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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灿烂美青花 杨俊艳 气势磅礴的元青花 对立与融通 元朝是蒙古贵族的政权。蒙古族从公元13世纪初开始建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蒙古族的铁蹄曾踏到欧洲的多瑙河畔，建立了幅员广阔的蒙古汗国。在这样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族统治区域内，以前各割据地区间中断了的交往和联系开始恢复，并逐渐加强，没有阻碍，甚至那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安全和畅通。另一方面，在依靠武力西征的过程中，大批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的制陶工匠们被迫东迁中国，也许是他们带来了蓝彩陶器的制作技术，也许是景德镇工匠自觉掌握了钴蓝的发色原理，其实这些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蒙古贵族统治的大文化圈下，伊斯兰文化中喜闻乐见的蓝彩绘画遇到了景德镇的优质瓷土，两相结合，便生产出了质高貌美的青花瓷。 在元代大一统江山下，青花不仅为伊斯兰民族所喜爱，同样也受到蒙古贵族的青睐。蒙古民族素有“尊天尚白”的习惯，白蓝两色是蒙古人精神的表现。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族历史上曾有以苍狼和白鹿为标志的图腾崇拜。1206年，蒙古各部在鄂伦河畔举行大聚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树起了由九匹白马尾制成的九游白纛大旗，成吉思汗代表腾格里（天）成了主宰一切的普世之君，从此，蒙古贵族开始被称为蓝色的蒙古人，白色也恰恰是他们“善的象征”。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每逢新年，举国白衣，俾此全年获福。天是蓝色的，这就是蓝天白云，蓝天白云与青花白瓷之间似有一种潜在的对应，对于草原民族大量进入中原的时期，青花瓷在当时受到广泛欢迎，也就顺理成章了！ 试想想，在忽必烈每年一度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的诈马宴上，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们都穿着一身洁白的丝质衣服，头戴白色的帽子，脚蹬白色的靴子，同时享用着蓝色花纹装饰的精美瓷器，这与诈马宴的气氛是多么的和谐，它充分地体现了蓝色蒙古人的高贵与无与比伦的显赫身世。在这种场合下，似乎没有比青花器皿更为合适的用具了。 至正型元青花 让历史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如果有人捧着一件元青花来到古玩市场，不知它会遭到何样的命运呢？因为当时即使专家们也还不太认识它的面貌。直到1929年，一位研究中国瓷器的英国专家霍布逊，在一本名为《老家具》的杂志上公布了一件有纪年铭文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瓶身满绘青花牡丹、飞凤及海水云纹，更为重要的是，在大瓶颈部的蕉叶纹之间，还有一篇6行62字的青花楷书题记：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 让我们来看看上述题记中的内涵吧：星源祖殿——这是一座道教神殿，施舍者——是一个叫张文进的人，他的家乡——信州路玉山县，是距离景德镇约110公里的一个小镇。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正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时候，而此时供奉者的家乡正处在战乱的中心地区。从供奉者不惜重金，不辞辛苦地跑了二百多华里来到景德镇烧造大瓶似乎可知，他可能是个地方实力人物，并与起义的农民之间有过重大过节，因此才会惶惶不安，十分恐惧，他害怕农民起义的红巾军危及他家族的生命和财产，于是临时抱佛脚，虔诚地寄希望于鬼神保佑。 按照题记内容以及当时约定俗成的供奉习惯，这对青花大瓶应是包括香炉等在内的一整副供器，定烧于江西景德镇，供奉在200多里之遥的张文进家乡的一个道观中。几百年后，此对青花大瓶又辗转北上，被供奉于北京智化寺，大约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被中国福建籍华侨吴赉熙贩到英国，卖给了英国著名收藏家大维德。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玻普将其定为“至正型”，作为元青花的标准器。 以“至正瓶”为蓝本，海内外不断掀起了研究、收集、珍藏中国元代青花瓷的热潮。目前所知道国内外收藏的元青花总数尚不足500件，且大部分在国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元青花主要收藏于中亚地区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和伊朗德黑兰的阿特别尔寺，那里的元青花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造型雄伟，制作精细，纹饰华美，它们从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事实表明，元青花除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大量地销往中亚穆斯林地区。 综观海内外的元代青花瓷，我们不难发现，元青花所使用的青料分国产与进口两种。国产青料绘出的青花呈色较淡，泛青灰色，多为一些小件器物，主要是供应国内市场以及东南亚地区。 而真正能憾人心魄的，代表元青花烧造工艺水平的是那些用进品料绘出的器物，主要是供应阿拉伯世界。这类青花形体硕大，造型丰满，颇具伟岸之姿，尤其是最为多见的大盘，直径多在40厘米以上，大的可近60厘米，如此巨型大盘时时让我想起新疆地区人们好吃的一种大圆饼，当地称为馕，它也只适合用大盘来盛装，而今天的新疆不就接近古代的西域吗，细细品味一下，历史仿佛就在眼前。