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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时空 像许多人一样，我喜欢王小波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杂文。在他不幸去世之后，我约了他的妻子社会学者李银河作访问。 与一位遗孀谈过世的丈夫，那种气氛会不会太凝重和压抑?我觉得以王小波的幽默本性，肯定不喜欢歌功颂德式的追悼会。为什么不能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态度去谈论死亡呢? 李银河马上同意我的观点：“就是，说点高兴的事吧。比如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用电子邮件通信时，他还用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你看我，长得矮，又开始发胖，是有点像土豆。” 我和她一起笑了起来。那时，我们正坐在前往京郊王小波墓地的车上。 我在山上采了些野花，有白色的，也有紫色的，跟随李银河爬到半山，献在王小波的墓前。这是一块天然的花岗石，有三四米长，骨灰就放在开凿的石穴里。李银河说，经常有不相识的人把花放在在这里，还有人放一包香烟什么的。说着，她蹲下身去。 我有意退后半步，留给他们夫妻独处的空间。李银河无声地抚摸着墓石，眼泪一滴滴洒在青石上。 那天阳光充沛。站在陵园向远处望去，是一片开阔的平原。 李银河在王小波死后，搬回到娘家住。她说，不堪睹物思情。我们的采访地点就在她现在的一间小书房里。房间狭小，给布置机位和布光造成了不少麻烦。 我请她找出小波生前的手搞以供拍摄，她搬出了一大摞发淡黄色的稿纸，其中还有一些七十年代的旧式练习簿。纸张非常粗糙。那里面有王小波最早写的小说，包括《绿毛水怪》。 王小波的字小而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行与行之间也不留空，看上去密密麻麻的，大概是为了省纸吧。 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一打五线谱纸。那上面是王小波以工整的字体写给李银河的情书。第一句就写到：“我们的爱情就像音乐，是应该写在五线谱上的……” 有几个女孩子能抵挡这样浪漫的爱情?王小波和李银河并不是一对俊男靓女，王小波甚至有点不修边幅，比如说照片上的他总顶着一头没有好好梳理的头发。但这决不妨碍他们的精神生活优美动人。 “我们常做倾心之谈。”李银河说。 正是思想上的沟通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伴侣。小波欣赏妻子的睿智，李银河欣赏丈夫的才华。小波有幸身后有贤妻整理遗稿，出版发行，在天之灵一定觉得相当安慰。 杨：1997年4月，非常有才华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正准备出版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不幸的是，他突然发了心脏病，在北京去世，自己也成为沉默的一员。当时他的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作研究，从此两个人阴阳相隔。不过王小波的身后并不寂寞，在他去世的一年当中，李银河整理和出版了亡夫的文稿，引起了一股“王小波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他的思想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在北大校庆期间的书展当中，王小波的书就一路畅销。那么，王小波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作家?又是怎样的一位丈夫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妻子一起走进他的精神家园。 李银河，在北京郊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墓地，最后你为什么将王小波的墓地选在昌平的这个公墓里呢? 李：我们曾找了好几个墓地，比如说通惠陵园、八达岭的陵园……但是最让我们不满意的就是，他们非得要横平竖直，一排一排弄得特别整齐。后来我觉得这不符合小波的个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要特立独行，怎么也得与众不同。然后就跟他们陵园的负责人提这个要求，我说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别人想稍微有点与众不同的这种要求呢?后来他们就对我们说，我们这儿公安局长也有，县委书记也有，他们都跟人家一样……。 杨：当官的还没提特殊要求，你们一个平民百姓还要干什么。 李：对，好像就是说人家觉悟那么高，我们觉悟很低似的。听了这话，我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然后我就说算了，将来找一个机会海葬算了。就在这时，有个朋友介绍了这个陵园，它有山上自然的大石头，我们就想选一块并在上面刻上几个字，他们同意了。最后这件事做成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在花岗石石头上请一个书法家写了“王小波之墓”五个字及生卒年月。然后在底下凿了一个洞，把骨灰盒放进去，一切都做得很简单。 杨：很简单。做了这个墓穴花了多少钱? 李：就六千块。 杨：在现在来说是很便宜了。很多人要花好几万块钱修一个规规正正的大理石的墓，上面还有各种头衔，比如说党委书记、研究室主任等等。(笑)小波英年早逝，45岁都不到就突发心脏病……过去你们两个都没有任何预感吗? 李：对，一点都没有，好像从来没想到过。大概前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上泰山，他从底下一直走到顶上，完全没事。当时我却不行了，有点哮喘，都用上那个东西直喷雾什么的。 杨：有些朋友说他一直就是唇色比较紫，很有可能是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这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 李：我问过他，嘴唇怎么老是紫的?