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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但由于她是被自己的亲伯伯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因此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解放后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30多年时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纪念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部分段落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身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罩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恶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覆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还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此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十八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疑心。 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从山东回家探亲，养母才告诉我，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出去说。当我知道这条线索后，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1975年我调回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感到我像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替我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汉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我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妈妈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我模样、身材长得很像我的妈妈，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凡是认识我妈妈的人看见我时，全都说我长得像妈妈，甚至说我走路的姿式和说话的样子都像我的妈妈。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回重庆，为了证实我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关系，我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的消息，并装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妈妈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养母一见照片惊喜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妈哟！你还真有办法，把你妈的照片都找到了。”那时我都28岁了…… ……由于是秘密杀害的，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找到她牺牲的准确地点，都以为妈妈是火烧渣滓洞时牺牲的。 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1975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掩埋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已。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的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么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相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您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您一声“妈妈”呀！ 世界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不气馁，对党的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着；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是那样乐观，从不叫苦。 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 1977，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在渣滓洞监狱坐过牢、牺牲在歌乐山金刚坡碉堡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重庆歌乐山。” 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动摇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3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遗骨，就有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的名字还是被最终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死后的境遇就要差得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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