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最有名的地市级作家群——南阳作家群

中国当代最有名的地市级作家群——南阳作家群 1994年8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惟诚欣然批示：“南阳作家群现象值得研究。”1995年春，河南省在郑州举行了南阳作家群现象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相继报道了这一现象。一时间，“文学风流属南阳”成了国内文坛的焦点，南阳作家群也成了南阳这座城市的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南阳作家群，以其阵容整齐、人数众多、作品独特，在中国当代文坛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不仅是文学豫军的最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个创作群体以乔典运(已故)、二月河、周同宾等为领军人物，更有一批骨干人物，如行者、周熠、廖华歌、秦俊、马本德、殷德杰等群星闪耀。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和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创作出了一大批诸如《村魂》、《满票》、“清帝系列”小说、《皇天后土》等思想深邃、品位高雅、风格迥异、意蕴久远的精品佳作，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重彩浓墨的瑰丽篇章。青年作家张克峰、窦跃生、赵德玺、王俊义、韩向阳等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多篇重要作品，异常活跃。南阳籍作家姚雪垠(已故)、痖弦、田中禾、张一弓、周大新、柳建伟、汗漫、赵红都、赵大河等走红海内外。 目前，这支人数众多、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创作队伍拥有中国作协会员7人、省作协会员近百人，呈现出老中青梯次构成的良好局面。他们正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 南阳有个作家群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来自于南阳的文学现象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关注，南阳这个地处中国豫西南偏僻之隅的盆地，崛起了一个作家群 体，他们阵容整齐、人数众多，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这就是名震国内文坛、足以令南阳人自豪的南阳作家群。 　　作为文坛“宛军”，在近一二十年来多次发韧，形成了冲击全国文坛的一次次浪潮。1987年，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周大新的中篇《汉家女》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他们取得的骄人成绩，标志着宛军占据了中国文坛的一个制高点，也堪称南阳作家群的第一次浪潮。 　　十年之后的1997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获中国文学政府奖，周同宾的散文集《皇天后土》获该年度的鲁迅文学奖，他们的双双夺魁，稳固了南阳作家群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堪称南阳作家群的第二次浪潮。 　　2003年，一个不十分令人震惊却也颇值得南阳记忆的消息，多少又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丰富的想象，金秋时节，在河南省举行的当年文学大奖中，二月河、周同宾、行者三位作家同时分获大奖。在许多同 类地级市奖项空白的情况下，南阳能连中三元，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城市，再度引起省内外文学界的瞩目。这可以说是南阳作家群掀起的第三次文学浪潮。 　　国内外各种类型的文学大奖接二连三地朝他们飞来，在文坛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这种强烈的震撼效应，又把南阳作家群的名字更有力地推向全国及海外，在整个华人世界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形成于南阳的独特而绮丽的文学现象，在全国地市级地域中绝无仅有，引起了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文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 　　现在，南阳作家群的名声可谓大矣。“南阳有个作家群”、“文学风流数南阳”，外地人说起南阳，经常会问到南阳作家群；南阳的官员在与外地交往中，也常常把南阳作家的作品当作纪念品赠送。在他们的眼里，南阳作家群的作品就是南阳的文化特产，已成为南阳的一种形象代表。 宛军崛起的原因 　　自对南阳作家群开始研究以来，一些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都写出了不少的论文。单篇的论文姑且不论，业已成书的就有《南阳当代作家评论》和《文学的星群——南阳作家群论》等见之于世。这些成果对于南阳作家群的形成原因，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个人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地域文化方面的原因。南阳盆地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伏牛和桐柏二山三面环绕，其间又有淮河源头与汉水的多条支流纵横交织，气候温暖，水源丰富，各类物产繁多而丰饶。这种独特的亚热带小盆地气候极适宜人类的生存。据考证，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繁衍生息，而且很早就有“盘古开天地”和“禹王锁蛟”等神话故事在南阳流传。同时，南阳又是楚、汉文化的交汇处。浪漫飘逸的楚文化和博大沉雄的汉文化、凝重厚实的中原文化在此交聚汇融，衍生成一种浪漫与现实并存、飘逸与凝重兼容的“宛文化”。这种兼容数种文化优势的“宛文化”为文学艺术“巨人”、“大家”的出现，创造了极好的文化氛围与“气候”。 　　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正是上面所述的原因，形成了南阳历代文人士子既浪漫飘逸又持重务实的独特品性，他们满怀经国济民的美好理想，积极投身安邦立业的宏志中去。