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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之死谈中医之“衰落”
1908年11月14日，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时分，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驾崩，享年38岁。第二天下午，慈禧皇太后病死在中南海仪鸾殿。两人的相继谢世不到24小时，使各种评论和猜测随之而起。由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后就被慈禧太后囚禁，许多人怀疑，慈禧太后因为害怕她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会翻案，所以在自己临死前将他害死。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里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在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未发现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 但在2008年11月3日报载，钟里满等经过长达5年的精密研究，对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不同截段的分析，结果表明，光绪皇帝的头发中含有超出正常水平数百倍的砒霜。结论是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其间还排除了光绪皇帝服用中药导致砷中毒的可能性。究竟是谁对光绪皇帝下的毒手，又是什么时间给光绪皇帝服了多少砒霜，这些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和政治斗争一定是紧密相关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是偶然的巧合，还是陷害致死，这仍然有待于后面的继续研究。 政治因素在这里咱们先抛开不论，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砒霜中毒的因素也暂且不论，因为不管有无砒霜中毒，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有一定之证的光绪皇帝的脉案。下面，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探讨一下光绪皇帝的死因。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也称“脉案”)中，有大量光绪帝的病案。其中既有当年宫内御医们为光绪帝诊病用药的档案，也有光绪帝本人为使御医们知其确切病史病状而口述或亲书的“病原”，尤其是光绪帝临死前半年的“脉案”，保存得相当完整。这些珍贵的原始诊病记录，为我们揭开光绪帝的死因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本人资料有限，只能从《清宫秘档》及《清稗类钞》中的一点点蛛丝马迹中摘取一些记录予以分析，籍以讨论中医之得失。 从这些“脉案”中我们发现，光绪帝从小就体质羸弱，失于调理。他自幼多病，长期遗精，关节炎严重，身体素质很差。如光绪帝在37岁时自己写道：“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热”“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光绪帝常患感冒及脾胃病，用药十分频繁。 光绪皇帝38岁驾崩，上述病症应在光绪13年、光绪皇帝17岁左右就出现了。将这些表现简单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光绪皇帝得的不是什么疑难病症，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太阳、少阴合病，天长日久，病势弥深，少阴虚衰则太阴阳气必衰，因而常患感冒以及脾胃病是在所难免。解决方案也不复杂，当以太阳及少阴之剂合而参之，重温少阴，则少阴得复、太阴得温、太阳得守则外邪难干，病势必然得以遏制。而时值大清，正是温病学派鼎盛，方家多以时方入药、多以寒凉入药。可怜光绪皇帝，屋漏偏逢连阴雨。 据载，到光绪二十四年末及二十五年以后，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体质直线下降。 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八日的医案是这样记载的： 朱焜、门定鳌、庄守和、张仲元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沉滑稍数，人迎见浮，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呼吸言语丹田气觉不足，胸中窄狭，小腹时见气厥，下部觉空，推揉按摩稍觉舒畅，气短懒言。两肩坠痛。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偶或滑精，……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 御医的分析是这样的：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腠理不密，感受风寒使然。今仅暂用疏风寒之中，仍寓养心扶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尚宜节劳静养调理。（果然是御医，考虑的很周到） 还是这番表现，咱们也来当当“御医”，从六经的角度分析一下皇帝的表现。 “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这一番表现太阳表寒无疑。“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此亦为太阳表寒，太阳被遏，津液难于濡养筋脉之象。按，此太阳被遏，虽为表寒所致，然终源于腠理不固，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太阳司表，与少阴表里。太阳卫外不固终源于少阴阳衰，由皇上“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热”久矣可知。