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美国人都明白，关键还是要孩子读书好。读书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学费越贵，奖学金就越多，需要的贷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进名校常常意味着享受免费教育，而且即使因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常常也就花几千块，很少超过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美国各大名校之间的竞争这几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大家拼得最凶的一个领域，就是看谁给贫困生提供的条件最优越。也就是说，大家通过扶贫来斗富。
美国名校的财政实力，主要看其所拥有的捐赠基金。在这方面，以2004年财政年度的数据计，哈佛、耶鲁分列第一、第二位，捐赠基金各有225亿和127亿多美元。但实际上，捐赠基金不足100亿、排名第三的普林斯顿是最富的。因为普林斯顿规模小，平均每个学生拥有的捐赠基金就成了各名校中最高的，学校在每个学生人头上就更花得起钱。所以，1998年，普林斯顿宣布，凡是家庭收入46500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代。美国给学生提供的教育财政资助常常是奖学金和贷款混合。奖学金不用偿还，但贷款是需要偿还的。不过贷款从利率到偿还期都非常优厚。用部分贷款上名校，本是一个回报甚厚的投资。但人们很快发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受惯了穷，有心理问题，比起富家子弟来，他们特别怕负债。一听说贷款上学，毕业后欠一两万块的债，他们就可能在名校面前止步。毕竟，让一个贫民窟出身的孩子想象自己4年后在华尔街挣6位数年薪的情景是非常困难的。普林斯顿这一招，就是打消贫困生负债的顾虑，把最优秀的学生抢到手。2001年，普林斯顿索性把这一政策扩张覆盖到所有学生：只要你需要并有资格获得财政资助，你拿到的就全是奖学金。贷款上学在普林斯顿从此消失。
普林斯顿连出两张硬牌，等于逼着其竞争对手跟牌。但是，普林斯顿的钱太多，手面太大，其他学校跟不起。等到2004年哈佛大学才宣布，凡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教育费用全免。这张牌比普林斯顿的牌还是软得多。因为普林斯顿的计划等于给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其中有些学生的家庭年收入远远高出4万美元。哈佛这张牌，其他学校倒跟得起。2004年，布朗宣布以1亿美元将135名学生的贷款替换成奖学金。2005年，耶鲁宣布家庭年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学生，教育费用全免。斯坦福在2006年3月宣布了同样的政策。几天后，宾夕法尼亚宣布家庭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换。
大家拼来拼去，还是没有人能挑战普林斯顿，但是全都能和哈佛叫板。因为那几个学校已经把免费教育的基准，从哈佛的家庭年收入4万以下，提高到4.5万甚至5万以下。这就把世界第一名校逼到了墙角里。结果，2006年3月30日，哈佛大学宣布，其学生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教育费用全免。
这里有几点必须澄清。第一，教育费用全免，并非一切都是无偿的。学校可以给学生安排一些校内工作，其收入可以作为奖学金的一部分。不过，学生的校内工作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保证不影响学生的学习。事实上，大部分工作非常轻松。许多学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看书。第二，所谓教育经费，不仅仅指学费，而且包括住宿、伙食、学习用品等所有正当教育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一年可达四五万美元。那些家庭收入超过6万美元的学生，有许多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他们一般都根据收入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助，只不过不是免费上大学而已。
大学要培养未来的领导阶层--寄宿学院与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误解
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中国不久前掀起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似乎名声不好，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是，对这一运动所提出的一些误导性的概念，却很少有人清算。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享受巨大的国家拨款的"一流大学"，还在按照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经营。
人们也许还记得，这场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和评论家们，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并美其名曰"美国模式"。甚至有人说，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主要是看其博士课程的质量。说这些话的人，不少是在国外的"一流大学"受过训练的权威人士。虽然他们蒙昧于美国大学的历史及其人文传统，由于他们的"牌子"响亮，公众对他们的话往往不加怀疑、不作分析。结果大家普遍相信：中国的大学要办成一流，就要向研究性大学的方向发展，把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养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故事是，2005年教育部宣布取消大学生校外租房的禁令，引起一阵欢呼。但对于大学生住校的意义，却很少有人讨论。我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看来公众乃至教育界人士，对美国大学的另一个传统没有足够地注意，或者完全无知。简单地说，研究性大学19世纪末在美国发轫，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评。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研究性大学的一个反驳，代表的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人文主义教育精神。只有将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所代表的传统综合考查，分析两者的冲突与交融，才能理解美国大学的精神与成就，才能为我们的大学改革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