南阳的历史上就出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文人志士，如政治家、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玄学家兼文学家何晏，经学家兼文学家范宁，史学家兼文学家范晔，词赋家兼诗人庾信等。不仅如此，而且还会随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变革，集群式地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家。是社会大变革局面为他们提供了积极入世展示才华和成功的契机。南阳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三次这样的“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形成于汉光武帝刘秀复汉成功并实现“中兴”之后，南阳就集中出现过张衡、刘苍、朱穆、左雄、刘珍、延笃等四十余位政治家兼文学家。此为南阳的“汉代作家群”；第二个“黄金时代”形成于盛唐时期，此期集中出现了张巡、岑参、张继、樊绍述、张祜及民间诗人张打油等一大批南阳籍著名诗人，此可为南阳的“唐代作家群”；第三个“黄金时代”形成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新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又集中地出现了乔典运、二月河和周同宾为首的“南阳作家群”。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每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和“作家群”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兴衰变革的契机，都是文人志士们满怀宏愿积极入世的必然结果。 　　三、文人作家自我的原因。南阳盆地偏居一隅，这种静寂僻远的地理位置，使南阳人养成了不浮不躁坚韧务实和守恒守矩的优良品格。南阳历代的文人作家们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种静寂僻远所形成的坚韧务实的性格与品质，才使得他们取得了成功。尤其是与我们同代的这批作家，他们面对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不为物役，不为利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耐得寂寞，守得清贫，执著地固守着心灵中的一片净土，一心一意地辛勤笔耕，终于写出了成功与辉煌，写出了南阳人应有的气势与声望。 南阳作家群新生代阵容初现 　　2003年春季在淅川举行的“南阳当代文学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和2003年秋天在桐柏举办的“南阳文学希望之光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是南阳作家群新生代阵容整体隆重推出的标志。 　　如果把南阳作家群培养新人、积蓄力量作为这两次研讨会乃至今年市文联的一项重要工程来看的话，可以系统地看出南阳对文坛“宛军”的关切和厚望。南阳市的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问及南阳作家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常关心作家队伍的薪火相传问题。著名作家二月河、周同宾也曾多次谈及南阳作家群的后续发展和培育新人问题。 　　刘正义、石丹、李雪峰、周岩壁、水兵、苏菡、段舒航、徐文、蒙蒙等等，他们年龄在45岁以下，在国内文坛已经崭露头角，在文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中间，有的坚守传统，有的热衷于借鉴西方现代经典，有的偏重于个人经验的描摹，有的追求飞扬的想象力，有的崇尚思想，用艺术演绎智慧，有的试图用自己的视角整合文化，重组知识——对于我市来说，不少人的文风具有开拓的意义，填补了南阳的空白。这是最可珍贵的----文学本质上就是个性，就是创造。这使得南阳文学真正地有了百花齐放的迹象。他们的意义不单单在于他们创造了自己，证明了自己，更在于他们承续着南阳的文脉，发扬而光大之，从而促进着南阳21世纪的文化建设。 　　在2003年青年作家集体亮相的作品研讨会上，周同宾、行者、廖华歌、殷德杰、王俊义、薛继先、万年春等作家和评论家为这些青年作家进行评点和“把脉”。 　　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作为塑造灵魂的事业，它对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开发，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是更为独特的作用。因为人的各种欲望被释放出来，它既是一种动力，又是一种恬淡清苦的事业，它的成长需要社会的培植与浇灌；南阳的作家们淡泊名利，心怀高远，创造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为南阳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南阳作家群已经成为南阳的文化形象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南阳市委、市政府十分珍惜这个“形象”和“窗口”，正加倍努力，为作家们当好“服务员”,为他们创造更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全力推动他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以促进南阳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身军人家庭。 　　1966年毕业于南阳三高，1968年入伍，1978年转业到原南阳市委宣传部，现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南阳市文联副主席、南阳市作协主席等职。二月河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后起之秀”。