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大院

       中国社科院大院

         北京建内大街五号——中国社科院所在地。每次从这走过，我都有意无意会仰起头望望不算太高的大楼。这座远远望去，感觉层层窗户挤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大楼，我是那么的陌生。而掩藏在大楼背后不知是否还存在的旧院址，常令我深深地遐想。

       过去的社科院大院，曾是国民党时期的海军大院。六十年代，还很幼小的我曾随父亲经常出入当时叫作“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社科院大院，记忆中那里院套院，高大的杨树下掩映着的栋栋二三层小楼均匀的布在院内，丁香树、串红、美人蕉还有好多叫不上来名字的灌木把大院装点的既雅致又不失庄重。院落深处、尽头是外国文学研究所，我隐约地记着，在那儿参加过某位叔叔阿姨的婚礼，用彩色纸和那种亮亮的各种颜色的“电光纸”做成的花和彩带，把屋子浸染得红红绿绿，喜气洋洋的。我始终没看清新郎新娘面孔，只觉得被团团兴奋的人们围着，他们拼命往我的小口袋里塞着糖果，我只有没命地往爸爸身后躲闪着。不过回到家，这些花花绿绿的糖果，让我着实地向哥哥姐姐们炫耀了一番。

       1966—1967年间，我刚上一年级就赶上了“停课闹革命”，家里的阿姨被赶回家了，白天家里就我们兄妹四人。有一阵，爸爸天天带着我上班。先前记得还有一辆叫伏尔加还是叫华沙的小车常常接爸爸，司机王凤翔叔叔一出现，我们兄弟姐妹都会高兴地围着他叫，这个叔叔特别和善，后来这些全没了。记得再后来爸爸天天骑着一辆26的永久牌自行车，一大早就带着我出门，出了门走上长安街的延伸段，先往东拐，朝着大北窑方向骑。我们住的地方现在叫日坛路，当时叫头道街。记得那天也不知怎么这么冷，冻得我的小耳朵发麻麻的，爸爸摘下他那灰色隐格的长围巾，系在我的头上，严严地包住了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的我，一只手还时不时地搓着我的小脸。从大北窑转一圈再往回返，这就骑到了建内大街五号。当时，这一带可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又是赛特，又是友谊商店。今天的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所处位置，当时全是小树林一片片，林间的空地上常能见到有人在练什么拳，还有一些男孩子三五成群的在树林里打鸟粘蜻蜓什么的。

        到了大院，爸爸放下我自己在院里玩，他一个人就到一小楼的小黑屋改造去了。那小楼可能是当时历史所的楼，里面同时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叔叔伯伯们。他为什么集中在那儿我不知道，我马上就会在院里找到同样没课上的小伙伴们。主楼里经常有好多活动，大大的海报色彩斑澜地张贴在醒目之处，它会告诉你今天将有谁的批斗会。一间屋子很多人忙着发报纸、领报纸，领到报纸——《批陶战报》的人，纷纷上街去卖，3分钱一份，记得那上面有很多无限夸张了的漫画，形象极了。人的特点能这么无限夸张、放大，这可是我第一次知道。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姐姐和小伙伴也经常领报，到王府井、美术馆等人多热闹的地方去卖，但是她们嫌我太小不带我去。

    常看到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阿姨，骑着一辆当时少有的亮艳的绿色自行车飘入大院，我的视线常常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走。那时候的人横眉怒目，没有色彩，而这辆闪着晶莹绿的自行车，无疑让灰暗天空透露一丝新鲜的空气。那是我至今都难忘的绿色。如果这位阿姨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社科院，估计现在也已到了退休年龄了。

       爸爸的自行车这时总归我管，我在大院与小伙伴们练习学车，大梁肯定上不去，只能在大梁下掏着骑——俗称“掏大裆”。爸爸的车常让我摔了又摔，不过经常是我被垫在车下，车的伤还没我多。有时跟大楼前等待在车里的司机叔叔逗着玩，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吉普车怎么会有电，一碰车门就有过电的感觉——麻索索的，是不是那些叔叔的恶作剧，反正他们看着我的惊恐就会大笑不止。