法国人阿里·玛札海里所著的《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有如下描述：“自从元代以来，波斯血统的穆斯林们便越来越多地要求这些大器皿了，如在宫中，苏菲派的道堂和清真寺使用的碗盘，今天尚沿袭这种宗教用途。” 用进口料绘制的青花，色泽较浓艳，层次清晰，明净素雅，时有黑色铁锈斑。纹饰丰富多彩，描绘得细腻入微，富有立体感。在图案的布局上也很有意思，呈现出外域的口味与风情，如青花的蓝色花纹常常密布于器面，层次繁多，一般都有五、六层，但密而不乱，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并未给人以琐碎和堆砌的感觉。像这种密布型的图案风格较为适合中、西亚穆斯林地区的审美习惯，他们的建筑物乃至陶瓷器皿上多是这样密集型的装饰。 同时，元青花中还有一种中国自己民族特点的东西，如传统的梅瓶和玉壶春瓶，以及画面上的岁寒三友图、历史人物故事图等，民族特点十分鲜明，毫无疑问，它属于中国。 然而，元青花并非一出现就是那么的成熟而精美。自1929年英国人发现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至今已有近80年了。这期间中国大陆出土了比至正型更早的元青花，其中以一件出土于延祐六年（1319年）墓的青花牡丹纹塔盖瓶为最早。此瓶早于至正十一年铭象耳瓶32年，属于元代中期。与元后期的至正型元青花相比，此期所用的青料属国产钴土矿，含杂质较多，青花呈色蓝中偏灰，所画的纹饰也比较简单，虽已具备了标准元青花的雏形，但还不很成熟，因此目前学者把它称之为“延祐型”元青花。 佛光溢彩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件元青花瓷上都出现有藏传佛教的内容与纹饰，尤其是元青花瓷上大量出现的杂宝纹，它们绝大多数都来自西藏的藏传佛教，并常见于西藏佛画和《大日经》、《法华经》等佛教典籍，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密教流行的大时代。 在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时代的佛教就很兴盛，太祖成吉思汗奉密教为国教。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邀请西藏的著名大师八思巴来，即位后奉为国师，命掌管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藏传佛教便在内陆元统治区广泛流行。纵观有元一代，藏传佛教都备受推崇，史称“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由朝廷筹建的佛教寺庙遍布各地，佛事活动连绵不断。延佑七年元英宗更下诏命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泰定帝亦于泰定元年“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行各行省，俾塑象祀之”。 由于藏传密教的流行，使元代的雕塑艺术起了很大变化。尤其有趣的是元王朝将作院第一任院使，尼泊尔著名的雕塑师及密宗艺术品的设计家阿尼哥，就是一位经八思巴的劝导而出家，并相随八思巴一起到大都的。从此，中国的雕塑艺术深受他的影响。《新元史·阿尼哥传》云：“两京（大都和上都）寺观之像，都出其手”。而作为元王朝在景德镇设置的皇家瓷厂——浮梁瓷局，其产品的“样制”，即造型和花纹图案，就都是由将作院设计的。由此不难理解，景德镇生产的这类元青花为什么会深深地受到了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影响了。 佛教题材在元青花上的应用十分广泛。从造型上看，塔式盖、狮子盖钮、象首耳等宗教符号普遍使用；从绘画上看，莲花和莲瓣纹更是成为了元青花的固定装饰，有作主纹的，也有作辅助边饰的，既有一定的模式，又在定式中追求细部的变化。《尔雅·释草》中说：“荷，芙渠……其实莲。”可见莲本指荷实，后世莲荷混用。其在瓷器上的出现与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当时莲花被视为佛门圣花而流行于各类工艺品的图案当中，瓷器也不例外。 元青花上还有一种典型宗教纹样常常被人们所忽略，那是栀子花。栀子花有折枝与缠枝两种，多出现于元青花大盘的口沿上作为边饰，而元代以前则很少见到。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叶子对生，长橢圆形，花白色，有强烈的香气，属药用植物。关于栀子花，自唐以来文人们都认为是佛书上所说的“詹卜”花，并且有“禅友”之称。元代大诗人揭奚斯等都有诗赞美过它，因而它的流行亦与当时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有关。 鸳鸯戏莲满池娇 在至正型元青花中，鸳鸯戏莲纹是其最流行的装饰图案之一。古人视鸳鸯为爱情象征，《古今注》说鸳鸯为“鸟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必思而死，故曰匹鸟”。元青花上的鸳鸯纹皆成双成对出现，并与大片莲池相配，构图饱满，绘工精细，有作主题纹饰的，也有作辅助纹饰，既有一定的模式，又在定式中追求细部变化，研究者认为它是依据了某种范本。 如果联系文献对元代服饰上的鸳鸯戏莲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刺绣服饰上的鸳鸯戏莲纹曾在元代风行一时，而青花与刺绣上的该类纹饰完全一样，显然这是景德镇受其影响而烧制的。 元代著名画家、奎章阁大学士柯九思《草堂雅集·宫词十五首》中的第十二首： 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 柯九思还自己为《宫词》作注释，自注谓：“天历间，御衫多作池塘小景，谓之满池娇”。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天历二年，文宗设奎章阁学士院，柯九思得授文林郎参书，次年任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宫词》一组即作于此际。 另外，元《张光弼诗集》卷三“宫中词”之十亦有： 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著御太明朝。 从上面宫词可得知，鸳鸯戏莲纹曾经是元代帝王刺绣御衫上的流行花纹，在当时称之为“满池娇”。