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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倒驴”的做法源自南北朝时期东魏叛将侯景的发明。侯景的老家在今天的内蒙古，当地盛产一种烈酒，俗称“闷倒驴”，深受鲜卑人的喜爱。这种酒顾名思义，就是驴喝了，也一样被闷倒。以后，侯景攻陷台城，占据了南梁的半壁江山，准备进行禅代，这就需要将前朝的皇帝弄死。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跟普通百姓不同，死法也就文明的多。侯景让手下人带上“闷倒驴”给梁简文帝萧纲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萧纲就醉倒了，然后用大土包压在萧纲的身上，随即气绝。这种方法是行刑者和被刑者都不痛苦，也算是早期的一种“安乐死”。安慧民、孟记东就用这种办法送小鬼子小泉上路。
要说这一晚上的折腾已经给五十一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可师长王耀武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死鬼小泉的话震撼了他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小泉的那句话“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日军炮兵联队联队长英森私离讯地，并不全然是日军军纪的荡然（日本军队的军纪之差在轴心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意大利军队虽然战斗力很差，但军纪还算可以。），更多的则是对中国的蔑视。据有关史料记载，直至1940年10月的关家垴战役全歼日军冈崎大队，才基本停止了日军一个大队可以在抗日根据地横冲直闯的局面。【注】事实上，在此之前，日军不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后方战场，气焰都是特别嚣张，我们前面提到过，少数日军即可占领热河省的首府承德。他们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骄狂心态以及在东北、华北的长驱直入养就了他们的目空一切。
而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让王耀武感到脊梁骨发冷的在于小泉的那番论述。“皇姑屯事件”之前，日本朝野上下以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主张维持日本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已有的地位，在中国问题上以渐进的策略进行“和平”侵略，这也就是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旦田中义一表态不再强烈要求立即处理关东军有关责任人后，西园寺、牧野等人便立即向天皇裕仁陈奏罢黜田中的主因。然而，西园寺等人的有限度的维持现状很快被激进派否定，“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证明，而随着日军铁蹄不断深入中国，裕仁的政治天平也发生倾斜。
不过，这时候，主要武力侵华的阵营又分为两派，一派是极端激进派，一派则是持重激进派。前者俗称“老虎政策”，后者俗称“飞鹰政策”。广田弘毅、米内光政等人都是“飞鹰政策”的主要赞助者。“飞鹰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是三点：
第一，不能与英美闹翻；
第二，不能让苏联得逞；
第三，分化国民党政权内部。
而这三点中至少前两点是得到了国民党政权高层的回应的，亲英美这点不用说了，“不能让苏联得逞”同样也符合某些国民党当局重量级人物的基础意志的。1936年，国民政府外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谈判时，张群同意自山海关至张家口、绥远、包头一带设立防共区。而且在对苏联的态度上，蒋介石的“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的既定方针始终影响着国民党政权同苏联之间的关系。1932年中苏复交实际上在国民党一方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
因此，米内光政等人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的几大轮较量中连连得分，频占上峰，这对于一向习惯于在远东称王称霸的俄国人来说是全然不能忍受的，特别是看着东北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中，斯大林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苏联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谋求同国民党的联合一道遏制日本的扩张。所以，必须打出“历史牌”即用蒋介石在历史上曾经忧虑受制于苏联人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支持的现状来明白无误的时刻告诫蒋介石政权不能同苏联走得太近，才可以从容的腾出手来全面肢解中国。