19世纪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潮流，基本上是模仿德国的大学模式。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则是遵循英国的传统，特别是牛津和剑桥的传统。当时德国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激发了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但是，从文化源流上讲，美国与英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英国对美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所以，20世纪初美国开始以剑桥特别是牛津为范本，建设本科生寄宿学院，以制衡研究性大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一批受德国大学训练和影响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并且得到了许多财团的资助，硕果甚丰。1876年，当以研究为导向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还处于雏形。但到了1880年，形势大转。哈佛大学首先给其教授半薪的学术休假。在高等教育界，要求给教授休假进行学术研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蓬勃发展，本土博士的产量大增。到了世纪之交，在大学找个教职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1901年，耶鲁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国的学术声誉作为评定教授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过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种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似乎已经变得过时了。
这一发展，引起了教育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研究院过分庞大，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做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所以，他们强调：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educating the whole man）。研究性大学正在腐蚀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19世纪末，当皮博迪通过格罗顿把英国的寄宿制教育变成美国教育界的样板时，英国寄宿制的公学毕业生进入牛津、剑桥，强化了那里的寄宿学院已经有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大学住校的经验，成为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牛津、剑桥的学院制施行师生共宿，教授和学生常常有一对一的授课；学生通过体育竞赛、共同的饮食起居，培养对学院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都是培养学生的品格的必要手段。当时的著名记者埃德温·斯洛森（Edwin Slosson）严厉抨击德国化的研究型学者使师生之间形同路人，使美国大学失去了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精神。他认为，每一个大学生，在学期间要有至少一个教授作为他的密友。这个教授不仅了解他的学术训练和进程，而且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的能力和不足。不过，这样的呼声一直被强调大学的研究性、知识的创造性的压倒性诉求所淹没。
洛厄尔也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豪门，是优秀的法学家。他对滚滚而至的移民，特别是从东欧等地而来的移民痛心疾首，认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受到了威胁。他认为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建立在种族、文化的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教育上，他信奉皮博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认为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格"（a well-rounded manhood），使学生在身体、灵魂和思想上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帝国的命运决定于年轻人的教育。"因此大学培养的精英必须在知识和社会层面都有强烈的凝聚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才能在于他们高度的自治的能力。这是其优越的政治传统之精华。当时牛津、剑桥还没有授予博士学位，在知识的创造上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些对洛厄尔来说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牛津和剑桥培养的学生受过广泛通才训练，社会技能纯熟，能够充当社会的领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哈佛当时把研究院、职业学院摆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倾向必须扭转。他对当时校内贫富学生隔离的居住状态深恶痛绝。当时"金岸"地区和哈佛院地区学生的隔离，已经超出了贫富的层面。因为"金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则大多被贫穷的犹太学生占据，有一个宿舍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这就破坏了学生之间文化的凝聚力。洛厄尔在1902年就以一个教授的身份给校长艾略特写信，称这样的贫富隔离会破坏哈佛的核心价值，使学生丧失基于平等的校园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为势利小人。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当校长后于1914年领导建设了4所本科新生宿舍，并在1931年到1932年间，终于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统（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这样的宿舍系统将把来自不同阶层、地区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之间的亲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舍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法。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学院系统，加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学院制。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本科生学院并无长足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学院创立。最大规模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学院作为基本的大学组织单位。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再次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样板。