明嘉靖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列举明廷命令景德镇御器厂彩画的瓷器花纹中就有“满池娇”这一名目。可见元青花上的鸳鸯戏莲纹也应叫作“满池娇”了。 豪饮酒具——马上杯与梅瓶 元青花中还有一类最具特色，也是最为流行的器皿——高足杯和梅瓶。而高足杯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内发现的，约占国内所藏元青花总数的22％。其中一件的杯内还用草书写有两句诗：“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这就直接表明了它是饮酒器。器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作碗形，下部有竹节式杯把，显然是为适用于蒙古族人善骑喜饮的习俗——马上饮酒而制的，因此也叫马上杯。有了这种马上杯，让嗜酒如命的蒙古族人无论骑马或是步行，总能够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的酒器。 青花梅瓶亦是蒙古族人所喜爱的盛酒器具。蒙古族人的性格豪爽不羁，喜欢豪饮。他们每当取得战争的胜利，或在重大节日与活动之际，都要大量饮酒并狂欢。在元代宫廷举行的盛宴上，还有一种神圣的进酒仪式，称为“喝盏”，蒙古语作“斡脱克”。“国家凡宴飨，自天子至亲王，举酒将酹，则相礼者赞之，为之喝盏。”每年伊始，在忽必烈赐宴百官的“诈马宴”上，事先要根据客人的多少摆出足够的各式各样的大梅瓶。每当喝盏完毕，仆人立即抱着盛满美酒的梅瓶，再次将客人手中的高足杯斟满。 典型时代特征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存世的元代青花瓷器约有500件，它们被珍藏于土耳其、伊朗、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各大博物馆之中，而尤以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和伊朗阿特别尔寺的集中收藏最受世人瞩目。元青花的造型较为多样，并以大件器物居多。另外，元青花中的八棱造型也很有特色，如八棱玉壶春瓶、八棱梅瓶、八棱兽耳罐等。总体来看，这些大型青花器的造型均饱满厚重，而且以国外的收藏最多。目前国内出土的元青花中以小件器为主，如高足杯、匜、觚、梨式壶等。也有一些小型器，如各式小罐等则主要出土于东南亚地区。 典型元青花的胎体较厚重，胎色不甚洁白，器底往往带有火石红、釉斑或粘砂等现象。器底跳刀痕从中心向四外放射，越到边缘越清晰。不讲究修胎，因此罐、瓶、壶等节装器物的腹部均留有接坯痕，圈足里出外进，呈不规则的环形。小件元青花则做得很规矩，胎薄体轻，制作精细。底无釉，中心呈乳突状的“小脐”。 元青花的白釉地子分两种：一种为青白釉，釉面光洁泛青，配以进口青料绘画，青花艳丽，制作亦精美。另一种为卵白釉，即枢府釉，釉面乳浊，不透明，用国产青料绘画，青花蓝中泛灰，制作也粗糙。 元青花使用的青料有两种。一种是进口青料，多用于质量较高的瓶、罐等大件器物上，青花呈色艳丽，并自然形成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点，褐斑微微下凹，带有锡光。伊朗、土耳其收藏的元青花即为此种。另一种为国产青料，多用于小件器物上，青花色泽蓝中带黑，主要出土于东南亚一带，国内少见。 典型元青花的纹饰布局繁密，层次多而不乱。在装饰方法上，除了白地青花外，还有青花留白、阳纹印花与青花相结合的。题材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竹石瓜果、莲池鸳鸯、庭院孔雀、走兽、龙、凤、鱼藻、戏曲人物故事等。画工精细，线条稳定，不晕散。其中有一些规范性的纹饰还具有特殊的识别意义。 龙纹，三爪或四爪，小头细颈，有胡无须，背脊似火焰，肘毛象飘带。 莲花，花瓣的一侧或两侧留有白边；叶子呈葫芦形，基叶后卷，带两个小刺。 变形莲瓣，莲瓣之间互不相连，轮廓线一粗一细，留有空隙。莲瓣内亦装饰有杂宝、花卉、瓜果等。 牡丹花，花瓣的外轮廓画成小花瓣形，边缘留白；叶子肥硕，像手掌。 菊花，花瓣多为单层，花叶两侧的缺刻排列有序。 栀子花，尖瓣六出，小叶对生，茎细如线。 云肩，垂弧为三层，内填绘有花卉、动物、海水、荷花等繁褥华丽的图案。 空前繁盛的明青花 华美与市情 蒙古贵族的统治历史并不长，还不到一百年，便被雇农出身的小人物朱元璋推翻了。朱元璋一上台的第二年开始，就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专门为宫廷和上层人物烧制青花瓷器。官窑垄断着生产青花的最优质青料与瓷土，并限制着民窑青花的品种与样式，最典型的就是龙纹的禁用。另一方面，皇室官府对出厂的青花拣选非常严格，不合格的甚至一定要打碎。如此苛刻的挑选，使官窑青花的生产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不断制作出令人惊叹的作品，所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从明代起，皇帝的年号款成为了官窑青花的称呼惯例，那些帝王的美名，随着青花的传播而远扬，随着宝蓝色的广受欢迎而深得人心。 敬天法祖祭礼器 以礼仪、等级制度来维护和谐的统治秩序，是历代王朝政治的共同特点。敬天法祖的祭祀活动是历代帝王奉行的国家大事的内容之一。在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史，个别朝代开设窑厂的借口就是生产祭器，而祭祀器物在整个景德镇的御窑产品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比例。就这些礼祭器物的形制来看，除了沿袭旧制生产的一些用于祭礼的大碗、罐、大盘外，还生产了大量模仿商周青铜器形制的青花祭祀器，如觚、爵、尊等，从而形成了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的一大特点。 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祭器皆用瓷”，不仅明确规定了祭天坛用青花，而且还规定了祭天的青花瓷器的形式与纹样。在这里，青花的白色与蓝色，当是最好表达了那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祥云，用它来祭天坛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大航海创造青花“黄金时代” 明初洪武时期曾一度实行“海禁”，进口青料的来源断绝，只能使用国产料，所以我们今天看洪武的青花，虽很精细，但色泽偏于暗黑，不很艳丽。