他的帝王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四卷本）由黄河文艺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后，在海内外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继《康熙大帝》之后，《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也与国内外读者见面，真乃悠悠14年，皇皇3大部，浩浩13卷，洋洋500多万字。他的小说，多次再版，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已改 编为大型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第1套播出；另外，他的自选集已出版，内容包括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随笔、诗歌、散文等，属“南阳作家群自选集”丛书之一。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他的作品也以高质量取胜。《雍正皇帝》1998年4月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协共同主办的“八五”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也曾获得湖北省优秀长篇畅销书奖。《康熙大帝》获河南省首届文艺成果奖、河南省改革十年优秀图书一等奖。港台地区称他为“文坛一杰”，国内评论家称他是“文坛黑马”。海外亦有人开始研究“二月河现象”。1999年，香港评出近代中国百名作家，二月河榜上有名。2000年，美国华人读者把二月河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清帝系列小说不仅先后被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买断版权，巴比伦出版社更把它当作“镇社之宝”。 　　 一、 展示了清代广阔的社会生活 　　 “清帝系列”：《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百科全书式地展示了清代最强盛的130年历史生活的广阔宏丽的画卷。它以正史为基本线索，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基本上是有史有据的，而在非主要人物和事件上又充分发挥了艺术虚构和创造的能力，展示了清代社会风俗和人文景观，使作品具有宏伟的“史诗”规模。　 　　 我们仅从《康熙大帝》一书中即可领略到二月河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历史上的康熙自8岁登基，在位61年，在这61年时间里，正值清初定中原，政局动荡。内有鳌拜的觊觎朝政、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等，外有内蒙察哈尔布尼叛乱、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多次叛乱和俄罗斯的进犯，此外还有康熙二十年的收复台湾等。这些都是康熙早年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行动。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作品中都有精细的刻画和描绘：无论是第一部《夺宫》中的智斗鳌拜集团，还是第二部《惊风密雨》中的平定“三藩”和与“朱三太子”杨起隆的斗争；也无论是第三部《玉宇呈祥》中的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还是第四部《乱起萧墙》中的皇位之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作品或正面描写，或侧面叙述，都能做到剪裁合理，腾挪有致，调度有方。小说这种在“正史”基础上的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描绘，再现了清初壮阔的历史图画，也展现出“帝王系列”的“史诗”风范。? 　　 在对康熙这一人物的描写上，主要通过他智擒鳌拜、平定三藩之乱等表现他的胆识和智谋。例如鳌拜逼迫康熙杀掉建议禁止圈地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之后，又逼迫他杀掉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甚至气势汹汹要弑主篡位，形势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康熙估计当时的形势，还难以除掉鳌拜，因而隐忍不发，作暂时妥协。待到一切布置就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除掉这个势力盘根错节的集团。通过康熙治理黄河、开博学鸿词科等表现他的气度和胸襟。他对黄河为害，导致灾民遍野，深感痛心，决心治理黄河。他亲自出巡河防，对靳辅、陈潢的治河方针，虽经多次反复，但他经过实地考察，肯定了屡遭朝臣弹劾的靳辅，使治黄工程收到一定成效。他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博学鸿词科。可是一些汉族大儒并不买账，有的故意漏答试题，有的故意写错字，押错韵。如果不取他们，“大名士尽都黜落孙山，与不办博学鸿词科何异？”如果都取，又怕“鸿儒们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毛病”，“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而对这样尴尬的局面，他采纳高士奇的建议，全部录取，同时在考卷上加批语，指出谬误之处，既显示他的宽大又表现出博学、精明。在表现康熙体恤民情、网络人才、明爽豁达的同时，又表现他性格中多疑猜忌、阴险狡猾、手段高明的一面。在《夺宫》中，他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把军权交给他的同时，又给魏东亭一道密诏，“以防变中之变”。而对魏东亭也不放心，派人装作魏东亭的看门人，潜伏在魏东亭身边5年，魏竟没能察觉，而且把魏东亭的母亲（康熙的乳母）留在身边，以控制魏东亭。苏麻喇姑想到，“‘这个情理通达、爽朗可亲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对雍正的描写更能体现作者的匠心。雍正在历史和传说中是争论很大的人物，有着逼父、逼母、篡改诏书、弑兄屠弟的恶名，是“心胸狭窄，刻薄寡恩，阴险狡猾，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作者根据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和辨析，对雍正这个人物作出了恰到的评判。《九王夺嫡》这一卷，通过康熙末年宫廷内部形势的分析，康熙对太子二次废立，八爷党的阴谋活动，胤禛（雍正）不结党、不营私，沉着应对，终于取得康熙的信任，传位于他。