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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原创】古人为官与今人从政现象杂想

2011-08-26  仇甄
古人为官与今人从政现象杂想
 
 
    近日,由于有几位政府官员身份的人作为工程院候选人而被网络炒得沸沸扬扬,到底原委如何,内情怎样,我们局外人未必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既然已经为官又何必去挤占工程院的桂冠,使得身份亦学亦官,不伦不类,却不失有些道理。

    今天,笔者想就官场与学问的关系问题,探讨一下古代为官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轨迹、今人从政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并希望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看法与感想。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意思是说:事情做好了,可以总结经验,从中学习,取得进步;学习学好了,就可以把这些知识用应到日常做事中。孔子也曾说过,“学而时习之”,出仕是“时习之”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把所学的、所修的东西应用到从政的实践之中,但是,修身学习是无止境的,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也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正如孔子所说修身学习是无止境的,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希望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机会就不要放弃学习。

    这个观点本没有错,但透过许多古代官场现象,我们不难看出,人们把“仕而优则学”忘得干干净净,仅牢记着“学而优则仕”,故而,拼命学习为的就是能够走上仕途,在官场中跻身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显然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隐藏其中了。

    提及“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古代应当承认有过积极意义,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不利因素,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因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选择。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定势,肯定需要将“仕途”的飞黄腾达作为“为学”成功的标志,很容易把对“学优”的追求转化为对仕途经济的追求。由于至仕之途费尽千辛万苦,成功之后必得报偿方为心甘,所以“升官发财”成为士子耗尽心力的永恒追求。这追求中,“升官”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升官才有可能掌握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才有可能“发财”。于是自命不凡之徒、别有用心之人就把精力、能力、注意力转向了官场,面对权力和官位,不禁会眼馋、眼红、眼热,甚至为跻身其中和扶摇直上而不惜丢尽廉耻和人格。一时间,巴结逢迎、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精于“厚黑”之术,成为官场上必须具备的本领,官场之道成为倾轧和整人术的代名词。

    其实, “学而优则仕”并非无人知晓它的弊端。孔夫子骂问稼穑的学生樊须为“小人”,是因为这小子似乎不明白在孔子看来很浅显的道理:只要做了官就有“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  宋真宗赵恒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更将读书至仕的成功带来的一切美好前景(包括食、居、婚、行一切方面)赤裸裸地勾画出来。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以来的所谓“学问崇拜”,其实质是对“荣华富贵”的向往,绝不是真正的学问崇拜。

    “学而优则仕”传统虽然承认各等级士子的“平等”参与权,但官僚政治的等级结构使成功“入仕”的士子的最终归位却是等级性的;仕途的升迁成为衡量“学优”的标准,“官大”也就意味着“学优”,于是“官大学问大”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若说近代以前学问范围有限,“官大学问大”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并不为过。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负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自信“不为浮云遮望眼”的王安石,以及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张之洞,都是历史上官高学问也好的显例。

    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各种学问已经分门别类自成体系,任何一门学问都足以使一个人耗尽毕生精力而难以窥其全貌。政治家除了在其专精的政治学及其政治实践方面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之外,在其它领域很难具备更多知识领域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官大学问大”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谬论。现状却令人并不乐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将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科学权威,甚至将政治权威置于学术权威和科学权威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早已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不能说不是一种杯具。

    正因为存在此诸多缘故,当官渐渐演变为众多人梦寐以求的最好捷径。于是,古代中国的官场角逐之激烈堪比战争。一旦踏入官场就变成了职业官僚,除了当官别无他途,必须要不停地卖力往上爬,否则,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退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甚至还会在踩你的时候使足力气----借力起跳,才能跳得更高、更好,直到最顶层。这无疑是古代官场竞争残酷的一面。

    表面看起来,那时的官员必是有超强进取心,那时的官场也必是遵循优胜劣汰的最好竞技场。事实并非如此,在专制体制的总纲下,再好的制度设计最后都会走形,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细密的政绩考察制度,精致的监察防范制度,最后都成了淘汰清官的过滤器。

    专制制度,这一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决定了官员的选用和罢免权掌握在皇帝和个别权势人物手里。试想,参杂太多的个人好恶和利益驱动而造成竞赛焉能做到公平?由于皇帝的权力过大,他的个人好恶和道德素质几乎可以决定一个时代官员的整体素质。另外,官僚阶层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里面纠葛了太多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在无形中也会增加官员升降沉浮的变数。更何况,作为皇帝或统治集团,没有人愿意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民众利益而选拔一个专门与自己与本利益集团作对的冤家栋梁。就这个角度分析,皇帝们也并不寄望于朝廷上下满是清官好官;尤其是昏庸皇帝,更不希望诤臣太多,限制了自由,剥夺了专权。