直到永乐、宣德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朝廷先后七次派郑和远航西洋，“浮历数万里，所到之处三几十国”，足迹远至南洋、西亚、地中海、东非一带，带回了烧制青花所必需的苏麻离青色料。这时的青花瓷器，胎质和釉料都很精细，釉层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艳，造型和纹饰丰富多彩，创造了青花生产的黄金时代。 在明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中，有一类明显地带有伊斯兰文化的特色。这类青花的造型和纹饰源自或摹拟西亚伊斯兰地区的陶、铜、金、银、玻璃等器，甚至某些器物本身就是为适应西亚地区的需要而特制的，也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直接来景德镇定的货。 虽然这时的青花瓷已很普遍，但其价格却十分昂贵。贴木儿时代的波斯商人曾如此描写当时的瓷价和购买瓷器的情形：在窑场焙烧工作完成之后，商人们按窑采购产品，从不以件为单位出售。他们在开窑之前就为商品付款，行市是每窑一万“赛尔”，即十万第拉姆白银。收获大小取决于商人们的运气，因为在烧就的一窑瓷器中，通常会有几件烧造得非常成功，余者则是失败之作。皇家瓷器的底部印有皇家年号款识。有些非常美的瓷器，各自价值一千第拉姆白银。这种产品是禁止出口的，有的可用同等重量的黄金来购买。15世纪欧洲强大的萨克森王阿古斯特曾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提出，以四队剽悍的近卫军换取12件中国生产的青花瓷。这些罕见的青花瓷由此被称为“近卫花瓶”。由此不难想象，颇负盛名的永宣青花在当时该是何等的昂贵。 宣德迷恋促织戏 促织，即蟋蟀也，它的异名别称非常多，还有蛐蛐、王孙、吟蛩、莎鸡、寒虫、络纬、纺绩、促机等二十多个。由于蟋蟀与促织两名出现最早，应用地域最广，遂成为正名。促织之戏是明代的一项十分普遍的游乐形式，每年从白露至重阳前后，这股玩风最盛，成为当时人们消闲的一大时尚。《帝京景物略》一书详细介绍了京城人捉养、斗弄蟋蟀的情形。由于蟋蟀的搏杀对抗性强，输赢无法预料，有极大的悬念，富有刺激性，因此，明代的促织之戏实际上还是一种豪赌项目。尤其是江南一带，赌者好斥巨资，“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那种见钱眼红、争利不要命的心理在促织之戏里得到了赤裸裸的表露。 促织之戏不光受到了爱新奇、喜刺激的明代男性市民的青睐，即便负“仁宣之治”美称的宣德皇帝也有酷爱斗蟋蟀的嗜好，清代蒲松龄就曾以此为背景，写有《促织》一作以警示后人。由于畜养、斗弄蟋蟀需要一系列的用具，故出土或传世的这一时期的青花蟋蟀罐式样之多，无以计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出土遗物，正可补历史文献之阙。1993年，在江西景德镇明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的一条探沟中，出土了一批成窝装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部为明代宣德时期的官窑蟋蟀罐，量多而质精，为历朝同类青花蟋蟀罐之冠。对蟋蟀罐的需求数量如此惊人，也就不难想像当时这种玩风之盛况了。 正德穆斯林青花 正德皇帝执政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太监刘瑾专权乱政，具有很强大的势力。当时，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坐皇帝，一个是立皇帝，大臣的奏章要写双份，皇帝与刘瑾得双双过目。因此，正德皇帝在宦官的左右下行事，过着腐朽的生活，而宦官们却按照他们的意愿随心所欲地管理着国家大事。 正德皇帝虽然在政绩上没有可说之处，然而他信奉伊斯兰教，并通晓回文，故在皇帝的影响下，伊斯兰教盛行成为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图案选择——青花瓷器上开始流行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装饰。这些文字多数为吉祥语，被书写在花卉环绕的开光内，书法十分漂亮，它们既是正德青花的重要特征，也为我们今天的鉴定赏玩提供了别有风味的异族情调。 这些书写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正德青花，被今天的人们称为“回回器”。正德青花回回器有许多种类，造型繁多，但碗和盘类却不多，而是以文房用具为主，如笔架、砚台、盖盒等。 嘉靖烧造大龙缸 嘉靖皇帝是个道教徒，崇尚黄老之道，祈求长生不老之术，并且不能容忍其他的宗教，因而就毁掉了在京城的全部佛教寺院，伊斯兰教也同样未能幸免。嘉靖时伊斯兰教的瓷器基本停止了生产，而带有道家色彩的纹饰大量出现，诸如云鹤、松树、鹿、八仙纹等，象征着长生不老。 此外，嘉靖青花最引人注目的一类是大龙缸，它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时尚产品。这种所谓的龙缸，是因为其上面装饰有龙形图案，并专供宫廷使用而得名。因为它体大口广，不仅在制胎的时候容易变形，且入窑以后对火候的要求水准极难掌握，所以烧制极为困难。由于器物太大，一般一窑一次只能烧制一、二只，且成品率极低。 万历时期也想烧造龙缸，然而却未能如愿。据有关史料记述：“万历二十七年，江西矿税太监潘相兼理景德镇窑务。烧造龙缸，累不完，工民受鞭箠，或苦饑赢。陶人童宾，至以身赴火，罹其凶毒。”由于龙缸未能成功烧造，竟导致了窑工以身赴火的悲剧发生。可见，定陵地下宫殿中作为长明灯的青花大龙缸不是万历时所烧，而是其祖父嘉靖官窑的产品。 美器盛佳意 青花的青色青得幽雅明艳，青花的花纹绘得精美瑰丽，青花的胎釉白得晶莹透亮，使用这些器皿会使酒饭可口，增加食欲，故自其产生以来便备受世人的青睐。尤其是到了明代，皇家和贵族还非常重视青花器皿的搭配与使用，既要美食配佳器，也要讲究纹样的应时。如在一年之中的各个节日里，皇家和贵族们使用的青花是有区别的：新年用三羊开泰；正月十五用五谷丰登；七月初七用鹊桥仙会；八月十五用丹桂飘香；九月初九用缠枝菊花；冬至用葫芦万代；大年三十则用“甲子重新”、“万国咸宁”等吉祥寄语。 吉祥祝福保平安 明代晚期的天启至崇祯年间，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朝廷已无暇顾及官窑瓷器的生产。