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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创作技巧(四)

 小酒灯 2011-07-20
四讲 表现与表现性

如果说再现是着重于从诗歌创作中寻找外部世界的依据,那么表现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情感世界的艺术表现,它是一种内宇宙的精神探求,比起其它文学样式,诗歌更强调和重视情感表现。张慧谍的《那么的遥远》就是这样一首好诗:
那么的遥远。像吹拂过山野的一缕清风,
像三月,像一株映山红,像一双空灵的蝴蝶,
谁也无法将它们久久挽留。像一道痕
深埋在大树上,忘却了岁月,忘却了痛。一切
都已经愈合,但,一切又永远无法愈合。
像一把旧式的长椅,在公园一隅,空空的,有人来过
又悄然地走开了。一个人,抑或两个人?……
像一些花瓣,被春天带走。像一点点月光
一朵朵萤火,很轻的水声。像雾,甚至,像一只
飞过天空的小鸟,那么轻易消逝,轻易让人忘掉。
是啊,确实太遥远了。总想留下些什么,却什么也没留下。
像一本读过的书,随手放下,像一句不经意的诺言
说过之后,也就忘了。你一架闲置的犁,一项头笠
一幅旧照片,照片里的那个人,让人想了很久
总记不起名字。像一堵老墙,一道小巷
在雨中,一朵很现代化的花伞悠然飘过……
哦,多么的遥远啊!
这首诗显然是回忆的篇章,人们之所以乐于回忆,对很多人来说,回忆实在是一种诱惑,因他饱经沧桑,从中获得了数不清的智慧,也有许许多多教训,与之打交道的有父母,也有师长和友人,甚至于短暂的邂逅者;通过回忆,在头脑中以复现的方式咀嚼着生活中的得与失,但更多的是“我们所复现的是某些不完满的、未尽善的东西,是某些在我们生活中言未尽的东西留下的瘢痕。”①如诗中所言:“像一道刀痕深埋在大树上,”毕竟时间太长了,一些都是影影绰绰,若有若无:“是啊,确实太遥远了。总想留下些什么,却什么也没留下。”无怪乎诗人感慨言之:“一幅旧照片,照片里的那个人,让人想了许久/总记不起名字。像一堵老墙,一道小巷/在雨中,一朵很现代的花伞悠然飘过……”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于将道不明,说不清,但又放不下的回忆情绪不绝如缕地充分显示出来。再看蓝色所写的题为《圣诞节》的诗:
总觉得塞进邮筒的信/对方不会收到/放在街旁的自行车会被人偷掉/总觉得端在手上的高压锅/马上就会爆炸/转播足球赛的电视机会出什么故障/如果撞上了什么东西/那一定会得脑振荡/如果这班车她还不到的话/我就要一个人被撇在世界上/一个成熟的男人/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分量。
诗中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心有余悸是一种卡夫卡式的焦虑,它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见到的。这是由于人生的种种困境常使自己愿望落空,这就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紧张状态。保持适当的紧张感是可取的,它是一种自卫机能,可以使人警惕将要到来的危险。但过度焦虑引起的紧张,惶惶不可终日似的紧张,却是一种变态的人格障碍。如多年政治运动无休无止,而每次运动来临时,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心理学家认为,当个体总是处在本人不能明确地描述的危险或灾难之中,那就是焦虑,而焦虑的极端形式便是无端地惊恐。诗中的主人公正是如此。作为男人,他常是一家之主;对父母说,他是儿子;对妻子说,又是丈夫;对儿子说,又是父亲。而在社会上,他有可能是领导,或者是下属。这不同的场合,要求他及时调整他的角色,否则就会淹没有舆论的海洋中。相比之下,男人的焦虑远甚于女人,这就是这首诗所要表现的。虽然这首诗有再现的因素,诗人给我们勾勒出主人公种种反常行为,但它只是诗人用来表现焦虑的材料,是一种铺垫,是借题发挥。
诗歌中这种表现的特点恰如欧盖尼·弗尔龙所说:“所谓艺术,就是情感的表现,表现即意味着使情感在外部事物中获得解释,有时通过具有表现力的线条形式或色彩排列,有时通过具有特殊节拍或节奏的姿势、声音或语言文字。”②
上述看法已被普遍接受,但人们不禁有些纳闷,如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设问的:“怎么才能把人的情感放到物理事物中去呢?”最常见的解释便是以里普斯为代表的移情说。他认为移情是一种外射作用,以诗人创作为例,他们观察世界时,常常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外射到自然景物中,于是无生命的就成了有生命,无情的也就成了有情。这在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如“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多情只有天庭月,尤为离人照落花”,等等。在新诗中,也有这样的作品,如李小雨的《夜》:
岛在棕榈叶下闭着眼睛,/梦中,不安地抖动肩膀。/于是一个青椰子掉进海里。/静悄悄地,溅起/一片绿色的月光。/十片绿色的月光。/一百片绿色的月光。/在这样的夜晚,/使所有的心荡漾……/隐隐地。轻雷在天边滚过。/讲述着热带的地方/绿的故乡……
