子十五就要给她及笄，及笄就是上头，插上一个东西，这都属于冠礼。冠礼就是说明你成年了，成年了就要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负责任了，因此就举行这个仪式告诉你应该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来，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便了。
第二个是婚礼，婚礼也是礼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内容。按照《礼记》的说法，婚礼是合二姓之好，就是把两个姓结合在一起，然后好延续子嗣。所谓延续子嗣也就是延续人类，因为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不是个体的生命观念，而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也就是作为每个个体来讲，有生就必有死。死了以后也不会再生的，不像佛教讲的有轮回。但是他的生命也在延续，怎么延续呢？就在子女的身上延续，因为子女跟父母血脉相承，所以子女的生命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最重视这个，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问题，要不然生命就没有了，就中断了。
第三个是丧礼，丧礼是非常重要的，《礼记》里面也讲了它的意义。比如守丧要守三年，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生你下来到你能够相对独立活动，这个时间要三年。所以你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应该守丧三年。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对待人的死亡，并且不断地去思念他，这样民风才能够归于淳朴。这个话实际的含义是要教人不忘报恩。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报恩的话，大概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了。知恩报恩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行，丧礼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父母的知恩报恩。
第四个是祭礼，祭礼是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从某种角度来讲，这表明中国人有一种自然神的崇拜，认为不管是天地日月、高山河流都有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等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报恩的思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靠这些东西来生存。所谓天生之，地养之，天地万物养育你，你该不该祭它？当然应该！
第五个是聘礼，或者叫朝聘礼，就是聘用人的礼节。这个礼，我们现在很忽视，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聘用一个人时，在他工作的部门里给他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其实就是告诉他，他的责任是什么。同时也告诉大家，这个人来是做什么的，大家才好去配合他、监督他。
朝聘礼中其实也包括了解聘礼，解聘也需要以礼相待，不是说炒鱿鱼就完了，或者说退休了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为学生办的入学典礼、毕业典礼都属于朝聘礼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往往都弄得很草率、很简略。其实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在很多学生来说是一辈子都难忘的，可学校这么简单就完事了，这就是不能做到以礼相待。
第六个是乡射礼，过去就是指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体现尊老爱幼这样一种文明风气的礼仪。现在社会上都在强调建设社区文化，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乡射礼现代化一下，效果一定会很好。
这六个基本的礼，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借鉴意义。现在提倡要建立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如果能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们的关系，使人们懂得怎样做人、如何尊重他人，那应该是事半功倍的。
总的来说，《礼记》是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得以建立的根本典籍，它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日常生活。
帝王之学——《书经》
《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一个总集，里面的内容除了一些传说中夏代和商代的文献外，大部分是周代政府的公告，这些公告总结了夏商两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它特别注意到，夏代为什么能够兴起？那是由于夏代的创始人禹通过治水为老百姓谋了福利，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夏代为什么又灭亡了呢？那是因为它的末代统治者夏桀残害百姓，失去了民心。同样，商代也是如此，它的兴起是因为开国君主成汤“解民于倒悬”，把老百姓从夏桀的统治下解救了出来；而它的灭亡，则是由于商纣王酒池肉林，荒淫无耻、道德败坏到了极点，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人民当然要起来反对它。
正是因为总结了前两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周代的政府公告中就非常突出地提出了“民为邦本”这样一个思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兴旺，能不能巩固，关键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因此周代的公告都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首先要修德，只有德行高尚，才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
应该说，《书经》里的这些思想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以人事为根本，这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根基。
所以《书经》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历史文献的汇编，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
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
《春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史。西周没落之后，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春秋，一个战国。《春秋》这部经记载的就是春秋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但是《春秋》只记载了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中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等，它并没有展开叙述。后人为此对《春秋》又进行了注释，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三传》。所以我们现在谈到《春秋》这部经，除了《春秋》经文以外，也包括了这三传在里面。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所删订的，而且传说孔子在删订《春秋》的时候，下笔是非常慎重的，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都表明了孔子对事件，对人物的一种表扬或者批评。
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秉笔直书，不避讳历史上的事件，这个事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肯定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所以春秋笔法是乱臣贼子见了都害怕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笔法就是给他们在历史上定了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这部经，实际上是给人一种价值观的判断，告诉人们该怎样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调一个公正而不妥协的态度。
《春秋三传》第一部就是《左传》，因为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为《春秋》作的传，所以叫《左传》。《左传》的特点是以记事为主。《春秋》经里记载某年某月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左传》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所以左传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注释。