到崇祯时，官窑几乎处于停烧状态，故而传世的此期官窑青花凤毛麟角。与官窑情况正相反，由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青花瓷器的需求量仍很大，瓷器的外销也很活跃，加之官府的限制松驰，从而使民窑青花得到发展生产的良机。青花钴料虽粗，但画意不凡，装饰内容减少了表达皇帝意志的规范图案，而是开始大量出现带有祈求官爵升迁、吉祥平安的内容。如此期的青花瓷上，人物故事的背景都绘有太阳或月亮，而画面中的主人往往手指太阳，它是意寓“指日高升”；再如此期的青花瓷上，画面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均画有萱草和合欢树，这是用来表达人们“蠲忿忘忧”的愿望。另外由于明末社会动荡，百姓苦于战乱天灾，便把麒麟和大象作为青花瓷器的装饰内容，以祈求天下太平。这种艺术风格的转变，为清代青花瓷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因此被称为“过渡期青花”。 典型时代特征 明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在元代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令人兴奋的进展。其素雅而又热烈的风格不仅普遍为国内各阶层所接受，器型也扩大到了家庭日用的各个方面。根据各个时期采用青花料的不同、绘画风格的变化，以及生产工艺的不断提高，明代青花瓷一般分为六个阶段，即早期的洪武青花、永乐宣德青花和空白期青花；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青花；明晚期（嘉靖、隆庆、万历）青花；以及明末（天启、崇祯）青花。 承前启后的洪武青花 明洪武一朝（1368－1398年），共计31年。从遗址出土和传世的此期青花来看，虽然数量不多，但仍不难看出其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特殊阶段的工艺变化。洪武青花呈现出元、明两代过渡期的独特风格，器型多为大件器，如大罐、大盘，以及梅瓶、玉壶春瓶、执壶、三足炉等，多数胎体厚重，气势雄浑。器物的圈足，所旋足脊多齐平而少斜削。青花用料较薄，呈色淡雅平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为竹石、灵芝、栀子、茶花、牡丹及扁菊花纹和品字云纹。在图案布局上，开始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向于多留空白，使画面变得较为疏朗，具有简洁秀雅的时代感。 炉火纯青的永、宣青花 永乐、宣德两朝（1403－1435年），共经历33年，正处于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期，其艺术境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也被称为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青花瓷器量很大，多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青花呈色浓艳深沉，在蓝色中有黑色的斑点，含铁量高的黑色斑点往往咬入胎骨，用手触摸，有凸凹不平的感觉。永宣时期青花瓷的器型丰富多样，并出现了一些具有西亚风格的器皿，如抱月瓶、八角烛台、花浇、葫芦形扁瓶等，具有浓厚的外域风格。绘画方式采用双勾线表达图案，填色不是大笔涂抹，而是小笔填绘，因而出现了深浅蓝色相间的笔触痕迹。青花的纹饰以四季花卉、折枝花果、松竹梅、一把莲、龙凤等多见。由于青花晕散，画人物易走形，故此期青花瓷器上的人物图案较少。 永乐、宣德青花风格相似，较难区分。相对而言，永乐款少，宣德大多有款；同样器物，永乐轻些，宣德重些；永乐青花釉面莹润，宣德青花釉面多气泡，呈细橘皮纹；永乐青花的晕散现象较宣德为甚，宣德青花纹饰布局较永乐繁密。宣德青花除了用进口料，有的青花瓷器还用国产平等青料（也叫陂塘青），或进口青料与国产青料混合使用，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 从明代起，皇帝的年号款成为了官窑瓷器的称呼惯例，那些帝王的美名，随着瓷器的传播而远扬。瓷器上书写帝王年款始于明永乐年间，但很少，仅见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时期款识开始流行，并有“宣德款识遍器身”之说，写款部位在器底中心多一些，其次是在器口边、高足杯的足内、壶嘴、肩上等。宣德款识以楷书为主，字体苍劲有力，“德”字在“心”上少“一”横。 相对低潮的空白期青花 宣德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年），历时约30年。此期由于战争频繁，饑荒不断，使瓷器的生产受到了干扰。尤其是当时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屡发冲突，致使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不便书写年款，因此很多此期瓷器被划归于宣德与成化朝，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故称之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却从未停止过生产。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正统年间官窑青花仍在烧造。但从出土与传世的空白期青花瓷器来看，此期青花以民窑产品为最多，器型有罐、梅瓶、炉等。 空白期的青花瓷器大部分胎体比永乐、宣德器物胎体厚重，大器一般都比较粗糙，修胎草率，里釉极不匀净，底部多数无釉，露胎处跳刀痕明显，呈现火石红色，酱色假芒口在该期也时有发现。青花色调浓重深沉，多呈灰蓝色。纹饰以莲托八宝、孔雀牡丹、携琴访友、八仙庆寿等最具时代特色，有的还衬以大面积的云气纹。绘画技法上仍带有永乐、宣德朝的余绪，也是以小笔触去勾勒填色，但花叶多以留白边做叶脉或轮廓线，官窑青花龙纹，也开始转向温和平静的形态。 清新淡雅的明中期青花 成化、弘治、正德三朝（1465－1521年），处于明代的中期阶段，共历时57年，此期的青花瓷生产以成化青花为代表又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阶段。