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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为153.3，12月为161.4，全年为143.1； 1939年6月为201.6，12月为377.3，全年为237.3； 1940年6月为420.8，12月为716.9，全年为500.6； 1941年6月为1914.5，12月为4421.0，全年为2228.9； 1942年6月为10180.0，12月为13773.0，全年为9904.0； 1943年6月为64757.8，12月为343059.8，全年为124078.4； 1944年6月为556980.0，12月为768807.8，全年为616487.4； 1945年6月为1995825.0，12月为1825918.5，全年为1591495.4。 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 专业统计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其背后所揭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生活内容。陈学昭曾经记载下1938年秋延安的物价情况： 猪肉每斤0.5元、猪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绵羊肉每斤0.4元。 “人家对我说，在八路军未到之前，猪肉比菜还不值钱，1元可以买到十二三斤，而且陕北人的脾气很特别，猪肚里的东西是不吃的，猪肝呀、猪肠呀……都抛了的。但现在，猪肝卖五角一个。……有一次，我走进菜场，看见两只鸡，我问价。“一元，”鸡主人说。“九角两只卖不卖？”“不卖，差一钱也不卖！”我正在想“一元买了也好”，可是正沉思着还没有决定的这顷刻，他说：“你不买，走开罢，立在这里看什么？”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同前引第91—93页。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紧俏，价格不菲。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时期在重庆售价为0.25元。 队伍里的公家人日常住宿是全部免费的，但有一种情况却要收费。那是星期六的晚上，一般普通夫妻一周团圆一次，没有单独的住处，就要事先申请，再交费，住由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组成的“青年宿舍”，近乎后来的青年公寓。“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53页。 1938年12月10日开始至年底，延安《新中华报》开设“五日延安”专栏，公布延安市场上主要生活物资价格，该日价格为： 麦子每斗4元1角、黄豆每斗3元、绿豆每斗3元5角、猪肉每斤5角、羊肉每斤3角5分、食盐每斗5角8分、青油每斤6角5分、萝卜每斤3分、市布每尺3角、土布每尺3角、斜布每尺3角、有光纸每刀3元5角、工资每天5角5分。 此间公布的物价，个别物品略有波动，但总的来说物价平稳。其中所列的工资额是指临时雇工的工资。而同时期（1939年1月）重庆、成都的基本生活物资指数分别是： 重庆大米每斗3元5角、食盐每斤1角4分、猪肉每斤2角3分、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18元（自给伙食）；（按每斗37斤，每斤14两计算。） 成都大米每斗2元、食盐每斤2角、猪肉每斤2角、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6元（厂方提供伙食）。（按每斗32斤，每斤14两计算。）白戈：《平抑物价与平抑工资》，《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2月13日。 从1937年初至1940年底，通往延安的小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历经千辛万苦徒步数百里，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 由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原来生活基础不厚的陕北小城，生活指数比同时期重庆、成都偏高，但实行供给制条件下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其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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