另外两部，一部叫做《公羊传》，一部叫做《谷梁传》，这两部不着重于史实方面的讲解，而是注重讲解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它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
汉代特别重视《公羊传》，像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特别注重发掘《春秋》里所包含的那种“微言大义”，就是说在《春秋》简短的语言里，其实包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汉代人在断狱的时候，都要参考《春秋》里记载的类似事件，看它在《春秋》里面是怎样被解决的，怎样被判断的。然后再按照这个来判断，这在汉代就叫“春秋断狱”。
所以说《春秋》在汉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治国理念的形成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宇宙的奥秘——象数之《易》
《周易》也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从现在一些地下发掘出的资料来看，《周易》中经的这一部分，形成较早，应该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占卦的时候所留下来的那些卦辞、爻辞，并经过筛选和编辑，文辞古奥，主要用于占卜。而真正发挥《周易》思想的十传，即所谓的易传，大概是到汉代初年才最后形成。
十传，就是指系辞（分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彖辞（分上、下）、象辞（分大象、小象）。十传中系辞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是文言；再一个就是说卦。这些传里都讲到了一些对后来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比如《周易》起源的问题，八卦是怎样形成的，等等。至于其他的传，序卦、杂卦都是来解释卦序的。序卦是说明现在的六十四卦为什么这样来排，杂卦则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排序的方法。彖辞是对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它所包含的意义做一个综述。而象辞中的大象是解释每一卦的卦辞的。每一卦又有六个爻，每一爻都有对应的爻辞，小象就是用来解释爻辞的。整个十传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对《周易》经文的解释系统。
综合《周易》的经和传来看，它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图的品格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个是象，就是卦象，比如乾卦就是六条直线，坤卦就是六个断线，这就是象。第二个是言，言是指卦辞和爻辞，对每个卦都有相应的卦辞和爻辞。比如乾卦，“乾，元、亨、利、贞”这句话就是它的卦辞。爻辞呢？第一爻就是初九，潜龙勿用。第二爻是九二，见龙在田。然后是九三，夕惕若，历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那是飞龙在天了。那么第六爻，上九呢？上九就是亢龙有悔了。卦辞和爻辞合起来就称为言，有象就有言。第三个是意，就是指每一个卦象以及它的卦辞、爻辞里所包含的意义。所以，《周易》包含了象、言、意三部分内容。
《周易》在汉代形成后，当时的人十分重视象这一部分，称为象数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用《周易》来占卜，而占卜的方法主要是跟象、数有关。
实际上，《周易》最初就是用来占卜的，在《系辞》里就非常明确地讲了，易是什么？易是占。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甲骨的占法，称为兆。就是把一个乌龟壳钻一个窟窿到火上去烤，烤过以后它就有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兆，然后根据这个裂纹的走向、构成，来预测或判断某一个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根据数，这是《周易》所采用的方法。即是根据蓍草数目的分排，来确定卦象，然后根据卦象来推断一件事情。所以在《系辞》里，《周易》这种占卜的形式被称做“极数知来之谓占”。具体的方法很复杂，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民间的土办法，就是拿一个铜板，扔一下，正反面，正的多少，反的多少，这样来算，这也是占卜。
汉代的易学不仅继承了《周易》古老的象数占卜的方法，而且还把象数跟十二节气、跟东西南北这些方位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象数之学，并且把它归纳得非常清晰明白，用于预测，很实用。一直到今天，只要用周易来算卦，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三、三玄要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反对当时已经僵化的象数之学和制造出无数假孝廉、假道学的名教，思想家们从《周易》、《老子》、《庄子》中汲取营养，开创了玄学一派。
不易、变易、简易——义理之《易》
汉代的象数之学，到了魏晋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数学是用比较固定的模式来做判断的。比如说乾卦，乾卦代表刚健，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马，因为马是非常刚健的。于是就固定了下来，后来乾卦的代表就是马，别的都不行。相应的，坤卦代表柔顺，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牛，因为牛是非常柔顺的，后来也固定了下来，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别的都不行。到了魏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样一种象数学太死板，学习《周易》主要应该把握它的易理，而不是这些呆板的象数。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这个象数学，说，乾卦为健，所有刚健的东西都可以来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温柔的东西，所有柔顺的东西都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认为象数学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时候只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刚健、是柔顺，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扫象数之学，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和卦象上。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强调象转而强调意，玄学也就随之产生了。
魏晋玄学的根本依据就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
那我们再来谈《周易》，玄学家抛弃了汉代的象数易学，重视发掘《周易》蕴涵的深刻道理，提倡义理的易学。
玄学家认为易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三层意义：不易、变易、简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是指一个根本的秩序和原则，所以《系辞》里面一开始就讲，天地上下确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确定了，这就是一种不易。但是，这种不易又不是那种机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变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讲了许多阴阳、刚柔等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变易。万物的变化虽然繁复，但天地却从不去干涉它，一切顺自然而发展，这就是简易。所以《系辞》里指出，简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简易是天地之大德。
另外，《周易》还包含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都成了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理想品格。
《周易》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别强调一个时的概念。我们看到很多彖辞、象辞都在赞叹这个时，“时之义大矣”！强调与时偕行，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我们也要跟着变化。它还强调一个中，中正平和，这跟后来《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联系在一起。