诗中的“岛”被人格化后,也就有了生命,有了感情。不仅如此,月光、海水、青椰子、轻雷都彼此心灵相通,以各自的声音合唱出一支月光奏鸣曲。它是那么温馨、甜美、清幽,这种感受明显地是诗人将自己的知觉、情感投射到客体上去。所以里普斯说:“移情作用所指的不是身体的一种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面去。”所谓“感到审美对象里去”,是说把我们的情感转移到物里去,“在对美的对象进行审美的观照之中,我感到精力旺盛,活泼,轻松自由或自豪,但是我感到这些,并不是面对着对象或物的对应,而是自己就在对象里面”,③是一种物我统一。《夜》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氛围,与其说是海岛之夜的宁静、和谐,不如说是诗人心态的反映,由于诗从将自己心情投射在它的上面,这海岛之夜便是“客观的自我”了。
岑琦的《聆听鸟语》也是这样的佳作:
聆听鸟语,聆听森林的乐曲
大自然向我泄露自己的奥秘
鸟语将我从清晨的梦中托起
枕着美妙的语声又悠然睡去
梦的羽翼仿佛已超越尘寰
从梦之谷倾听天外的絮语
森林女神手抚琴弦谱写晨曲
朝晖被晨曲镀得分外璀璨
变幻的云彩随乐声翩翩起舞
托着梦魂飞向无垠的碧蓝
晶莹的露珠弹跳着凝成音响
一颗颗溶入我心头的琴弦
鸟语如泉是净化污浊的清韵
陶醉于鸟语的灵魂永不沉沦
在诗中,人如鸟,鸟如人,人语就是鸟语,鸟语也是人语,两者相互交叉叠印。诗人的情感被强化、被扩张均因相互感染所致。
移情说虽有合理之处,但由于过分强调了艺术家的审美主体作用,就必然忽视了审美客体本身所具有的表现性质。它是一种经验论,而经验纯粹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不一定就有普遍性和确定性。针对移情说的不足,格式塔心理学家阿恩海姆提出了“表现性就存在于结构之中”的主张。他请自己的学生比内为此作了一个试验。比内要求萨拉·劳伦斯舞蹈学院的一组学生,分别即席表演一个悲哀的主题,其结果是她们所有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一)动作看上去都缓慢的;(二)每一种动作的幅度都很小;(三)每一个舞蹈动作的造型大都是曲线形式,其张力都比较小;(四)动作方向都不很确定,时有变化;(五)表演者的身体似乎都在自身重力支配下活动着,而不是在一种内在的主动力量的支配下活动着。上述特点,我们的确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一个心情很悲哀的人,他的心理过程的节奏是缓慢的,其思想和追求都是软弱无力的,他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由外力控制着的。因此阿恩海姆认为,在人体之外的任何外部事物也都是各种力的式样呈现。“就是那些不具意识的飘零的落叶、一汪清泉、甚至一条抽象的线条、一片孤立的色彩或是在银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状……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在艺术家眼睛里也都具有和人体一样的表现价值。”④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在实质上处于大致相同的力的式样,人们才有可能在创作和欣赏中有着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家所说的“异质同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事物,只要其力的式样在结构上与人类情感中力的作用达到同样的复杂水平,就可以说它是这些情感的表现。这在诗歌中也很突出。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有一个副标题“献给新时期的船夫”。这是一首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或者说是一首新时代的“黄河船夫曲”。诗中所说的“船夫”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拓者的象征,他们正从事中国有史以来的伟大创举,尽管人们认识到在前进的路上还会有着惊涛骇浪,但他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们乐观豪迈,坚韧不拔。这是一首献给改革者的诗,虽然在这首诗里并没有直接写出他们的英雄业绩,可是我们却可以在诗人笔下所讴歌的船夫奋力与海水捕斗的场影中,以及那“划呀,划呀,父亲们”的主旋律中感受到他们的心态:
是从冰川期划过了洪水期。/是从赤道风划过了火山灰。/划过了泥石流。划过了/原始公社的残骸,和/生物遗体的沉积层……/我们原是从荒蛮的纪元划来。/我们造就了一个大禹,/他已是水边的神。/而那个烈女/变作了填海的精卫鸟。/预言家已经不少。/总会有橄榄枝的土地。/总会冲出必然的王国,/但我们生命的个体都尚是阳寿短促,/难得两次见到哈雷慧星。/当又一个旷古后的未来/我们不再认识自己变形了的子孙。/可是我们仍在韧性的划呀。/可是,我们仍在拼力地划呀。在这日趋缩小的星球,/不会有另一条坦途。/不会有另一种选择。/除了五条巨大的舳舻,/我只看到渴求那一海岸的船夫。/只有啼呼海岸的呐喊/沿着椭圆的海平面/组合成一支/不懈的/嗥叫。……划呀,父亲们!/父亲们!父亲们!