他还跟我讲得头头是道，是什么心脏二尖瓣，可能闭锁不全吧。那个意思好像他从小就这样，没事。他就给我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一直是这样，一直也没事。 杨：我听到有些圈里的朋友说，最后几次见他，觉得他脸色非常不好。他有没有跟其他的朋友谈到过，自己可能有点不行了? 李：我想他当时可能有预感。后来这个事出了以后，有个记者告诉我，他在一次开会时曾说，自己得了一种病，可能要死。当时大家听王小波说话，觉得他在开玩笑，根本就没当真。我当时在英国，我们用电子邮件通信的时候，他说自己最近特别显老，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我也说自己特别显老，并没当一回事。 杨：你们一直没有特别认真、特别严肃的来考虑这个健康的问题。 李：对，就是没以为真的会有一个…… 杨：那个时候你在剑桥大学做研究，他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吗? 李：当时旁边没人，就他一个人。夜里11点半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他叫了两声，因为叫的声音太大，当时他们有点害怕，也没敢上去看。第二天早上才带着人上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杨：他一晚上……即使要急救的话也没有任何办法。你有没有自责过自己不在他身边?他是死在电脑边上的是不是? 李：不是，他当时已经睡下了……我想，要是我在身边的话可能好一点。我到法国去作访问学者的时候，也想过是不是让他一起去，我们商量过几次，后来没去成。……后来好多朋友安慰我说：即使你在也没办法。 杨：因为他心脏突然地衰竭了。 李：对，是这种情况。 杨：很多中年人的早逝都是因为心脏病，并且有了病一点都不知道。那是谁最先找到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你当时…… 李：当时他们找我非常困难，因为我在那边换了几个地方，最后还是一个朋友电话最先打到我，那时事情已经过了一两天了。当时他们没有告诉我真话，就说出事了，你必须马上回来。我估计他们可能怕我路上受不了，不安全吧! 杨：你那时候估计会出现什么事呢? 李：我当时有点猜到，因为他们吞吞吐吐的。 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比如是否急病什么的。我想他们也是故意的，就让我猜不到，就不让得到最确切的消息。 杨：回来以后还跟他有一次遗体告别，还算见了一面的，是吧?今年的4月11日，是小波去世一周年，一年多了，你觉得现在你的那种悲痛还很沉重吗? 李：我觉得好像正好在一周年的时候，像是一个坎儿，心里一下松下来了，以前一直是紧绷绷的那种感觉。 杨：为什么会这样松下来? 李：可能是我觉得在这一年里编了很多他的书，主要就是他的《小说剧本集》，最主要的著作是时代三部曲。但是他还有一些作品散载别处发表，比如说《东宫西宫》，是另第一部同性恋电影，是张元导演邀请他写的。另外有一本早期作品和另一本未尽稿集。我用了很多时间在编他这些稿。 杨：所以在一周年的时候，你觉得已经把这些事情完成了，心里感到松了一下。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他的方法。 李：对。 在人们的眼中，王小波和李银河都不是俊男靓女。李银河说，王小波生前也没有送过她什么礼物。在公共场所两个人很少有亲昵的举动，只是在她去英国前，小王波到机场送她，临别的时候曾经用力地抱了抱她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没想到，那一次竟会成为永诀。 杨：有人说，王小波这样，走得不拖泥带水，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在他去去世前，你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互相联系，你是否记得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当然是适于公开的那一部分。 李：我们一般就是说点家常，我在那边搞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材料也会给他传过来。后来有一段我们开始试着在网上对话，平台式的，你一句我一句，可以直接写的。我记得我给他写的第一封就是：地瓜地瓜，我是土豆。然后他回答说：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杨：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吗? 李：对，我觉得他是。 杨：在你出国前，你们有没有一起出去玩或者是…… 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小公园，叫玲珑园，我们经常上那儿散步什么的，用小波的话叫做倾心之谈，然后也去放风筝。 杨：真的?你们两个人在一群孩子中间放风筝? 李：对，好像当时就数我们岁数最大。 杨：他开心吗? 李：特开心，好像在放风筝的时候就返老还童了。 杨：在圈子里，大家好像都很羡慕你们夫妻之间这种情投意合的关系。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谈恋爱的? 李：最早认识是在1977年，那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他则是一个街道厂的工人。我是从我俩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儿先看到他的小说(手抄本的小说)，然后才见到他人的。 杨：什么样的一本小说呢? 李：那小说叫《绿毛水怪》后来收在他的早期作品集里，当时看了印象很深。 杨：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还没有看到过那本书。 李：那小说写的算是一个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朦朦胧胧的。他们插队去了，然后男孩找不到了。这个女孩一直等男孩，后来等不到，就投海而死。等男孩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后来这个男孩就到海边，有一次碰到这个女孩，发现她已经变成一种全身都是绿毛的水怪，但她在水底下有一种更自由的生活。