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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冲绳中国后裔（下） 明朝的朝贡体制，从刘大夏的时代就颇受诟病，认为付出的多，拿回来的少，所得不过一个君王的面子。然而，琉球的历史却仿佛让我们认识了这种“愚蠢”体制背后的另一面。 派出准军事人员接管对方防务，诱以厚利巩固关系，为朝贡事务留下官员参与藩国政务，利用宗族建立移民据点，以文化教育为入手点，逐渐促进其对宗主国的依赖和认同，通过久米三十六姓的活动，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朱元璋时代的朝贡贸易。那种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利用文化进行渗透和促进认同的巧思，即便是今天也令人惊叹。对明朝朝贡的国家遍及东亚，东南亚，若是明朝能一直保持其前期的进取心态，天晓得这种体制会不会制造出一个西太平洋上的海洋大国。  古琉球人 明代的琉球，正好是中，日，南洋之间海上贸易航线的焦点和中间站。控制了它，上可以为南洋航线的开辟做准备，下可以防止日本成为与明朝争夺海外贸易权的对手。这大概就是为何明政府在冲绳投入如此精力的原因吧。在洪武和永乐期间，明朝的确是东亚海洋上的霸主，琉球作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海港，通过久米三十六姓实现对其的有力掌控，无疑是巩固这一地位的一枚棋子。可惜其后世子孙渐渐不思进取，竟至毁弃宝船，自坏海图，中国在东亚的海权渐成昨日黄花。要知道虽然明朝在后期奉行锁国政策，但其民间对海上贸易利益的追求从未减轻。作为明朝出身的一名海盗，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可以与荷兰，西班牙争夺东南亚的贸易份额，显示着明朝在海洋上的发展潜力。此后到清朝更出现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时代，使中国在北洋舰队出现前彻底退出了东亚海洋，孤悬海外的琉球和久米三十六姓自然也无法发挥起作用了。而中国的藩属国中琉球第一个丧失主权，似乎也是丧失海权之后，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屡次遭到从海上入侵的一个缩影。 在日本于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之际，久米三十六姓作为中国在冲绳的利益代表曾进行顽强的抗争，并试图通过获得宗主国的支持保持冲绳独立。喜舍场朝贤在《琉球见闻录》中记载，由于琉球王国没有军队，日军进占首里城时无法抵抗，但“士族在各学校集合，缔结团体，以等待清朝援兵相号召。士族各家皆激昂奋励为誓，称有接受日本命令和俸禄者皆杀，若再此难中死义，则按照誓约由各家出资予以抚恤。各士族皆在誓约书上按指纹以为联署”。这里所说的士族，其核心即包括久米三十六姓。林氏门人林世功作为琉球求救使节到达北京求援，由于清朝当时正忙于新疆平叛，无意帮助琉球而自杀。1879年7月，蔡氏宗主蔡大鼎曾亲赴国内，面见李鸿章，请求支持。 李鸿章对琉球的求援亦甚为关注，于1880年访问美国之际，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商议，在总理衙门与日本谈判中提出了“琉球三分”的主张，即琉球群岛北部的奄美群岛属日，南部的八重山群岛和宫古群岛属中，冲绳本岛仍归琉球王国所属的建议。而日本则提出了中日两分的建议，拒绝让琉球复国，谈判陷入僵局，不了了之。 久米三十六氏在琉球灭亡后仍未放弃其使命，被日本称为“支那党”，与支持日本的“日党”，坚持独立的“独立党”并为冲绳三大政治势力。由于“支那党”控制着冲绳的文化教育并有长期积累的威望，故此一度掌握着冲绳民的民意。由于他们的努力，也由于日本慑于北洋水师的威力不能专心经营，尽管1879年琉球即被其吞并，但一直到甲午战争当地仍基本保持原有状况。1894年7月，日本熊本师范学校组织约一百名师生到冲绳进行“游历”，根据惠龙之介的记载，其下宿的南阳馆遍悬中国历代册封使留下的匾额，令日本师生如芒刺在背，深感当地人的疏离。但是，随着甲午战争战败，见复国无望，琉球王室，官属等二百余氏被迫陆续逃离，来到中国。清政府为其在福州设立“琉球馆”收容，以“脱琉人”相称。这些人后来大多客死异乡，在福州至今留有他们的墓地，其形制皆为琉球传统的“龟甲墓”。  福州琉球人墓地 留在冲绳的久米三十六氏后代，被剥夺了世代相传的俸禄，并遭到从文化，政治方面的压迫，渐渐星散，移居那霸，宫古乃至夏威夷。当时达五千人的久米中国人后裔，今天留在原久米岛地区的已经只有极少数。今天的久米三十六姓后代，大多已经不能讲中文，并使用日本姓氏，但是，他们依然通过门中会的组织，顽强地保持着不忘祖先的传统。 今天，“久米三十六姓”的后裔仍有三氏拥有在官方注册且十分活跃的“门中会”，即毛氏国鼎会，阮氏我华会和梁氏吴江会，此外，王氏，郑氏等家族也都拥有活跃的社团。这次在电视节目中出场的上江洲和男先生，就是梁氏吴江会的理事长。他们维持管理和运营家族的共同财产，联络宗亲情感，祭祀敬老，提供奖学助学金，编印家谱，与海外宗亲会交流，并安排清明扫墓等活动。吕青华统计，由于门中会采用自由加入的方式，所以，现在仍保持会籍的久米中国人后裔，总数保持在四千二百人到六千人之间，而其总血缘人口，当在数万人。 久米三十六姓，虽然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但他们的历史和传承，依稀让我们看到那段历史留在今天世界的一丝影子，令人凭吊和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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