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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已经不能仅仅被当作一个政治哲学家来看待了，他俨然是一个学术明星，在全球各地的学府受到追捧。让他真正为大众熟知的，就是那门叫作“公正”的课程。此次来沪讲演的次日，他如约在下榻的酒店，围绕他的“公正”课程和政治哲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用普通人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哲学写出来 文汇报：公正问题的讨论，以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借助您在哈佛的公开课而愈益被人们所关注。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本人最初是如何选择政治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的？ 桑德尔：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大家一样，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年轻时，我对政治是非常感兴趣的，高中时经常参加辩论，我想自己或许可以从政，或者成为一个报道政治的记者。毕业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去牛津大学做研究的机会，当时觉得有必要学一点哲学来提升我的背景，一开始打算学一个学期就回去，后来发现，一个学期远远不够。我开始对政治哲学着迷了，在那里足足呆了4年，完成了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加入哈佛，开始教授政治哲学的课程。 文汇报：那时您是否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转而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工作了？但是从您的畅销书《公正》来看，您不只是运用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术，而且把这种论证方法与具体的历史境况结合在一起了。否则，就会有人批评说这样的论证方法太表面化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是否仍旧是您在讨论道德原则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桑德尔：我并没有完全忘记我的新闻梦想，我总是试图将哲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我也想把哲学用一种可以被普通人、而不仅仅是学者或哲学家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写出来。所以，在《公正》一书里，我引用了很多当代的故事和具体例子，来说明哲学不仅仅是给哲学家或者学者看的。哲学是一种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照亮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我写书的原因，我写的书要使每个人都可以读，哪怕他们没有专业背景。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并没有放弃我入世的梦想，而是将这个梦想和我对政治哲学的兴趣结合起来了。 文汇报：有人把您称作“当代的苏格拉底”。对于这个称谓，您自己怎么看？ 桑德尔：对这个比喻，我觉得不敢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我揣测，人们将我和苏格拉底这么比较，原因可能是，苏格拉底认为研究政治哲学并不是从那些让人非常费解的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讨论、对话出发。苏格拉底从来不写哲学著作，他的对话是由他伟大的学生柏拉图记录的，这是西方传统中政治哲学的最早文本，有趣的是，他们就来自有关公正的对话和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包含了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同学生、普通人的对话，以此来探讨公正的涵义。苏格拉底会走到城镇上的穷人中间，问他们公正是什么，公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上述比较的来源。我写作和教哲学的方式，也是强调对话，讨论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公正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我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 文汇报：您现在越来越有明星学者的风范了。类似您这样的学者现在有很多，比如哈佛的尼尔·弗格森、法国的亨利·列维等等。与此相比，其他书斋里的政治哲学家比如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查尔斯·泰勒等人，其学说传播远不如这么广泛。这全拜现在最新的传播手段所赐，并且对于知识的传播显然是有益的。那么，对于书斋里的学者，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呢？ 桑德尔：我不会批评他们。我觉得不同的学者应该自己来决定是否要扮演一个公共的角色。有些学者倾向于研究学术、撰写著作、教授学生，这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也赢得了社会的尊敬。而我个人觉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件非常兴奋、刺激的事情，我也从中学到很多。我觉得这两种学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学者关注公共问题，做出解答，让公众能够明白，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但我不认为所有学者都必须这么做。两种学者都值得人们尊敬。 文汇报：在当今社会，出现了诸多令人困窘的真实案例。面对这些案例，我们很想听听您的当面分析。我们看到的现实生活的案例之一就是，在南京，一个老太太在路上摔倒，一个年轻人过去搀扶，却被当作是致其摔倒的肇事者。您如何解答这样的困窘？ 桑德尔：这里有一个假设，假设没人会去帮助一个老太太，除非这个人就是推倒她的人。