总之，《周易》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数不胜数，思想家们都通过对《周易》的注释来发挥自己的见解。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了。《道德经》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自然是强调尊重事物的本性，无为是强调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扰事物发展的方向，应该因势利导地去做。所以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引导，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如果遵循了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不是那种有为的成功，不是通过干涉什么、改变什么得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谁都不会感到不舒服。而获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个方法应该说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强调礼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为礼里面主要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名分。名教认为为了社会的和谐，要克制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克制过度了又会造成对人性的伤害，所以在汉末就出现了许多假孝廉、假道学。
那么，玄学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无为的办法来调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使之既尊重了每个人的个性，又能够使得这个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所以人们从来都把老子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国的。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
《庄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经典，但是《庄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是非常收敛的，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东西，就要先给你，这是以退为进的。而庄子则非常张扬，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展现，他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
怎样才能得到这种逍遥呢？庄子说要“齐物”，强调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所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相对的。你说大，你大得不得了，还有比你更大的，相对于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因此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还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还小的比我还大呢。所以常常讲中国人有一种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很多就是来自于《庄子》。
到了魏晋玄学时期，有一位注释《庄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学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赞同庄子这种相对的说法。他说形象上的差异是得承认的，如果一眼看去这一个就是比那一个大，那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是主张承认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别的。
但是郭象也要齐物，怎么齐啊？他说事物内在是平等的。你说你身材高大得不得了，我并不需要羡慕你，如果我像你一样高大的话，做衣服还费布呢，还费钱呢？当然郭象不会举这样的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
郭象举的例子是两只鸟，一只大鸟、一只小鸟，大鸟要吃很多东西才能饱，一只小鸟吃一点东西就饱了。但是大鸟没有必要羡慕小鸟，小鸟也没有必要羡慕大鸟。如果小鸟羡慕大鸟，也要多吃一点的话，就可能被撑死了。大鸟如果羡慕小鸟，也少吃一点的话，可能就饿死了。
所以郭象说“自足其性”就是逍遥，在满足“自足其性”这个上面，没有差异。只要适性，适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遥，不适性就不逍遥了。
所以同样的一些东西，通过后人的注释，它就会发生变化。虽然说中国文化重注释轻创作，但实际上注释里包含了很多创作。我们研究王弼的哲学，拿什么来研究呢？主要就是根据他的《老子注》，玄学的思想就在那里面。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么材料？就是他的《庄子注》，他对庄子的解释有很多的不同，刚才那一个解释就不同。
又比如《庄子》里面讲逍遥，怎样才能逍遥呢？庄子强调是“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的东西来改变事物的天性、本性。他举例说牛、马本来是很好的，放开脚就在那儿跑，这是牛、马的天性。可是人去给马套一个笼头把它锁起来，给牛鼻子上穿一个窟窿，套一个圈拽走，这就违背了牛、马的本性，所以这是人为的，跟牛、马的天性相对立。郭象一解释就不一样了，郭象说，这个穿牛鼻子、落马锁也是根据牛、马本性所设计的，是顺应它们本性的。反过来，你去穿马鼻子、给牛套一个笼头，行吗？不行的。
郭象由此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也必须遵守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其实也是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这样一解释，跟庄子原来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周易》、《老子》、《庄子》，也成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来的人通过发挥书中的思想，来阐明各自的主张。
四、四书要义
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四书的地位因此而确立。
如何达到至善之境——《大学》
到了宋代，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
很快，他们发现，《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两章，包含了许多深奥的道理，也可以用来阐明儒家所遵循的这些道德规范的根据。所以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一起并列为儒家的根本经典。
理学家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同时也是曾参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完整的传承系统。从时间上来讲，《论语》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学》第二，是曾参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们将之统称为四子书。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理学家又觉得，《大学》是入门书，因为《大学》还是讲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大学》讲什么，三纲领八条目。
所谓三纲领就是《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人的三个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所以称为三纲领。
那么八条目呢？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条目的后半段。修身之前要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整个《大学》就是围绕这三纲领八条目来展开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过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断地新民（原作“亲”，通“新”），就是说让民众都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最后一起达到至善。
八条目中，核心的条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是为了修身，后面这三个是修身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道德层面的自觉自愿。因为如果是被动的，就不能够称之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威胁下遵守法律的问题，道德一定是出于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身当然是最根本的。
为人之道——《论语》
《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然后具体的又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有《论语》中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参考。
