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書法鑒賞22007-08-10 13:28:49| 分类： 十三少書法鑒賞 | 标签：颜真卿 楷书 书法 此碑 草书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唐代书法鉴赏2 十三少鉴别整理 （此为十三少多年呕心沥血之作，请勿随意复制，引用请注明十三少作品。多年浏览相关书法著作，相当不易。）
唐 欧阳询 （557-641）唐代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临湘）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为书法史上第一大楷书家，书法初学二王，兼得秦篆、汉隶、魏碑之法。以真、行二体最胜，将二王遒媚与北碑峭拔结合，字形修长，笔力险劲，体势凛肃，意志精密俊逸，参以隶法，法度森严，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世称“欧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张怀瓘《书断》称其书：“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 又称：“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 润色寡于虞世南。 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传世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皇甫诞碑》、《房彦谦碑》等，墨迹有《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等，编有《艺术类聚》一百卷。 唐 欧阳询 《卜商帖》行楷书＜此帖全称《卜商读书帖》，是欧阳询存世墨迹，纸本，无款，高25.6厘米，横16.5厘米，行书六行，共五十三字。唐人双钩廓填，墨气精彩，具欧书典型风格。此帖宋代藏内府，帖前有宋徽宗瘦金文题签及宣和印。上有宣和内府诸印和一瘦金体题跋：“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尝遣使求询书，高祖闻而叹曰：‘询之书名，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有人认为这是宋徽宗赵佶的手笔。此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初归冯铨所有并刻入《快雪堂帖》。《卜商帖》乃欧体行书代表作之一，结字与其《九成宫醴泉铭》等楷书作品很相近。字形狭长，有明显的左低右高倾斜之势，但由于线条力度很强，仍显稳重扎实，是典型的欧体行楷书。帖中的每一字结构近于楷书，笔画间极少牵带，字虽长，然而笔画多显饱满丰腴之状，精细笔画相差很大，形成鲜明对比。结字大部分是上紧下松，甚至有的字用墨很浓，如“离”“为”“弗”等字，形成密不容针的效果。有的字结构疏朗处“疏可走马”，如“代”“所”等字。在笔画中落笔、收笔不似楷书藏头护尾，比较直率。全篇字紧行稀，行距很大，看来很谐调。相反，如果字紧而行密，势必密不透风，令人有迫塞之感。用墨浓重，行气淹贯，下笔锋利如斩钉截铁。他楷书中的瘦劲典雅，在这里转化为锋锐的笔痕，似乎还残留着北派书法中的方劲笔法。但是墨气却极为鲜润，笔画饱满丰腴，起笔简截而少婉约之势，是与当时流行的王羲之或王献之书风大不一样的。清高宗云：“风力振采，藻耀高翔。”正如清人吴升《大观录》跋：“笔力峭劲，墨气鲜润。”实非虚言。＞ 唐 欧阳询 《房彦谦碑》楷书＜《唐故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铭并序》简称《房彦谦碑》。唐贞观五年（631）立，李百药撰文，碑文三十六行，行七十八字，碑阴十五行，行十三字，碑侧三行，计十三字，额篆书“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清吴玉晋《金石存》评曰：“极挑拨险峻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兰台《道因》亦全是此种风味也。”按：欧阳询的隶书作品，这是仅见的一件。隶书的笔法随着行草书的兴起，显然已经失传了。书写者只能在楷书笔法的基础上揣摩隶书的笔意而已，因此它与隋代《青州默曹残碑》等众多的北碑极为相像，我们甚至可以从《大代华岳庙碑》（太延五年，即439年）找到它的影像——这是北魏刻石中最早的一件石刻。这块碑全是北方人的传统笔法，但也可以看出刘明玄已经掌握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楷法。欧阳询的这一作品，与此相反，即他在精熟的楷书笔法上，又想回到古拙的隶书笔法上去，但比楷书要古拙得多。他的起笔用的就是楷书的方法，而波尾的“三过折法”，却是隶书中所没有的。因此，尽管杨守敬对此帖评价甚高，认为是“唐朝第一分书”，但是其用笔之生拙与楷书的严谨是大相径庭的。碑侧款署“太子中允□□□□欧阳询书，贞观五年三月二日树”。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三中对此有考释说：“欧阳询称太子中允，下阙二字，下又阙二字，尚存左傍亻扌，似是‘修撰’二字，然本传则但云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宏文馆学士，封勃海男，卒年八十五，终其身未尝为太子中允及修撰之官。且此碑与《化度寺碑》同为贞观五年所书，彼称率更令而此题中允，疑不能明矣。”从这点来看，把此碑作为欧阳询的作品，倒是颇值得怀疑的。＞ 唐 欧阳询 《化度寺碑》 楷书＜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刻，楷书，35行，行33字。原碑在长安(今西安)终南山佛寺，北宋庆历年间石毁后翻刻甚多。此碑书法平正清穆，丰腴悦泽。王世贞云：“化度尤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书概云：“率更化度寺碑，笔轻意长，雄健弥复深雅。”历来将《化度寺碑》与《醴泉铭》并称为“楷法第一”。此碑拓本以临川李氏藏本，吴县吴氏四欧堂藏本及敦煌石室本为佳。四欧堂本现归上海图书馆收藏。＞ 唐 欧阳询 《皇甫诞碑》楷书＜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此碑现在陕西西安，无书写年月。楷书28行，行59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此碑用笔研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点。明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贴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唐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楷书＜宋拓唐刻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半开纵209cm，横13.9cm。1956年张明善捐献文化部文物局拨故宫博物院藏。欧阳洵76岁书，贞观六年(632)刻石。书法高华浑穆，丰厚挺拔，既有晋人凤韵，又开唐人新风，是千余年来楷书登峰造极之作。此册为宋拓明驸马李祺本，是现存善本之最。曾经清高士祺、赵怀玉收藏。清初高氏重新装裱。后归张明善所有。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历经陈、隋、唐三朝。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八体尽能、尤工正书。世称“欧体”，书名广传天下，影响后世深远，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井称“唐初四大家”。＞ 唐 欧阳询 《梦奠帖》行书 ＜墨迹纸本，现由辽宁省博物馆藏，全称《仲尼梦奠帖》，9行78字纵25.5cm横31cm无款，但流传有序，北宋时巳闻于世。曾入南宋内府收藏，钤有南宋"御府法书"朱文印记两方，"绍""兴"朱文连珠印记，后经南宋贾似道，元郭天锡、乔篑成，明杨士奇、项元汴，清高士奇、清内府等递藏。郭天锡在跋中曰：“此本劲险刻历，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深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此帖书法具欧字险劲挺拔特点，《书法钩元》评曰：“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又如金刚嗔目，力士挥拳。”此帖笔力险劲，锋芒露而精神耀；结体紧而形体长，险绝而安稳，欹极而平正，继承了王献之的遗风。它章法疏朗，字形、字矩变化不大，字字独立，但疏密轻重，起伏而连贯，故不愧为欧阳询行书中第一。此帖墨色不很浓，似乎用秃笔书就，这也是欧阳询之长处。传说褚遂良曾问虞世南，自己的书法是否比得上欧阳询，虞世南说：“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这说明欧阳询不管纸笔的好坏，都能得心应手，这是他基本功极为扎实的缘故。由于他的行书“险劲瘦硬，崛起削成”，故有“太猛峭”之嫌。米南宫就曾批评他说：“欧阳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这评论虽有些尖刻，却也确实道出了欧书的一个弱点。＞ 唐 欧阳询 《千字文》行书＜墨迹本，无款。行书，首尾百余行，前后千余字。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帖也是流传有绪的名迹之一。此帖曾归宋王诜所有，其后经贾似道等收藏，明代人项元汴天籁阁，清乾隆初年归安岐所有，并摹勒上石，后入清内府。此帖自始至终一丝不苟，每一字之起落笔，由牵丝中可见，笔笔相连，转折自如，气势贯通，疏密适度，清秀挺拔，飘洒有致。＞ 唐 欧阳询 《温彦博碑》楷书＜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楷书36行，行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唐 欧阳询 《姚辩墓志》＜公元611年→55歲/[隋-大業七年] 是年/詢書姚辯墓誌。 沈案：宋-趙明誠-金石錄目記曰“第五百三十/隋屯衛大將軍姚辯墓誌/虞世基撰/歐陽詢書/大業七年十月”。趙明誠又於跋隋西林道塲碑中曰“余家蔵隋姚辯墓誌-元夀碑/皆率更在大業中為博士時所書”。姚辯其人，隋書無傳，僅煬帝紀曰“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云云。清-王昶-金石萃編卷四十錄有隨故左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銘全文，可補隋書無傳之漏。墓銘記姚辯“大業七年三月遘疾/十九日薨於京兆郡/春秋六十有六…其年十月癸醜朔二十一日葬”云云，知是墓銘撰並書於大業七年無疑。又：是銘“隨”字帶“辵”，為隋碑尟見也，此亦可旁證“文帝受禪後/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雖去辵而但書隋字”之說是為一辯。古“隨/隋”二字有通叚多例，不贅述。又：墓銘前題“廩軍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末屬“萬文韶刻字”。唐-禇遂良有聖教序碑，立於永徽四年（653年），鐫刻者即屬為萬韶文，與刻是碑相距四十二年。噫，知萬韶文乃事隋-唐兩朝之鑿字名手，亦可揣其在永徽時至少已年過六秩矣。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記是碑字為“信本小楷之有名者”云云。