人们之所以能从大海船夫们奋力划船的律动中感受到新时期改革者的巨大心声,不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家所说的“异质同构”效应吗?可见审美客体本身就具有表现性,阿恩海姆所说的“表现性存在于结构之中”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表现性就是一种专门与人类内心深处体验发生关系的一种形式,它可以使情感表现处于突出地位。
由于表现性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诗人来说,如何使他的作品富于表现性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戴望舒的《雨巷》是新诗中的名篇,诗中的那个徘徊在雨巷中的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很多人认为是诗人的一次写实,其实这是误解,诗人写的是一个梦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个成天“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中的姑娘,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以梦境表现出主人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借助于具象强化的方式就相当恰切了。再如郑玲的《疯女人跑着》:
深夜
在迷茫的街道上
疯女人跑着
是在追逐背叛的丈夫
还是为了孩子
成了伤心的圣母

深夜
是落叶因死亡而自由的时候
疯女人跑着
象古老的记忆
狂吹着有劲的猎角

深夜发生的事情
只能静观
那钩残月
却用它犀利的幽光
莫明地刺痛了我
诗中的疯女人处于下意识中,她的盲目的跑着也是一种视角,但此诗的背后却是诗人清醒的视角。她同情这位疯女人,为之质疑,为之喟叹,并移位于景表现出诗人的人文关怀:我们社会中还有不完美的地方,那就是像疯子这样的弱势力群体被边缘化了。疯子应该住进医院,疯子应该住在家中,然而她却大街上乱跑,两种眼光的交叉叠印折射出社会还存在的弊病。
什么又是表现性呢?我们认为是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强化并放在突出地位,而且它是属于理解后的所创造出来的特别形式。如贺海涛写有一首有争议的小诗《木材厂印象》:
雀鸟
在高高的圆木上
盘旋



 
有人说“看不懂”此诗。其实它并不难懂。如果将它转化为散文形式,懂是懂了,但诗意丧失殆尽。这是一首具象诗,从诗的排列上可依稀地看出,两只小鸟在被伐倒的圆木堆上盘旋,因成片成片的树被锯倒了,可是下面的电锯仍在嘶嘶作响。诗人以此造型表现出他对滥伐森林所造成了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担忧。诗人在诗后就是这样说的:八四年秋季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了北疆某个小城镇的郊外,在堆得高高的圆木上,电锯残酷地嘶叫着,我走开了,我想走进山林。于是便有了短短的《木材厂印象》。
将此诗与香港诗人犁青的《石头——为以色列写真之一》相比,犁青的这首诗因形式的特别更能说明情感的表现性的艺术魅力:诗人于1992年访问了以色列,在短短的几天考察中大为惊叹,就这么一个处于几亿阿拉伯人环伺的弹丸小国,人只有几百万,不仅如此,它还资源贫乏,触目可见的几乎是石头。可是在经历了十字军后,居然可以奇迹般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这是为什么,显然是一种“要求土地/要求独立/要求和平/要求繁荣”的民族精神。全诗长达90句,(不包括诗还有的两段散文的叙述)可句尾都是“石头”一词,如其中的一节:
在以色列我看到
海畔 地上 石头
荒丘 古堡 石头
绵羊在石砾中寻觅青草吃下了 石头
骆驼在坎坷的板路上淌汗踢踏着 石头
牧羊人在砂砾中栖宿顶撞到 石头
耶苏在雪白沾雪的地下产房初张眼眸看望到 石头
耶苏为阿伯拉罕造出了子孙捏捏塑塑 石头
犹太人洗濯躯体的缸缸罐罐敲敲凿凿 石头
埋着手脚包裹着麻木尸骸的坟墓前面挡住 石头
耶苏负驮着十字架一级一级响
沉重和忧伤的声音 石头
偌大的耶路撒冷圣宫是
平滑 剔亮 雕刻闪闪的 石头
默罕黑德的魂灵从麦加飞来住进了
光芒 斑斓 豪华圣洁的 石头
虔诚的男女伏靠在西方城墙上
悲怆的哭声细细长长震撼着 石头
一块长方形的棺柩 石头
整齐排列着石棺的墓园 石头
被撬走被盗窃了石块的荒野 石头
被修建再竖立起来的碑碑坊坊 石头
花园 别墅 石头
店铺 市场 石头
学校 医院 石头
新婚情侣漫步的小径 石头
车辆闪闪飞驰过的行道 石头
海滨 路旁 街心排列着
古典色彩的雕塑 石头
后现代的架构图案 石头
……
诗中那么多“石头”成为这首最为醒目的特色,它既是以色列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写真,又是以色列过去的苦难与如今的繁荣昌盛的象征。读者读后之所以对以色有如此真切的感受实乃这特别的形式所获得的表现性。
