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商业帝国的创始人
荣家——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在２０世纪初崛起于无锡。无锡惠泉山麓的五里湖畔的荣巷，小桥流水、清风碧荷、吴侬软语、杏花缤纷，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
１８７３年，半农半商的小业主荣熙泰家中诞生了一个婴儿，是个儿子，取名荣宗敬。两年以后，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世。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但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却衰败下来。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１４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１８８６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１５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荣宗敬雄才大略，而荣德生讷于言而敏于行，平实勤励。两个兄弟为荣氏商业世家奠定了基础。１８９６年，荣氏兄弟和父亲一起开设了一家广生银庄，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
１９００年１０月，他们以６０００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１９１３年荣氏兄弟出资４万元与人合资创办福新面粉厂，产品还未出厂便被抢购一空。开工不到一年，即获利３．２万元，盈利率达８０％。到１９２１年止，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共有１２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面粉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时出口达８０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１９１５年荣氏兄弟出资１８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１９２２年止，申新已有４个厂，产纱绽达１３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上世纪２０年代的纱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１９１６年，在荣家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荣毅仁出生了。他是荣德生最疼爱的儿子，但管教严格。荣毅仁的生母程慧云同样严格管教儿子。虽然她自己不识字，但从来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教育。“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像你父亲一样做一番大事业。”她说。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荣氏企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其中如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８年抗战中，约有１／３的纱绽、一半以上的布机及１／５的粉磨均被破坏毁损，幸存下来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军管”劫夺。留居上海的荣宗敬目睹手创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上受了严重创伤，１９３８年２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
上海解放前夕，荣德生全力阻止迁厂逃资，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建国后，荣德生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辞世后不久，全国的荣氏企业先后申请公私合营。
荣智健
中国首富
“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规模。”这位打破“富不过三代”传说的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这样评价自己。中信泰富１４．９亿美元的资产估价，以１４．９亿美元荣登２００４年福布斯内陆富豪榜榜首。
开Ｓｉｎｇｅｒ跑车的少年
荣智健１９４２年１月出生于上海，是家中惟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我是独子，所以小时候宝贝一点。那时讲男女平等，我看我们家里还是有点重男轻女，尤其我母亲，但父亲倒没怎么宠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实行公私合营当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
１９５６年，荣家企业宣布全面公私合营。同年，１４岁的荣智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荣智健少年时代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他追忆那时的生活时说：“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Ｂｕｉｃｋ，Ｃａｄｉｌｌａｃ，后来换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３００。我第一次开汽车是１０岁那年，开的是一辆红色皮座的敞篷英国产的Ｓｉｎｇｅｒ跑车，特别刺激和紧张。那时，连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地说，荣智健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要好一点。”
即使是动荡的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时期，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他后来说。
“文革”时期干了８年粗活
１９６５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他说。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３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