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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卷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 回顾我的一生，有时我不禁这样想：如果有人提议我再活一世的话我愿意让我的一生再重演一次。当然，如若可能，我也希望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希望是不可能重演的。然而，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就应当把它记下来。 我出身贫寒，幼年生活在穷苦卑微的家庭中，后来，承蒙上帝的祝福，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生活优裕，在世界享有声誉，且一帆风顺。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我的那些处世之道，可以用以借鉴。 从一位伯父的笔记中，我了解到我们富兰克林家族在英国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住了三百年，并且，全家有30英亩的自由土地和一个铁器作坊。当时，家族中的长子都要被培养成继承这种行业的人，而我的伯父和父亲就是按照这个老规矩走过来的。 我的祖父汤姆斯有四个儿子。我的父亲约瑟最小，但是，他很年轻就结婚了。大约在1682年，我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跟着一批追求宗教自由的人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 我的父亲共有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四个孩子，第二个妻子也生了十个，我家共有十七个孩子。我的妈妈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名叫阿拜亚·福求，是彼得·福求的女儿。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生于波士顿。 我的父亲想让我献身于宗教事业，所以，8岁的时候，把我送到了语法学校去念书。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学生。 正如他们所料，当时，我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但是，因为家庭人口众多，家里供不起我上大学，所以，不到一年，我父亲就给我转了学。之后，父亲把我送进了另一所学校，让我学习书法和算术。在这里，我很快就学会了一手清晰的书法，但算术却不及格。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让我退学回家帮助他经营制造肥皂和蜡烛。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住在海边，所以，我很早就擅长游泳，后来又学会了划船。每当我和其他小朋友在船上玩的时候，他们总是让我当船长。特别在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而我则总是当孩子头。由于小时候的记忆，所以，我渴望去航海，但他不同意。 因为我从小就喜爱读书，所以，一直把全部零用钱都花在书上。因为喜爱《天路历程》，我一开始就收集约翰·班扬文集的单独发行的小册子。以后我把它们卖了，用这笔钱又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当然，这些是开本很小的，由小贩们贩卖的书籍，价格便宜。正当我的求知欲那样旺盛的时候，可当时业已决定我不做牧师了，所以，没有机会阅读更适当的书籍，迄今此事仍是我的遗憾。 因为我对书感兴趣，所以，父亲决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印刷工人。当时，我的一个哥哥盾姆士已经从事印刷工作。在1771年，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回了许多印刷工具，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他准备在波士顿开业。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掌握了印刷技术，成了哥哥的得力助手。并且，这时我有机会阅读较好的书籍了。 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太·亚的先生，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商人，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里来。在他家里藏书颇多，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到他的藏书室里去，并借给了我一些书籍。就从这时我爱上了诗歌，写了几首小诗。那时我哥哥认为写诗可能日后有用，所以鼓励我并且命我编写两首应时故事诗。但是，我父亲却反对，他嘲笑我的诗歌，他说诗人一般都是穷光蛋。这样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但是，在我一生中散文的写作对我十分有用，而且是我发迹的一种主要手段，因此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在这一方面获得一点小小才能的。 在我的镇上还有另外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名叫约翰·高令斯，我和他往来甚密。有一次，我和高令斯进行了一次关于妇女应否受高等教育以及她们有否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的辩论。高令斯认为妇女受高等教育是无益的，她们也没有能力学好。由于是辩论的缘故，所以，我和他持相反的意见。但是，我们的辩论毫无结果，于是，我们就分手了，以至好长时间不想再见面。之后，我就把论据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他。他答复了，我又回驳。就这样，我们通了三四封信。后来父亲偶尔发现并看了我的文章。 父亲借此和我谈了很多有关写作的知识，他告诉我，拼写正确，用词恰当，这是我的高明之处，但他认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强，主题不明确。 我认为父亲说得非常正确。从那以后，为了提高写作能力，我更加注意练习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且逐步提高了写作能力。那时，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从事写作，但是，我仍渴望能成为一位出色的英文作家。 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我开始阅读大作家的作品以提高自己。苏格拉底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被他的推理方法迷住了，并决定在辩论中采用他的方法。 