可见皇帝少阴阳衰亦久矣，诸医何视而不见呢？ “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 “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这一番表现因少阴阳衰而致虚火上浮无疑。笔者在其他章节中有所论述，此虚火上浮绝非“阴虚火旺”所致，正是因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元阳无所附丽反而上浮而成“虚火”，而并非什么“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舌苔中灰”，笔者愚见，灰即是黑之浅者，为水之本色，亦阳衰阴盛无疑。“口渴思饮”者，正是少阴篇所论“虚故饮水自救”之义。 “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 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足）少阴阳衰，累致（手少阴）心阳不振，主无所依，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因喜为心志，其无故而喜者，乃其象露之于外而亟待救护者也，亦心神行将涣散之象，需急急救之，诸医亦视而不见。 “夜寐少眠”五脏六腑之大主无依无靠，元阳将竭，安得眠睡。 “耳内觉聋，时作烘声”：元阳衰微，精无所化，无法上呈耳门，故作是状。 “梦闻金声”：这一征象极为重要。金为肃杀之气。梦闻金声为体内杀气太过无疑，即为阴寒之气过胜。而御医们却“充耳”不闻。 “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 偶或滑精”：此少阴阳衰，开阖不利，太阴不运无疑。“大便燥结” ：大便燥结一事，特别是中老年人，多为阳气渐衰所致，而今人多认为为阳明燥热所致。不错，阳明燥热固然可以导致大便燥结，而大部分人，特别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由阳气之渐衰而致便秘者居多。光绪皇帝之便秘，纵观全局，少阴阳衰已极，太阴中土受累已成定局。 综上所述，光绪皇帝寒客太阳，少阴阳衰已极，太阴受累。此时应外散表寒，急救少阴（此少阴为手足二少阴）兼顾太阴方可转危为安。 御医们所开出的药方是这样的： 防风二钱，川芎一钱五分，薄荷八分，羌活一钱五分，云茯神苓各二钱，元参三钱，干地黄三钱，霜桑叶二钱，花粉二钱，桔梗二钱，甘草八分，建曲二钱，引用甘菊二钱，生姜三片。 这张方子要想治好光绪皇帝的病应该是难上加难了。 如果笔者的分析不错的话，此一剂药绝对是“虚虚实实”了。元参、薄荷、干地黄、霜桑叶、花粉寒凉之物，虽有羌活、防风、川芎等物穿插其间，但除力薄之外，亦发散之物，于元阳无助，反而耗散，终不敌寒凉之力。其他诸药，无关痛痒，因之不但无益，反受其累。如此，光绪皇帝的体质想不下降都不行了。此日脉案可谓详尽，而自此以后二三年脉案，大都与此相近，想必用药也与此相近，且病情逐渐加剧（想不加重都不行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皇帝的疾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脉案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病已入五脏，阳气将竭，病情日趋严重。 无怪光绪帝本人对自己病情日益加重也十分着急，在他亲书的“病原”中，一再指责御医们无能。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因自己的病虽“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而斥责御医们“总系药不对症”和“草率立方”。七月初八日，他诉说自己：“病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他责备御医“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他更申斥御医是：“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等等。这些斥责言词反映出他当时焦躁绝望的心情。 各位明察，似御医这番治疗，光绪皇帝指责御医们无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光绪皇帝焦躁与绝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御医代表了当时中医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的“御医”都解决不了问题，皇上还有什么盼头呢！ 可见，御医只是皇宫大内之医、名医只是名医而已，未见其然是明医。 似这样寒凉直折用药，再经受政治上的种种打击，光绪皇帝能撑到38岁驾崩，已经是造化了。 下面再摘录几段脉案，读者自行分析一下。 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初九日，江苏名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的严重病状。只得开些平安药：鳖甲心三钱，水灸；新会皮七分、云茯苓三钱、飞辰砂三分、拌；石决明四钱，盐水煅；盐半夏一钱五分、粉罴榭三钱、杭菊瓣一钱、炒谷芽四钱，水煎服。五月初十日（6月8日），陈秉钧更在“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之语，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笔者按：阴阳本一体，真的无药可用么？仅仅是因为“肝肾阴虚，脾阳不足”么？如果御医执着于“肝肾阴虚，脾阳不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不识阴阳！“肝肾阴虚，脾阳不足”也就无从谈起。 “鳖甲心、新会皮、云茯苓、飞辰砂、石决明、盐半夏、粉罴榭、炒谷芽、杭菊瓣。”此方在此危机关头绝不是什么“平安药”！笔者愚见，此为雪上加霜。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酉刻而龙驭上宾矣。 笔者按：真是荒唐至极，危机时刻，生脉散可以救驾么？ 当然，御医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咱回过头来，再为御医们想想，因为他们会遇到我们普通医生难以遇到的诸多问题。 