其又以為是碑因有誤脫誤刻字數處，故斷是碑乃後人“據搨本鉤摹入石/芟棄其殘缺曼患者故爾”云云；清-授堂金石跋則以為是“近人重刻”。万文韶(刻者)，隋文帝至唐高宗时人。善刻碑，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大业七年（六一一）刻姚思辩墓志铭，唐永徽四年（六五三）刻褚良书慈恩寺三藏圣教序。＞ 唐 欧阳询 《小楷阴符经》 小楷＜贞观六年四月书。＞ 唐 欧阳询 《张翰帖》＜全称《张翰思鲈帖》亦称《季鹰帖》，行楷书，无名款印记。墨迹白麻纸本，唐宋摹本。纵25.2厘米，横32.7厘米，10行98字。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帖宋代藏内府，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为宋徽宗早年所书。清初归冯铨所有，刻入《快雪堂帖》，后归清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乾隆有题识曰：“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此帖为唐人钩填本，笔墨厚重，锋棱稍差。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可看出师法王羲之之处。其书映带起伏，凝重遒劲，结体取势纵长，而更突出，使其书法有一种挺拔之势，显得爽爽有神，令人耳目一新。欧书之最大的特点在秀满。据杨仁恺考证，此帖与《行书千字文》应属早期作品，由于是钩填本，所以笔画稍丰腴，但结体严整，合于法度，下笔劲利刚断。＞ 唐 欧阳询 《宗圣观记》＜武德八年二月，建《大唐宗圣观记》碑，命欧阳询撰书。(碑尚存) ＞ 唐 裴 休 （791-846），字公美。孟州济源人。官至宣武节度使，封河东县子。善文章，工书，以欧、柳为宗。 唐 裴 休 《杰峰禅师碑》＜唐裴休撰并书，柳公权篆额。唐大中九年(855)十月刻，36行，行65字，在陕西户县。裴休，唐孟州济源(今属河南省)人，字公美。孟州济源人。官吏部尚书，封河东县子，赠太尉。善文章，工书，以欧、柳为宗寺刹多请其题额，河南庐山亦多题铭。为晚唐著名书家，然存世书迹仅此一件。《杰峰禅师碑》是标准的中唐书风，其书法貌似柳体，但较柳更遒媚劲健。米芾《海岳名言》评：“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此碑笔笔谨严，清劲潇洒，结构尤为精密，取法于欧、柳。叶昌炽《语石》云：“《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恳昕合无间。”＞ 唐 裴 休 《圭峰定慧禅师碑》楷书＜唐裴休撰并书，柳公权篆额。唐大中九年(855)十月刻，36行，行65字，在陕西户县。裴休，唐孟州济源(今属河南省)人，字公美。孟州济源人。官吏部尚书，封河东县子，赠太尉。善文章，工书，以欧、柳为宗寺刹多请其题额，河南庐山亦多题铭。为晚唐著名书家，然存世书迹仅此一件。《杰峰禅师碑》是标准的中唐书风，其书法貌似柳体，但较柳更遒媚劲健。米芾《海岳名言》评：“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 此碑笔笔谨严，清劲潇洒，结构尤为精密，取法于欧、柳。叶昌炽《语石》云：“《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恳昕合无间。”＞ 唐 沈传师 （769-827）唐代书法家。字子言，吴（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尚书右丞、吏部侍郎。精真书，清逸遒丽。南宋陈思《书小史》称其才行有余，工书有楷法。米芾评其书：“如龙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虚。”“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米芾还自称学大字以沈传师为主。传世墨迹有《罗池庙碑》拓本。关于沈传师的书法，朱长文在《续书断》把他与虞、欧、褚、柳等并列为妙品。说他“正、行书皆至妙品。存于翠琰、爽快骞举，如许迈学仙，骨轻神健、飘飘然欲腾霄云”；宋代的米芾眼界与自视甚高，曾对颜的真书多有微词及至他人书法也极少嘉许，然在见沈氏书法时，却大为推重，谓沈氏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说明沈传师在唐代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家。有一则故事，说米芾曾游湘西道林岳麓寺，由于他非常喜爱沈传师书法，即向寺里主持恳求能否将沈氏所书的《游道林岳麓寺诗》借观，寺僧慕其大名及爱其“颠狂“”，遂借之以予，哪知这米颠，爱不释手。想据为己有，竟“一夕张帆携之遁去”，使得寺僧不得不急忙向官府告发，才得以追回，想见老米酷爱沈氏书法的程度及在其心中的位置。 唐 沈传师 《罗池庙碑》楷书＜《柳州罗池庙碑》为沈传师53岁时所书，碑文由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纪念颂扬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所做的政绩。碑立于罗池庙内，碑石早已不存，至于何年遭毁，现无从查考，今所见拓本乃据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一册影印。浏览此碑书法，气息清劲圆润、骨法神健，结字虽较为瘦削，然挺健秀朗，肉藏于筋，略无枯瘠之垢病。乍一看，近似柳（公权）书，但细察与柳书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柳书中宫过于内敛，紧缩得让人心中发慌，沈书却无此特征，虽然中宫也稍作内敛，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较宽松的。另一个与柳书不同点即在结构上，沈氏书法结体多呈左低右高势，且略向右欹侧，当然，此碑书法也确实存在与柳氏书法相同的地方，其中竖弯钩、点、撇、捺、悬针竖等用笔和一些字的结体如“言“字旁，“诏”、“柳”、“师”、“不”等与柳书如出一辙，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请看王铎跋此拓本的一句话“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柳诚悬、欧率更，合为一家”。如果王铎的话可信，显然沈师承了柳，然据《旧唐书》柳公权本传推测，柳（公权）小于沈传师九岁，同时，本传有一段话也耐人寻味，“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说不定这“近代笔法”里就包括沈传师在内。如捡柳书《李晟碑》与《罗池庙碑》对照，用笔与结字即颇为仿佛。看来王铎的沈“本”柳公权是要打折扣的。黄鲁直在论唐代书法时，曾说“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元和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可见柳、沈都是力“矫肥厚之病”以尚“清劲”为美的书家，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柳、沈都是极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这样看来，柳、沈书风的相近也就不足为怪了。 ＞ 唐 史惟则 （生卒年不详），原名浩，以字行，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玄宗时至殿中侍御史，人称史御史。宋陈思《书小史》称其隶书“迫近钟书，发笔方广，字形俊美亦为时重。又善篆籀、飞白”。传世的书迹有《大智禅师碑》等。 唐 史惟则 《大智禅师碑》隶书＜此碑亦名《义福禅师碑》，唐开元二直四年（公元736 年）刻碑身高二百零二厘米，宽一百一十二厘米。是著名唐隶碑刻之一。碑大部分保存完好，碑阴碑阳泐字总计不过十字现存西安碑林。 碑阳严挺之撰文，史维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旋字。阳三十二行， 行六十一字。额三行九字。＞ 唐 释怀仁 唐代书法家。僧人。住长安（今陕西西安）弘福寺。曾集摹王羲之行书字迹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刻中此为独创。北宋周越《古今法书苑》载：“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委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 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圣教序》怀仁所集右军书， 位置天然，草法秩理，可谓异才。” 唐 释怀仁 《集王羲之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建。行书。30行，行83～88字不等。《金石萃编》载：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宽四尺二寸四分；文共三十行。现藏西安碑林。王氏书迹大都赖此以传，故为历代书家所重。《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法师赴西域各国求取佛经，回国后翻译三藏要籍而写的。太子李治(高宗)并为附记。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借内府王羲之书迹，煞费苦心，历时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碑文选自王书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怀、将、风、朗、是、崇、幽、托、为、揽、时、集等字皆取自《兰亭序》。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当然这种集字的做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重复的字较少变化，偏旁拼合的字结体缺少呼应。自此碑以后，效集王羲之书或其它大书法家书的字集为碑刻者不断出现，如僧大雅集《兴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译金刚经》等均为佳作，但仍以《集王羲之圣教序》最为成功。 传世宋拓有墨皇本，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明代刘正宗藏本，现藏陕西博物馆；1972年在西安碑林石缝间发现整幅宋拓本；其他还有郭尚先藏本等；均有影印本行世。> 唐 释怀素 （725-785）唐代书法家。僧人。俗姓钱，字藏真， 长沙（今属湖南）人。 上元三年（762）诏住西太原寺。工书。尤擅狂草，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变化莫测而又法度谨严。晚年书趋于平淡。学书贫无纸，曾种芭蕉万余株，取叶练字，名其居为：“绿天庵”； 相传精勤学书， 秃笔成冢。南宋陈思《书小史》载：“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受笔法于金吾兵曹邬彤，彤转述张旭。狂草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称为“以狂继颠”。与张旭齐名，世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巨大。传世墨迹有《苦笋帖》、《自叙帖》、《小草千字文》；刻本《圣母帖》、《律公帖》等。 唐 释怀素 《草书千字文》草书＜又称《千金帖》。