但是，米内等人的主张没有受到陆军的重视，也没有得到日本政界主流派强有力的支持，连口称“爱卿”的裕仁也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表态。自然，这是中国之“幸”，如果这条毒辣的伎俩真的成为日本的战略国策，那么，“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的手段必将予以施行，那时中日战争的格局究竟向哪一种方向发展也已很难预料。
有人或许要问，像小泉菊次郎这样重要的犯人为何不留下来等待上峰处理或者知会上级机关派人来提取，反而王耀武自行处置了呢？王耀武当时如何作出这一决定，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对余书茵这个秘密线人的安全保证负责的角度看，处决小泉无疑是很好的选择。此外，战时临机处置战犯和俘虏也有先例可循，算不上违规操作。小泉、英森的尸体都拍了照片，只不过前者的照片没有公开，而后者的照片甚至连报社都收到了。
小泉菊次郎的神秘失踪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日本好事者的热议话题之一，民间学者还为此局部的神化了这位政治商人的嘴脸。就在小泉菊次郎死后的第五年，一个婴儿在日本呱呱坠地，他就是有着“特攻队长”称号、任内五次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亡灵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小泉纯一郎有一句名言：“让我们想想特攻队员的心情吧”，自出生以后最为小泉纯一郎崇拜的偶像是日本神风特攻队，那种愤青的相貌、极端的行为、狂热的思想在幼年的小泉纯一郎的血液里不断的浸透。其实，像小泉纯一郎这样思维的在日本尚有人在，他们从来就不认为日本的战败是由于他们侵略的本性造成的，而是将失败归咎于一系列客观条件，无时无刻不幻想着“皇国史观”的全方位降临日本。“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作为受害者的一方的中国人，除了永远诅咒发动战争的罪犯以外，是不是同样也该检视我们自身，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日本侵凌中国长达半个世纪？
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刚一出手，就阵毙竹田、捅死英森，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上海滩也为之震动，不少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五十一师抗战初捷的消息，王耀武的头像也上了头条。兄弟部队也到邱团的阵地上参观学习，同级的官长也给王耀武打来祝捷电话。《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王耀武》词条中记载，王耀武因此被由陆军少将晋升为中将。其实，这个记载是比较模糊的说法，不够十分准确。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过明确规定，暂时中止将级军官的晋升。而且，国民党军军官的官职是分开的，即有职级和官级一说，打个比方说，某军长，职级是中将，但官级却是少将，这就需要晋升。王耀武在抗战中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不是在1937年，而是在1945年，那一次晋升也是在国民政府打破既有的暂停将级军官晋升的成例下完成的，后面我们将会做具体介绍。
日军发动淞沪会战之初，认为完全可以用手头现有的这三个主力师团将国民党军的脊梁骨打断，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是这么喊出来的。可是，局势没有按照他们的算盘珠子发展下去，一交手就莫名其妙的死了两个主力联队长，引起了日本军部高层的震惊。他们马上决定调第九、第十三、第一百一三个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第三飞行团参战，同时还把台湾守备队俗称“重藤支队”（守备队队长为重藤千秋少将）也调了过来。到1937年10月底，日军第十六师团也划归上海派遣军调拨使用。日军的重兵云集引起日本陆军内部的争论，参谋本部少将石原莞尔反对这么做，他的议论很孤单，日本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计划，数万日军很快集结到了淞沪战场。