男孩决定要跟女孩去，可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在海上着了凉，没去成。然后这个女孩就失望而走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杨：这个故事为什么能触动你呢? 李：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他里面提到了陀恩妥也夫斯基一部很偏的小说，当时我正好看见了这篇小说，我对这小说的感觉，正好是他书里写的那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 杨：真想认识他。 李：对，我想，跟这个人可能早晚会有点什么事发生，就是有这种预感。 杨：那你觉得，你现在不是也有点像《绿毛水怪》里的那个……，当然，角色有所转换，就好像他是那个姑娘，已经先走一步，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王国里，而你却像是小说里的那个小伙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跟着他一起去。 李：对，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其中就提到：小波现在也许就在海里，或者是在天上，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杨：第一次碰面，你是怎么见到他的?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李：第一次就是我在他们家看见看见他这篇小说的这个朋友，他带我……说是去看他爸爸，他爸是一个逻辑学教授。我当时就留了个心：可能要看到小波了。一看之下，觉得这个人真够难看的。 杨：大失所望，原来想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白马王子? 李：后来看顺眼了就不觉得难看了，这就是第一次。我们单独见面，是我在《光明日报》当编辑，他去了报社，我们聊天，这等于是第一次单独见面。聊了没多久，他就问我：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没朋友，就说没有。然后他说，你看我怎么样? 杨：太丑了。 李：没有，我没有这样说，我当时就说我得想想。不过能看出来，他是相当的自信。 杨：当时他是一街道厂的工人，而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又在日报社做编辑，应该说所谓的社会地位是很悬殊的。 李：我记得当时跟他通信，我的信封上好像写有《光明日报》、国务院研究室之类，有一段时间，他们厂里的人就觉得了不起似的。 杨：小波攀上高枝了。 李：实际上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我觉得在智力上能够让我佩服的男人不多。 杨：你觉得那个时候最打动你心的是什么?是不是那情书写得太好了?所以你后来觉得…… 李：对，肯定抵挡不了。认识不久，我就出差到南方，他拼命地给我写信，没有发出的信就写了好多好多，回来一看，我就顶不住了。你想想，一个小说家，在动了真情之后，能写出来什么样的东西?一般的人我想谁也顶不住。 杨：在给你的情书里，王小波把你比作无价之宝。你觉得他最欣赏你的是什么? 李：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智力方面吧，另外我的真挚他也挺喜欢的——我这个人很真。说起智力，他曾跟我说：有个朋友智商特别高，他老婆也特别漂亮;但是他老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扔一个球，对方老接不住。后来我问小波：你扔球我接得住接不住?他说，你还是接住了。 杨：你们俩球扔来扔去的，有一种交流。那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很平等吗? 李：我觉得很平等，一种很平等的交流。 杨：你们俩有没有吵过架呢? 李：我好像生来不太会吵架，他也不会你一句我一句那种吵架，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吵过架。但是也有次数不多的几次，可能我把他气得有点那个，他一生起气来就是出气长进气短。 杨：所以在邻居听起来，你们家还是比较安静的。 李：对，从来都是这样。 杨：他平时留给我们的形象就像他的照片：一歪头，咧嘴一笑，有一种无可奈何，又有一种不以为然，好像总有一种自己的个性在里边。 李：他这个人是酒逢知已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在熟人、朋友面前，好像是属于那种侃侃而谈的人;要是他不喜欢的人，他就一句话也没有。 杨：你们为什么决定不要孩子?对不起，这个话题太个人化了。在你们这个年纪想到不要孩子，两个人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的人，还不算太多。 李：我们婚前就说不要孩子的，我们可能是赶上第一拨做这种选择的人。在以前，大家好像就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就说：当初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过有这种可能性。结婚生孩子，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就没想到有这样一种选择。 杨：王小波去世以后，你有没有后悔过?如果当年要一个小孩，他的骨血就能够留下来，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寂寞。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在你们原来的房子，搬回你母亲家住。如果有一个孩子，你的感觉也许不一样。 李：对，要说一点没有好像也不对。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这事，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可能还不要，是会这样的。 杨：刚才我们谈到小波非常欣赏你的智力和你的那种纯朴的个性，那么你欣赏他什么呢?