墨迹绢本。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书，84行，共1045字。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人誉为“一字值千金”，遂被称为“千金帖”。署款：“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年六十有三。”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全帖无自叙帖之纵放奇趣，不颠不狂，不急不躁，气调尤为清逸，且中规中矩，字体大小一致。初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笔笔合于法度，脱去狂怪怒张，专尚平淡古雅。反映了怀素艺术创作上的另一种追求。此帖书法极佳，古朴淡雅，苍劲静穆，变化多姿而绝无狂怪之态，风格与《论书帖》近，极守法度，特多古意，其用笔圆通，多以“藏锋”书之，筋骨内含，深得“屋漏痕”之法。其结体平稳匀整，法度谨严，含巧于朴，富欹于正。书法已化归平淡，而一行不苟，韵味更为厚重。明莫如忠称：“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明文徵明称：“绢本晚年所作，应规入矩，一笔不苟，可谓平淡天成。”文嘉说：“绢本《千文》，笔法谨密，字字用意，脱脂乳去狂怪怒张之习，而专趋于平淡古雅。”＞ 唐 释怀素 《藏真帖》温润古健，飞动有势 唐 释怀素 《律公帖》书法瘦逸，称为“游丝书” 唐 释怀素 《圣母帖》 唐 释怀素 《自叙帖》草书 ＜全称《怀素自叙帖》，墨迹纸本，狂草书。纵28.3厘米，横755厘米，共126行，698字。书於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十月二十八日。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首六行早损，为宋苏舜钦补书。帖前有明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序”四字，后有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邵周、王囗囗重装题记。钤有“建业文房之印”、“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乡之印”、“赵氏藏书”、“秋壑图书”、“项元汴印”、“安岐之印”、“乾隆”、“宣统鉴赏”等鉴藏印。内容为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和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颜真卿、戴叙伦等对他的草书的赞颂。《自叙帖》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此通篇活泼飞动，笔底生风，是其“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之抒情佳作。起首十数行述其学书经历，书法飘逸舒缓，从容不迫，中间述他人赞赏时，已是狂态毕露，得意之情溢于笔下；终篇二十余行，狂草之极，达到抒情高潮，至年月落款则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兴之所至，笔势自生，起止映带，咸臻神妙，千变万化，而法度不失。此帖为狂草巨幅，从中可领略怀素“狂草”之风神奥妙，故历来极受重视。李白作诗赞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从此幅狂草作品当中，我们的确可以领略草书大家的艺术风范。明文徵明题：“藏真书如散僧入圣，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自叙帖》 曾经南唐内府、宋苏舜钦、邵叶、吕辩、明徐谦斋、吴宽、文徵明、项元汴、清徐玉峰、安岐、清内府等收藏。据曾行公题，旧有米元章、薛道祖及刘巨济诸名家题识，今佚。宋米芾《宝章待访录》、黄伯思《东观馀论》、清安岐《墨缘汇观》等著录。上海延光室、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 唐 苏灵芝 （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书法家。唐开元、天宝年间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人。唐玄宗天宝中（约750）任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录事参军。登仕郎，唐制文阶官之制，正九品以下，一生未曾除任高官。后归隐。其书法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及诸家于一体，圆转流美，与当时的胡霈然、徐浩齐名，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一生写碑颇多，号称唐代写碑手。其笔力遒劲端庄，与同时代书法大师北海李邕和平原太守颜真卿相比美。后来，评论家说，苏灵芝书法“视北海（李邕）则加庄，视太师（颜真卿）又多隽”。其字体工整秀丽，笔法流畅，对研究唐代书法艺术有重要参考价值。灵芝书写的易州《铁像颂》、《梦真容勅碑》和《易县唐开元廿六年道德经幢》、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及范阳《悯忠寺宝塔颂》等历来被称为精品。 唐 苏灵芝 《梦真容碑》＜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易县＞ 唐 苏灵芝 《易州铁像颂》＜全称《大唐易州铁像碑颂并序》，俗称《铁像颂碑》。现存河北省易县文物保管所内，列为国家级文物。原位于河北省易县县署东土地祠狱所内。碑刻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崇文馆校书郎王端撰文，登仕郎苏灵芝书丹并篆额。王希贞、解崇光镌刻。碑通高2.90米，宽1.17米，厚0.29米。碑文行书，18行，行36字。碑额篆书“易州铁像之颂”六字。碑文书法肥厚圆满，在楷行之间，与苏灵芝所书其他碑文稍异，为历代书法家视为初学之楷本。碑系为纪念邑人为前太守卢晖造老子铁像而立。关于此碑，清潘祖荫非常喜此碑之丰研，称之为初学此碑可增笔力，不流于枯瘦。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 ＞ 唐 孙过庭 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字虔礼，一作名虔礼，字过庭，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一作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或作富阳（今属浙江）人。官率府录事参军。博通古今，独委文华。真、行、草均能，尤以草书著名，师法王羲之。楷行之行，亚于草书，与王知敬友善。所著书论，妙尽其趣，《书谱》为其代表作。一生淡泊名利，五十五岁暴病而卒。张怀瓘《书断》评其书：“草书宪章二王（羲之、献之），工于用笔，隽拔刚断，尚异好奇，凌越险阻，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又称：“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旨趣。”北宋米芾评谓：“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今存手书墨迹《书谱》一卷，阐述真草二体书法，见解精辟。 唐 孙过庭 《北山移文》 唐 孙过庭 《千字文》＜草书《千字文》卷纸，纵25.7cm，横82.5cm，辽宁博物馆藏。是孙过庭三十八岁时所作，通篇以草书写出，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是草书学习的典范。＞ 唐 孙过庭 《书谱》草书＜墨迹纸本，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687）。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缺166字，“心不厌精”下缺30字。《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梁清标印”、“安岐之印”、“乾隆”、“嘉庆”、“宣统御览之宝”等鉴藏印。帖前有宋徽宗泥金字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七字。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书谱》墨迹为一卷，历代均有摹刻本，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书谱》是上卷残本，摹刻精良，且首行至第二行较墨迹多17字，可补墨迹之缺。原石早佚，该拓系海内孤本。拓本有张伯英、罗惇、林志均、马叙伦、齐燕铭等跋，钤“石门吴乃琛尽忱珍藏”、“陈叔通”等印。共14页，每页8行，行10至14字不等。每页尺寸纵31cm，横22.3cm。《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书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相当高，孙过庭的书法上追“二王”，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历代予以很高评价。此帖书法结体遒美，草法周详，论书精辟，是唐朝书坛的巨制，被后世奉为圭臬。唐代吕总《续书评》说：“过庭草书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宋米芾评道：“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孙承泽则推崇其：“天真潇洒，掉臂独行，为有唐第一妙腕。”清朱履贞说：“惟孙虔礼草书《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馀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宝。”（《书学捷要》）清刘熙载也在《书概》中说：“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王世贞云：“《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书概》然因过于圆熟，也得到“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的批评(《述书赋》)。由前人的众多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孙过庭的《书谱》在唐代书坛的重要地位。＞ 唐 唐人临王羲之《东方朔画赞》 小楷 唐 王知敬 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卒年不详。官太子家令，官麟台少监，又称王家令。工行草书，尤善署书。署书与殷仲容齐名。武后诏一人署一寺额，仲容题“资圣”，知敬题“清禅”，俱为一时之绝。唐李嗣真《书后品》列知敬书中之中品。唐张怀瓘《书断》云：“知敬工草及行，尤善章草，肤骨兼有，戈戟足以自卫，毛翮足以飞翻，若冀大略宏图，摩霄殄寇，则未奇也。”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王知敬云：“工正、行、草，峻利丰秀。”善隶书。其隶书评者谓：“如麒麟之腾跃，类鸾凤之翱翔。”传世主要书迹有《李靖碑》、《金刚经碑》等。 