成化四年，景德镇官窑复烧，器型以盘、碗、杯、高足杯等小件器为主，玲巧秀雅，故有“成化无大器”之说。成化青花的胎质细腻洁白，釉面莹润肥腴，选用的青料是江西所产的平等青，又称陂塘青，色调淡雅。绘画方法一改永宣时期小笔触着色法，而采用双勾线条、一笔涂抹的着色法，画面线条纤细，风格严谨细腻，具有工笔画般的独特效果。装饰题材流行龙凤、花鸟、麒麟、十字杵、三秋、婴戏等，无论人物、动物或花草均绘画精细，线条工整。款识多为“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款，字体拙朴，排列错落有致。 弘治青花与成化青花一样，仍采用国产平等青，青花呈色浅淡清亮。装饰手法以勾勒渲染为多，主要纹饰有莲池游龙、缠枝花、包袱锦、婴戏图等。画风继承前朝，布局疏朗，花纹精细。款识一般为“大明弘治年制”双圈栏六字楷书款，也有少量“弘治年制”四字款，字体清秀，笔画精细，排列规整。 正德青花料多用江西上高县产的石子青料，又称无名子。青花色泽蓝灰，与亮青釉相衬，洁净素雅。正德青花仍用双勾填色、一笔平涂的着色法，少有笔触痕，不留空白。器型明显增多，有瓶、罐、执壶及盘、碗等，胎体较前代厚重，施釉较厚，釉色肥亮。纹饰除了缠枝花卉、花间行龙、八仙人物等外，还流行书写阿拉伯文，别有风味，充满了异族情调。款识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和“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两种，“德”字在“心”上少“一”横，与宣德款写法相似。 浓艳华丽的明晚期青花 嘉靖、隆庆、万历（1522－1620年）三朝，共计99年，处于明代中晚期。此期青花瓷的生产以嘉靖、万历为代表，其工艺水平又步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嘉靖青花以进口回青和国产石子青料配合使用，对青料的提炼特别讲究。由于回青料含铁量低，含锰量高，故青花呈色幽青深翠，蓝中泛紫，既不同于明早期浓重深沉的色调，也有别于明中期柔和淡雅的蓝色。器型以大瓶、大罐、各式葫芦瓶和方形器最具特色。由于嘉靖皇帝笃信道教，故除人物故事、山水花鸟、婴戏等图案外，带有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出现，如八仙、云鹤、八卦、松树、鹿等，以及“福”、“寿”、“国泰民安”等组字花枝。款识为“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 隆庆一朝仅6年，因时间很短，故传世青花相对较少，造型种类也不多。提梁壶是其典型器物。青花盒较多，有银锭式、方胜形、花形、八方形、圆形、长方形等，新颖别致，惹人喜爱。隆庆青花也使用回青料，由于选炼和配料的技艺更加精湛，故呈色纯正稳定，蓝中泛紫，超越前代。纹饰流行团龙、团凤图案，亦有婴戏、仕女、鱼藻、花鸟、三凤朝阳等。款识一改前朝的“制”字为“造”字，以“大明隆庆年造”六字楷书款和“隆庆年造”四字楷书款为主，字体中锋运笔，笔画工整挺拔。 万历一朝共47年，在此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官窑青花的烧造量相当可观，因此传世数量也十分巨大。总体来看，万历青花的呈色较为复杂：前期使用回青，青花色调蓝中泛紫，与嘉靖、隆庆风格相同；后期因回青断竭而改用浙料，青花色调深蓝明快；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青花的色泽为蓝中显灰。万历青花的器型很丰富，仅梅瓶就有十来种样式，并新出现了壁瓶、筒瓶、攒盒及棋子罐等。装饰题材更是多样，龙凤、花鸟、走兽、人物等无所不有，布局繁密，主题庞杂是其最大特色。万历晚期还出现了淡描青花，它是以浙江青料淡描淡染，色调清雅，别具韵味。万历青花的款识除了“大明万历年制”或“万历年制”官窑款外，还出现了私家款、堂名款和吉语款。 蒸蒸日上的明末民窑青花 明末的泰昌、天启、崇祯（1620－1644年）三朝，共计25年，此间社会动荡不已，景德镇御窑厂官窑基本停烧，很少见有官窑青花传世。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青花瓷的需求量较大，瓷器的外销也很活跃，从而使民窑得到发展，并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强劲势头。 明末青花的色调多种多样，既有类似万历时期的淡描青花，也有纯正艳丽的色泽，同时还出现了近于清初的青翠色调。造型有瓶、罐、炉、壶等，青花纹饰广泛，除龙纹和花卉外，还有牛、兔、马、松鼠及达摩、罗汉等人物图，有些纹饰直接源于晚明版面题材，所画人物粗精皆有，其细致工丽的人物和皴染山水，已具有向清代青花过渡的特殊风格。 缤纷艳丽的清青花 综合与集成 在晚明清初的动荡局面中，景德镇的工匠们似乎无心于制作精美的青花瓷器，故此期青花的胎质和釉面都较粗糙。直到清代康熙以后，皇帝亲自过问，并派官吏到景德镇监督官窑生产，可能是出于对皇帝的负责，有的官吏亲自到生产第一线，“与工匠同其食息”，孜孜不倦地改进技术，创新品种，使青花瓷器又迅速崛起。 康熙皇帝在他长达61年的统治时期，对瓷器烧造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明代君王，制作出一大批格调高雅，令人耳目一新的青花瓷精品。康熙皇帝为继祖业，倡导习武，并于康熙初年亲自出征，平定战乱。由此，康熙青花中有一类描绘战争场面的刀马人物，特色鲜明，独树一帜。大凡此类题材，人物形象多恢奇恣肆，躯干伟岸，神态夸张，衣纹线条老辣，与明末清初陈老莲所绘人物风格完全一致。 由于御窑厂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官窑与民窑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因此官窑青花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民窑青花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康熙时期，工匠们在承袭前朝技艺的基础上，一方面不断提高国产青花料的加工提纯技术，使青花的发色艳丽青翠；另一方面在绘画技巧上进行突破和发展，不仅从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中寻找新的表现语言，还吸收了西洋画中的明暗法，采用新的分水工艺，使青花呈色浓淡相宜，层次丰富，变化多样，具有强烈的立体感。