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
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
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流动放缓。根据设在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1979-2000年间，最穷的2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仅提高了20％；最富的20％家庭，实际收入则提高了70％；最富的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184％；极富的0?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得更大。也就是说，越富的家庭收入提高越快。在1979年，最富的1％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20％的家庭的133倍；到2000年，则变成了189倍；现在更高。同时，穷家庭的孩子往上爬也越来越难。把人口一分为五。最穷的1／5的家庭的子弟，在20世纪70年代有12％能爬到次穷的1／5或最富的1／5的阶层。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跌到11％。次穷的1／5家庭的子弟待在原来的阶层的比率，在20世纪70年代是28％，到20世纪80年代为32％，到20世纪90年代则为36％。那些生在最富的1／5的家庭的人，待在原来阶层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其他一系列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阶层间流动小，精英就开始世袭化。这在总统政治中反映得最为真切。2000年的大选，布什是前总统的"太子"、贵族寄宿学校毕业、耶鲁出身；戈尔是前参议员之子，同样上了贵族寄宿学校、哈佛毕业。到2004年，布什竟不得不和耶鲁前后班的同学、比自己还富有的克里对阵，乃至笑星在晚间节目上开玩笑：我们的总统政治终于多元化了。一个来自得州的耶鲁子弟，将和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耶鲁子弟竞逐白宫。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玩笑。有论者指出，虽然美国大学执行种族平权政策、讲究多元化，但精英的大学，不过是让从新英格兰的富家子弟和来自加州的富家子弟同屋。他们之间的种族、文化、性别都可以是多元的，但阶层却出奇的一致。不平等的大学教育，正在制造不平等的美国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开始精英统治，在各行各业都有同样的趋势。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鲍恩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学最近几十年虽然一直声称要照顾弱势阶层，但这种照顾更多体现在种族上而非经济上。他们研究了19所精英大学，包括5所常青藤以及一些顶尖的文理学院和州立大学。结果发现，一个穷孩子SAT如果考了1200分，他并不比一个拿了同样的成绩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具体而言，一个运动员申请大学，在录取上比一般学生有30％的优势（假设他只有20％的机会进一所大学，但被该大学的教练看中后，机会就提高到50％）；一个黑人或拉美裔，靠自己的肤色有28％的优势；一个有潜在捐款能力的校友的子弟，有20％的优势；一个贫困生的优势则是零。
SAT满分为1600分。哈佛、耶鲁学生的平均成绩大多在1400分以上。考到1200分，虽然进不了这种顶尖大学，却也在一般精英大学的门槛儿上。如果把人口一分为四，来自最富的1／4家庭的孩子达到1200分的数量，比来自最穷的1／4家庭的孩子多6倍。照分录取，穷人当然吃亏。结果，最穷的1／4的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34500美元）的孩子，只占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的9％。最富的1／4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10万美元以上）的孩子，在校比例则从1976年的39％升到50％。最近另有研究指出，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3／4来自最富的1／4的阶层。这意味着精英大学录取一个富家子弟的可能要比录取一个穷孩子高25倍。在哈佛大学，学生家庭的中位收入为15万美元。哈佛校友的子弟被录取的机会是一般学生的3倍。在大多数常青藤盟校，校友子弟占学生总数的10％到15％。虽然各种研究提供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指向的大趋势是不错的。说精英家庭在常青藤传宗接代，恐不为过。
令人最难以接受的是，那些穷孩子在分数线上不仅一点便宜占不上，而且实际上吃亏。比如，名校校友的子弟，一般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他们申请同样的大学，比穷孩子的分数可以低一大截。再加上运动员、黑人、拉美裔都要受一些照顾，录取时分数打折扣的人就相当多。严格按正常分数入学，穷学生实际上等于受了歧视。鲍恩的研究揭示：如果把给那些校友子弟的照顾给那些家庭年收入在33000美元以下的孩子，穷孩子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就会上升17％。
这一发现，令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迷惑不解，甚至感到冤枉。这似乎违反了他们的常识和信仰。多少年来，大学录取办公室一直努力提携弱势阶层的子弟，怎么会成心刁难人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明确地说："当你出身弱势阶层时，你取得的同样的成绩就反映着更大的能力。因为你没有机会参加那些昂贵的考试准备班，你上的中学也没有为你提供有效的训练，你们来自那些无法提供教育机会的家庭。"哈佛2004年一下子就免了所有贫困学生的学费，多少也有这一层考虑。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怎么说贫困生会受挤压？