唐 王知敬 《李靖碑》＜《李靖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之碑并序》，亦称《卫景武公碑》。许敬宗撰，王知敬正书。此碑为昭陵陪葬碑之一。在陕西醴泉县昭陵。唐显庆三年（658）五月刻。正书，39行，行82字。碑阴刻宋元祐四年游师雄等题名13行，行20字。此碑稍有凿损，保存较完好。此碑其书融入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家之笔，故书法精熟遒逸，用笔方劲，笔势外拓，精神外露，笔力健劲，婀娜多姿，为王知敬的代表作，在初唐末可以说是一件重要作品。此碑由于是欧、虞、褚三体的结合之作，在唐碑里此碑成份最多，书艺亦很高。故此碑为初唐碑版中一块既遒美而又虚和的名碑。＞ 唐 王士则 李宝臣部将王武俊之子，契丹族怒皆部人，虽史籍无传，也并非书法名家，但其书法遒劲潇洒，有李北海（李邕，678-747年，字北海，唐书法家，他善书，尤擅长碑颂，时称书中仙手）、张从申（唐书法家，吴郡人，官至大理司直，书法世称独步，与其兄从师、从仪、从约，并工书，皆得王羲之风规，时称张氏四龙）笔意，足称碑之珍品。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 唐 王士则 《李宝臣碑碑》＜全称：“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又称风动碑。碑刻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王佑撰文，王士则书丹并篆额。碑文楷书25行，行55字。书法遒劲潇洒，刻工精美，为张从申、苏灵芝所不及。碑阴行书分3截，上14行，中33行，下15行，为将佐题名。此碑系唐“安史之乱”后，为给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歌功颂德而立的功德碑。＞ 唐 魏栖梧 《善才寺碑》＜全称《大唐河南府阳翟县善才寺文荡律师塔碑铭并序》。唐代正书碑刻。魏栖梧书；后人作伪改题“河南褚遂良书”。开元十三年立，石久佚，有清代李宗瀚藏唐拓本传世，共二十九页，每页五行， 满行七字。用笔深得褚书神理， 在《雁塔圣教》、《房梁公碑》之间。上有“蔡京珍玩印”、“内殿秘书之印”以及翁方纲、李宗瀚、安仪周、阮元、冯铨等题跋印记。有影印本行世。＞ 唐 武则天 《升仙太子碑》＜武周圣历二年(699年)六月立，行草书。在河南偃师县缑山仙君庙。此碑书体极草，多用侧锋，尚存一定古雅之气。《宣和书谱》评：“后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家藏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有丈夫气。” 升仙太子碑不仅在文献方面有很高的价值，其书法价值也不可低估。碑文为武则天书写，以今草为主，行书辅之，具有章草韵味。对此，《宣和画谱》卷一这样评价:“凛凛英断，脱去铅华脂粉气味。”现代书法名家倪文东先生评《升仙太子碑》的书法时说：“观其书迹，确有功底，有大丈夫之气魄，真不愧是女中豪杰”。而武则天以鸟形飞白书书写的碑额也别有韵味。所谓“飞白”，俗谓“笔花”，是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工匠以刷白粉之帚写字，蔡邕因之受到启迪，乃作“飞白书”，这种书体多见于汉魏宫阙题字。而武则天的飞白书还有鸟形修饰，非常奇特。明赵崛《石墨镌华》评论说“碑首‘升仙太子之碑’6个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亦佳。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杨剑虹在《武则天新传》中指出:“她写的《升仙太子碑》，集行书、飞白于一体，笔画中丝丝露白，深得飞白佳趣。飞白书上又配以鸟形，蕴含着太子晋乘鹤升天为仙的传说，借以抒发道教思想。笔画灵活流畅，婉约圆转，是书中的上乘佳作。”除此之外，升仙太子碑上还汇集了当时几位著名书法家的书迹。碑文的刊刻首先由著名书法家钟绍京奉旨用双钩法将武则天所书碑文描摹上石。而碑阴有唐初书法家薛曜书写的武则天《游仙诗》，笔划纤细瘦硬，别具一格。还有薛稷、钟绍京书写的《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记当时随行大臣，二人皆是初唐书法名家，题名也是端庄灵动，瘦劲清硬。一方碑石真可谓是初唐书法作品的宝库。＞ 唐 徐 浩 （703-782）唐代书法家。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张九龄甥。官至太子少师、彭王傅，封会稽郡公，世称“徐会稽”。善真、草、隶书，圆融精熟,温厚端凝。时四方诏令，多出浩手。《唐书》本传称其书：“八体兼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日：‘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北宋朱长文《墨池编》称其“善正书、八分、真行，唐之工书者多,求其三叶嗣名者惟有徐氏”。也有评其“窘于绳律，稍乏韵致”者。传世碑刻有正书《不空和尚碑》、《大智禅师碑》及隶书《嵩阳观碑》等。传世墨迹《朱巨川告身》也传出于其手。 唐 徐 浩 《不空和尚碑》楷书＜《不空和尚碑》正书碑刻。全称《唐太兴善寺故大德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唐严郢撰，徐浩书。唐建中二年建于长安。《 金石萃编 》载：碑高八尺三寸五分，广四尺一寸八分，字共二十四行，满行四十八字。徐写此碑时已七十九岁，结法老劲，圆熟端庄，少清逸之气。《唐书本传》云：“始浩父嶠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星池编》云：“唐之工书者多， 求其三叶嗣名者，惟徐氏云。”包世臣《广艺舟双楫》谓：“会稽如战马，雄肆而解人意。。但对他的字表示不满的人也有不少。如《吕总续书评》云：“徐浩真行书固多精熟，无有意趣。”李煜也说：“徐浩得右军之肉而失于俗。”米芾甚至说：“《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研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所传书迹，除《不空和尚碑》外，还有《嵩阳观记颂德感应颂》。《朱巨川告身》等。传世墨本以“闍”字未损者为明拓。碑文记述了佛教密宗的传承历史，以及荣任唐王朝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国师不空和尚的业绩。对于研究佛教密宗传播，中日、中印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 徐 浩 《嵩阳观记》＜天宝三年（744）书，碑在河南登封。 高9米，宽2.04米，厚1.03米。《嵩阳观记》全称《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书。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二月刻，碑高9米，宽2.04米，厚1.03米。隶书25行，行53字。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碑阴刻有宋熙宁辛亥张琬等名家题名。清王澍《虚舟题跋》说："唐人隶书之盛无如季海，隶书之工，亦无如季海，" ＞ 唐 徐 浩 《朱巨川告身》＜传为唐徐浩楷书法帖。纸本墨迹卷。书法淳厚，锋锷内剑。帖有唐世玺印、宋内府藏印等，帖后有鲜于枢、董其昌等题跋，有影印本行世。颜真卿正书法帖。绢本墨迹卷。《石渠宝笈》载：帖高八寸三分，横五尺二寸，计大字一百八十一，小字一百四十一，明代董其昌评此书谓“古奥不测,是学蔡中郎《石经》”。今墨迹不传。刻本见《三希堂法帖》。＞ 唐 薛 稷 （649-713）唐代书画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工书，曾于外祖魏徵处见虞世南、褚遂良书法名迹，精勤临摹，其作风多得于褚遂良。当时有“买褚得薛， 不失其节”之说。 后人把他与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张怀瓘《书断》评其书：“学褚公（遂良）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兼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传世墨迹有正书《信行禅师碑》等。 唐 薛 稷 《涅槃经》 唐 薛 稷 《信行禅师碑》楷书＜《信行禅师碑》，唐李贞撰文，薛稷书，正书，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八月立。原碑早佚。拓本罕睹，仅有清何绍基旧藏剪裱本，碑文字已不全，1800余字，后流入日本。此碑书法瘦劲妍媚，下开宋徽宗“瘦金书”之先河。清吴荷屋云：“用笔之妙，虽青琐瑶台合意之作亦不过是过。”此碑明显的汲取理褚书的特色，有一种清健娟秀的风韵。尤其是竖法的微曲轻勾，纯然是褚书的面目，然于笔的起落间又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不失为唐楷佳品。张怀瓘云：“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吕总说：“薛稷真、行书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董逌也说：“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薛稷书迹流传极少，《信行禅师碑》可以看出其书法的一般特点。＞ 唐 颜师古 《等慈寺碑》＜全称《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颜真卿五世祖颜师古作品。贞观十年(636年)中书侍郎颜师古撰书《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简称《等慈寺碑》)。据《金石萃编》记载:碑高4.66米，宽1.53米，碑文32行，每行65字，碑文书法为正楷，匀净精劲，字体峻利沉稳，颇得晋人风韵，拓片为书法范本。因碑文“一车书”之车字可见，故称之为“一车本”，拓于同治年间。碑原在河南，解放前被毁。清书家杨守敬评云：“结构全法魏人，而姿态横生，劲利异常，无一弱笔，直堪与欧虞抗行”。此碑书法主要取法北魏，但有经隋入唐以来的尚法要求。用笔明净雄健，起收舒锋见神，行笔便捷，提按不显，而折角清朗。结体横平扁宽，笔画排列，突出平行映衬的艺术效果。因而既有茂密雄健之精神，又有匀净精劲之风采，为唐楷中之另一风格。以长期被〖馆阁〗要求所掩，未得弘扬。实际上，习楷从此入手，既可上溯隋、陈、北魏之雅隽，又可下寻中，晚唐之婉丽。质言之，即使作硬笔书法，以此为范本亦甚得体。＞ 唐 颜真卿 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坡题跋》）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玄宗时为杨国忠所恶。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唆使皇帝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后为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五世祖颜师古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著有《吴兴集》、《卢州集》、《临川集》。他的传世书迹极多，《颜勤礼碑》《元次山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传世墨迹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自书告身帖》等。 