有些诗篇能否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它还有一个渐进过程。王蒙举例说:“五六十年代对听不懂交响乐的问题,曾有过很活跃的议论。用二胡京胡拉一个民歌或戏曲牌子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曲调单纯也因为耳熟能记。看来懂不懂与欣赏习惯有关。一些西洋曲子可能上口,如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钢琴套曲《四季》的《雪橇》(《十一月》)、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乐》第二乐章、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合唱(《欢乐颂》)便较少这一类的问题。近一个时期以来,听不听得懂交响乐似乎不再成为需要辩析的问题。”⑤七十年代末,朦胧诗初次出现诗坛时,当时人们排斥它,主要理由是因为读不懂这些诗,但也仅仅几年,它们的代表诗人和主要作品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和欢迎。他们用得烂熟的技巧也为后来更年轻的诗人所汲取。如意象叠加、矛盾场景、反常合道、时空倒错以及词性混用、陌生化、通感和变形等等。这说明理解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顾城的一首题为《感觉》的诗也曾引起不应有的误解,它的独创性在后来才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
正如诗题所说的,它表现出诗人的瞬间色彩感觉,而且这些色彩既是互相联系的,又是互相排斥的。没有灰色,就衬托不出鲜红和淡绿;而体现热情、温暖的红色和体现生机盎然的绿色却又和绝望、伤心、悲观的灰色处于相互排斥的关系。这种既有联系又相排斥的色彩构成,就呈现出如阿恩海姆所说的一种动态平衡。他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指出“传统的色彩和谐理论只研究如何使各部分互相联系,而不研究它们之间的分离。因此,无论如何也是不完美的”。由于有了排斥,“在它的整体的平衡状态中,就一定会见出张力作用”。从这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看,诗人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瞬间感受,而且曲折地反映出诗人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对新生活的祈求。如今再也不会有人斥责这样的诗为令人晦气的朦胧。
同样,对于八五年以后出现的实验诗,人们也不是一下子都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读解这类诗,既需要了解现代诗发展的大致脉络和走向,又离不开鉴赏者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审美意识的觉醒,这类诗的出现决非偶然。如有人所指出的“实验诗”的产生“从一开始既不是出于对西方现代诗的摹仿,也不是出于一般借鉴意义上的。‘横向移植’(尽管这两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最深刻的根源始终存在于内部,存在于立足现实生存而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或揭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中。所谓现代抒情手法和技巧的运用,因此也决非是孤立的技术问题,它们实在不过是结构化了的人之觉醒的生命表征而已”⑥围绕如何表现“人之觉醒”,这些诗人煞费苦心,不仅刻意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动用了他们所用的知识、经验的库存。这就使他们的诗呈现着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令欣赏者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破译的“密码体系”。欧阳江河有一首题为《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的诗,它的开头有这么几句:“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无数死者列在一起/岁月有多长,死亡的名单就有多长”,结尾又说:“一次枪杀永远等待他/他在我们之外无止境地死去/成为我们的替身”,贯穿全诗的基本意象就是“等待”。乍看这首诗实在不知说什么?但只要我们联系肖氏坎坷而曲折的一生,就不难理解本诗的蕴涵。肖氏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最有影响的音乐家,他创造了大量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歌曲和电影配乐,尤其是他的第七交响乐更是蜚声国内外。但他又是一位经常受到严厉批判的音乐家,如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一问世,便遭挞伐。然而在1963年又再次获得平反。欧阳江河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一种“等待”,实在是一种隐喻,等待什么呢?被攻击、被平反。因而在本诗中“等待”实际上就是一种姿势,是诗人将他的一生予以抽象后化为一种等待姿势。而这种手法正是上古人将动物形象由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审美意识的体现。