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要写“人”听到徐刚的发言，不禁想起我还没有写报告文学时就读过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那部作品里写到了武夷山，写到一个护林人把那些乱砍滥伐者的姓名刻到一块石碑上去，那碑就叫“毁林碑”。千古有树碑立传之说，大约没有为毁林者立碑的。这件事一定遭人嫉恨。后来那“毁林碑”也果真被人暗暗毁了。我读了很震撼。武夷山是我的家乡，那时我还不知武夷山中的“毁林碑”，徐刚写出来了。从此我记住了徐刚。 后来我又看到徐刚写《长江传》，我感觉他把长江当人物写，为长江立传。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徐刚以赤子之心写她的奉献、她的危机、她遭受的蹂躏和痛苦……我很感动，也因此很尊敬徐刚和他的劳动。 我还听到黄传会说他采写农民工，这是当今一个有巨大意义的题材。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都伴随着农民转化身份，并伴随着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中国农民工已不是农民，而是事实上的产业工人。“农民工”这个名词就是矛盾的，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农民”是中国户籍制度下公民的身份，称他们为“工”，则是他们用以谋生的职业。他们其实是中国向城镇化、现代化转移进程中的主力，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为城市接纳，他们的生活待遇、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以及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中国强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一切都在呼唤社会管理能力、亦即执政能力的提高。作家去把这个题材的人的生活意义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开掘出来，这意义无疑是非常大的。我想借此机会表达一种支持。 黄传会这样的采访和写作，要付出很艰辛的劳动。他已经长期如此，他曾经写贫困乡村，还写农民工孩子的读书问题，一个迅速发展成倍再成倍扩大的城市，能不能摆下一张农民工孩子上课的书桌，这是黄传会关心的采写的。我们几乎没有交流，一年说不上五句话，但我在心里尊敬他的劳动。这次听到他说，他采访了70多位民工，其中几个是很典型的。我祝愿他写好人物，不仅是农民工问题。我以为写好“人”，永远是最重要的。 我从1990年开始写报告文学，是踩着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的脚印，学着写，走过来的。20年来，以我的体会，我深以为报告文学要写人，写好“人”，很重要。文学作品中写的人，并非有姓名，有事迹，就叫写出人。甚至写出了生动的事迹，也未必写出人。那可以是新闻领域的通讯。如果说通讯也属于报告文学，何以要分“报告文学”与“通讯”呢？ 人，是有性格、有欲念、有心灵忧伤等种种情感或情绪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灵世界。都说“丹青难写是精神”、“一寸伤心难画出”，难写难刻画，讲的都是难。尽管难，并非不能。这个很大的心灵世界，或深邃、或诡秘，它与外在的看得见的行动，是有内在逻辑或内在韵律的，也是有个性的，因而不是那种司空见惯到已经概念化的语言所能描述的——这一点则涉及文学最基本的要素“语言”。一旦使用那种司空见惯的语言进行描述，所写人物非但不能活灵活现地生动起来，而且立刻就有如给货物贴标签，那描写的对象就静止了、凝固了。文学语言的内部是有韵律的。我不认为这“韵律”是高水平的文学作品才有的，它该是文学作品应有的。否则就不能让读者进入欣赏状态。报告文学作品以有个性有韵律的语言写出有性格的生动的人，便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影响人生。 人们常说文无定法，报告文学也有多种多样的写法，我是同意的。但文学如果没有写人，是文学吗？报告文学也是文学，如果没有写出人，是文学吗？ 我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作协上一届青创会，并被安排在大会发言。当时我想，该说一些关于报告文学的话吧，可是出席青创会的绝大多数是写小说、诗歌、散文的青年作家，写报告文学的极少，而且是年龄较大的。这使我想，写报告文学，没有一定阅历，恐怕难。报告文学对一个作家综合素质的要求，无疑是高的。 中央电视台现有很多栏目，已经早有曲艺栏目了，又特别分设戏剧、歌曲频道，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栏目，但是一直没有文学频道，甚至没有一个文学栏目。不仅中央电视台没有，各省市电视台也没有。文学是其他艺术形式的母亲。这么说，不是说很多古代的戏剧就脱胎于文学话本，很多当代电视剧改编于文学著作，而是说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都需要内在的文学资质。可是，在电视机比较普及的今天，为什么没有一个文学栏目呢？我有点困惑。要使文学创作到达广大读者面前，要靠我们自己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报告文学。 这么多年来，报告文学学会的前辈老师们，长期持续地做了这么多工作，把大家团结在学会这个大家庭里，给予我们长期的支持、鼓励和奖励，我一直很感激。谨借这个机会，再次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祝福春节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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