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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给我们语文学习的启示之琦君
琦君是台湾著名的女作家、散文家。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琦君的散文充满了回忆和怀念，她的笔下最动人的永远是她的江南故里，朋友、亲人、师长，特别是她的母亲，那个在感情上被丈夫抛弃的有着菩萨心肠的旧式女子。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欢乐中有着淡淡的忧伤，真挚朴实，温柔敦厚，散文如此，她的小说，特别是她的《橘子红了》，仍然难脱这份底色。 “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 “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琦君是一个温暖悲悯的文学家。 琦君出生于一个旧式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军旅师长，爱女甚深，盼她成才女。 琦君五岁认方块字；六岁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诵，挥笔成文了。 琦君最初的语文学习对她而言是一种被迫无奈，甚至是一种痛苦。 识字，对每个学语文的孩子来说都是一关。琦君起初是一天认识五个字，然后是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小小的琦君也曾为此装过病逃过学，甚至想当尼姑。想想我们也许会发笑，一个写出那么多美丽而忧伤的文字的女作家，也曾这样以学语文为苦。我们简直要跳起来和她握手拥抱，以知音称之了。琦君也苦于学字，苦于描红，苦于作文，她为此挨了不少打手心。我们的许多孩子的语文学习就永远地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个层面，永远昏天黑地，甚至是暗无天日，天赋乐趣永远被深深地禁锢，不能超越，超拔，甚至超生。在无尽的重压下，体会语文学习的苦涩，不能破茧成蝶。 苦学是必须的。如果说痛苦是生命的常态，那么痛苦自然也是学习的常态，语文学习也难逃此一关节。 我们也许在孩子们最初的语文学习上不能给他们以兴趣。他们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识字，写字，有时未免单调乏味。就像达芬奇画蒙娜丽莎之前要画上三年的“蛋”一样，就像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要对一个挥拍的动作成百上千次的练习并且精益求精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凭借着兴趣去生活，去做事，当然也包括学语文。 技能是要苦练的，而才华却是需要心智的孕育，是离不开兴趣的。 琦君在幼年苦学而又欲罢不能的时候，遇见了这样几位关键的堪称“语文教育家”的人物。一位是她家的老长工阿荣伯，阿荣伯给琦君讲了那么多生动的故事。告诉她，如果认识了足够的字，就可以自己读故事了。一位是琦君的母亲，当琦君认为识字苦，想逃到后山庵堂里当尼姑时，母亲也只是笑着告诉她尼姑也要认字念经的，而且还要上山砍柴。没有训斥和强权，只是陈述一个人生大的道理，做什么都要吃苦。一位是琦君的父亲，当琦君初学作文，“父亲从北平回来，拿起我的作文簿，边看边摇头……但是他只是摸摸我的头对老师说‘你还是先教他做记事抒情的文章吧，议论文慢点作。’”(琦君《留予他年说梦痕》) 看看琦君幼年时代学语文遇到的三位恩师吧，他们分别从人生的大道、兴趣的激发、扬长避短等角度引领着她，使她从“苦学”走向“乐学”。 琦君早年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造就了一个善感的心。这对于一个语文的学习者至关重要。“国家不幸诗家幸，赋至沧桑分外工。”琦君自幼父母双亡，她和哥哥一起过继给大伯，大伯大妈无儿无女，视若己出。（大妈和大伯就是琦君散文里念念不忘反复提及的父亲和母亲）大妈是一位有着菩萨心肠的，有着佛心的江南旧式女子。而大伯却娶了一个双十年华的杭州女子为妾。琦君在大妈的泪水中长大，在大妈善良的呵护中长大，也在二妈与大妈的争斗中长大。后来唯一的哥哥也在十几岁的青春年华中病逝北平。琦君写得最早最成功的文章就是写给哥哥的祭文。 善良的大妈让她懂得了悲悯，给了她看世界看人生的视角，让她带着永世的爱与温情去抒写故乡、师长和亲人。 琦君的启蒙教师在给予了琦君最扎实的国学底子之后，就出家了。他似乎就是为了造就这个才女而生的。 琦君白话小说阅读的引路人，是她二妈及两位才华横溢的叔叔。二妈是女学生出身，琦君的大伯宠她，给她买了好多好多的书，这些书却放在书橱里锁着。 琦君为了能够“偷”读其中的一本书而绞尽脑汁激动不已。而两位叔叔在阅读既是她的“导师”，更像她的“同谋”。“真实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这使我想起校本教研中的关键词—“同伴互助”。是呵，语文学习的路上是需要同伴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 琦君在大学时代师从国学大师 对琦君的影响是终身的。 如果语文学习也有“淬火”阶段的话，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才能拿捏好这个火候。就像一把宝剑必须由一个铸剑高手来冶炼一样。 琦君来自一个美的世界。斯人已逝，然而她的文字照亮了一个纯文学的世界，那样朴素和温暖。她文学之路上的脚印那样清晰，让我们凝神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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