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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作者。张中行，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两人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过交集，因信仰不同而分手。杨沫《青春之歌》中的反面人物余永泽即以张中行为原型。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1 为了抗婚，刚刚初中毕业的杨沫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但哥哥自顾不暇，根本没能力帮助杨沫。杨沫很痛苦，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请大家快快帮自己找个工作。 终于，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李绍强的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张中行有个哥哥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之后，张中行给哥哥去信，把杨沫介绍给哥哥。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她母亲病了，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 后来，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2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很快，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杨来到大姐和张中行的住处。 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 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 杨沫说：“每天上午十点来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 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3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因此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 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 然而，母亲还是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4 1936年春，张中行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经过努力争取，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5 1936年这次去香河教书，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母亲曾这样写过： “为了使马能够在香河栖身，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欣然答应，就对张一真说了，叫他帮助给马找个地方当教员。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张再三地说，叫他一定帮忙。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 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这就引起了张一真的怀疑。他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非叫我辞职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 母亲虽然和张中行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母亲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道不同不相与谋。虽然此时母亲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 1936年6月，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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