据艺术史家研究:“在原始社会时期,陶器纹锦不单是装饰艺术,而且也是民族的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根据我们的分析,半坡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鱼纹变化而来的,庙底沟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鸟纹演变而来的,所以前者是单纯的直线,后者是起伏的曲线……如果彩陶花纹确是族的图腾标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的类型分别属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马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民族部落。”⑦显然,欧阳江河从中得到启发。可是,如果一个读者不具备上述古代文化知识能进入诗人所特有的感受阈吗!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种情形就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所比喻的“诗人是潜藏在俗物们的城市内部的间谍,他们乔装打扮,用暗号取得联络,以使众人对其存在不加怀疑的方式存在着。”⑧作为读者,要理解诗歌意义,把握它的特殊内涵,做一个如瑞恰兹所说的“合格的读者,就必须首先掌握诗人的‘暗号’”。这里再以车前子的《空心的绳子》为例,说明把握“暗号”对破译全诗的重要性。诗中说:
空心的绳子是什么力使它灵魂/出窍/空荡荡的躯干我看见你/空心的绳子/说到底/是一长根/(空心的)(软)(塑科)/(白)管子/只是我没有通过空心爬到玄奥/的那头/哪头?只是我当作了绳子/捆住,识字课本我读到你
 
这首诗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解的“诗谜”。要解开它,我们认为还得首先抓住诗的中心意象“空心绳子”和主人公对它一系列特点的设问,而且还要看到,这是一个孩子在设问。从孩子的眼光看,它只不过“是一长根(空心的)(软)(塑料)(白)管子”而已,为什么在有些人,(即成年人)眼光中却赋予它那么多“玄奥”?不仅来自口头,尤其还来自“识字课本”。大人们微言大义就真的那么正确吗?鲁迅就说过“人生识字糊涂始”这意味深长的话,孩子们的天真质疑反衬出某些成年人的矫情,以至于指鹿为马似的蛮横。这儿童眼光与儿童口气便是它的“暗号”。皮亚杰在《幼儿的语言和思考》一书中,以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七岁以下的幼儿们,他们互相交谈很多事情……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他们是对自己本人讲述的,……所以,各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并以此为满足。……相信有谁正在听着自己讲话,这就是他的全部欲望。……他们无法使对方倾听自己的话。因为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现实性地与对方讲话。……听话的对方只不过作为刺激物摆在那里罢了……幼儿的语言不具有社会机能。…·成人即使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进行社会的思考,而幼儿即使在伙伴中也以自己为中心来思考。”因此,美国作家伊斯特曼(1883一1969)认为“那些写作难懂的诗,并且也不想理解其他诗人的作品和诗人们的态度,是与孩子们相似的。”⑨他把近代诗人比喻为“幼儿”。他们是在模拟幼儿特殊的对话方式,即表面上看似对话,实为自言自语。和以往诗人大不一样的,第三代诗人更重视生命的体验,生命是有限的,而面对的世界却是无限的,对一个人说,仅仅只有一次的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应如何对待,他们充满困惑,也祈求各式各样的答案,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愚昧无知之中。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至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之不了解一点也不亚于其它事物。”⑩和哲学家不同之处,诗人的思考主要是诉诸感性认识,而不仅仅是理性判断的推理活动。对诗人说,生命的真实主要在于他自己的体验,而且更多的还是超验。正因此,新生代诗人的实验诗就不易为只具有日常体验的读者所理解,如孟浪《过桥的鱼》和柏桦的《春天》。在前一首诗里,诗人说:
过惯了放荡生活/这尾鱼更喜欢从桥上游过/从此岸到达彼岸/……我们落在这尾鱼的后头/看它正优美的游进深土
在后一首诗里,诗人说:
一声清脆的枪响
掌心长出白杨
只有日常生活经验的人,无论如何想不通,“鱼”居然可以从桥上游过,而且“游进深土”;“掌心”怎么会“长出白杨”。盂浪在阐述其创作意图时说:“关于诗歌,我想要说,只是出于对生命的一种期待,我才写诗。我们的生命状态不可逆转地决定了我们的诗,我们的诗又是语言本身情不自禁发出的一连串动作。”柏桦说得更直截了当:“我认为诗和生命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旦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溶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歌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总之,诗人为了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而写出了自己的超验,作为读者你可以对诗人的“超验”不敢苟同,但你不可以否定诗人的内心真实。当代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1904一1989)在他的名画《在海滨出现的脸孔和果盘》中,可以见到海湾、波涛、山谷、隧道,但同时这一切又包孕在一个人的狗头形状中,狗头上的项圈又是跨海的铁路和架桥。这只狗翱翔在半空中,它的躯体中部由一个盛着梨的高级果盘构成,高级果盘又融合在一个姑娘的面孔中,姑娘的眼睛由海滩上奇异的海贝组成。这幅画就是他头脑中超验的表现。对每个人说,都会有自己的超验,只是没有艺术家和诗人那么敏感地将它捕捉到,并及时反映在自己作品中罢了。由于超验的独特,它形成了人们相互理解的障碍,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超验都必然如此。王寅的《芬兰的诗》,虽写出他的超验,但比较容易理解。诗中说:
走进他的居室/他们在背光的侧面/抬起头着你一眼/深色的背景上的微笑/象北方蓝色的月亮/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继续埋头于书/桦树皮的香味/猫也看着你/竖琴象一丛向日葵/他们的书籍整齐而又洁净/冰块的气息/流水走过很多地方/风从水面掠过/好象乌的叫声/她们惊异的眼睛/闪烁一丝光芒/象器皿、牙齿/冰岸树上落下的羽毛
据诗人的友人说,这是王寅在接触到一小部分索德格朗的译作之后,他回忆起一部记录影片中的芬兰风光,引起创作冲动。王寅没有去过芬兰,但诗中的画面却是异常动人:背光的侧面,深情的一瞥,和谐的夫妇关系;芬兰特有的哗树林,中产家庭的陈设,靠近北极圈的芬兰景观——冰块的气息,从水面掠过的风,鸟的叫声,象牙齿一样的闪烁光芒的眼睛。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超验可借用一位诗人的一番合理的阐释:“它通过一种外部的有时是感观的语汇给日常生活涂上了充满内心光辉的潜意识色彩。它通过对月光、植物、微笑和轻微的声音乃至气息带动我们的知觉,使内在的渴望充满透明的感觉,在芬兰诗人和他的妻子享受季节和阳光,享受充满无数瞬间的写作愉快之时,诗人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还是这样一种超越国度的、在希望中神圣化了的对世俗生活美好方面的金色的肯定。”⑾由于诗中的超验比较接近一般人的日常经验,也就易于被他人接受。一般人之所以对超验难于接受,是由于它常与神秘感联系在一起。其实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外物引起的一种内心幻觉、错觉或不可名状的感受,它的变形、夸张和奇妙组合,说明它仍然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当然,它关涉到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就认为,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充满幻想的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在此类创作活动中,“艺术家是一个‘不自由主的人’,他被集体无意识牵着鼻子走,成为‘代言人’的角色。他只能服从于显然是外来的冲动,受它引导。感到作品比他本人伟大,投身于一种不属于他的,不为他所驾驭的力量。……仿佛他是一个局外人,或者仿佛为异己法术力量所操纵的人”,所以他在另一处强调地说:“不是哥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十德》创造了哥德。”这种情形,也使我们想起海子的创作。海子的诗作大部分表现的也是超验,正因此,他的这类诗是不可逐句索解的,但从他写的系列短诗:《答复》《五月的麦地》《询问》《麦子熟了》《四姐妹》中共有的基本意象“麦地”看,它实际上表现出诗人的乡土之恋。海子出生于安徽怀宁农村,是农民的孩子,虽然他以后进了大城币,但却割不断对故乡的情思,其不绝如缕的思绪,关联着心理学家所说的情结。它指的是富于情绪色彩的一组组相互联系的观念与思想。通常的情况下,它存在于潜意识中,由于自主性和内驱力的作用,它随时可以浮现出来成为创作的动力。荣格认为,情结是意识无法控制的心理内涵。它对意识的意向是抵抗的,它可以随时涌上心头。情结如同大海,在它平静的表面下始终存在着冲突,表现为爱欲、骚动和挣扎。至于海子诗歌中的乡土情结则主要表现为形而下的故土眷恋,故乡已幻化为精神上的桃花源,成为诗人灵魂的皈依处。由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驱使,诗人才会在自己的诗歌中反复咏叹它的“麦地”: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 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黄昏长存弧线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五月的麦地》
而且他对“麦地”感受也有超越日常经验的: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答复》
按照荣格的见解,就不是海子创造了他的“麦地宇宙”,而是“麦地宇宙”创造了海子。也正是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呼唤,让我们看出海子与荷尔德林的精神是相通的,荷尔德林是海子的诗神,他也是一个精神家园执着的追求者。
同是表现,诗歌也有浅薄与深刻之分。一个有创造性的诗人总是不遗余力地追求深刻的表现。我们所说的深刻表现是指诗人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对现实生活发人深省的理解,诸如生命意识、历史意识、宇宙意识。这使他超越了一般人所见到外在事物,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方面。如巴尔扎克所说的:“艺术家的使命在于能找出两件最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于能从两件最平凡的事物的对比中引出令人惊奇的效果……他是那样深知事物的内在的原因。”⑿这样的诗并不是很多的,艾青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就是这洋的诗。