在与别人辩论时，哪怕对方的知识比我渊博，我仍能熟练地诱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也摆脱不了这种困境。所以，在辩论中我总是获胜者。 这种辩论方法，我使用了几年，之后，我只保留了其中一部分要领。在论述论点时，我常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恐怕是这样的吧"或"我想是这样的吧"。我从来不使用"当然了"、"毫无疑问了"这样的字眼。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大有益处的。用这种方法，我能很有利的说服别人同意我的见解。在辩论中，人们都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取得一致的意见为目的。讲话时的态度应使善意的人们不反对你，这才是聪明的。 1720年或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叫《新英格兰报》。这将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版的第二份报纸。 我哥哥的一些朋友很聪明，喜欢为报纸撰写一些小故事。这使得报纸富有情趣，增加了销路。他们常来拜访我们，我很喜欢倾听他们谈论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博得好评的，我被他们的谈话所激励，决定也试着为报纸撰稿。但是，当时我仍然是个孩子，哥哥一定不会同意让我在他的报纸上刊载稿件的。于是，我就用了一种奇特的字体写了一篇故事，并在夜里把它扔在印刷厂的门口。 第二天上午，哥哥的朋友们照例来访，他们朗读并且评论了我的作品。我对他们的赞扬感到十分得意。之后，我又写了几篇故事，同样也都受到了好评。当我厌倦了这种把戏的时候，就不再保密了，并宣布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我。 知道作者是我之后，哥哥的朋友们对我的评价更高了。但是，他们对我的赞扬却使我哥哥大为不快。因为，他怕我会因此变得更加自负。 后来，我们报纸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谈论政治的文章，触怒了议会。哥哥为此被拘留了一个月。我想那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披露作者的姓名吧。后来，我也受到了法院的传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但他们在教训了我一番后还是放我走了。也许，他们认为，作为学徒应该保守师傅的秘密吧。 在哥哥被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统治者进行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象，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讽刺癖好的天才青年。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 哥哥的朋友们在印刷厂里聚会商讨对策，有的提议改换报名，但是，哥哥不肯接受这项提议。最后，哥哥决定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出版商继续办报。后来我与哥哥有了分歧意见。我决定宣布自己是自由的。当时，我气愤的是他常常打我。其实，他不是个坏人，也许是我惹得他发脾气的缘故。 当我哥哥知道我要离开时，他嘱咐波士顿所有印刷厂的师傅都不要雇用我。他为我重新找工作设下了障碍。结果，所有印刷厂都拒绝给我工作。在这个时候，我无路可走了。于是，我决定离开这里。 因为，纽约是有印刷厂最近的地方，所以，我打算去纽约。但是，父亲不同意我去纽约，他认为我必须和哥哥在一起。 我知道，如果我公开去纽约的话，他们所有的人都会阻拦我。于是，我请我的朋友高令斯帮忙，他给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船长讲好了让我搭乘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因为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所以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卖掉了一部分书籍，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就可以到纽约了。这样，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子，既没有一封介绍信，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300英里之遥的地方。 此时，我对航海的兴趣已经消失了。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布莱福德——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后来又从那里搬到了纽约，我请他收我为伙计。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械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如果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一定会雇用你。" 费城离纽约有100英里的路程。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路运来。 在途中，我们遇到了狂风，风把船上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当时，有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最后，总算把他到了船上。掉入水中之后，他清醒了不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就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还附有铜版插图。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见过的印刷装订最好的版本。 据我所知，班扬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他的这种写法让读者非常感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一般。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和《宗教求爱》、《摩尔·富兰德尔》、《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方法。 在靠近长岛的地方，因为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不久，岸上有人来了，他们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由于风太大、浪太响，我们彼此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所以，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开了。 