至此，民窑青花瓷的艺术水平已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名垂青史的督陶官 从康熙十九年开始，为了加强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监督和管理，皇帝还亲自委派有制瓷才能和兴趣的官员到景德镇。由此，清代的官窑青花生产，便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的先例，如康熙朝有“臧窑”和“郎窑”，雍正朝有“年窑”，乾隆朝有“唐窑”。 臧窑，是指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651－1658），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在景德镇期间监烧的官窑瓷器。 郎窑，是指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御窑厂期间监造的官窑瓷器。 年窑，是指清雍正五年至十三年（1727－1735年），年希尧督理景德镇御窑厂期间的官窑瓷器。 唐窑，则是指清乾隆二年至二十一年（1737－1756），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造的官窑瓷器。 上述诸任督窑官的贡献各有侧重，表现在青花瓷器上则是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均烧造了一大批精美的青花瓷器。其中尤以仿明宣德青花的水平最高，有的甚至达到了乱真的程度。 诗文装饰成时尚 经过顺治及康熙前期的过渡，从康熙十九年开始，一直到乾隆时期，清王朝步入了“康乾盛世”的封建社会黄金时代。此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诗文礼仪遍及天下，诵习经书也成为一代风气。 早在唐宋时期瓷器上就盛行书写文字，明代和清初时景德镇瓷器上也多有以文字作装饰，并成为一种时尚，但这些仅限于图案的一角，点缀以简短题句或书干支纪年款。而康熙青花上则以书写长篇诗词歌赋为特色，这些长篇古文，字体多仿虞世南、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且有真、草、隶、篆、行不同体势，或为清秀规整的馆阁体小楷，或为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熙皇帝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 康熙中期开始，广开科举，发扬汉文化，瓷器上大量书写诗文词赋，其中“圣主得贤臣颂”、“赤壁赋”、“后赤壁赋”、“滕王阁序”、“兰亭集序”最为普遍。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自称是“文治武功”天下第一人，他一生喜欢翰墨诗文，被称为中国诗坛上作诗最多的人，其中咏瓷之篇就有二百多首。他不仅在前朝瓷器上题刻御制诗，而且也吟咏本朝瓷器，并常把有关的诗文传旨唐英烧在瓷器上，嘉庆皇帝也一度沿袭此制。 皇室专饮天下第一泉 从明朝开始，皇宫御用水，必须用西郊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每天用騾车装桶，上盖龙衣，半夜进西直门，运至皇宫。清代乾隆皇帝对“天下第一泉”的泉水尤其赞赏，还特意题诗烧在青花罐上。 清末慈禧太后对饮茶十分讲究，也像乾隆皇帝一样，沏泡茶叶的水一定要专用玉泉山的泉水，因此景德镇专门为慈禧太后烧制了一批盛装玉泉山泉水的青花罐。 青花茶具品清香 清代时，青花瓷器中茶具一类不仅数量多，而且讲究等级、品第，它的品质往往代表一定的身份、地位。虽然斗茶之风已不再盛行，但茶具作为一种艺术品供鉴赏、收藏的观念却深入人心。 康熙时出现整套十二件的花神杯，非常名贵。腹壁一面以青花分绘一年十二月份应时的代表花卉；另一面配以相应的诗句，并钤一个“赏”字。杯上各月花名及题诗如下： 一月水仙：春风弄玉来清画，夜月凌波上大堤。 二月玉兰：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 三月桃花：风花新社燕，时节旧春波。 四月牡丹：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 五月石榴：露色珠帘映，香风粉壁遮。 六月荷莲：根是泥中玉，心承露下珠。 七月兰花：广殿轻香发，高台远吹吟。 八月桂花：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 九月菊花：千载白衣洒，一生青女香。 十月芙蓉：清香和宿雨，佳色出晴烟。 十一月月季：不随千种尽，独放一年红。 十二月梅花：素艳雪凝树，清香风满枝。 在琳琅满目的清代青花茶具中，专用以储茶叶的茶罐亦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景德镇大量生产青花茶罐销往海外，西方人则称这种造型的瓷器为“姜罐”，大概是因为常用它盛装姜这种奢贵的进口调料。康熙时期的青花茶罐极其流行冰梅纹图案，英国人称之为“山楂花纹”，一直流行到现在。宋代文学家苏轼有诵冰梅之诗： 化工未议苏群稿， 在地冻冰封之际，梅花却绽放于光秃秃的枝杈上，背景上的冰裂纹高妙精美，精心勾画以展示层层的冰水。在冬季冰雪覆盖之时出现新生命，这象征着生命的复苏和更新。中国的春节正值一月末或二月之际，因此，这种图案特别适合用作春节礼品。 典型时代特征 到清代，青花瓷器仍占主导地位，上服务于皇室，下普及于民间，外远播于世界，无论是在工艺技术、绘画水平还是产量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高峰。然而清代又是青花瓷盛衰变化反差最强烈的时期，康熙时，青花瓷的艺术水平已达高峰，除了白釉青花外，还出现了浆胎青花、青花胭脂紫等新品种。乾隆以后，由于粉彩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青花虽仍属主流产品，但产量、质量均大不如前。 缓慢恢复的清初期青花 顺治至康熙十九年（1644－1680），共计36年。时值清政权初立之际，各地战争尚未平息，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官窑青花的生产承明末停烧之后，处于缓慢恢复时期。据文献记载，顺治时期曾两次下诏要求景德镇御窑厂恢复烧造青花瓷器。康熙十年景德镇官窑又担负起“奉造祭器”的任务。康熙十三年吴三桂之乱，战火延及景德镇，官窑青花的生产一度停止。