所以，我的看法是，这里体现着一个我们要对他人承担责任的假设，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社会，人们在其中会乐意帮助他人来解决问题，即使问题不是他造成的，这样，这个社会就会更好。人们就会勇于帮助遭受不幸的他人，哪怕我们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 文汇报：第二个案例，涉及市场力量扩张带来的社会纷争。比如，中国故宫建豪华会所事件，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批评。您如何看待市场力量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渗透？ 桑德尔：在创造繁荣的努力中，市场社会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是，市场价值观渗透到生活领域之中，而这些领域本来应该是由非市场的价值观来主导的。你说的这个案例，以及昨晚的讲座上我所引用的数个案例，所涉及的教育、医疗以及家庭生活，都被市场力量和获取利润的想法侵入了，这些领域不再尊重非市场的价值观了。在以上这些领域，我们应该非常谨慎，我们必须考虑限制市场的边界以及市场对生活领域的渗透，否则，那些重要的非市场价值就会遭受破坏。 文汇报：您曾经谈及自己在各国做讲座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听众似乎在更大的生活范围内接受了市场逻辑。您觉得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吗？ 桑德尔：是的，这是自然的现象，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它。正是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我们要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尤其敏感，从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就要开始试着阻止物质主义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侵蚀乃至排挤其他重要的价值。我认为，现在开始关心这一在所有市场社会里都曾发生过的趋势，并非为时过早。 对所有市场社会，包括成熟的市场社会和正在发展中的市场社会，都是如此。因此，所有依赖市场的社会都必须十分小心。市场有作为工具的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物质繁荣，但我们必须记住，市场本身不是价值。 文汇报：第三个案例是，几天前在戛纳电影节上，丹麦名导演拉斯·冯·提尔公开说自己“同情希特勒”，结果被逐出了电影节。我们想知道的是，言论自由的个人权利究竟有怎样的边界？ 桑德尔：不同的国家对此都有特定的评估方式。这是在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之间存在的困境。有些国家禁止出现支持纳粹的言论，这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纳粹的那段独特历史。他们害怕一旦允许了那些支持纳粹的言论，就会在某些人群中出现纳粹思想的复兴。但是在美国，法庭并未准许对仇恨言论加禁，美国不像德国，把这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我们没有这段历史。 我认为要解决言论自由同仇恨言论之间的困境，各个国家必须回溯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决定他们自己的那条底线在哪里。我不认为有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方法。 但这不等于说，一个群体所定义的任何所谓正义的价值，都是正义的。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我不接受只为某个传统所持有的某种正义观念。如何运用、解释一个原则，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理解。但这不是相对主义。 现代生活要求我们努力思考道德困境 文汇报：我们看到，您引用的一些案例和提问，大多是一些比较难以做出选择和答案的两难困境，类似于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灭亡”（TO BE OR NOT TO BE）。这是否就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呢？ 桑德尔：如果你说的是，现代生活要求我们努力思考道德困境和正确的生活方式，那么，我认为就是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要做一个反思的人，要认识到道德原则的复杂性。关于正义和道德的分歧，在我们自己这里也存在。这也正是莎士比亚这一警句所提醒我们的：要问我们自己一些有难度的问题，要探究关于正义和“善”的生活的涵义。 文汇报：许多道德困境并不是通过理论来解决的，而是靠直觉就能解决。您认为直觉可以作为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基础吗？ 桑德尔：在对正义的思考上，直觉是有部分作用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正义的理论可以从“如何做是好”的直觉开始。但是，我们只有在把原则完全讲清楚的情况下，在知道了我们的直觉是不是对的情况下，才能让我们把这些经验用到下一个情境之中。 因此，必须通过反思某一原则能否说得通，来检验我们的直觉。我们必须看这个原则如何运用到下一个困境中，是否强化了我们的直觉。我们可能会折回去改变我们的某些直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一个道德反思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从直觉开始，试着去讲清楚其中的原理。这就是直觉的意义。 在原则的指导下，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修订自己的直觉。这就是道德教育的构成，我们由此逐渐形成对我们相信的原则、我们赖以生存的原则的清晰见解。直觉是起点，但不是哲学问题最终的、唯一的答案。 正因此，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大街上拉住人对话的时候，他并没期望他们给出一个包含完美正义的答案，他是问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接受之前的逻辑或最初的直觉判断所可能导致的所有后果。他通常会揭示出哪些直觉是片面或错误的。