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应该可以这么说。 李：我觉得他很男子气，另外就是他的智力很高，真正让我佩服。我这个人虽然挺前卫，但还是有点随俗，总觉得夫妻间，男的应该比女的强。 杨：你还是这种……?但你是博士后，是吧? 李：对。从世俗的标准看，他才是一个硕士，而我是博士后了。按世俗的标准我似乎比他高，工资他好像也从来没有高过我，但我觉得他在智力上确实是……他写小说的才能是我特别佩服的。 杨：你好像谈到过，他有非常独特的文风，同时还有非常犀利的思想。在人格上，你非常尊重他吗?在我看来他好像不是那种为功利所左右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清高的人。 李：对，也许可以用这个词吧——清高——比如说他不入作协。后来他的小说在台湾得奖，我就想，他是不是应该加入作协? 杨：你还是比他实际一点。 李：我比他世俗一点。他曾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朔都不入，我怎么能入? 杨：那就是说他很喜欢王朔了。 李：对，他说起王朔基本上都是好话。 杨：他们俩见面交谈过吗? 李：他们见过一次。王朔有一段时间经营文化公司，想给小波出书，好像还有一个合同。小波见了他印象不错，说这个人很好。小波这个人就是这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一个人对他好，他会特别记得人家，感谢人家。 杨：由于小波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会不会因此而丧失他的一种客观的批判标准，比如别人跟他约了稿，他以后就不说人家的二话了? 李：我想不是这样，比如说他虽然觉得王朔这个人很好，但是他对他的小说评价还是该怎么评就怎么评。他很少评论国内的作家，很少看他们的作品，说他好话，但是他说过，王朔作品中对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王小波的杂文中，特别提到过“知识”这个词的定义。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内陆把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甚至那些初中没有毕业的学生也被称作是“知识青年”。在王小波看来，那些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职业的人，只能是专业技术人员，而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以关注社会、评论社会为已任的人。而且在王小波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是创造精神财富，第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王小波说，在他经历的一些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杨：王小波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觉得他这个“自由”是指什么呢? 李：我想他可能指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崇尚民主和科学的那种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给他的好朋友李小洋最后一封、就是他一生发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提到：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杨：有点谭嗣同的气魄。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倔的人，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迎合潮流。你觉得他这种倔表现在什么方面? 李：他这个人有时会说出一些话来，让别人一点受不了。举个例子，在由一个杂志社召开的会上，杂志社某领导想请一些人来帮助他们工作，带点陈腐、带点官腔地问每个人：你哪个单位的?什么学位?什么专业?……后来问到王小波。这时他恐怕已经不太乐意了，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辞了职，是自由撰稿人，根本就不乐意受任何管束。然后领导就问他：你的导师是谁?他说：我的导师是一个印第安人，脸上画着油彩。 杨：他肯定是很严肃地板着脸说这句话的。 李：对，我猜也是，领导听了大概会很不高兴。 杨：你觉得王小波为什么会赢得这么多的读者，特别是在他身后?甚至有人说：“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他不会像现在这么有名。” 李：我一向觉得小波他有两个东西比较突出，一个就是他那种已经形成了的个人的写作风格，我觉得这个并不容易。另外，我觉得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从他的杂文里头可以看出来，他想问题的方式、角度好像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也挺纳闷的，他这一套从哪来的?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用咱们的话说，我这个是比较正统的，所以老觉得他那儿有一种挺新鲜的思路。 杨：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让人害怕? 李：对，当初我父母大概就因为这个，不太同意我们的婚姻。虽然说不上他哪儿不好，但是总觉得挺危险的，大概是思想出格吧，就觉得不定将来会惹什么事。好多人都说，他写的东西要在1957年，可能要划好几个右派了。 杨：他自认为是个小说家，虽然他是40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的，但就像你刚说的那样，《黄金时代》、《未来世界》都获得了《联合报》的中篇小说奖。也有人觉得他的杂文比小说更好看一点，甚至有的人觉得他的小说因为描写性爱比较直露一点，有时觉得格调不太高，不能够提升人的灵魂…… 李：《黄金时代》在国内出了以后，小波给一位老同志看，他就提出是不是文学还是应该提升人的灵魂?