      肚子饿了，对了找爸爸去，爬上阴暗的小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找爸爸，终于在一个隔着紧锁的门窗的房间里看到爸爸，隔着门窗我大喊着：爸爸——我饿了。正低头写着什么的爸爸赶紧过来递出几毛钱，爸爸不愿让我在这个门口停留。他让我到马路对面的小羊毛胡同买烧饼吃，因为，社科院食堂还没到开饭时间呢。走进小羊毛胡同，一间阴暗潮湿的小酒馆，一股冲鼻的酒味合着各种食物的味道弥漫在小酒店中——今天好像再也闻不到这种胡同特有的小酒馆的味道。在那儿买上一个糖烧饼，再花2分钱买两块最便宜的水果糖，又可以在院子里玩很长时间了。有时，天色渐暗，其他小伙伴们都陆续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人，自行车车也骑累了，就坐在操场的篮球架下望着爸爸的那座楼门口——盼望爸爸从那出来，等爸爸下班带我回家。

    社科院门口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批斗大会的照片，居然一张照片里看到了身上斜挎装“红宝书”小包的姐姐，那是前一星期开批周景芳大会的情景，主楼后面当时搭一大棚，里面摆放很多临时搭制的木条凳，周景芳何许人？我和姐姐都不清楚，只是挤到台前爬靠在那看热闹，姐姐靠在台前的柱子旁，自然就进入了镜头，照片里姐姐还是穿着妈妈新给我们买的衣服呢。

      一段时间，爸爸不再带我去社科院大院了。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莫名地被锦堂叔叔接到了位于颐和园那边的中央党校，家属都在农村老家的叔叔，把我们安排在党校南楼的招待所住下。我们天天吃着食堂的饭，排队买饭也足以让我兴奋半天，那儿的饭菜特香。完后叔叔就带我们去游泳场，我玩得特别开心，我欢笑着拍击着水花逗叔叔笑。可是，我常发现叔叔开心笑过,一抹愁云又会浮上脸面。哥哥姐姐都是悄悄地跟着叔叔，我却不停地向叔叔提着条件，一会儿这一会那儿，叔叔从不拒绝我，而我却常常遭到哥哥姐姐的小喝斥——我不明白为什么？待大点后我才知，当时我家被抄了，爸爸被隔离了。全家只瞒着了我这个一年级的小豆包，据说爸爸的书房被贴了封条。家里只剩下刚出差回来的妈妈陪伴“受管制”的爸爸。这些我是全然不知，叔叔靠他那并不多的工资一方面要养活老家的老婆孩子，一方面还要精心地呵护着我们兄妹四人。到底在中央党校住了多长时间，我不记得了——也许是复课闹革命了。反正，当叔叔带我们回到永外这个家时，家的表面已是风平浪静了，平静得我根本不知有什么事发生过。

       1969年，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去了江西中侨委五七干校，爸爸带着二哥去了河南息县“学部”（今天的社科院）干校，大哥先我们去了黑龙江。

       1972年当我们全家得已回到北京，社科院大院还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那时，我就读的24中学离那儿很近，中午常到爸爸上班的外文所吃饭。那被岁月剥蚀的楼房俞显陈旧，多了些许宁静，更多了些许神秘、陌生。此时的外文所已成了大集体宿舍，因为很多家刚从干校回来的人没处安排，于是楼道堆满了住家的大木箱、炊具等，留下一条迷宫般的小过道。绕过重重障碍，找到深陷在那个角落爸爸的办公室。屋里的感觉远远比楼道强上几倍，房间里是硬木质地板，高高的屋顶，阔大的木窗被窗外探进的枝叶舔噬着，岁月掩不去老式洋房的气派，给人以凝重、安全、优雅的感觉。然而，院里到处是人防工地，人们仍处在战备中亢奋之中。记得那时爸爸总穿着一身劳动布不像劳动布，质地稀松，“泄”了吧唧的完全不合体的劳动服在我面前出现……

      后来，我中学毕业后随时代潮流插队去了，再后来回京参加工作，再后来嫁人……总之，不知不觉中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社科院大楼屹立在了建内大街五号了。心怦然小震了一下，旧的就去了吗？

      已有80多高龄的老爸，早已从他尽心尽职的岗位上离退下来，他会将社科院文学所、外文所，以至于少数民族文学所筹建、发展的点点滴滴慢慢地全部道来吗？我相信他对“学部”的旧院旧屋也会深深地倦恋着，连我这个只是落脚休息、轻轻略过的小人，每次经过都想探寻那记忆深刻的后院，我不知那里还留有什么？也不知那儿还有什么我的不舍？ 

文：王素蓉（2002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