御医们以及召来的各地名医面对的是“天字第一病号”的病人以及森严的皇宫大内，不得不瞻前顾后、束手束脚。而皇帝又“自明医术”。比如，皇帝“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由此又可见光绪皇帝对御医之挑剔。申报载：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从另一个角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御医开的药方不和皇上心意，轻则不予理睬，拒而不服，重则削俸罢职、甚则身首异处也未可知。因而，御医们是如履薄冰，不得不顺着皇上的心意开方子，皇上虽“自明医术”，可这个明能明到哪里去呢？真明的话，能让御医这么瞎治吗？真明的话，自己不就解决了吗？因此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御医们只能揣摩着皇上“自明医术”的水平开药。 还有，医家治病，须有一定的持续性，而杜钟骏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杜钟骏恭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诸多原因导致了光绪皇帝“英年早逝”，慈禧对光绪皇帝在政治上的打压以及生活上的迫害，固然难辞其咎；方方面面的原因让御医们不得不瞻前顾后、束手束脚；清宫的腐朽又演绎了御医们“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这一切都促使光绪皇帝早早地“龙驭上宾”。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这些仍不能做为御医错误辨治的借口。如果抛开其他不说，仅仅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御医们施治的不如法是导致光绪皇帝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大家别嫌笔者啰嗦，笔者能力有限，生怕自己分析错了，因此还要加上这个前提：如果笔者分析对了。 如果笔者分析对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医自《内经》时代走到大清国，流派多多，不可谓不繁荣，最繁荣的，当属温病学派了。既然中医繁荣至此，辨治水平应该是空前的。中医“发展” 了、“前进”了，超过张仲景时代甚至超过《内经》更是情理之中！何以代表中医“最高水平”的清宫大内的御医们以及各地的名医们是这样的水平呢？ 中医走到清代，被认为是中医多元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温病学派的兴起，似乎大大地丰富了中医，大大地发展了中医，以至于到今天，中医仍然受着温病学派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从我们绝大多数“中医”治疗感冒的辨证思想上不难看出。 笔者在此不想讨论中医的学派问题，更不想讨论学派间孰优孰劣的问题。笔者在此，想通过光绪皇帝病案的分析，来讨论中医辨证的正确性问题，同时透过这个问题，看一看中医有了这么多流派的出现，从汉代走到大清乃至于走到今日，到底是兴盛了还是衰落了。 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逐步形成了公认的几大流派：即有医经学派、经方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伤寒学派、温热学派、汇通学派，大体体现了中医的“发展”轨迹。 医经学派主要是对《内经》进行补充、校正、阐释，并结合临床，反过来解释《内经》的一些悬疑。如王冰将全元起的《内经训解》遗缺的第七卷补全，即今天的运气七篇大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完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冰的“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更是为中医者尽人皆知，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他医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吴崑、马莳、杨上善、张景岳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说到了，读者如想了解，读读医史就可以了。 经方学派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经方派。现在的“经方派”特指“伤寒派”，即以《伤寒论》见长并施之临床的中医一脉。而此经方学派却是指经验方，因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对已获疗效的验方积累与搜集而形成的一派，其代表人物很多如陈延之，葛洪等等。 河间学派的开山鼻祖为刘完素。刘完素为宋·大观年河间人，故人又称刘河间，其开山学派称为河间学派。其学术思想实来源于五运六气，他说“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又因为六气之中，火居其二，通过兼并同化的理论，力倡“六气皆能化火”之说，著《宣明论方》，用药多从寒凉，又称寒凉派。其弟子穆大黄，荆山浮屠，马宗素等，代表人物张从正，朱丹溪等等。从来对热病的方治而自成体系者，实自河间始。 易水学派是以脏腑证候及病机为主线进入临证的治疗体系。其创始者为张元素。张元素亦于五运六气极有研究，但与刘完素截然不同，他不倡“六气皆能化火”，而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从而耳目一新，形成了中医新的一派。其代表人物为李杲，王好古等等。 伤寒学派即现代所称的“经方派”，是以《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为体系的中医学派。事实上，《伤寒论》是最为忠实地发扬了《内经》理论精髓而无所偏废，真正把握了《内经》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因而有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方家圭臬，其内容在此就不多论了。代表人物为王叔和，孙思邈，成无己，方有执，柯琴，尤怡等等大家。 温热学派可以说是由“河间学派”派生的。经过明、清逐渐发展起来的。