在第二部《雕弓天狼》里又补充了一个情节，即康熙曾征求方苞的意见，传位给哪个皇子好？“方苞答曰：‘观圣孙！佳子佳孙，可保大清三代昌盛！’”康熙非常赞成这个看法，而他早已看中了雍正的儿子弘历（乾隆），让弘历搬入宫中，跟他念书，由他亲自培养。通过这些描写，康熙传位给雍正就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释，从而排除了他篡改诏书、将传位十四阿哥改为四阿哥的传说。作者通过雍正改革吏治、惩办贪官、发展生产等重大事件的描写，说明雍正励精图治，政绩显著，为乾隆盛世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过去的小说、戏剧作品里，乾隆是一个风流潇洒、放荡不羁的风流天子。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除了保持他风流倜傥的性格特点外，还以史实为据，着重表现他建立极盛王朝的雄心壮志和处理国家大事上的机智果断、捭阖自如的才能。通过他“以宽为政”方针的贯彻，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促使经济达到高度繁荣；通过他对官吏的任用，可见他对培养人才的重视，特别是注意提拔年轻的官员如傅恒、刘墉、阿桂等人，委以重任；而对贪污腐化和变质的官员如高恒、钱度、勒尔谨、刘康等人的案件又能严肃惩处，使朝政整肃；对战败而又掩饰、推诿、甚至嫁祸于人的张广泗、诺敏、庆复等人则能明察秋毫，揭露真相，为被诬陷的兆蕙、海兰察等人主持公道；对大小金川的战争和“一枝花”的叛乱，则采取镇压与招抚并重的方针，一方面坚决镇压，一方面对朵云夫人、易瑛等尽力招抚，虽多次受挫，但终于平定了动乱，巩固了政权。? 　　有的历史小说在极力表现当代意识，强调为现实服务时，却不自觉地淹没了作家自己的艺术个性，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给人虚假的感觉；而有的历史小说则一味表现作家自己的心灵，任意“颠覆”历史，甚至胡编乱造，失去了历史小说的基本品格。而二月河在“清帝系列”小说中，通过这三位帝王和历史重大事件的描写，在尊重历史、展示历史真实中灌注了时代精神，特别是他们励精图治、勤于政事和惩办贪污腐化、整肃吏治这两点，引起广泛的共鸣，人们从历史的镜子中得到了启发和教益。 　　 二、 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围绕着三位皇帝，作品描写了当时的皇亲贵族、文武大臣达二三百人之多，其中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至少有二三十人。在相臣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有索额图、明珠、熊赐履、张廷玉、马齐等人。索额图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在公忠面貌下包藏祸心；明珠从底层爬上高位，表面一团和气，但实际上十分阴毒、贪婪，他不动声色地破坏了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的婚事，使这一对情人终身郁郁；他暗示周培公与图海关系密切，共掌兵权有危险，引起多疑的康熙的警惕，将周培公打发去奉天，又让何柱儿娶周培公的情人阿锁，致使周培公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不久病重而终。熊赐履正直迂腐，恪守儒家之道，但见机隐退，又颇有心计；张廷玉清正廉洁，勤于国事，但不求利而求名，为了死后的名誉，诸如入太庙、求谥号等喋喋不休，惹怒了乾隆，自讨没趣；马齐忠厚憨直，似乎愚昧，但在关键时刻，如隆科多派军队入畅春园，阴谋造反，他却能从容应付，可谓“大事不糊涂”；在封疆大吏和朝廷大臣中，田文镜急于报恩，处事僵化，累得吐血也不能治理好河南，还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而“叫花子总督”李卫却能潇洒自如，举重若轻，在貌似荒唐的举措中把两江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有忠贞直谏的史贻直、杨名时、孙嘉淦、窦光鼐等等，不畏危险，敢于仗义直言。靳辅、陈潢、杨香必、于成龙等人为百姓利益，不畏强权，敢于坚持己见，为封建官吏树立了良好的风范。在权臣中，年羹尧和隆科多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年羹尧是皇帝家臣，他血洗江夏镇何其残酷狠毒，令人发指，他立功之后，不知韬晦，飞扬跋扈，终招杀身之祸；隆科多是皇亲，又是托孤重臣，在康熙托孤之前，就首鼠两端，雍正上台后，又经不起诱惑和威胁，不得已上了贼船，终致身陷囹圄。还有出身下层、精明强干的钱度，只为贪恋女色而失足；贵如皇亲的高恒、纳亲，雄心勃勃，而志大才疏，结果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在皇族中，康熙的几个儿子，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的形象也是塑造的比较成功的。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说明作者对封建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险恶、权谋机变的微妙、人际关系的复杂，有着深刻的理解，对我们了解封建政治关系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清帝系列”小说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塑造了几位文人学士的生动形象。如伍次友、邬思道、高士奇、方苞、纪昀、刘墨林等。这些人物或史有其人，加以开掘渲染；或史无其人，加以虚构生发，从而表现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重构能力。 　　 三、 反映了丰富的清代文化景观 　　 二月河的作品在展示传统文化方面，还表现在对清代宫廷生活和市井生活的生动丰富的细节描写，展示了色彩斑斓的清代社会的文化景观。虽然他的“帝王系列”是以展示“康乾盛世”的百年辉煌历史见长，但作品并不拘泥于对历史的再现与重构。在他看来，如果小说仅以展示历史为主，势必会使作品成为枯燥乏味的历史演绎，这也会削弱小说的可读性，必须配之以大量庞杂的其他东西和材料。因此，他在再现与重构历史的同时，还不惜笔墨精心描绘当时社会的市井民情风俗。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被他尽收笔底。