但数据不会撒谎。这些数据揭示了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现实。目前美国大学竞争异常激烈。大学新生SAT的平均成绩，每年都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拿去作为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该杂志把大学新生SAT的中档成绩（排在25％到75％的分数）取出来衡量各校学生的学术能力。哈佛大学的成绩在1400到1580分之间，普林斯顿在1380到1550分之间，耶鲁在1370到1560分之间，麻省理工在1420到1560分之间。毫厘之差，就会决定谁高谁低。一些原来是二流的学校，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都靠强调SAT等"唯才是举"的手段，在排名榜上扶摇直上，目前已经抢占到了精英大学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伯克利这样的名校。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谁肯落后？一旦降低分数多录取一些贫困学生，学校的SAT平均分就掉下去，排名也跟着下降。
录取穷学生，不仅要免人家的学费，而且还要给人家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平衡这样的开支，就得涨学费，让富家子弟多付一些。换句话说，录取穷学生，等于降低学校的排名，提高了学费。这就好像一个产品品牌差了，价钱倒贵了，还怎么卖？所以，扶助穷学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同时，由于精英大学的牌子越来越值钱，学费飞涨。大学为了拔高自己的名次，到处招募学术优异的学生，在高学费之下又有高奖学金。即使是一些中高产阶级的子弟，在精英大学也接受大笔奖学金。结果，由于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财大气粗的精英大学，他们实际上比贫困学生拿的奖学金还高。
如今成为众矢之的的，是对校友子弟的照顾。2004年大选时，布什公开承认，他当年进耶鲁是因为家庭关系。他相信大学录取应该看学生本身的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他的对手克里，同样是跟着父亲进了耶鲁的贵族子弟，也要求取消对校友子弟的优惠。似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然而，校友子弟优惠的制度，是一个在政治上最容易攻击，但实际上最不可能取消的制度。
校友子弟的优惠，简单地说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则上：做买卖要靠回头客。上大学，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怎么让人家"回头"呢？那就得盯住那些祖祖辈辈都来一个学校上学的家族。这就好像你在一个商店拿了优惠卡，再买东西总是去那里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一个家族世代上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声誉就成了这个家族声誉的一部分。这样的家族，只要成功富贵，就会大笔给学校捐钱。像常青藤这样的私立学校，大部分钱是校友捐的，即所谓"捐赠基金"。一个学校的实力，就看这个捐赠基金的大小。学费收入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给校友的子弟一点好处，就是要供一供这些财神爷。
供这些财神爷，即使纯粹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也并非没有道理。私立大学要自己弄钱来。没有大笔的捐赠基金，私立大学就成了一个超级市场：学生是买东西的顾客，教授是售货员。比如，笔者在一所小的私立学校教书，给学生一个"不及格"，学生马上就说："我花900多块钱上你这门课，难道就为了个不及格？！"人家到处去告，摆出一副"老子不买你的东西"的态度。学校怕学生退学，丢了学费，如临大敌。学校靠学费活，就不敢得罪学生。学生对分数不满意，学校就得小心。许多学生，甚至有一种自己给自己打分的心态，会说什么"我至少应该拿个B"。和这样的学生打交道，就像在超级市场讨价还价，实在斯文扫地。一旦有了捐赠基金，学校就硬了：我们这里是有学术标准的，达不到就走人！你那几个学费根本不值一提。况且你不想上有的是人要打破头来上。校友们的利益是维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们总谈哈佛、耶鲁是私立大学。那么谁拥有这些私立大学呢？说白了就是这些校友。学校的钱是人家给的，学校的董事会是人家选的，最后这个董事会决定谁来当校长。所以，要侵犯这些校友子弟的利益，听起来天经地义，实际上多少有些反客为主。这些校友的力量，从布什进耶鲁的经历就可窥一斑。
1963年布什申请大学时，SAT的语文成绩才566分，如今大部分耶鲁学生要考到700分以上。但就在他申请的那几个月，耶鲁竟然为了他悄悄地修改录取政策。因为申请人太多，学校已经无法对所有校友都一视同仁，于是决定给那些对耶鲁贡献大、社会地位重要的校友子弟更优先的考虑。布什的祖父是耶鲁所在的康州的前参议员，不久前还是耶鲁的校董；布什的父亲正在得州竞选参议员。布什当然不是一般的子弟，所以他在1964年被顺利录取。
两年后，耶鲁录取部的新院长R．因斯莱·克拉克（R．Inslee Clark）上台，大力削减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在1967年录取的新生中，校友子弟的比例从布什入学那年的17％跌到12％。这本是顺应当时突破世袭贵族统治、追求学术精英主义的教育改革大潮流，但却惹恼了校友。克拉克没干几年就下台了。1974年，就在耶鲁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募捐的前夜，他的继任者竟把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提得比布什入学时还高。哈佛和普林斯顿看到耶鲁的教训，再也不敢在这方面有大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普林斯顿的前校长鲍恩主持的大规模研究揭示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却不敢触犯校友特权的原因。他提出的方案，是让学校减少对运动员的照顾，用省下来的优惠名额来提携贫困学生。但是，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名校，对运动员优惠非常小甚至没有，对校友子弟的扶助却甚大。这一方案在一流大学起不了什么作用。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自己当年也是靠家庭背景进了哈佛。他提出议案，要求大学公布所录取的校友子弟的比例，意在把这一不公平的政策及其后果，暴露给公众，引起公愤，让各大学在讨好校友时有所收敛。这大概也是目前唯一有实际可行性的措施。
如今，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现象已经被普遍承认。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大家还一筹莫展。也正是如此，鲍恩提出以经济平权代替种族平权。根据他的数据模式，这一政策一旦推出，黑人和拉美裔在精英大学中的数量就会下降一倍，穷白人的孩子就会提高。这当然会触动美国的另一根政治神经，不可能轻易实施。
著者：在北大和耶鲁受教育多年的薛涌，对中外教育有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