    这样的一种体制一个环境,难免使“搞定皇帝和上司”成了古代官场之人心照不宣的升官发财最捷途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求官者一路爬得更高,走得更稳。为达到此目的,为官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身正气的往往不能受到赏识,投机取巧的却可能一路顺风顺水。结果,无耻之人、无耻之事甚嚣尘上,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欺世盗名、阿谀取媚、投机钻营、曲意迎奉、媚事君上等等,成为官场之风尚。

    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皇帝觉得与高门大户合作太危险,于是,一改汉魏之制,采用科举制,对庶族寒门乃至全体国民敞开官场之门。这为制约权贵阶层形成,扩大统治基础不无裨益。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由于官场形势与环境的逼迫,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下层的没有贵族气质的读书人,深知在人屋檐下必须得低头的道理,为了光宗耀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俯首低身,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跪爬以求,也开始无所不用其极。连李白、王维、韩愈这样的大名人都曾有过找路子、投门子的经历,更勿论其他人了。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官场中的某些人之下作行径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武则天当政之时,不少高官向女皇推荐自己的强大性能力,希望能为女皇服务;高力士权倾朝野时,太子叫他二兄,皇子公主更是呼他为翁为爷;韦皇后、太平公主得势时,四十几岁的御史大夫窦从一却以娶皇后七十多岁的奶妈为荣,六十多岁的司农赵履温挽起朝服给太平公主拉车;而出身低微的郭霸则选择了品尝上司的粪便以求进身。魏忠贤得志之时,投靠他的大臣竟有八十多位,形成了臭名昭著的“阉党”。其中位列五虎的佥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都有着极其光彩的正途出身----进士,但为了权势,他们却自甘堕落,追腥逐臭,蝇聚于一个为常人不齿的阉人门下,做他的干儿子。凡此种种,实在难以历数,点到为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期,许多清正廉洁的官员则不是丢官便是被害,下场极为悲惨。这种现象在宋明清三朝尤为突出,清官成为官场异类,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大学士苏东坡因为清正高洁,不愿曲阿,不仅一度身陷大狱,而且遭遇半生流放。任你才高八斗也好、名满天下也罢,官场的黑暗导致的有形攻击、无形诋毁就会接踵而至。最后,一个好官,不是被毁灭,便是被同化为了贪官污吏,靠出卖自己的风骨、气节和良知来换取功名富贵。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官场腐烂丑恶之根源大抵如此----廉耻丢尽,方可做官。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场的“厚黑学”“奴才说”“潜规则”所致。笔者很有同感。

    如今时代不同了,环境改变了。官场风气早已今非昔比。经过60多年的潜移默化教育和培养,官员们基本上上已经成为适应新时代、新社会需要的好官,成为群众拥护、百姓爱戴的公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逐渐成为贯穿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逐步体现渗透在为国家为社会为民生的所作所为中。可以说,官场与学问的关系问题,有了极大改善与进步。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在少数官员心目中,“学而优”仍成为通向“仕”的一个必由之路。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种场面:优秀的记者不干了,争相去当部门负责人;杰出的科学家不搞学术了,纷纷弃笔从政。这自然是“学而优则仕”现代版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一些本来就对学术不通的行政官员,最终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学术上的职称,并企图既靠行政职务又靠学术职称从中多方获利,这也可视为“仕而优则学”活灵活现的翻版。

    显然,无论是“仕而优则学”,还是“学而优则仕”,在某种程度看,都是对学术观念、学术人才、学术独立性的颠覆。因为二者虽然方向迥异,但宣扬的都是从政之道,而非治学之道。当学问与权力交织在一起、做人必要原则与一切服从官场需要混为一谈,就是可能产生极为可怕的不利因素与后果。不能不加以警惕,不能不深刻反思。

    我们常说,品学兼优,德才兼备,是我们各级干部应该具有的最起码条件。笔者私以为,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比如各级领导的任用资格标准和考核标准之科学化、民生化的不可或缺,各级领导相关的职责义务和工作内容规定之严谨性、群众性的不能缺失,甚至各级领导学习能力、领悟能力、执行能力的考量等,也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现在的从政生涯,尤其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无非是做人、做事、做官。对领导干部而言,怎样做人,怎样行事,怎样当官?这是一个需要正确、全面、认真对待的问题。只有明白做人严律己、宽待人、诚为信,也就是以诚实做人;做事能为本、干为先、实为绩,也就是以踏实做事;做官德为高、洁为廉、权为公,也就是以清白做官,才能把人做好、把事做好、把官做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分析后的结论,“学而优则仕”,不能再被误读为做官的唯一途径;“仕而优则学”则对官员来说,却要牢记而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生就是学习,不学习不仅做不好人,干不好事,更加当不好官。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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