作者不但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形象作了精心描写和艺术重构，而且对清代宫廷生活细节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全面掌握。清代宫廷生活，既继承了前代汉族帝王的宫廷制度，又有满族特有的生活习惯和礼仪习俗。作者详尽交待和描写了当时君臣的衣帽服饰、宫廷礼仪、典章制度、机构设置、官员配置、饮食起居、嫔妃进御等等，表现了浓郁的清代宫廷文化的氛围，对塑造帝王和大臣们的形象起了重要的衬托作用。作者还把笔触伸向市井社会。里巷杂业、蓬门荜户、瓦舍勾栏、酒楼妓院、道观佛寺、茶肆赌场等等都如画地描绘出来。青楼红粉、和尚道士、江湖艺人、侠客镖师等等，三教九流的人物历历在目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读了二月河的作品，我们仿佛置身于清代社会生活中，又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生活，又接触了诸色人等。这一特点在《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中已有所展示，在《乾隆皇帝》中，随着清代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安定，以及城市化、市俗化的出现，小说的这一特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作品对清代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无不涉及。因此说，读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既是对清代历史知识的学习，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和纵深感；又是在欣赏一幅清代的《清明上河图》，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四、 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却采取了通俗小说的写法。作者继承了古代小说的传统，运用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主要表现在：? 　　 1. 采取章回小说形式，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取胜。他的小说采取了古代章回小说的形式。这种章回体在现当代小说中不多见，但为了适应中国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他仍采用章回体，每回都有对仗的回目，概括每回的内容，对仗工整，通俗易懂，使读者一目了然。如“大觉寺虚情哭假友，畅春园贤臣说弊政”；“放厥词浪子受鞭笞，明是非慈父行家法”（《雍正皇帝》）。“宦海炎凉群臣告病，世情险恶紫姑殒命”；“夜巡城偶遇畸零女，显武功惊退劫路客”（《康熙大帝》）。? 　　他是编织故事的高手。他注意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继承古代小说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来推进故事、塑造人物的传统，整部小说靠生动惊险的故事情节取胜，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或惊心动魄，或优美动人，波澜起伏，妙趣横生。在急管繁弦中插入轻柔舒曼的描写，有张有弛，增加了读者审美快感。? 　　 2. 融历史、人情、侠义、公案小说于一炉。他对古代小说十分熟悉，他将几种类型的古代小说融于清帝系列中。作为历史小说，它继承了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写法，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以“兴废争战之事”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清帝系列”中，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描写，焦点集中在宫廷政治军事斗争和关乎国家兴亡的重大事件上。如《康熙大帝》第一部以除鳌拜为中心；第二部以平定三藩为中心；第三部以治河和收复台湾，巩固边境为中心；第四部以选定继承人为中心。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宫廷生活、市井景观尽收笔底，绘制了清代宫廷和市井生活的宏伟画卷。同时，苏麻喇姑与伍次友的恋情；胡宫山与李云娘、翠姑，李云娘与伍次友之间复杂的感情关系；雍正与乔引娣母女间的恋情和乱伦关系；乾隆与棠儿、王汀芷的风流韵事；刘墨林与苏舜钦、周培公与阿锁的爱情悲剧等等，具有人情小说的特色。? 　　《康熙大帝》中，山沽店、池心岛的战斗；胡宫山、李云娘的武功；皇甫保柱的行刺；《雍正皇帝》中雍正在花渡口黑店遇险、弘时派人在黄河上追杀弘历；《乾隆皇帝》里刘统勋、刘墉父子与黄天霸等人剿捕“一枝花”等人，其情节之惊险、武功之高妙与武侠小说相比，毫不逊色。《康熙大帝》里杨起隆与宫中太监勾结，制造牛街清真寺事件；在镇江谋杀康熙；《雍正皇帝》里八爷派紫姑、乔姐等人埋伏在允祥身边，刘墨林在年羹尧军中遇险；《乾隆皇帝》里道台贺露滢在清查德州知府刘康案件中被谋杀等等，其曲折、惊险以及悬念设置、破案侦察等手段都是公案小说的写法。 　　他把历史、人情、侠义、公案融于一炉，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表现了中国通俗小说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这是二月河小说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3. 小说语言既具有古代小说的韵味又适合现代人的阅读欣赏习惯。他向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学习，他作品的语言具有“拟古”的特色，既有古代语言的韵味，又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作者将大量诗词、歌赋、联文、笑话乃至民谚、民谣引入小说，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部分，使小说语言雅化，具有古代语言的韵味，但又可读懂。如邬思道在扬州酒楼与车铭的一番唇枪舌剑，写得趣味盎然。? 　　 总之，二月河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百科全书式的清代百年辉煌的历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周同宾，1941年生，社旗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南阳市宛城区文联，任副主席。