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门三院士”的成功教育方法

2011-08-02  邯郸梅子
梁启超“一门三院士”的成功教育方法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9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9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的后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相对于政治上的豪门和商业上的巨族而言,文化名门的崛起、发展更受当代中国社会的青睐。

  梁启超家族就是文化名门。每当我们追念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一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探讨其中的成因。

  梁启超作为历史人物被追忆,不单纯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定位,更意味着他再次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前的生存环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获得思想的资源与实践的方向。梁启超苦心教子及满门俊秀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人的子女教育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墨家的根本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他有感于国人的某些不足,写下了《中国之武士道》,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  


    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和大气派, 把终极关怀寄托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寄托于中国文化的
现代化 。

  梁启超的政治热望和人文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梁家涌现出数位学者、专家,并且无一例外地“学而优不仕”,其力量源泉显示出自其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梁家的文化取向贯穿了中西并重思想。梁启超具有较好的国学根底,在青年时期即全面接触西方文化,眼界大开,这使得他的学术思想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梁启超对9个子女成功的教育,可以说是这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

  例如:梁启超曾经总结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

  这个三步读书法,即通常所说的合—分—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是一个脱离政治、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女们也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希望孩子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这些子女经过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活精神”,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孩子们小时,他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严以律己:“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并向大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指导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   

  当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解开疙瘩,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教导他们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实是“天道酬勤”,埋头耕耘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梁启超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其中,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对生长在“满门俊秀”家庭的子女而言,其父亲梁启超,的确是“父爱如山”啊!

  梁家的学术贡献薪尽火传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尘世的功名利禄也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但人的思想、学术却可以长期、甚至永远地存在.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积淀着中国的伦理传统,又不乏现代色彩。梁启超一生奔波、忙碌,而对家人总是眷念绵绵。有时他对家人倾诉着痛苦和喜悦。他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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