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家大医院和一所研究院，我的同学中有一些是它们的子弟。这些同学的母亲都有文化，举止从容，穿着优雅。在我的幼小心里，我一直希望我也能有象他们那样的一位母亲。 母亲那时很瘦，个子矮小，黄黄干枯的头发总是被最瘪脚的理发师剪的短短的。她不善言谈，也很少说话，但她说话的声音却很大。有必要说话、和别人谈事情的时候，总显得有几份局促和慌乱，她吃饭的神情很庄重，吃的极快，有的时候喉咙里还会发出响声。她的衣服永远不那么合体，甚至都不太整洁。我小的时候，很怕学校开家长会，怕老师和同学看到我的母亲。我大一点的时候，我不愿意和我的母亲一起出门，怕有认识我的人惊讶地、脱口而出地说，“小L，这是你妈呀。”这种“尴尬”的情景，我从小到大遇到过多次。 我儿时记忆中的母亲，手很粗糙，冬天还有口子，总是在忙着干活，她没有时间聊天。我大些后，觉得和她没什么可聊的，她什么也不太懂。我考大学，都是我自己拿主意，好象我的母亲也没问过我报考什么学校，考的怎么样？我记得，我高考过后，她就忙着给我做被子，说是给我上大学用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能考上大学？（那时，考大学的录取比例很低）她说，我就知道。过了很多年，我当了母亲后，特别是近几年，我远渡重洋、远离开她以后，我和她聊得多一些。我才发现和懂得了，我有个多么与众不同、而又了不起的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先是在正定孤儿院，后来该孤儿院于解放前夕整体搬到了北京。在我母亲最早的残留记忆里，她只记得有一阵狗的狂吠和敲门、打门的巨大声响，她躲在里屋的门后，从门缝里向外看，她看到一只大皮靴将外屋的门一下子踹开。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就不记得了。从她懂事起，她就住在孤儿院里。她是因为什么被送到的孤儿院，谁送她去的孤儿院都是个迷。至于她的确切生日、年龄，父母是谁，家住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母亲在孤儿院时，早晚两顿饭永远吃的都是粥，中午有两个小窝头和一碗菜汤。她是在饥饿中长大的。她从5岁起，在孤儿院里学习织毛衣，象其他孩子一样为孤儿院外接编织活计、为孤儿院挣钱。她14岁时进入一家纺织厂，成为轰鸣震耳的流水线上的一名纺织女工。她是在勤劳中长大的。 她爱她的工作，她为能成为自由、独立自主的人而欢快。虽然我的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极度的营养匮乏中长大的，一但阳光照耀到她的身上，她便热烈地吸收，活泼泼地成长。我看过她18、9岁时的照片，她穿着合体时髦的布拉吉，两只粗辫自然垂在胸前，长至近膝部。她很自然、很美丽。
如果人真的有命运的话，我母亲的命似乎不太好。她幼年失家，少年失学，中年丧夫，外加上她还有一个厉害的、久病卧床的婆婆。 我母亲在22、23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并很快结婚，又接连三年生下我们姊妹三人。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人呢？他长得很精神。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聪明人。他只上过乡村小学，但他熟读古书，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他是个有一身臭毛病的好人、老实人。他大男子主义，不干家务。他抽烟、酷爱喝酒，这在当时是能使一个家庭陷于贫困的。他当过兵，爱结交朋友，对朋友比对家人好的多。和朋友推杯换盏、畅谈国事，是他最快活的时刻。我记得有很多次，天黑了夜晚了，我去找爸爸回家，到酒馆去找，一家没有，再去下一家。在他从酒酣之际，把他叫回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走在踉踉跄跄、醉态百出的父亲旁边，我感到难堪之极。我小的时候，曾在心里偷偷地想过，希望我的父母离婚。 他们没有离婚，但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爱情，那个年代，爱情是珍惜的奢侈品。对于我的母亲来说，生活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她只有低头负重前行，她没有时间想柴米油盐之外的事情。她也不会想，她从来没有受到过关爱，她不是在家庭中长大的，不知道正常的家庭该是怎样的，背后也没有人给她出主意、做主。 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的奶奶就被从浙江老家接到北京，照管我和我随后出生的两个妹妹。我的奶奶是怎样的人呢？她得过中风，嘴有些歪，她身板挺直、端坐在八仙桌旁，目光炯炯、洞察一切。她不怒自威，小孩都怕她，我母亲也怕她。我的奶奶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头脑精明会算能干。在她小时候住的山乡里，乡村教师是轮流在各家各户里吃饭住宿的。教师爱在我奶奶家住，因为我奶奶把家收拾的干净，同样的原料，我奶奶做的饭比别人家的好吃。冬天的夜晚，教师和村里的人们在我奶奶家堂屋里围着火炉取暖、闲聊，打发漫漫寒夜。有一次，乡村教师出了一道百文钱买百鸡的问题：买一只公鸡需5文，买一只母鸡需3文，买三只小鸡需1文。问花100文钱买100只鸡，怎么买的？一屋子的大人都算不出来，静坐在一旁添柴的我奶奶很快就心算出来。那时她十来岁，教师大为吃惊，力促我奶奶的父母送其入学。但我奶奶家贫，哥哥多（要为他们攒钱娶妻），没有钱送她上学。百来年前的小山乡的风俗守旧，也没有人家女孩子上学读书的。