这就是道德伦理和哲学反思历程的起点。我在自己的书中想要说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旅程中来。 文汇报：苏格拉底的辩论，是建立在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空间这一基础之上的；但是今天，历史情境有了巨大变化，二战后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的各共同体的基础甚至都在不断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共同的善”之类的普遍的道德理念产生了很大分歧，从中还能够产生社群主义所期望的共识么？ 桑德尔：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厘清社群主义这一概念。人们总是给我的哲学贴上这一标签。一定意义上，对西方国家所存在的过度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我是一个批评者。我努力伸张我们的社群、共同的善和市民美德的传统，我强调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也是对于过度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要修正。这是这一标签的涵义所在。但是有时候，它会被理解为任何一个社会中或者时间段里盛行的习俗都是公正的；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历史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主流习俗，但是它们并不公正，比如有些社会有奴隶制的传统或者活人祭祀的习俗，这些传统习俗在社会中盛行，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公正的。如果社群主义意味着接受这些习俗，我是不赞同的。 你提到了共识。在我看来，我们不能指望在价值观或有关“善”的观念上出现共识，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有关伦理问题和幸福生活涵义的深入反思和讨论。这在我的同事中曾经引起过很多的争议，在他们看来，我们对美德是什么存有分歧，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涵义存有分歧，那么，当我们思考公正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首先达成共识。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错的，因为如果不首先来思考“共同的善”、幸福生活的涵义，也就不可能去思考公正。如果我们回避关于这些问题的认真反思和讨论，结果就是听凭市场驱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代替了非市场的价值观。这正是我的担忧所在，也是促使我成为一个社群主义者的原因所在。 文汇报：那么，您相信存在所谓的普遍伦理吗？ 桑德尔：我觉得这其中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道德价值是否完全相对于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如果你相信价值是纯粹相对的，那么你就会相信约定论的价值观，就会认为无论什么约定或价值都只是在某个特定时机、在某个特定群体之中流行。如果你接受相对主义立场，那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好多讨论就变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了，比方说，人们如何进行活人祭祀之类的活动。 另一方面，困难在于，即便你接受普遍价值存在的想法，还是会出现很多的分歧——对于如何阐释和运用普遍的价值，存在着许多“理性的分歧”。不同的文化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各自有别。因此，不仅有文化之间的相互辩论、争端与分歧，即使在同一文化内部，也有辩论、争端与分歧。大部分拥有丰富道德资源的传统，都是由持续不间断的价值辩论来构成的。因此，我在《公正》这本书里用了大量历史和现实案例，目的就是要检验正义这一原则。 如今，桑德尔已经不能仅仅被当作一个政治哲学家来看待了，他俨然是一个学术明星，在全球各地的学府受到追捧。让他真正为大众熟知的，就是那门叫作“公正”的课程。 1980年代初“公正”课刚开始在哈佛讲授的时候，内容还主要集中在当代思想家上。后来，桑德尔更多地关注经典思想家，并且在哲学文本和当代议题之间来回穿梭。他说他很喜欢这种授课风格，因为这会让他觉得自己也像学生时代那样“头脑清晰”。由于自己也曾是一个觉得政治哲学抽象、遥远的本科生，桑德尔想法要让学生们集中注意力，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课程设计。由此，“公正”课的选修人数逐年上升，从第一年的100个学生，发展到2005年首次达到1000人，2006年则达到了1115人。此后就一直保持这样的课程规模，以至于不得不把上课的地点搬到了哈佛的桑德斯剧场。 如今，已经有超过14000名学生选修了“公正”课，哈佛每6名本科生中，就有1人曾经注册过这门课程。凭借“公正”课的大获成功，桑德尔还曾被邀请登上英国BBC的“里斯讲座”，该讲座每年都会邀请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第一位登上该讲座的人是罗素。 在中国，桑德尔“公正”课的视频也已经被上传到各大视频网站，在年轻人中广泛传播。在韩国，根据他讲课内容编写而成的新书《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该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销售超过100万册。“桑德尔”旋风，已经从哈佛刮到英国，以及太平洋彼岸的中国、韩国、日本…… 此次来沪，已是桑德尔第三次造访中国。和上次一样，在复旦大学，学生们在巨大但拥挤不堪的报告厅里，以热烈的欢呼和积极的回应，欢迎这位明星教授的到来。当晚，桑德尔先后提到了暴风雪天气下的雪铲销售是否应该加价、大学是否应该接受以换取就读资格为目的的捐款、炙手可热的演唱会门票经过“黄牛”之手是否应该涨价这三个生活案例，追问现场的年轻学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生动的对话与辩论中，听众们再一次现场感受到了明星教授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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