从8月25日到11月8日近三个月的时间里，王耀武率领五十一师苦战多日，基本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11月8日，五十一师撤出阵地，全师以邱维达团为总掩护队，负责殿后。撤至昆山附近时，第二期掩护工作交由张灵甫团完成。邱团在这次掩护中付出很大代价，继团附刘振武牺牲后，二营营长尹远之也壮烈殉国。对于淞沪战役，王耀武有过一番议论：“战役初期，我们打得很顽强，但很快陷入硬拼的境地，缺乏机动灵活，这是不可取的，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后来撤离战场，没有组织有效的撤退，这是最失败的一点。淞沪打成这副摸样，敌我双方都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在敌方，有鲸吞中华的妄想症，在我方也有试图籍一战而扫荡日军下东海的念头。”
1937年11月29日上午，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气急败坏的把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叫来，这是王耀武自认识俞济时以来看到的俞济时最差的表情。王耀武的补充旅升格为师的时候，在番号问题上很费一番周折。一开始给了王耀武一个新编十一师的临时性的番号，正式的番号军政部那里始终拿不出来。最后还是俞济时找了俞飞鹏想办法，把五十一师的番号强给要了过来。说起五十一师的番号，也颇有些来历。
这个师是1929年国民党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以后由第五十师改编而来，师长是老资格的范石生，少将军衔。蒋介石对范石生很客气：“本党的老同志了，需要什么尽管开口。”给五十一师补充的弹药、给养也很到位。但范石生本人心里不安，当年也就是1923年春，范石生位高权重之际，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与初露头角的蒋介石发生龃龉，范石生口出不逊，对老蒋大声呵斥，有的版本还传说范石生掌掴蒋介石（应该不确）。总之，两个人闹的很不高兴，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老蒋不论是公开场合会晤还是私下里见面，从来没有对范石生有过半点异样的表示，反而特别热情，越是这样，范石生也就越发毛。因为他知道举凡像蒋介石这个量级的人物，一般说来都是恩怨分明、睚眦必报。于是，范石生早在1932年便提出辞去五十一师师长职务，蒋介石没有批准。他便委托副师长张浩统带队伍，自己上了庐山搞起了悬壶济世的生计。并且修筑一所房子，取名“五一公寓”，有“五十一师”的隐喻。范石生的医术不错，张元济的孙女张珑患病就是范石生用药才得以痊愈，关于这一点张珑念念不忘，在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水流云在》中还专门提上一笔。1934年，蒋介石照准所请，范石生从此脱离军界，成了彻底的江湖郎中。1936年春，余汉谋奉命将五十一师在韶关全部缴械，该师番号上缴。
在整个罗店战役中，七十四军拼了命，损耗相当之大，缺额很多。王耀武、冯圣法都向俞济时表示过，部队应该休整一段时间，以利再战。俞济时当然也希望是这样，可是等到他去老蒋以后，心里都凉透了。不但没有被批准休整，反而给划到保卫南京的部队中去。俞济时对王耀武说：“你我的想法都落空了，委座不同意休整。”王耀武：“为什么？”因为在王耀武看来，俞济时在蒋那里还是很有些面子的，不说有求必应，可也差不多。这次居然碰了钉子，真是奇怪。俞济时悻悻而言：“固守南京的部队最初并没有把第七十四军计划在内，第一军胡宗南部都过了长江，现住浦口一带，没有把他们留在南京，反而把七十四军留下了，看情况南京是守不 住的。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所见到的其他将领都不赞成守南京，只有委员长和唐生智主张守，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官。你看南京能守得住 吗？” 王耀武没想到会有这种安排，好在事前他也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对于守不守南京，他这一路上也没少琢磨。所以，俞济时一旦问到，他略微顿了一下，便回答道：“我看没有守住南京的有利条件：
(一)各部队新从上海撤退，士气不振，一般官长身在江南而心已过江北。
(二)唐生智的长官都是临时凑合而成的，所指挥的部队 是临时调拨的，这些部队他过去都没有指挥过，他不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的情况。
(三)要守南京城，必须守住城郊的要点，地区大、兵力单，难以形 成纵深，易被突破。因此我也认为南京不易守住。”
俞济时提到了唐生智，倒是勾起王耀武的一桩心事。这次从罗店撤离前，王耀武安排孟记东留下，去上海找白文冰联系，同时相机追查汉中天主教堂背后的玄机。在陕南时，发现汉中天主教堂的“猫腻儿”以后，从孟记东每次汇报回来的情报中，王耀武敏感的觉察到似乎总是有人在一直指点着自己，这个人多多少少留下了点蛛丝马迹，那个被孟记东暗中查访到的“红珊瑚烟嘴”一下子让王耀武想起了很多往事。