《论语》的核心，其实就是仁。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礼崩乐坏”了。那么怎样来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危局呢？孔子就强调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来恢复对于礼这种规范的遵循。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即主动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来的仁是倡导一种道德的自觉。同时，仁如果具体来讲，又是分散在各个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告诉对方，什么叫做仁，通过仁来规范这个人的各种行为。
完美政治——《孟子》
到了孟子那儿，又把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推演，成为了“仁政”。仁，不仅仅是每个人自我修养时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同时也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以礼乐教化，而不能够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实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产。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财产，就不会有恒心，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国家就不会稳定。
置民恒产在当时讲就是给人民一定的土地，让他们都拥有自己固定的财产。所以孟子常常想象着这个仁政的结果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抚养，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不必担心强权的剥夺。这样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好安定的社会了。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中庸这个品德是最高的。孔子讲过，“中庸之为德，至矣，民鲜久已”。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够这样去做的已经很少了。
《中庸》这本书就着重探讨了中庸这个品德的内涵。中庸这个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它有两个根本的意义，一个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过来讲“用中”，即我们要“用”这个“中”，“中”可以说是一个常道。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还讲一个概念，叫做和。跟“中”一样，“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所以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了，而且是恰如其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对了。儒家还有句话，“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为贵”并不是说和和气气，这个“和”就是指用得恰如其分。所以礼之用也要恰如其分，过头了就虚假了；不足了，心意没到不够诚心，所以一定要恰如其分。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的，所以《论语》里面借孔子的弟子有子之口讲道，“礼之用和为贵，大小由之”，只要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原则，掌握这个分寸，那不管大小事情，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所以中庸这个品德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实践原则。
《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我们现在都在讲诚信，《中庸》就把“诚”这个概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天是最讲诚信的，“四时不忒”，四季不会错位，不会不来。春天过去一定是夏天，夏天过去一定是秋天，秋天过去一定是冬天，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天道，天道就是这样的诚。那么人呢？人就应该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在《孟子》里也讲过，孟子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侔天地，这是最高的。我们去看孔庙，孔庙里面写的就是德侔天地。因为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么地方相配？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诚字。所以天人合一，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德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上面的天人感应。你的德行跟天一样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达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应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习，天之道讲诚，人之道也要讲诚，以人道的诚之德去配天道的诚。《中庸》里这个诚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气质。
到了宋代，我想就完全形成了中国的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典籍，三玄、四书、五经。可以说从中国本土的经典里面来看，在以后的发展中，都没有离开过这些经典。不管是讲科学的也好，讲医药的也好，讲农业的也好，引经据典都离不开三玄、四书、五经。所以我前面就讲了，别看中国有那么多的典籍，但是汇总起来，都是有源可循的，这个源就是这些根本性的著作。
五、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逐渐地，中国文化越来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就像中医西化一样，把中医本来的精髓一点一点给消磨掉了。
当然，随着汉末佛教的传入，也有一些佛教经典，成为了中国文化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了后来，特别是隋唐以后，人们引经据典的一些基本素材。
那么明末以后又有西方的一些东西传入，这里面也有一些内容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不断地融汇到了中国的文化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或者再讲得确切一点，甲午战争以后，有许多西方的经典，对于中国文化影响是极其深的。比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是进化论，就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影响。进化论的思想，本来是讲生物演化，后来又运用到了社会层面，所以在西方就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是讲自然进化的，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变成了弱肉强食，变成了强权政治、优胜劣汰。所以这个《天演论》，实际上不是简单的所谓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在里面。这种理论，对于中国的影响极大。
中国近代以来，在一代代的学人中间，其实也有不断的变化。最初在严复、康有为这一代人中间，基本上还是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或者是名词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到了他们之后的一代学人，就开始慢慢地用西方的理论体系重新组织中国的思想，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诠释中国的价值观念，使得中国文化本来的含义渐渐被消解了。所以逐渐地，中国文化越来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西化，用西医的理论把中医本来的精髓一点点给消磨掉了。因此，现在已经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原来的含义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从源头性的典籍入手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而不应该直接从现代人的诠释中去追寻它。因为现代人的诠释已经很难把握中国文化原来的那种根本精神了。这就是我要讲这样一个题目的目的——让我们都来重视这些源头性的典籍。只有从这些源头性的典籍入手，我们才能够慢慢地对中国本有的文化的精神，有一个重新的体悟和认识。
节选《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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