唐 颜真卿 《八关斋会报德记》＜《八关斋会报德记》碑文不仅字体圆健浑厚，而且全篇内容矫健奔放，如万丈瀑布，一泻千里，似一气呵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颜真卿不仅因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奇功而著称于世，其兄颜杲卿和他的儿子也被安史贼兵所杀，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公元772年，河南节度观察使田神功久病初愈，宋州刺史徐向等地方官吏为了逢迎田神功，在五月八日，以俸钱十万在宋州城内举行八关斋会(即指佛教徒的八种戒律和吃斋饭)，而田神功是在张巡、许远血守睢阳之后，因救援睢阳而立下功绩深得全城军民感激的。因此，颜真卿满怀激情，千里之外应邀而来，临文感愤，纵笔浩荡，其文不仅书法价值极高，文章所记载的史料价值也毫不逊色。可惜这块八棱石碑在唐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因武宗李炎灭佛，石碑也与开元寺一起被废，石碑被錾为数段。公元851年，宋州刺史崔倬又从土中挖出，补齐残缺字，重新立起。明嘉清年间(1522—1566年)加盖碑亭。1972年的“文革”时期，某造反派头头带领红卫兵将碑又砸为三段，上部约3／4部分现存商丘市博物馆，其余部分至今尚不知去向。1993年，原商丘县如人民政府在原址上又重刻石碑供人欣赏。据悉，全国目前保存的清代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石碑拓片为数极少，清代以前的早期拓片，就更加稀见了。＞ 唐 颜真卿 《蔡明远帖》行书 ＜《蔡明远帖》（772年作），或称《与蔡明远书》等。墨迹纸本。行书十八行，一百零四字。曾归罗振玉，罗氏有影印本。和上“三稿”创作心境不一样，此是在较恬静的心境中，作一般内容的赠送文字。因此作品笔韵流荡之律动，气势转换之迅缓都与前“三稿”不同。此帖有一种疏淡的意境，脱俗的气韵。黄庭坚尤为敬服，曾云：“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气，可使徐浩服膺，沈传师北面。”此帖书法笔力劲健，规整近楷，略显持重，是颜真卿处在特定政治形势下，带着强烈的感情，以充沛的精力一气呵成之作。＞ 唐 颜真卿 《东方朔画赞碑》楷书 碑刻＜颜真卿书，楷书，36行，30字，在山东陵县。碑额篆书“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天宝十三年(754)十二月立于德州。晋夏侯湛撰文。碑阳赞12行，阴记17行，行楷30字。这是颜真卿四十五岁时写的，大楷字径约十厘米。平整峻峭，深厚雄健，气势磅礴。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本，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东坡题跋》卷四)。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宝晋斋本《东方画赞》，传为王羲之小楷。鲁公变小字为大字，易清朗俊秀为刚劲雄强，应说是师古而不泥古。假如说比此碑早二年的《多宝塔感应碑》还比较清秀，与后来的颜书面貌有所不同的话，那末，此碑已初具后来颜书的规模。此碑在研究颜书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唐 颜真卿 《大唐中兴颂》＜《大唐中兴颂》，书于大历六年(771年)六月。楷书，元结文。416.6×422.3厘米。凡21行， 行 25字。刻于湖南祁阳浯溪崖壁，竖写左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此刻又称《中兴颂》，碑文系元结于上元二年(761年)秋八月所撰，文辞古雅遒劲。欧阳修《集古录》云：“碑在永州摩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残缺，今世人所传字画完好者，多是传模补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 家，盖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为难得尔。”可见，石崖在北宋晚期就已残损。北 宋末年又有多种翻刻。《集古录》记载：“蜀中资州模刻在其东北二岩，各刻一本，鹤鸣山、铜梁江上故亦有刻本。”故真本极为难得。至清代以后石崖之字剜凿严重， 拓本失去颜书面目。据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记载：“1973年秋在林彪家查获碑帖一批，其中有中兴颂石崖拓本之上半本。实为宋拓本，其字有部分损坏，然既不过肥而又不甚瘦，字虽大，而其精神犹如宋拓之颜家庙碑与后出土之颜勤礼碑之字。其上有藏 印九方……此收藏者为李斯义，虽然现时尚未查知，据其印之刻法与印色之旧的情 形来看，可能是明代早期人。”又：“此宋拓上半本，自‘大唐中兴颂有序’起至 ‘百寮窜身奉贼称臣’止，共存168字。明初拓涂描字在内，共存162字。后半本明 拓本共存160字。”此本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影印本首先刊于文物出版社出版 的《颜真卿》第二册。《大唐中兴颂》，唐元结撰，颜真卿书，唐摩崖刻石，宋拓，麻纸，黑墨精拓，装裱成册，二册，共166页，每页纵29.3cm，横15.5cm。《大唐中兴颂》，简称《中兴颂》，为元结于上元二年（761年）撰写，并请颜真卿书。此摩崖刻石是在戡平安禄山之乱后于唐大历六年（771年）六月刻于湖南祁阳浯溪崖壁上。左行正书，21行，行21字，后刻有黄鲁直题字，11行，行26－28字不等。此本为故宫藏宋拓本。首行“有序”之“序”字钩笔未损。钤有“海上精舍藏本”、“孙尔准印”等印5方。此颂书风磊落奇伟，故自古获得学者、艺术家们的重视。宋黄庭坚诗曰：“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颂中兴。”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王昶《金石萃编》等书著录。＞ 唐 颜真卿 《多宝塔感应碑》楷书 碑刻＜《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唐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廿日立。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西安碑林，现藏于西安碑林。 楷书，高285厘米，宽 102厘米，文34行，行66字。岑勋撰文，徐浩隶书题额，颜真卿书碑，史华刊石。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涌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余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虽然此碑还称不上颜真卿成熟期之代表作，与他后来所书的《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风格迥异，但它是颜书的第一篇，是颜楷成功的第一步，学颜体者多从此碑下手，入其堂奥。北宋拓本，31行“归我帝力”之“力”字尚未损，全碑字口方棱，字画之间牵丝甚清晰。南宋拓本，15行“凿井见泥”之“凿”字未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本。文物出版社影印之宋拓《唐颜真卿书多宝塔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收有明中期整拓、《西安碑林名碑》辑有馆藏明末清初拓。＞ 唐 颜真卿 《夫子庙堂碑》楷书＜《夫子庙堂碑》（752年作），此碑原在陕西扶风。运笔力足锋中，如锥画沙，空间的分割极其均衡，结体方正严密，始终一贯，无一懈笔。且健之以骨而不剩骨，腴之以肉而不剩肉，既吐露风神，又姿媚映人，是年少鲜华时之书。当然也呈现出嫩稚、窘拘的另一面。＞ 唐 颜真卿 《郭家庙碑》楷书＜《郭家庙碑》（764年作），藏西安碑林。郭子仪为其父建家庙，由真卿撰文书碑。至此颜书面目已成熟。《多宝塔碑》肉胜于骨，而此碑用笔圆而劲，丰腴恬适，气骨风流，锋芒转换间神明焕发，且具清灵古拙韵趣。＞ 唐 颜真卿 《干禄字书》楷书＜《干禄字书》。欧阳修有评：“鲁公喜书大字，惟干禄字书法最为小字，而其体法持重舒和而不局蹙，《麻姑仙坛记》则道峻紧结，大为精悍，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集古录》）＞ 唐 颜真卿 《湖州帖》 草书 ＜传颜真卿书。纸本。行书，信札。27.6×50.2厘米。凡8行，计48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墨迹本。此帖曾经宋宣和内府、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则之，清梁清标、安歧、清内府等收藏。帖内钤有“政和”、“绍兴”、“秋壑图书”、“欧阳玄”、“项元汴印”、“梁清标印”、“安仪周书画之章”等鉴赏印。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有刻本，明《快雪堂帖》曾刻入。是帖无书写年月。帖云：“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诸州水，并凑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没溺，赖刘尚书□□，以此人心差安。不然，仅不可安耳。”考颜真卿于大历七年十一月委以湖州刺史，次年一月到任，直到大历十二年八月卸任，召为刑部尚书，在湖州计六年。《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载：大历十年“七月己未(廿八日)夜，杭州大风，海水翻潮，飘落州部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苏、湖、越等州亦然。”关于杭、湖、苏、越因海啸而引起的水患，新旧《唐书?代宗纪》及《古今图书集成?水灾部》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刘尚书即刘晏。刘晏在大历八年到十二年为尚书之职。“刘尚书”下不清二字，应是“安抚”。故此可知颜真卿此帖书写于大历十年(775年)七月以后至年底前。此帖又称《江外帖》，著录首见《宣和书谱》。今人徐邦达说，此帖用笔侧媚多姿，完全不像颜书中锋多“屋漏痕”之意，但和米芾行书很接近，从书体上来看，完全可以定为米书。＞ 唐 颜真卿 《祭伯父文稿》 行书＜《祭伯父文稿》（758年作），或称《祭伯父豪州刺史文》、《告伯父文稿》。现有刻本，最早的为《甲秀堂帖》。乾元元年颜真卿被御史唐旻诬劾，贬饶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西波阳），遂祭其伯父颜元孙及一门去世者。此即为祭文稿本，或行或草，刚劲圆熟，与前之《祭侄文稿》及后之《争座位帖》为颜氏著名“三稿”。此稿在用笔上中锋运转，以沉着凛然为崇尚，不取侧锋之妍，故溢盈篆箱气息。且一任纵笔，无意于工拙，不计其布置。然每字活泼圆动，行气贯串，全篇风神洒脱。王世贞曾以此帖与《祭侄季明文稿》比较，云：“此帖与祭季明侄稿法同而顿挫郁勃似少逊之，然风神奕奕，则祭季明侄稿似不及也。”看来“三稿”为同一类型风格，而因内容与撰写时的心境不同，又各有特色。＞ 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行书＜《祭侄稿》全称《祭母侄季明文稿》，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为颜真卿50岁的杰作。墨迹麻纸本，纵28.2厘米 横75.5厘米，二十五行，每行十一二字不等，共三百三十四字。