自打韩复榘、石友三叛离冯玉祥以后，冯玉祥受了很大的刺激，韩、石都是兵蛋子的时候冯玉祥就开始栽培他们，一手把他们扶上战马的。有几次，冯玉祥不停的抽自己的大耳刮子，还不停的掉眼泪。左右就劝他，冯玉祥一指外面站岗的哨兵说：“当初石友三、韩复榘就和他一样给我站岗，后来怎么样？背后打我的黑枪，我看这个站岗的哨兵将来也靠不住。”原本，石敬亭是老冯派去监视军中诸将的，韩复榘他们吃了不少的石敬亭的苦，韩复榘甚至说他之所以叛离冯玉祥就是给石敬亭逼的。但是，韩复榘、石友三他们一跑，冯玉祥非但没有留心石敬亭的所作所为，反而认为石敬亭有先见之明，更加信赖石敬亭了。这次受内黄，冯玉祥绕过宋哲元，直接让石敬亭的亲信担任内黄城内的督战官，这个督战官的权力很大，直接通到石敬亭那里，连宋哲元也无可奈何。吴化成就抓住这个线，与刘夷一道上演了一幕现代版的“蒋干盗书”。
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配备在陇海线的正面作战，刘峙统辖包括第一师、第二师、第九师、第十一师在内的蒋介石的大部嫡系精锐部队，其中第一师为刘峙亲自掌握。河南战场是一对二，即蒋介石嫡系对付阎锡山、冯玉祥两派的联军，冯玉祥很卖力气，把手下能征惯战的大将都给派了出去，对于跟老蒋打内战，西北军内部是有很大争议的，韩复榘叛变前就不同意拉出人马同南京作对。在西北军中，不少高级将领最恨的不是蒋介石，而是阎锡山。因为当初北洋后期，阎锡山在西北军的后背捅过刀子，但冯玉祥力排众议：“现在蒋介石是我们的第一敌人，只有打垮了蒋介石，我们才有饭吃。等到老蒋垮了，回头对付阎锡山是很容易的。”因为有了冯玉祥的这番意思，西北军在河南战场上格外奋勇，大刀片子横飞，刘峙所部损失不小，如果这么硬拼下去，刘峙就没法向蒋介石、何应钦交差了。
说刘峙是“福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刘峙在中原大战中还是动了不少的脑筋，比起那些只知道打硬仗、打烂仗的人还要强出一些。眼下，刘峙的第一师就碰到一根钉子，守内黄的西北军张汉生旅。陈诚的十一师打内黄时就吃过张汉生旅的苦头，转而由刘峙的第一师接手，刘峙就琢磨了，不能硬攻了，得想想办法。怎么想办法，那是谍报处处长刘夷的任务。刘夷是刘峙的亲侄子，平常办事很麻利，也很听招呼，刘峙有培养他的意思。但是，一听说要用软刀子对付内黄守军，刘夷也犯愁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内黄守城的主人换了。
今天讲的这段是王耀武单刀赴会的故事。
沈北原一旦被扣，刘夷这边唯一同内黄城里通风报信的渠道就断了。刘峙让他想办法，他哪儿想得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件事给刘峙说了。刘峙就说：“开个会吧，大家一起碰碰。”团以上军官都给叫到了师部，刘峙亲自主持会议，身为团附的王耀武也参加了。会上，刘峙把情况摆了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好办法。说了一通，最后主持人刘峙无奈的说了声：“散会。”等到众人散去不久，王耀武悄悄的找到了刘夷，把自己在会上的想法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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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圣法（1903—1957），浙江诸暨人，又名森法。
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任第九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1957年冬病逝台北。
1925年起任黄埔军校教导团排长、区队长。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旅团政治指导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国民革命军第18军11师上校团长、国民革命军第5军88师26旅523团团长。
1933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262旅旅长。
1935年4月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1936年任副师长。
1937年11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74军58师中将师长。后任副军长兼师长。
1939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86军副军长。
1939年12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86军军长兼浙江保安处处长。
1940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91军军长。10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暂编9军军长。