我的奶奶也是苦命的人，婚后守寡，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她虽是寡妇，别人欺负不到她，她吃苦耐劳、要强、能干，她是妇女主任，是县里的卫生模范、养猪模范、劳动模范等等，所有的模范她都有份，她是“女强人”。 出生于贫苦山村的奶奶见过太多的苦难，是不会被母亲的悲惨身世打动的。从小持家、精明强干的奶奶对不象她那么有条理、那么擅长做家务的母亲不那么满意，常挑剔她做的饭不好吃、衣服洗的不干净。小时候没有洗衣机，奶奶自己洗她自己的衣服。中风后半身不遂，她用一只手在搓板上大力搓洗自己的衣服。再后来，二次中风身体不能动了，她在床上监督我母亲洗衣服。母亲每次洗衣服，奶奶都要母亲先洗她的掉色的深蓝或黑布衣服。最让我奶奶最为不满的是，我母生了三个女儿，没生下儿子。我父亲的家族，多年来一直男丁不旺，我父亲这代只有他和他的哥哥（五十年代初去世），这也是我奶奶对我父亲格外疼爱，看着他把本来家里就不多的钱拿出去喝酒也不管的原因。 母亲那些年过得很累，身心疲惫。但我从没见过我母亲和父亲吵架，没见过她和奶奶红过脸，奶奶怎么说，她都照着做。我也没听过她说一句抱怨的话。一切，她都能忍，她的童年的经历教会她忍耐，也给了她足够的毅力承受一切的艰难困苦。也许是她的胸怀宽广，不太把它们放在心上。主要的是，我的母亲本份、本性善良。
人生是一种承受，也是一种付出，我瘦小的母亲承受的多、付出的更多。 我出生不久后，我的奶奶来到我家，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得了中风。她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去世的，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不能自理，全凭我母亲照料。我奶奶从没有得过褥疮，身上也干净。为了照料奶奶，我母亲在单位申请将工种变成工作时间灵活些的清洁工。清晨她将我奶奶安置妥贴去上班，上午抓紧时间清洁好楼道、厕所后，中午匆忙乘十几站公共汽车回家，照料我奶奶，再赶回单位继续上班。她在那十几年里，从没看过一场电影，单位发的电影票也没时间去看。要知道我母亲单身时，是很爱看电影的，她曾说，她每部电影都要看上几遍，直到把影片里的歌曲全部学会唱为止。 我父母工资不高，家庭人口多，父亲又嗜酒，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我母亲在自己身上处处节约，她的一个同事曾对我说，“你妈妈真不容易，几十年如一日，中午只买食堂里最便宜的一毛钱一份的面条，从来没买过炒菜。”这件事她从来没提起过，只是有一次在聊天中，她无意中淡淡地说，“我生了三个孩子，做了三次月子，只吃过一回鸡。”我的母亲尽她最大可能让我们三个孩子吃饱、吃的有营养些。她那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我不添置家具、不存钱，让孩子吃好点、长高个，孩子长大了就都好了。 我觉得我必须写我母亲做过的的一件“傻事”。文革时的一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全北京市停运停课，工厂也大多停产。我母亲怀着8个月的身孕，大着肚子，步行2个多小时去单位上班。她的领导说，“全北京市也找不出第二个象你这样傻的人。” 我上研究生时，我父亲因车祸突然去世，车祸责任方是总参下属的一个车队。事情发生后，我的母亲没有哭天抢地，只是在没人的时候默默地留下眼泪。我命运多劫的母亲，她在日常生活中总显得有些慌乱，大事来临时，她反而显得比别人镇定。部队给的赔偿是1万4千元人民币（89年时，据说算是高赔偿）。事情处理完毕后，部队的一个领导曾对我们说，你们家人和别人家不一样，有的人是撞伤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就到他们单位大闹特闹，你们家是人都死了，一点也不闹。他还主动说，我们单位在分大米，你们要不要？给你们送点来。我妈妈说，不要，干吗要你们的大米。 我奶奶、父亲去世后，我们姊妹三人相继毕业都有了很好的工作。我母亲也退休了，算是步入了老年。她的身体也发福了，皮肤变得白净细腻，她成了一位慈祥、达理的老太太。母亲后来和我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她的房子出租给温州来京做生意的一家人。SARS时期，我母亲看商场内买东西的人不多，她体谅生意人的难处，主动提出把租客的房租每月减少一百元。SARS过去了很久，我母亲想把过去的房租恢复了（本来就比别人的低），但那家人不同意。我母亲有点不高兴，和我念叨。我安慰她说，我们少一百块也穷不了，多一百块也富不了。他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钱。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们把家搞的也干净，就先算了吧。我母亲一听马上就释然了，这事就不再提了。 我常常感叹1米53的母亲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力。我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8斤多重，还是臀位生产。我自己近1米7，生7斤的女儿还剖腹。三年前，我正准备申请我母亲来加拿大探亲，她在一家商场购物时由于楼梯上有水，不慎从楼梯上滑倒滚下，摔断腰骨。医生说我的母亲可能会卧床不起了。可奇迹在我母亲身上出现，她又站立了起来，行走自如了。 我现在又一次为我母亲办理赴加的手续，我想这一、两天她应该收到我的材料了，这算是我母亲节送她的一份礼物吧。我从未为母亲做过什么，这一次我希望她能顺利来加，给我一次尽孝心的机会。我要打电话询问她，我知道，电话那端的母亲会一再叮咛她说过多次的话，“千万别给花钱给我买机票，我自己来买，一定、一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