铃有“赵氏子昴氏”、“大雅”、“鲜于枢”、“鲜于枢伯几父”、“鲜于”等印。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775），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挥泪写下这篇留芳千古的祭文。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宋人陈深在《停云阁帖题记》中评论道：“鲁公朝第一等人，字画雄有，奄有魏晋，自成一家。《祭侄季明文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者篆籀，或者镌刻，其妙解处殆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手工，而反极其工耶！”非常中肯，一针见血。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 “天下第二行书”。元鲜于枢跋语谓：“《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祭侄稿》作为颜书著名的“三稿（另二稿《争坐位稿》，《告伯父文稿》）之一，曾收入宋、明、清诸代从刻本中，历代效仿者不绝，褒赞不断。《祭侄文稿》的过人之处，就是笔墨传情，令人动容。此稿以真挚情感主运笔墨，在激情之下，并不刻意于工拙，无拘无束，随心所至，个性之鲜明，形式之独具，都是前所未有的，成为书法创作言志、述心、表情的绝佳之作。《祭侄文稿》是由真挚感情浇灌出来的杰作，哀极愤极，血泪相和，在“忘情”状态下的无意识的表现手法，使作品产生无与伦比的艺术效果。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 唐 颜真卿 《金天王庙题名》楷书＜《金天王庙题名》（758年作），此为颜真卿自蒲州刺史贬为饶州刺史时游华岳庙之题名，楷书。字迹奇伟遒劲，运笔圆而劲，由方趋圆，硬弩欲张，雄姿挺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唐 颜真卿 《李玄靖先生碑》楷书＜全称为《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碑原立在江苏句容县茅山玉晨观。据《金石萃编》载：“碑已断裂，约高一丈余，广三尺二寸五分，厚一尺四分。四面刻，前后各十九行，两侧各四行，行皆三十九字，正书。”古代刻碑的通例是先用朱笔把碑文写在右面上，称为“书丹”或“用丹”，然后刻工依字迹刊刻，一般碑额为标题，碑阳（正面）为正文，碑阴（背面）碑侧（左右）为题名。可能是碑文太长，也可能是表示碑主的事迹多得说不完而有意刻满碑的四面，因而称为四面碑。据说早在乾元二年（759）颜真卿任升州刺史时，就曾派人送信到茅山，表白“慕道玄微”之心。李含光授意韦景昭炼师作答。尽管颜真卿本有宅心山林之心，终因“事乖夙愿，徘徊郡邑，空怀尊道心”。后赴任湖州刺史时，途经茅山，得知含光早已羽化，感慨万千，写下了《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此碑立于大历十二年（777），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断裂，明代嘉靖三年（1524）遭火石碎。清代方若在《校碑随笔》中说：“该碑存石十四块，合全、半字计四百六十一字。”又说“乾隆壬子汪稼门志伊菟访仅廿三石，然尚存全、半字共一千四十余字。全碑凡一千六百余字，则阙者已五百六十余字，若明末或国初拓尚较汪拓多二百许字。自句容经兵燹，后石又散失。同治丙寅遵义赵氏访得十五石，共百九十七字，旋失三小石，计十五字，迨壬申扬州张氏更访得二石移至学宫，共二百七十九字。……今茅山所有碑乃是覆刻，笔画细瘦全乏鲁公雄健之气，且字之讹七十余处。”清代临川李宗瀚旧藏南宋断后初拓本，文字稍有残缺，以火后本补足。《李玄靖碑》雄浑壮美，高古苍劲，气势追人，具有篆隶笔意。用笔平正遒婉，圆健浑厚，笔画疏密得当，规整稳定。笔力深沉含蓄，结字开张舒展。正如梁谳《承晋斋积闻录》说的那样：“颜鲁公茅山《李玄靖碑》，古雅清圆，带有篆意，与《元次山碑》相似，乍看去极散极拙，多不匀称，而其实古意可掬，非《画像赞》、《中兴颂》所可及。”也许“鲁公字到《李玄静碑》已古”（梁谳《承晋斋积闻录》），不是初学者能够学得到家的，因而没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那样出名。＞ 唐 颜真卿 《刘中使帖》行书 墨迹纸本＜颜真卿行草书墨迹，纵28.5厘米，横43.1厘米，8行，行41字。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帖又名《瀛州帖》，是著名的颜书墨迹之一。从帖的内容看，讲的是讨伐安禄山叛乱取得了胜利，颜真卿闻讯感到十分欣慰。据考，这段史事约发生在大历十年(775)或十一年(776)，当时颜真卿是六十七或六十八岁。颜真卿曾是坚决反对安禄山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盟主，后因反对权相元载弄权蔽主而遭排挤，大历元年(766)被贬至湖北、浙江、江西等地作地方官。尽管有这样的遭遇，从此帖看，这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老臣，仍时刻系心于唐王朝的安危。此篇笔画纵横奔放，苍劲矫健、用笔飞动圆活，富于虚实变化。元鲜于枢称此帖与《祭侄文稿》都是“英风烈气，见于笔端”。＞ 唐 颜真卿 《麻姑山仙坛记》楷书 碑刻＜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四月立。碑旧在江西临川，明季毁于火。楷书，据传世剪裱本计共901字。此碑楷书，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基本完善，不但结体紧结，开张一任自然，而且在笔画上也从光亮规整向“屋漏痕”的意趣迈进了。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据今人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称：所使拓本为横刻帖本，传宋时有原墨迹木刻本。碑刻原在江西建昌府南城县西南二十二里山顶。今已无原碑拓传世。传此帖本 有大、中、小三种，因原石均佚，故难寻佳本。据载，宋刻帖本就有张之洞、何子贞、端方、罗振玉藏本和戴熙、赵子谦跋本等数种，可见此刻帖传世情况的复杂。今人马子云《碑帖鉴定》称：闻何绍基(子贞)藏宋拓本，后为颜韵伯藏，现不知为何人所藏。又称原石为雷火所破，元建昌知府梁伯达重建。然元刻本今也罕见。以后又有唐晏云本，忠义堂何氏本、黄氏本，惟唐氏刻本最善，何氏本最劣。《校碑随笔》云：上海原石石印本，即罗振玉所藏，有张廷济跋，现也不知存于何处。大字本，拓本。字径约5厘米，现存两种善本：其一为明藩益王朱祜滨重刻本， 书法端严整肃(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二为清戴熙跋本的影印本(藏上海博物馆)，点画清晰，极少漫漶。＞ 唐 颜真卿 《宋璟碑》楷书 碑刻＜全称：“大唐尚书右丞相赠太尉立贞宋公神道之碑”。因系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丹，故又称颜鲁公碑。碑位河北沙河县城，刻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碑四面刻，三面为碑文，一面为碑记，两面皆楷书27行，行52字；侧面7行，行50字，一侧10行，行70字。碑阴刻有侧记，均为颜真卿楷书。此碑字体端庄，气势开张，遒劲雄健，饶有古意，是颜真卿晚年书法艺术臻于完善成熟的传世名作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中叶复出土。学者认为从《瘗鹤铭》出入笔法笔意，纡徐蕴藉，传达出古朴高浑之风流，雍容秀拔之气骨。黄庭坚说：“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 唐 颜真卿 《送刘太冲序》行书＜又称《刘太冲帖》，亦有以为后人摹本者。墨迹纸本，24行163字。此帖书法凝重端阔，笔画腴润，用笔劲健，光彩四射，郁郁苍苍。＞ 唐 颜真卿 《送裴将军诗》 刻帖＜《裴将军诗》或称《送裴将军诗》，刻入《忠义堂法帖》，传为真卿书，也有人认为系伪托。全卷二十七行，九十三字，具有剑拔弩张之势，雄姿英发之概；神龙变化，气势磅礴。且融合各体，顾盼生姿，其间正书则如泰山之镇，巍然屹立；行草则龙虎振威，不可逼视。此如一首狂飚曲，对裴将军的豪放生命情调进行颂赞。＞ 唐 颜真卿 《鲜于氏离堆记》楷书 ＜《鲜于氏离堆记》(762年)。楷书，字大三寸，为颜真卿53岁所作，正值其书法艺术中期，书风渐熟。其用笔雄逸，字画刚健，结体宽博挺然，形势精绝，斩金截铁。且是摩崖大字，丰硕伟岸，气势磅礴，震撼人心，为颜书大字的杰出代表。可惜只残存47个整字和7个残字。＞ 唐 颜真卿 《颜勤礼碑》楷书 碑刻＜颜真卿书，楷书，唐大历十四年(779)刻，19～20行，行381字，藏西安碑林。此碑久埋地下，1922年十月在长安旧藩廨库基中出土。为颜真卿六十岁时所作，书法刚健、整肃、雄厚，标志着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已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后期。此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所立，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此后的作品有六十三岁写的《麻姑仙坛记》(大字)、《大唐中兴颂》，六十四岁写的《宋璟增碑》与《八关斋报德记》，六十八岁写的《李玄静先生碑》，七十二岁写的《郭家庙碑》，《颜家庙碑》等等，可以看出“颜体”日臻完美的发展过程。此碑由于出土很晚，字口如新，较好的保存了颜书的原来面貌。故出土后受到世人的重视，成为学习颜体的最好范本之一。＞ 唐 颜真卿 《颜氏家庙碑》楷书 碑刻＜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公元780）七月立，碑存西安碑林。 碑四面环刻，碑阳24行，行47字。碑阴同两侧各6行，行52字 。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记载家族世系情况。此碑是颜氏七十二岁时作，笔力雄健、结体庄密。隋代与初唐的楷书，多以运指为长、结字左紧右舒，呈欹侧之势。颜书则加强了腕力的作用，巧妙运用藏锋和中锋，形成力透纸背的效果。又横轻竖重，似有立体感觉。颜真卿正书，横画端平，左右竖笔略呈向内的弧形，这不仅造成庄重感，而且使整个结构圆紧浑厚，富有强大的内在力量。这一切都是突破旧格局的创新。《颜家庙碑》是“颜体”的典型之作，也是他传世碑刻中最后的巨作。此碑宋代拓本第三行“祠堂之颂”的“祠”字中，“司”勾笔完好，明拓已剜粗。＞ 唐 颜真卿 《元吉墓碑》楷书＜《元结碑》（772年作）碑在河南鲁县。颜真卿为唐文学家元结书碑。颜在风格处理上以“渟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朱长文尤赞其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王羲之、王献之以来，未有如鲁公者。此书当从深情厚意中孕育而出。＞ 唐 颜真卿 《臧怀恪碑》楷书＜《臧怀恪碑》（763年作），藏西安碑林。颜真卿撰并书，正书。骨骼略瘦于《家庙》等碑，结体较疏缓，风神开张雄强。或认为柳公权学颜由此入手。＞ 唐 颜真卿 《争座位帖》行书 刻帖＜《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写给仆射郭英又的书信手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古时。