一级作家。1995年被命名为河南省优秀专家。其作品集《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于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奖。1958年上中学时开始发表作品。1972年，到县文化馆辅导群众业余文学创作。新时期以来，专攻散文创作，陆续在全国百余家报刊上发表散文八百余篇。? 　　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以短小的篇幅，清新的语言，生动的画面，深情的关注，反映了农村的沧桑变革，农民的心路历程，充满清纯真挚的乡情、乡韵、乡思、乡愁。他的系列纪实散文《皇天后土——99个农民谈人生》，在散文的题材、形式等方面都有较大突破，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他的三十余篇散文被《读者》、《东西南北》、《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书摘》转载；三十余篇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二十余家出版单位编选的全国性散文选集、鉴赏文库、散文年鉴。另有多篇被译为西班牙文、英文，介绍到海外。周同宾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乡间的小路》、《葫芦引》、《铃铛》、《情歌·挽歌》、《绿窗小品》、《唱给文学的恋歌》、《皇天后土——99个农民谈人生》、《周同宾散文》（四卷）、《古典的原野》等。在各级文学作品评奖中多次获奖。其中，散文集《情歌·挽歌》获河南省委、省政府“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奖”。评论界认为，他的散文内容丰厚，感情真挚，语言凝练，风格质朴，有深沉的历史感和浓烈的泥土气息。多年来，他甘于寂寞，勤于笔耕，终于以丰硕的成果、突出的贡献，成为南阳作家群的骨干作家之一，河南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全国散文界也颇有影响。 　　 一、 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 　　 散文是一种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文体，一般而言，它的说话人就是作者自己。而散文家周同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皇天后土》却十分独特——作者并不出面抒情言志，而是把自己放在受话人的位置上倾听百姓话语。在书中向读者讲述自己人生况味的，是99个普通的农民。这是一部口述实录文学，对散文而言，它是一种文体创新。? 　　 作为散文，这部书的体式很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短短的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例如《土命》一篇，正文前的小引是：“赵德富，男，七十一岁。一脸皱纹，细而密，丝丝缕缕，结成网状；又如一篇难解的文字，仿佛记录着历史。在他的牛棚里，他边眯眼看着一老一小两头牛吃草，边向我诉说着身世。”然后是正文：“我属鸡，生来就土里刨食儿。小时候，我妈叫瞎子给我算卦，说是土命，命根扎在马齿菜根底下。我妈说，庄稼人土命好，本分，不会发，也不会没饭吃。七八岁好玩泥巴，十来岁会打坷垃，十二三岁就会犁地，锄地，赶大车，割庄稼……”小引和正文，一为作家描述，一为百姓言说，一雅一俗，对照起来，很是有趣。口述实录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如1985年初张辛欣、桑晔推出的《北京人》。但是，一般都被认为是纪实小说。采用口述实录方式创作散文，周同宾还是第一个尝试者。? 　　 采访中，为了不让农民紧张，以便说出真话，他没有使用录音机，而是在采访后，靠自己的记忆进行复原。写作的动机与方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让农民自说自话，说出原生状态的农民自己”，自己则“只做记录剪辑，不做塑造粉饰”。99个农民讲述自己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倾诉自己的苦恼与悲伤，抒发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这创意十分难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孙，都是从土地中走出来的，但我们却在自觉不自觉之中，一步步疏远着土地。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周同宾表现出自己的超绝。他说：“我出身农家，饥寒困厄中长大，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先天的情感。虽进城多年，却此情不变。” 采访农民，十分艰苦。“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吃苦受累，自不待说。千方百计和农民套近乎，启发被采访者无遮拦地开口说话，无顾忌地袒露心迹，则更不易。有的，守口如瓶。有的，只说套话。有的，看见‘上头’的陌生人就局促得说不成话。往往见面十几人，只有一两人说出了有用的话。” ( 周同宾：《皇天后土》自序。) 足见口述实录文学的创作也要经历沙里淘金一样的艰辛。? 　　 《皇天后土》分为三辑。在“悠悠岁月”中，农民们讲述的是生存的艰难；在“茫茫大地”中，农民们抒发的是与土地无法割舍的深情；在“芸芸众生”中，农民们诉说的是对命运的抗争或屈从的阅历。作者很注意对采访对象的选择，99个农民有不同的生活道路、不同的理想追求，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口吻，个个鲜活，呼之欲出。其中，有守寡熬儿的寡妇（《苦菜》中屈巧儿），有“几十年不知道肉香”的老农（《肉味》中的洪保太），有穷得娶不上媳妇的青年（《西风》中的张成群），他们共同讲述着“活着”的艰辛；有养鳖、种花致富的专业户（《圆鱼》中的吴柱子和《花事》中的恽保存），有一心为公的老模范（《党员》中的张玉兰），也有往鸡嗉子里填石子的贩子（《时运》中的靳春阳），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实践着不同的价值观；有一辈子爱土地如爱自己性命的传统农民（《土命》中的赵德富和《黑土》中的邵金聚），也有离开土地换一种活法的新型农民（《家业》中的杨广茂和《老鸹》中的那个不知名的女人），他们都很有信心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苦也罢，累也罢，心中坦然。? 　　 