众所周知,艾青自1957年后就备受磨难,被剥夺做人的一切权利,他的声音暗哑了二十一年。可是在复生之后,他并未消极颓唐,他不仅超越了一般人的境界,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大超越。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宇宙意识确是震古烁今,动人心魄。《古罗马大斗技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生动地再现了古罗马的奴隶主门的极其残忍的行为,而且在于从中总结出具有永恒意义的教训:
时间太久了/连大理石也要哭泣;/时间太久了/连凯旋门也要低头;/奴隶社会最残忍的一幕已经过去/不义的杀戮已消失在历史的烟雾中/但它却在人类的良心上留下可耻的记忆/而且向我们揭示一条真理,/血债迟早都要用血来偿还;/以别人的生命作为赌注的/ 不可能得到光彩的下场。/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在当今的世界上/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
深刻表现性的标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看:
其一是它所显示的力度。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家所认为的,不论是人还是物的存在,都是一种力的式样表现,因此就存在一个力的强弱问题。强度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只有在比较中才可以作出较准确的判断。这里仅以女诗人的创作为例,作一横切面的剖析,看诗人们是如何在创作中显示出力度的。新时期女诗人的涌现组成了一座光彩夺目的星座,女诗人创作的主旋律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追求自尊、自信、自强,鄙夷由权势和金钱所装扮起来的虚假的爱,摒弃千百年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对男人的依附思想。但翟永明却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对女人的存在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就是她在组诗《女人》前言中足说的“黑夜意识”。一般说来,黑夜就是蒙昧、无知与痛苦的象征,与之相对的白昼则是清醒、开朗、幸福的象征;但黑夜又处于白昼的前夜,黑夜再长必然有一个尽头,其尽头处就是白昼的来临。在生活中的女人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处于黑夜地位但她们并没有这种感受,说明她们还处于混沌状态;另一种是觉醒了的女性,她们已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因而不甘心,不附和,她们大声呐喊,渴望女人们能和男人们一样处于彼此尊重的平等的地位。和前者不同,这样的女人是完全意识到自己仍处于“黑夜”地位的,尽管她们低估了女人最终摆脱困境的艰难程度。恰恰在这点上,显示出女诗人的清醒、冷峻,有别于一般女性。她在诗中说,在男人看来,女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她的“温柔”和“懂事”;而这正是女人作茧自缚,也是女人易于成为男人俘虏的主要原因。女诗人由于对女人自身的反思,然而谈何容易。女人总归是女人,她们是千百年来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强制性迫使她依照惯性的轨迹走下去。
 
女诗人说:
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当你走时,我的痛苦/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是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
有人将它归为爱情诗,显然缩小了它的意义。这首诗的价值在于作者在诗中扮演了女人、诗人、自我三重角色。该诗情感袒露而充满力度,它是女性生命激情的显示,灵魂深处的闪光,是阴柔中的阳刚。它的冲击力量是如此之强,令女人们不得不深思自己的存在。
潞潞所写的《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再现了考威尔的乐曲《勇敢的野牛之血》的演出实况:
管弦乐。独唱。小捉琴五重奏。/报幕员的甜笑。起落的金属指挥棒。/而后是黑色额发一个潇洒的甩动,/崛起了小号,崛起/一片广阔起伏的高原,野牛的/长鬃风一般飘杨
但人们却可以透过这些诗句感受到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脉搏的强烈跳动,呼吸到那弥漫于城市生命中不断进取的气息。无疑这是力度的表现,是似水柔情的南方越剧与雄劲悲壮的男子汉的慷慨壮歌的高度融合:
这不是上海,分明是我的北方。
有着苍劲的群山,燃烧的落日,
有着白毛风、马群和男子气的北方。
金的号键;白皙的手指,
激情——突破了上海,
勇敢的野牛之血啊!