“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然而郭英又为了献媚宦官鱼朝恩，在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两次把鱼朝恩排于尚书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引历代及唐代成规抗争之，写下此长信。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许多字与行还写得豪宕尽兴，姿态飞动，虎虎有生气。似乎也显示了他刚强耿直而朴实敦厚的性格。宋代米芾在《书史》中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入行草最佳范本之列，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争座位帖》原迹已佚，刻石存西安碑林。 北宋长安安师文以真迹模勒刻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因摹刻精妙且真迹失传，好事者皆以该本为据辗转翻刻，故传世诸本以其最为所重。今北宋拓本已不传，南宋拓本亦稀如星凤。此本43行“出入王命” 之“出”字完好无损，当为南宋所拓。末有清何绍基手书小字长篇诗跋。＞ 唐 颜真卿 《自书告身》楷书墨迹＜《自书告身》楷书墨迹，传为颜真卿自书，是颜真卿晚年的名作。共386字。有人疑为伪托。今藏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其书法苍劲谨严，沉稳厚重，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自书告身》为内府旧藏之物，前有纯庙前有御书十余行，隔水绫上复嵌御书数小行，后有米友仁、蔡襄、董其昌三跋，又朱朗白一跋，颜书墨彩已脱。后为清宫石渠宝笈之物，因何出宫有二说。《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内称"清梁清标、安歧以及清内府收藏，后赐与恭亲王奕"，为清宫赏赐奕之物。此说当因内有"恭亲王章"、"正谊书屋珍藏图书"等印为据。而从《翁同龢鉴藏大系略稿》知，此件为1861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之后散出宫外的。＞ 唐 颜真卿 《中兴颂》楷书＜全称《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楷书，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唐 殷令名 《裴镜民碑》＜唐贞观十一年(637)立。在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裴晋公词内。碑文对裴镜民的家世、仕历及参加平“西南夷”之乱作了叙述。该碑为殷令名书，《碑帖叙录》云：“书法凝远处似虞世南，峭健处似欧阳询，兼有两家之胜”。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书法艺术名牌。由唐初史学家李白药撰文,书法家殷令名书写,楷体,既近颜风,又含柳意,端庄凝重,笔力挺拔。＞ 唐 殷玄祚 《契苾明碑》＜《契苾明碑》全稱《大周故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國涼國公契苾府君之碑銘併序》，唐先天元年（712年）十二月十六日立，現存陝西省咸陽博物館。碑高370cm，寬135cm。此拓為故宮藏明拓本，縱317cm，橫140cm。正書36行，行77字。碑額篆書15字。婁師德撰，殷玄祚書，契苾明之次子嵩立。第三行“雲”、“乃”，第四行“能”，第六行“春”，第三十五行“嗣”、“福”等字未損。歷代書家皆對此碑書法給予很高的評價。明趙 《石墨鐫華》評雲：“殷玄祚書，筆法亦瘦勁可觀。”這種剛健瘦勁的筆法對後世黃庭堅、宋徽宗的書體有一定的影響。契苾明是唐代著名蕃將契苾何力之子，其墓碑的發現增補了兩唐書對於契苾何力及契苾世家記載的不足，糾正了部分謬誤，成為研究唐時民族關係的重要史料。碑文收錄於《全唐文》卷187。此碑著錄於宋陳思《寶刻叢編》，明趙 《石墨鐫華》，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等。＞ 唐 殷仲容 唐代书法家。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初唐著名画家殷令民之子，颜真卿之舅祖。历官秘书郎、戎马兵曹、礼部郎中等。善篆、隶，尤精于榜书题额。取法《张迁碑》、《张景碑》、《熹平石经》，风格高简朴拙，善作榜书，相传，京华街肆，题匾甚多，行者莫不驻足观之。窦臮《述书赋》称：“殷公、王公（王知敬），兼正兼署。大乃有则，小非无据，麒麟将腾，鸾凤欲翥。题二榜而迹在，叹百川而身去。”又注称其“奕世工书，尤善书额，官至礼部郎中。书汴州安业寺额，京师裒义、开业、资圣寺、东京太仆寺、灵州神马观，额皆精妙旷古”。颜真卿《颜元孙碑》也有“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之语。传世书迹有《李神符碑》、《褚亮碑》、《武氏碑》、《马周碑》以及《诸王题名》等，皆隶书。 唐 殷仲容 《褚亮碑》隶书 唐 虞世南 唐代书法家。（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博达古今，唐太宗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尤善书，得智永传授书艺，继承二王传统，外柔内刚，凝重安详，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宣和书谱》：“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张怀瑾《书断》称其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宜手。”窦臮《述书赋》赞其书法：“下笔如神，下落疏慢。”传世墨迹有碑刻《孔子庙堂碑》、旧摹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行草书《大运》、《去月》、《疲朽》、《郑长官》、《潘六》各帖等。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唐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楷书＜《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633年）。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 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 笔法圆劲秀润，平实端庄，笔势舒展，用笔含蓄朴素，气息宁静浑穆， 一派平和中正气象，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清杨宾《大瓢偶笔》）。据传此碑刻成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未几火烬毁，武周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唐刻拓本今罕见。后唐拓本《孔子庙堂碑》流入日本，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原拓本在北宋其珍贵。现存此碑的两种重刻本：一在陕西西安碑林，宋初王彦超刻，世称“陕本”，或“西庙堂本”；一在山东城武，元代刻，称“城武本”或“东庙堂本”。前者字较肥，后者较瘦。四庙堂碑，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时石断为三。断后初拓本二行“虞世”二字完好。明中期拓本末行“风水宣金石”几字完好。关于三井藏有唐拓本《孔子庙堂碑》，不能不提到三井高坚，本世纪初，日本三井财团中有名三井高坚（字宗坚，号听冰）者，好艺事，嗜鉴藏，因挟雄厚之资，委其好友、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仙郎）往中国，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刻，获取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其中唐字孤本十数，宋拓则愈半百，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一时名播遐迩。然因其所藏深不露，与世隔绝达六十多年，故一般多仅闻盛名而鲜知其详，更无一饱眼福。直至近年，方移入财团法人性质的东京中野上高田的三井文库。人们通过文库定期的公开展示，方得稍窥一斑，其中包括久藏着的唐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唐 虞世南 《摹兰亭序》行书＜传为虞世南墨迹。由于此帖是钩摹，墨色入纸浮浅，纸上又带有油、蜡，所以笔划多是添凑描补，又经装裱时冲洗，墨色脱落很多，仅有个别字中还保留着一些浓墨痕迹，但笔划未损，字形完整。＞ 唐 虞世南 《汝南公主墓志》行草书墨迹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虞世南书，贞观十年(636)十一月作，行草书，墨迹。18行，行12-15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虞世南为其撰写墓志。此是草稿，萧散虚和，遒媚不凡。每个人的执笔、下笔方式都有一定的习惯性，这是在长期、反复的操练中适应而成的。因而同一人写出的楷书与行书，尽管字体形态、间架结构有所不同，但在笔法、风格上总有一线贯通之处，在面貌上有着共同点。如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则内含刚柔，这不仅见于二人楷书，而且见于行书。故言“永兴真行如秀岭危峰，处处间起”，是贴切的比喻。王世贞云：“昔人于永兴、率更书，俱登品神妙间，而往往左袒永兴。余初不伏之：以余之肉，似未胜欧骨，盖谓正书也；晚得永兴《汝南公主墓志》草一阅，见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此墓志书法圆活，不及正书沉厚，故后世有人疑为米芾书。＞ 唐 虞世南 《昭仁寺碑》＜唐代正书碑刻。四十行，行八十四字，为唐太宗纪念战死将上而建。无年月，前人考证为贞观四年（630）刻。朱子奢撰文，无书人姓名，历来传为虞世南书，但众说纷纭：宋郑樵、明赵咽均定为虞书；清王澍则谓：“《庙堂》丰逸，此则瘦劲，面目虽似，神骨则殊。”“正使永兴执笔，亦未必有过。”（《虚舟题跋》卷三）。碑阴记为欧阳询撰，张淳书。下有宋绍圣元年（1094）题记，记此碑为虞世南所书。石仍完好，在陕西长武县。此碑书法秀整，酷似虞书《东庙堂碑》。杨守敬评：“是碑前人多指虞永兴书，细玩之诚有一二波法相似处，至其格度气韵，则不逮远甚。盖用笔虽劲，犹沿隋人方板旧习，永兴则变化百出，风神绝世，安可同日而浯？且永兴内含刚柔，此尚得云内含耶？世人惜永兴碑无一存者，遂欲以此当之，而不足以尽永兴也。”此碑旧拓不多，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本，瘦劲中有圆腴之致，非《西庙堂碑》所能比拟。＞ 唐 张 旭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笔下的张旭，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神采一直为世人所倾倒。张旭，（658-747年,一作675-750），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右率府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工书法，精通楷法，草书最为知名，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具有新风格，当时即有“草圣”美誉。