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实录下来的，“必是真心话，正确与否，准确与否，倒在其次”，因此，书中不仅有代表着时代精神的话语，也有跟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声音。如《黄蛇》中的那个阎四，还恪守着越穷越光荣的思想，不思进取，却诅咒已经致富了的邻居。还有《世道》中的那个耿世臣，怀念当年做贫农、斗地主、当干部的日子，对耿四保的发家致富满腹嫉恨。作者对此只作记录，并无褒贬，是是非非，任由读者自己判断。还有一些篇子，在愚昧保守的背后，又透出正直和善良，如《雷殛》中的熊士重和《说鬼》中的姚小六，都很迷信，坚信有鬼神存在，讲的都是身边发生的鬼鬼怪怪的事，但其中不乏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愿望，读后倒不令人生厌。正如作者所言：“旧的与新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在他们身上，既矛盾，又统一。他们是这个时期的标本和证明。”周同宾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农民，一个一个写下来，为当代做个记录，为后世留下档案”。纵观整个文化史，文字中保留下来的百姓话语或曰“弱者之声”实在太少，以致于人们对“倾听与辨析历史人物真实的声音是否可能”也产生了怀疑。为后人留下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的声音，他的这项工作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口述实录是一种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拱手让出了讲述的权利，却又在尽力捍卫着自己的作者地位。在一般的文学叙事中，讲述人要么是作者本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要么是作者利用虚构手法所假托的某一人物，这个人物既可以是有身份的、参与事件的，也可以是无身份的（隐身的）、不参与事件的。后一种情况，其实讲述人归根结底还是作者，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话语，都是作者的。口述实录就大不一样了，讲述人是作者所面对的被采访者，作者实际上处于受话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是讲述人的第一听众。按说，作者这时已经不能成为作者了，因为不论是内容还是话语，都不属于作者，作者似乎仅仅是记录者或编辑者。然而，在《皇天后土》中，作者依然是作者，因为他仍然占据着核心地位。 　　 作者不再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不再对人物和事件作判断、发议论，不再显示自己的倾向性，即使这样，作者的隐退也只是表面的。首先，总体构思的把握者仍然是作者。话题的确立，谈话的发动和制动、话语的走向等等，控制人还是作者。99种不同话语的集成者，也是作者。相对于作为素材的人物、事件和作为外在形式的语言来说，构思无疑属于更高层次，它始终制约、驾驭着上述因素。其次，作者放弃讲述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选择权和删节权，作者并没有把采访对象所说的话都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他只选择他需要的那些话，而把他认为不必要和不精彩的部分舍弃。经过删节后又重新组合起来的话语，毫无疑问地会向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靠拢。另外，作者对讲述人语言的局部性的润色，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作者在表面上退出讲述就无视作者的作用。? 　　 他笔下的主角，全是普通农民。真正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人物”毕竟人微言轻，因此形成的失重感必须由作家来弥补。因而，他采用了中外口述实录文学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集束式。斯特兹·特克尔的口述实录文学《美国寻梦》由100篇组成，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也是100篇，他的《皇天后土》99篇。之所以只集入99篇，是因为他不想“写足写尽”，想“留点余地，留点想头”。? 　　 如果一篇一篇地单独抽取出来，《皇天后土》中的多数都会显得过于单薄，“但一旦将它们纳入整体，组织起来，每个单篇就会超越原有的局限，从其整体获得生命，成为一个有机的具有自身功能的完整结构” ( 袁基亮：《关于“口述实录文学”的思考》，《当代文坛》1998年第12期。) 。显然，口述实录叙事的功能要靠各篇之间的互补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这句名言用来概括《皇天后土》的结构特点很合适。? 　　 明代著名哲学家李贽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 《焚书·管耿司寇》。) 这话虽说在几百年前，倒像是褒扬《皇天后土》的专论。 　　 二、 全方位透视农民 　　 描写农民的作家不少，但这样全方位、大容量以散文为载体，描写一个地域的农民并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唤醒农民、表现他们的爱与恨、展现他们的真实生活的作家和作品，却不多。让农民自己走上前台，宣讲他们的追求和渴望。周同宾先生创作的散文，为此进行了新的尝试。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创新是成功的，对于读者来说，开阔了新的眼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打破千百年来的那种散文的“启承转合”的旧模式，走出了—条散文创作的新路子。第一，当前农民希望我们的作家去写他们，表现他们。第二，农村、农民这个话题如果同时代的变革结合起来，他们就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主力军，因此，如果以文学的超前性去创作出中国新一代农民，文学就可能真正走出困境。而文学本身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种关注农民的文学，关注农村的文学，一定最具生命力。