小波始终对这句话有点耿耿于怀，我想他主要的不高兴就是这种看法和他心目中的文学离得太远了。他心目中的文学就是美本身，是一种澎湃的想象力。什么教育，什么……都不关他的事。他不想当什么老师、灵魂工程师去“提升”别人。 杨：王小波曾说，整个世界里我最想提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觉得他这种反省非常的理性，也非常难得，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应去教育别人，用道德的方式去评论别人的对或错，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王小波非常有自知之明，也正是这种自知之明，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佩服。 李：对，由于他老是取这么一种低姿态，好多人会觉得他的东西看了很亲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讲的是他在农村时当猪倌的见闻。要知道，猪圈里的猪，它们的生活是完全被安排好的：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交配，什么时候进屠宰场……那些猪在猪圈里除了睡就是吃，除了吃就是睡。但是有一只猪非常的特别，它行动敏捷，可以跳上房顶，又不满足于猪圈这个小范围里生活，喜欢到周围的村庄里去游游逛逛。有一次人们要杀它，它非常聪明地从重重包围中逃脱，成了一只野猪，居然还长出了一副獠牙。在王小波看来，社会中很多人想去安排别人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对于被安排好的生活习以为常……所以他一直非常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杨：王小波的杂文中曾经提到，社会上有很多弱势群体，他们或者没有机会说话，或者不想说话，或者人家不让他们说话，或者他们说了话别人也不听……这就很自然引出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一个社会学的调查。这是大陆第一个对于同性恋社会、或是同性恋文化的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调查。你们俩一个写小说，一个做社会学的研究，这件事为什么会两个人一起来完成呢? 李：我想这里面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男同性恋者愿意跟女的谈，但是有些岁数小的，就比较怯场，就不愿意跟女的谈，这时候小波就得上了。 杨：他主要是当侦察员，扮演掩护之类的角色。 李：对，另外比如说到现场什么的，有时候我就比较困难了。 杨：还有一种传说，说你那时候是女扮男装到公共洗手间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事? 李：这件事我听了以后特别惊讶，它纯粹是瞎编。小波到公共厕所看倒是实有其事。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同性恋者也有厕所文学，比如墙上写着一些打油诗，还有一些画，另有一些就是约…… 杨：约地点。 李：对。然后他说，他一进去，每一个隔间都探出个头来，然后都缩回去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出来后就问人家，这是怎么回事?人家说没看上……他回来跟我说，真失落。(笑) 杨：那么没有魅力。 李：对，魅力不够。 杨：做一份这样的调查也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当这本书出来之后，你们两个都觉得很满意吗? 李：不能说很满意，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探索性的、特别初步的东西。它的价值就因为它是“第一个”，但我觉得理论上还是比较浅薄。 杨：他写的杂文是很容易得罪人的。我记得有篇文章里面他好像用了一个大山临盆的比喻，就是说一座大山要生孩子了，就要临盆了，然后地动天摇，房屋倒塌了，江河倒流了，震了半天结果生下一只小耗子。他用这个比喻，我觉得有人会觉得不高兴。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怎么想呢?他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什么?他有没有想用西方的东西来拯救中国? 李：我想他实际上是持一种反对守旧的观点，还是希望——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这件事——把理性、民主、科学给介绍进来。西方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而不是说“不”…… 杨：王小波去世已一年多了，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你认为他应该在做什么? 李：我想他最喜欢做的事，可能还是写小说，当然写杂文他认为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可能也会写。但是，他对别人说他杂文写得比小说好的话，始终不太爱听。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尤其是我觉得二十多岁的人特别喜欢他，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好。 王小波相信，世界上即使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就像芭蕾舞剧《天鹅湖》，再精彩也不能让人看上三百遍。在他看来，千人一面的世界是不会带来愉悦的，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那样：“参差不齐才是一种美。”在这一点上，王小波没有沉默，他也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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