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或以头发蘸墨书写，醒后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名其书为“狂草”。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继承多于创造。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唐 张 旭 《肚痛帖》草书＜《肚痛帖》刻于西安碑林僧彦修书碑下段，单刻帖。无款。全帖仅6行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气韵生成。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千变万化，神彩飘逸，笔法劲健跌宕，提按分明，遒逸多姿。传为张旭书，一说僧彦修或高闲书。此帖刻于宋嘉祐三年（1058），所刻彦修草书诗帖碑阴之下截。此幅作品用笔忽重忽轻，通畅自然，重若坠石，轻如游丝；笔势飞动，迷离恍惚。无怪异放纵之态，且于洒脱之中，尚有极浓厚的庄严气氛。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释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 唐 张 旭 《古诗四帖》狂草法帖 ＜墨迹纸本，此帖为五色彩笺古诗四首，狂草书，极为珍贵。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凡五十行，一百八十八字。无款，前两首是梁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宋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后人多沿此说，但也颇有争议。董其昌依据是曾见过张旭所书《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古诗四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无流传。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此幅草书雄强奇伟，笔势纵逸，通篇气势奔放，笔力劲健峻拔，墨色枯润相间，运笔无往不收，如锥画沙，如折银钗，绝无狂怪之笔，诚有“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之态。运笔轨迹清晰可辨，书法连绵回绕，跌宕流通，现一气贯通之势。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气势磅礴，奔放不羁；连绵飞动，似行云流水，圆畅自然；意境飘逸潇洒，满纸如云烟缭绕，气象万千，实乃草书颠峰之篇。明丰坊言其“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写”。苏轼赞道：“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人郭子绪云：“《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 唐 张 旭 《郎官石柱记》楷书＜亦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陕西西安。《郎官石拄记》书，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其楷法近虞、褚，疏朗淳雅。《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唐 张 旭 《十五日帖》＜唐代韩愈曾赞道：“往时旭善草书，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这是历代书论中指出书法写神达情的最精彩的论述。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扩展。《文论》尝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以此论欣赏张旭草书，会发现书论和书作是如此合拍。＞ 唐 张 旭 《严仁墓志》楷书＜是张氏存世极少的楷书作品之一。＞ 唐 张 旭 《终年帖》＜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于“纵逸不羁”的王献之。其骇目惊心的壁书和屏书，今已荡然无存，草书作品《终年帖》等尚可从摹刻本中看到。此帖作为张旭的作品是公认的。如此难得的墨迹，留给后世的是那如骏马奔驰，倏忽千里，如云烟缭绕，变幻多姿的艺术形象。 ＞ 唐 张从申 唐吴郡人，擢进士第，尝官大量司直检校礼部郎中，书学二王。凡其书碑，李阳冰多为题额，书名益高。唐窦臮《述书赋·下》窦蒙注云：“从申志业精绝，工正行书，握管用笔，其于结字紧密，近古所无。恨历览不多，闻见遂寡。”唐吕总《续书评》谓从申真、行书“远近称美，独步江外”。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下列其书入能品，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从申书虽学右军(王羲之)，其源出于大令(王献之)，笔意与李北海(李邕)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扬低昂太过，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嘉尚。”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谓从申“笔气绝似北海”。明冯班《钝吟书要》云：“张书古甚，拙处人不知其妙。”清梁巘《评书帖》谓张从申“开张本大令，遒紧本率更(欧阳询)，然书多生硬，不及北海劲健中饶柔和”。清朱履贞《书学捷要》卷下评其书为“笔画沈峭，风格萧疏”。传世书迹有《李玄靖碑》、《王师乾神道碑》、《慎律师碑》、《改修吴延陵季子庙碑》、《铜牙镇福兴寺碑》。弟从师、从义、从约并工书，时人称“张氏四龙”(见梁披云著《中国书法大辞典》张从申条目)。张氏书法承袭右军书风，《李玄靖碑》为张书中最烜赫者，在唐行书中极得名，拓本流传甚少。观此碑书法，用笔爽利、遵劲，结构得《集王书圣教序》，所谓“右军风规，下笔斯在”。作品欣赏：《李玄靖碑》 唐 张从申 《李玄靖碑》＜《李玄靖碑》又称为《玄靖先生李含光碑》，全称《唐茅山此阳观玄静先生碑》。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刻，由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碑石原在江苏句容玉晨观，明世宗明嘉靖三年（1529年）毁于火，传世拓本甚稀，未见整纸本，字共八百三十五，原碑行数已不可知。《李玄靖碑》记载了唐朝茅山此阳观道士李含光一生行实。李玄靖(683—769)，字含光，本名弘，因避高宗太子李弘讳，故改为李姓。他是神仙道教上清派陶弘景五代传人，颇获玄宗嘉许，是当时朝野上下信徒最多的著名道士。李玄靖本人也精通书法，颜真卿在《李玄靖碑》中说他“颇工篆籀，而隶书尤妙”。在唐朝，佛道中人均极精书法，此为抄写经卷和游艺之需要，故而佛道二系书法蔚为大观，并与俗世书家多有往来。道家善书者还有如太清宫道士卢玄卿，权德舆《太宗飞白书答诏记》称“工为篆隶八分诸书，具其家法。”又有鱼又玄、梁元一，《宣和书谱》卷十谓：“(道士鱼又玄)工行书，得王羲之笔意，而清劲不堕世俗之习，飘然有仙风道骨，可以想见其人。“卷五评之曰：”(道士梁元一)尤喜翰墨，初慕钟、王楷法，久而出入规矩之外。然其法严，其气逸，其格清……观其书《太上内景经》，作小楷法而体兼丛善，乃知游方之外者，非世习之所能及也。”李、盧、鱼、梁四人，虽名高千载，深得后民敬仰，然元一纸片石留世，终令人扼腕(见朱关田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我们今天只能从柳识(字方明，工文章。)的文章中去一窥李玄靖之风采了。此碑笔意虽出自《圣教序》，然云其柔美三分，增其简劲三分。所谓干净利落，笔短意长，起落笔之处求之以方，以得遒逸之气，显得峻劲严整，古拙雄健，有“画能如金发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清笪重光《书筏》)之妙。体稍疏隽，曲折顿宕，方峻中寓圆柔，严整中现婉丽，甚有欧阳询遗意。此碑前半段写得拘谨而后半段则已放开，更有开合变化之妙。 唐代书法无论在笔意、笔法以及形体结构上都是一个大整理的时期，是对前朝繁冗芜杂的书法内在因素的再厘定，从楷法上说，欧阳询无论在字体、笔法、结构上都是对北碑正书的雅化和整饬化。同样，张从申也是从行书角度以《集王圣教序》做同样工作，但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惟颜真卿从篆法入手来改造行书，别创一格，终于臻达中国行书的又一高峰，这只能说是书家在识见和取法上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此碑的主要著录有：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黄伯思《东观餘论》、陈思《宝刻丛编 》，清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字考略》、严观《江寧金石记》、方履 《金石萃编补正》、何绍基《东洲草 堂金石跋》，近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 唐 张从申 《改修吴延陵季子庙碑》 唐 赵 模 太宗时翰林供奉拓书人，太子右监门府铠曹参军。正书字画甚工。《宣和书谱》载“模喜书，工临仿。始习羲献，学集成《千文》，其合处不减怀仁，然古劲则不迨。”唐太宗在喜获《兰亭》之后，曾命赵模与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响拓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与近臣。《宣和书谱》称宋内府曾收有《模集千字文》，然传世书迹仅见《高士廉茔兆记》。 唐 赵 模 《高士廉茔兆记》＜许敬宗撰，赵模楷书，永徽六年（655年）立石。其书方整秀逸，明代学者赵崡《石墨镌华》有“大类欧、虞”之评，至刘熙载《艺概》则谓其精熟遒逸，比肩王知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对赵模亦有较高评价：“赵模之《兰陵公主碑》、《高士廉茔兆记》、《崔敦礼碑》体皆相近，皆清朗爽劲，与欧虞近者也。”，康氏谓《兰陵公主碑》、《崔敦礼碑》出自赵模手笔，虽为有显误，然亦可见其对赵模之推重。＞
唐 钟绍京 《灵飞经》小楷＜《灵飞经》是唐代小楷法帖。无名款。传为钟绍京书。署“开元廿六年（738）二月”。据《柳庵集》载，明初真迹曾归永乐进士王直，后归海宁陈氏，始以之入石。帖后有赵孟頫二跋，皆伪。元袁桷、明董其昌皆以此经为唐钟绍京书；清王澍、钱泳则以为唐经生书。唐钟绍京所书《灵飞经》系应科举而作，为著名的小楷范本。此帖有唐人风格，并得“二王”规范。笔法精劲，字形端丽。运笔柔润，以意为骨，不拘露锋起笔，因存映带之迹。结体方面，字形稍扁，看去特别稳当。规整妩媚，每夸张长横笔或捺脚或折勾等作主笔。纵观整幅，字里行间有舒展恬逸之威。因其小楷笔势圆劲，字体精妙，为学者所重，成为历代人们习学小楷书的范本。此帖真迹明代尚存，刻本很多。以《渤海藏真帖》、《滋惠堂帖》为最精。元袁桷，明董其昌皆以为唐钟绍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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