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磊 2009-04-11 18:01 星期六 晴
学者严加新在《生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遗传学的角度对所谓“孔子的后裔”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在遗传学家看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孔子后裔”。因此，我们整个社会应当淡化姓氏的概念，社会学界对所谓“姓氏文化”的研究，应立足于“文化”的传承而不是荒诞的“血统论”暗示。——当然，这篇文字有一个前提：严加新是以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不料，严的观点遭到了网友几乎一边倒的批驳，不少人直斥严家新无聊，更有网友以遗传学原理“回击”：“遗传过程中Y染色体基本不变，所以叫‘姓氏染色体’，孔子后裔中男性都继承了这个染色体，我都替这博导脸红。”
严加新的文章为什么会引起关注？我想，那当然是因为这篇文字不仅谈了遗传科学，更涉及到了社会科学的问题。不仅如此，这篇文字对眼下所流行的“宗亲大会”、修家谱以及“血统论”都是一种挑战。一句话，这篇文字，有意与无意之间挑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和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个宗法社会。其设计理念是：全国是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大家长（皇帝）。在大家庭下面，散布着一个个小家庭。家长，自然就是家中的男性长者。至于小家庭，本身又因为血缘的关系，而粘接成一个个中等家庭。这，就是家族。一个家族，其家长就是族长。中国的“多少代多少代孙”的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因为西潮涌动以及建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改变等缘故，宗法观念有所淡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个体活跃度的提高，传统宗法观念的潮头再次被人视为为民族的传统而抬上桌面。在这个背景下，甚至出现了所谓学者提出要重新册封衍圣公的提法。
矫枉过正，再次作为一个规律而不纯粹是一个教训出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大投资家、股神巴菲特曾经嘲笑富家子弟是一群“幸运的精子”。巴菲特认为，美国的有钱人如果不把财产捐给慈善机构，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在巴菲特们的眼里，不劳而获甚至凭借父母的保佑而坐拥财富其实是一种可耻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更不利于激发社会竞争、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幸运的精子”们，在美国上流社会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成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将把盖茨个人的绝大部分财产用来做社会慈善事业。盖茨的这个做法，吸引了巴菲特这样的有钱人来参与，巴菲特将大笔的钱投入盖茨的基金会里。追随盖茨而大搞慈善事业。这，在国内好像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富人们以及所谓名门望族，在个人成功之后不是忙着将子女安插到重要位置，就是想尽办法逃避社会责任。这是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记得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有人在讨论征收遗产税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出来讨论了。
用我等迟钝的眼光来看，回馈社会，对于国内的成功人士们而言，仿佛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企事业单位流行“接班”。在工厂或者学校工作的父母，在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就自己退下来，让孩子去“顶岗”。这个做法，背后就暗含了所谓“幸运的精子”的味道。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国企大规模兼并和倒闭为止。我想，真正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她不承认任何特权，在个人发展和个人成长这一点上，仅仅考察个人的能力和发展潜力，而不是首先讨论这个“精子”的爸爸。这种游戏规则，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效率，铲除为富不仁和社会不公。对于那些愿意努力以及具备天资的人们而言，个人的努力往往意味着成功。这，才是健康的社会。
我对所谓“幸运的精子”历来不以为然。老子英雄，儿子未必就是好汉。缺乏健康的游戏规则，最后造就的就是大批的可怜虫和寄生虫。然后就是更为深重的个人灾难。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孔子的后人究竟是不是还具备孔子身上的基因，我觉得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些自称是孔子多少代后裔的人们是否确实具备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力。他们，是否真的精英，还是打折幌子招摇撞骗的世家子弟。如果是后者，我的态度就是嗤之以鼻。
血统论、等级制，本身是社会公平的一个毒瘤。严加新所无意间引发的，其实就是事关社会公平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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