其肇始于明代末年，山东浙江温热成疫，流行极广，诸医以伤寒之法治之不效，吴有性独辨其为瘟疫，而非伤寒。他认为瘟疫为乃天地之厉气，自口鼻而入，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营卫运行之机为邪所阻，便郁而为热。治疗总宜疏利和分消。著《瘟疫论》，并精于辨气、色、舌、脉、神等，为温热学派开山。后又经清代余师愚、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吴鞠通等人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外感温热、湿热病见长的温热学派。一直到今天，外感病的治疗一直受着这一流派的深远影响。 汇通学派者，盖取西方医学与祖国医学汇聚而沟通之义。这是至今仍然存在着巨大争议的一个“学派”，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相同或者类似。自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开始接受西说的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诸人，或取其脑说之新，或取其制药之巧等，都是力图接受科学真知，以彼之长，补我之短。汇通中西诸家，当以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为最。王宏翰欲从基础理论方面汇通；朱沛文主张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唐宗海虽谓中西应取长补短，但最终汇而未通；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仅局限于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的综合应用，虽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终无若何成就。 在民国时期，恽树珏、陆彭年两人，一主张改进中医学，一主张中医科学化。恽氏主张以中医为本体，尽力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他。陆氏所谓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符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时值今日，中西医结合仍然是当前形势下中医院校的一个修习学科，所谓中西医结合只是中医、西医兼修而已，但能不能使“中西医结合”与创新，到今天仍然是个未知。 以上就是中医两千年来所谓的“发展”轨迹，笔者将其简述，和大家复习一下。事实上，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流传至今。 粗略了解了中医的学派之后，大家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医有着那么多的学派，各执一法而施之临床，你用寒凉、我用攻下、他用滋阴等等。试想一下，同一个病人，如果同时面对不同的学派，必然会开出不同的方药，而且是方向截然不同的方药！而病人的病情是个定数，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握中医辨证的正确性呢？如果各个学派面对的是阳气衰微的光绪皇帝，总不能说不论病情如何，因为我是河间派，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妄用寒凉；因为我是易水派，我就可以大滋其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医的精髓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也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学派辨治的随意性，医理使用的片面性，舍本逐末的中医的边缘理论或者所谓经验理论大行其道，现代这个时期面临的则是现代医学理论的错误渗透，从而导致的中医辨治的错误。 学派只是开启中医辨证思想宝库的方便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学者应该更方便地开启通向中医辨证思想宝库的大门，而不是执持此学派的“理论”凌驾于中医经典之上，认为本学派的理论是高于一切的，这便失去了学派的真正意义，而成为自大之夜郎了。 那么，中医辨证的正确性问题又如何把握呢？笔者愚见，诸多学派皆应回归《内经》，以《内经》理论为主导，放弃各个学派对《内经》的片面知见，整体把握《内经》，然后再客观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果如是，中医辨治何来偏颇？中医辨治亦可异彩重放。舍此别无他法。 大家看看光绪皇帝的病案，再看看现代的中医，在某些中医的手上（这个某些不在少数，当然也包括了名中医），中医辨治的正确性早已不复存在了！中医经过了这么漫长时间的“发展”，有了这么多流派的“支持”之后，中医“衰落”了！ 有人这样评论过中医的发展。 “如果说《内经》是理论性的，框架性的，宏观性的，那么这四大流派则是实用性的，具体性的，微观性的，和《内经》构成了一个指导临床实践，操作性强的完整体系。河间学派是伤寒学派的继承与创新，易水学派和温病学派是河间学派的继承与创新，可以说四大学派已经将《内经》发挥到了极至。中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理应开创一个鼎盛的局面。残酷的现实却是面对西医的入侵，鼎盛的中医衰落了！”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中医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衰落又从何谈起呢？西医的“入侵”和中医又有何相干呢？ 西医根本没有入侵！错误是中医人犯的！ 中医的“衰落”和西医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中医自出世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达到过顶峰，也从来没有衰落过。 衰落的是中医的子孙！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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