1942年12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66军，任军长。后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3组组长。
1943年2月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
1946年6月13日免职。
1946年10月晋升国民革命军第陆军中将。
1946年底退役，任交部东北交警总局局长、第2交警总局局长。
1948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6兵团副司令官。
1949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
1957年冬病逝台北。
万家岭战役1938年武汉会战，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第一三九师的一个旅，新编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共十万余人。在万家岭一带围歼日本军队第106师团大部。就是江西万家岭战役，冯圣法的部队几乎伤亡贻尽，与日本佬进行了殊死战斗，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五十八师在师长冯圣法将军率领下，两面作战，曾经腹背受敌，全师几乎伤亡殆尽，冯师长为守住阵地向军长俞济时求援，俞军长只得把军部警卫营也用上，派出两个连前往增援，该师终于扼死日军第一○六师团的退路，保证了万家岭合围的成功。白马镇歼敌1941年4月初，冯圣法率暂编第九军到达白马镇，该地为诸暨、义乌、浦江三县交界处，三面数十里群山起伏，中间镶嵌一条天然峡谷———浦阳江，是一个地势险要的狙击好战场。 1941年5月12日下午，日军纠集一个联队与伪军近3000人，突破诸暨黄沙溪，沿诸浦官道直逼浦江。到达浦江白马桥时以大炮试阵开路，对球山、凤凰山、高园尖等制高点连轰百余炮。可是抗日战士沉着气，按兵不动。下午3时，鬼子到达凤凰山下，进入我军伏击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大队人马立即龟缩进湖畈山脚的土地殿。之后，日寇分两次组织兵力，想凭武器优势强攻凤凰山岭后阵地，但全部被歼。 日寇稍事整顿后，又以更多兵力发起第三次冲击，抗日战士继续发挥阵地优势进行夹攻，打得鬼子焦头烂额，尸横遍野。从17日下午到18日早晨，日军共发起九次冲锋。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居高临下，英勇狙击，鬼子死伤500余人。 18日大雨渐停，敌援兵赶到后，又强攻凤凰山等阵地。另一股敌军则从清溪亭侧翻过杨巡岭，到大溪坞潜入我凤凰山阵地背后。抗日战士猝不及防，又被敌机滥炸扫射，经过一场肉搏战，阵地难支。司令部下令转移，战士们且战且退，忍痛撤离整整激战了15个小时的凤凰山阵地。 与此同时，另一股日寇也从右翼沿浦阳江西畔从小溪口冲上白马桥傅宅村，袭击守军，侵夺东线。 日寇侵占凤凰山阵线后，未等喘息，西边第二道防线天中寺村后塔山上又喷出愤怒炮火还击侵占之敌。此时日寇拉开阵势，南至洪桥，北至方横店，数百敌人猛扑塔石坪，山头上战士奋力抗敌，把一个敌军指挥官击毙在小汪塘边。 上午10时许，增援的日军大部队层层进逼，在飞机、大炮、机枪掩护下，又发起多次冲锋。在敌我悬殊下，一位连长带着妻子用机枪掩护战士撤退。当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侵占塔石坪山头时，这对爱国夫妻砸坏弹绝的机枪，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半日激战，敌军不断增兵，猛攻不止。我军阵势有利，鬼子始终无法前进，日机又参与狂轰滥炸，酒蒸坞山头被占。之后，里细尖山上的我军战士掩护军司令部撤退。 19日晨，当日寇侵入柴坞山头，我军已无影无踪，鬼子弄不清去向，遥望对面的高山峻岭，日寇不寒而栗，未敢轻犯。 4月20日至21日，鬼子大队人马又被黄梅岭爱国抗日部队重重地来了一个歼灭战。四天来日寇共被歼1000余人。--------------------------------------------------------------------------------------------------------------
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被俘投敌。投敌后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军事参议院参议。1942年成立汪伪中央警备军后任命刘夷为独立警备旅旅长。所部负责南京卫戍任务，装备为汪伪军之最。1945年10月该旅被国民政府编入第74军。刘夷被国民政府逮捕，经刘峙说情获释移居香港，后返回江西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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