直到康熙十九年，清廷指派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廷禧到景德镇驻厂督造，景德镇的官窑青花生产才开始走向正轨。由此可见，康熙十九年以前官窑青花的产量十分有限，故传世数量不多。倒是民窑青花，虽也受到了兵荒马乱的影响，但由于国内日用瓷需求源源不断，故基本上没有停烧过，其风格基本上是明末天启、崇祯青花的继续，因此被学术界称为“转变期青花”。 顺治青花在继承明末某些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胎体厚重，器型敦朴，釉面泛青，多施酱口。青花采用浙料，早期灰暗，晚期浓艳。纹饰布局疏朗，多加边饰。绘画采用勾、染、皴、擦等方法，能分出阴阳和浓淡的层次。绘画题材流行洞石花卉、麒麟芭蕉、雉鸡牡丹、人物故事、三现云龙和斑片云纹等，画面上常配有诗文。官窑款识极少，以六字楷书为主。 繁荣昌盛的清前期青花 康熙十九年至乾隆（1680－1795），共计115年。经过顺治及康熙前期的过渡，清王朝步入了“康乾盛世”的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也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 康熙青花胎质洁白坚致，缜密如玉，釉面光滑细腻，胎釉结合紧密，呈青白、粉白或浆白色。造型变化万千，凝重而质朴。青花采用浙料和珠明料，色调青翠欲滴，有“翠毛蓝”、“宝石蓝”之称。画面浓淡相间，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纹饰取材广泛，山水、花卉、人物故事、诗词文章、吉祥图案等应有尽有，其中尤以带战争场面的“刀马人”最具时代特色。款识种类繁多，前期用楷书的斋轩堂或干支款，中期以后多为楷书的帝王年号款，晚期出现篆书款。 雍正青花因使用了浙江上等青料，发色幽静匀美，淡雅清丽。也有一部分仿永乐、宣德的作品，无论是青花色调的浓艳，以及铁锈斑、橘皮棕眼、纹饰等，都仿得较为逼真。纹饰以龙凤为主，并多用碧桃、牵牛花、团菊、菊花、束莲、天竹、灵芝、水仙等花卉纹，绘画技法多采用淡描、双勾轮廓线后，加以重染，布局疏朗，笔触纤细，画风细腻。 雍正青花的造型以隽秀为时尚，如花浇、如意尊、莲蓬口瓶、花插、四方倭角瓶等，线条优美，旖旎多姿。胎体洁白细润，成型规整，釉面呈色青白，并有类似明宣德青花的橘皮纹。修胎极其讲究，几乎不见旋削、接口痕迹，“泥鳅背”状的底足细洁光滑。整体工艺精细讲究，故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的说法。雍正青花的款识多见“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圈楷书款，字体工整秀丽。此外，还出现了篆书印章款，极具时代特色。 乾隆青花以浙料为主，呈色纯正、鲜亮、稳定，纹饰层次清晰，重色者蓝中泛黑。此外，也有一批仿明宣德青花的制品，往往除人为加重点染的方式产生的黑色斑点外，在釉质、釉下气泡与釉面特征上也都极力模仿。 乾隆青花的造型相当规范，比例协调，常常以象耳、螭耳等耳饰加以美化，在前朝的基础上，新器型层出不穷，流行各种大瓶、各式贯耳瓶、天球瓶、鹿头尊等陈设用瓷，器型稳重大方，古朴华美。青花纹饰布局严谨琐碎，成为格式化的图案，讲究对称、规矩。内容以龙、凤为主，并流行寓意寿山福海、吉祥如意的图案。 乾隆青花的款识有篆体印章款和楷书款两种，以“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横写篆体款识最为多见，书写规整，线条粗细均匀。 逐渐衰落的清后期青花 嘉庆至咸丰（1796－1861），共计66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每况愈下，内忧外患不断。受其影响，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生产也从繁盛的高峰走向衰落的低谷。 从嘉庆开始，景德镇御窑厂便不再有宫廷派来的专人前来督陶，而只是由地方官兼理，官窑青花的制作因循守旧，缺乏创新意识，但总体上来看，嘉庆早期的青花特点与乾隆朝基本相同，尚能保持着乾隆时期的烧造水平，因而有“乾嘉”之说。嘉庆后期青花在诸多方面又与道光青花的风格接近，故而又有“嘉道论”。青花款识亦继承乾隆篆书之规，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道光以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自给自足经济的解体和门户的对外开放，景德镇青花的烧造规模骤缩，质量下降，逐渐趋于粗糙草率。道光青花色调灰暗，且有飘浮感，釉面泛白出皱，波浪现象明显。造型和纹饰亦承袭前朝。除书“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外，也有署“慎德堂制”御斋款的，制作工艺尤精。 咸丰年间，景德镇曾数度被太平军所攻破，青花瓷器生产几乎完全瘫痪，官窑青花的烧造数量极其有限。咸丰青花的时代风格与道光朝相通，唯款识一改前朝篆书体例，而写“大清咸丰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字体挺秀，别具一格。因为存世量极少，物以稀为贵，故近年来仿品较多。 回光返照的清末期青花 同治元年到宣统三年（1862－1911），共计50年。在这半个世纪当中，有47年是由慈禧掌握实权的。慈禧一方面全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另一方面努力修好与列强的关系，使得不景气的景德镇官窑青花生产稍有复苏，呈现“回光返照”之势。 同治、光绪青花因采用新的青料，其色彩多显娇艳。同治青花的款识除书“大清同治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外，专为慈禧烧制的青花瓷多署“体和殿”款。光绪青花与同治朝相同，呈黑褐或浅蓝色，还有的呈明艳泛紫的青蓝色，但略显单薄并给人以飘浮在釉面上的感觉。款识为“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宣统青花为数不多，却很精致，青花色泽青翠明艳，署“大清宣统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字体极为工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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