作家要有生活的基地，才能写出真情实感的好作品。周同宾先生是农民的儿子。他的基地在南阳，在中华民族文化之源的中原大地。他热爱那片滚烫的热土，在他的《浮生踪迹》、《文心春秋》里，这颗滚烫的心仍然是向往着那份真爱。—句话，包括他很多的文论、书信、日记都离不开南阳，离不开南阳的父老乡亲。? 　　 他的农民作品，并没有停留在农民本身上面，而是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农民的精神和创造。尽管有不少篇幅是家长里短，但农民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潜在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那就是劳动致富，要学科学，学文化。在他的笔下，都是农民，而且是农村最底层的农民，他们—笑一怒，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都跃然纸上，不只是同作家对话，而且也同读者对话。读周同宾先生的散文，实在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享受。哪怕是一篇只有千把字的文章，故事的主人公也会把我们带进那鲜活的生活里去。这虽然缘于作家文字语言的力量，但真正吸引我们的是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追求与向往。 　　 新时期文学的最成功之一，就是有很多反映农民、农村变革的作品，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反映农民的成功之作便越来越稀少了，而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却是越来越突出了。而我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本身却远离了农民。他们不愿意同农民交朋友，即使有部分作家写了农民，也大多是以张扬农民落后的、愚昧的—面为卖点。中国农民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但他们确实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谁读不懂他们，谁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周同宾先生将农民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粮食，哪来的以食为天呢?君以民为天，这个“民”，在我们数千年传统农业为主的文化里，也可能多指农民。即使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也始终是我们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文化的进步，是中国能否实现小康的关键。因此，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有责任、有义务去为农民鼓与呼。 　　 三、 简洁凝练的语言风格 　　 周同宾是一个散文语言风格独特的作家，他认为“文采的有无，文学的强弱，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散文的成败。明确地说，“欣赏散文，主要欣赏语言”；认为“时移世易，那些思想、感情可能无多大价值，但风格的语言却永远有欣赏价值”。 这种思想指导着他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语言很有个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凝练：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简洁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比如：“五驴他女人，长得洋人儿一样，穿得青菜一样，就是不做活儿，成天这家串串，那家坐坐，东家柿子西家梨，张家婶子李家姨，黄大大，黑大大，说不完的旷话儿。”一个到处招惹是非说人短长的乡间长舌妇活现眼前。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他很重视民间文艺，说“我喜欢民歌、爱听地方戏和曲艺。我觉得，这些民间作品有着清新质朴的美，有很高的艺术性，是我们耍笔杆的人所创造不出来的”。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影响着他的语言，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比如，《皇天后土》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由小序和正文构成的。小序是由周同宾用简洁的语言介绍被采访农民的基本情况及采访场景，语言典雅、规范，充满书卷气，仿佛宋词元曲，蕴藉含蓄，耐人寻味。同时，小序还起到一种道具作用，读罢小序，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会觉得真实可信，亲切可感，很快进入阅读状态。而下文则完全采用农民语言，粗俗、泼辣、直白，是从滚烫的生活中捧出来的火辣辣的农民语言。现代作家徐玉诺曾说中原地区属南阳农民语言最为丰富。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狗见不咬，驴见不踢，鸡见不叫，鸟见不飞，谁见谁耐烦”。这是南阳农民称赞女性的美貌，转化成文人话语可能是《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者是沉鱼落雁、闭花羞月、倾国倾城这一类古典小说中的常用词；或者是《红楼梦》中描写的争芳斗艳各不相同的美，像林黛玉那种“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美。这是只有文人才懂的话语，老农民不懂，也不需要懂。农民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的散文，富有农民特色的语言俯拾皆是。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他曾经专门收集民歌民谣，并且动情地说，这些都是民间的诗。从语言特色上看，他的散文表现出雅俗兼容的艺术品格。他还善于用语言创造意境，表现色彩、明暗和场面。比如：“山头的树林，浓绿中带几分茄花紫；山间的宿雾，洁白中带几分玫瑰红；山坡上那一片片野菊，白生生的，黄澄澄的，由于露水浸润，更显得妩媚、明丽。”仿佛中国的山水画，色彩鲜明，浓淡相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