文静中,感到速度,平衡里,感到颠狂,
温文尔雅接受着力的碰撞,
不可抑制的音乐厅,
腾起野牛疾驰而过的尘烟和轰响。
这是上海,
是一片湖蓝涂上山岩的褐色,
是幽静庭院风的光临,海的涌浪。
啊,年轻的小号冲决了堤坝,
压过来轰轰烈烈的北方……
其二是要看诗歌中力度所显示的方向性。
如果诗人所感受到的情感活动性质是积极进取的,那么其情感作用的方向必然是昂扬向上,诗人的情感活动所最终转化的意象也应是昂扬向上的,反之,其力的作用就会是低沉向下的。由于诗歌有着陶冶与净化人的灵魂的作用,大多数诗人的诗歌,情感活动的取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新时期诗歌中的“西部诗歌”派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杰出代表诗人有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杨争光等。他们诗歌中的气吞山河的气概和对困难的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充分显示出阳刚之美。请看章德益《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中的片断:
我应该,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一角风,一角沙,一角云絮/一角红柳,一角胡杨,一角砂碛/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兀的石/一角清洌的山泉,一角圣洁的雪域/一角骆驼刺,一角酥油草,/一角驼铃的碎语/有岁月的烟云从我的额顶漫过/有记忆的上烟沿我的脚底升起/脉搏中有马蹄的撞响/血液中有烽火的摇曳/历史写在热血中,/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浓缩成我一角尊严与壮丽……
大西北,雄丽神圣的大西北/我应该,应该是你一角土地/让闪电开垦我,让雷霆耕耘我,让春雨播种我/在我的渺小中成熟大西北的伟大/在我约有限中收获大西北的无际
大西北的环境是那么神奇,又是那么严酷,但生活在那里的人却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奋争与自信,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那种在巨大苦难中作出伟大牺牲的人们,他们的死实际上是新时代即将来到的信号,其精神实质仍是昂扬向上的。周涛的《鹰之击》就是这样一首抗争死亡的颂歌,诗中出色地表现了一只鹰和一匹老狼搏斗的情景。老狼在受到年青的鹰一击命中之后,它狡诈地将这只鹰拖进了灌木林。这只鹰因此就有了不幸:
当那只狼,从树丛中窜出来的时候,/就象在那里刚刚进行了一场谋杀,/那鹰的一半正牢牢钉在树上,/被冲力撕开的胸腔鲜血淋淋。
可是这只鹰至死也没有放弃对老狼的打击:“它的神经肌肉却还活着,象钉在树上的一面迎风的旗帜,它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扑打着、煽动着……所有的鹰都会从高空,从陡峭的悬崖上,看到它的形象,听到它的声音。”对此,诗人设问道:而那只老狼,它真的胜利了吗?
诗人回答道:
不,它从此不能再有一刻安宁了,
它得不停地长嚎、奔跑、打滚,
从白昼跑到黑夜,从黑夜跑到黎明;
因为一只鹰爪还留在它身后,
深嵌在骨缝,紧紧掐住它的神经!
它永远也摆脱不掉这只手,
直到精疲力竭地死去……
而且这只年青的鹰,成了其它年青鹰的榜洋,它有了更多的后继者:“是的,鹰是不死的。/峭壁上鹰的石雕,/和那只鹰一样是褐灰色的,一动不动;/天空中依然有鹰的身影,/也和那死去的鹰一样,/划着巨大的孤线,旋转上升……”
诗中的鹰狼之战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殊死搏斗,年青的鹰虽牺牲了,但代表着正义,正义必然最终战胜邪恶,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此,表现在艺术中,应该是强调生命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巨大力量,它是一种“生存强度”的体现。
①斯蒂芬·欧文:《追忆》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美学新解》第12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论移情作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辑。
④《艺术与视知觉》第6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懂还似不懂》,《读书》1990.8。
⑥《中国现代实验诗·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⑦石头邦:《有关马家窑文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6。
⑧⑨桑原武夫:《文学序说》第39~40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⑩转引自《生命的沉思》第1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⑾孙世露:《接近诗歌》,《文学角》1989.1。
⑿《巴尔扎克论文学》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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