天黑了，我和船老板，还有那个全身透湿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船舱里。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没过多久我们身上几乎跟那个荷兰人一样了。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淡水。 当天晚上，我发高烧，上床睡了。晚上喝了许多水，出了大半夜的汗，烧终于退了。第二天上午，向着50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两天后，强打精神，又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我终于赶到了柏林敦。碰巧，有一只小船，正准备去费城。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到达了费城。 当我到达这个城市时，我身上肮脏不堪，饥寒交迫，精疲力竭，工作服的口袋里塞满了衬衣和袜子。我形影相吊，举目无亲，身边仅有一先令和一个荷兰币。 我来到大街上，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3个便士的面包，有三大块。因口袋装丁衣袜，只好把面包夹在腋下，嘴里还啃着一块。 走在市场大街上，正好路过我未来的妻子里德小姐家的门前。当时，她恰好在门口看到了我，她还以为我是故意做出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 当我塞满了肚子后，就把剩下的面包送给了一位同船的妇女和她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我去见印刷厂老板安德鲁·布莱福德。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请我吃早饭。但是，因为他刚刚录用了一名新工匠，所以，他不能给我工作。 他告诉我有一个叫凯谟的人，最近在费城新建了一所印刷厂，也许能雇用我。 我到了凯谟的新印刷厂后，发现凯谟的印刷厂只有一台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小箱铅字。并且，他的印刷机也坏了，不会修理，我为他修好了机器。他答应一旦准备就绪，就可以让我来印刷他的诗作了。 几天后，凯谟派人请我去印他的诗。此时，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厂老板对印刷业都缺乏技术训练。布莱福德根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受过教育。凯谟虽然读过书，但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印刷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并且，他的脾气也很坏。 凯漠不喜欢我为他工作却住在布莱福德家里，于是他安排我住在里德先生家。现在我的外表，比里德小姐见到我在大街上大口嚼面包时的样子要体面多了。 在这里，我尽量地不去想波士顿，也不想让那里的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当然，我的朋友高令斯除外。在费城安顿之后，我给高令斯写信，让他为我保守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哪里。但是，我的姐夫罗伯特·霍姆斯是一位船长。这艘船，在波士顿与道拉瓦之间航行。因为纽格斯尔位于费城道拉瓦河下游的40公里处，当船到达纽格斯尔时，他打听到了我的下落。 霍姆斯写信告诉我，由于我的出走，全家都非常的不安，而且还催我赶快回家，并向我保证，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依从我的意愿。 我回信感谢他的忠告，在信中我竭力证明，我的过失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并阐明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 当我的回信到了霍姆斯手中时，他恰好和兼任宾夕法尼亚州与道拉瓦州的州长威廉·基夫先生在一起。霍姆斯向他提到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 州长读了我那封信，当他知道我的年龄时，好像很吃惊。他告诉霍姆斯，我是一个前程远大有作为的青年，只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他确信，如果我办一家印刷厂，我一定会获得成功。他说，如果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我，并且，保证把公共事务的印刷任务全交给我。 这也是霍姆斯后来才告诉我的，在此之前我对州长的上述反应一无所知。有一天，州长和另一位绅士科伦那·富兰契来到凯谟的住宅。来找我。他彬彬有礼地和我谈话，并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他表示很想成为我的朋友，并为我没能在他到来之前去拜访他而感到遗憾。 听到他的话，我感到受宠若惊，凯谟在一旁更感惊奇，他的神情像只木鸡。州长建议我自己开业，而且表示对我的成功确信无疑。他和富兰契都一再向我保证将帮助我得到政府的印刷生意。 我告诉他，不知道父亲是否会同意我建立印刷厂。威廉先生说他坚信他会劝我父亲同意的，他将给他写封信。 州长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对我倍加称赞，还赞扬了他为我制定的计划，说如在费城开办印刷业，必然会使我发迹。大约在1724年4月底，有一艘小轮船准备开往波士顿。我告别了凯漠，说是去看望我的老朋友。这次，我们的船顺利地到达了波士顿。此时，我已离开这里七个月了。 我突然回到波士顿，家人见到我都大吃一惊。看到我，大家都很高兴，对我表示热烈欢迎，惟独哥哥与众不同。 之后，我到印刷厂去看望哥哥。哥哥此时的衣着打扮比我为他工作时讲究多了，从头到脚一身新西装革履，戴着手表，口袋里装满了银币。谁料，哥哥看到我，只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又继续干活去了。 父亲收到了州长的信，显然很惊奇。我父亲觉得，州长让一个离成年还差三岁的孩子建厂，实在不是高明做法。我父亲问州长的为人怎样。，霍姆斯也为这项计划说好话，父亲仍然认为这样做不够稳妥。 于是，父亲给州长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感谢他对我的慷慨帮助。在他看来，我太年轻了，不能胜任一个重要而又庞大的企业的管理工作。所以，他自己仍然拒绝帮助我。 我的朋友约翰·高令斯对我和他讲的费城的情况感到欣喜若狂，他决心也到那儿去。当我还在等我父亲的回答时，他已经出发了，而且告诉我他将在纽约等我。 回到波士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跟哥哥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于是，我决定回到费城。哥哥也答应让我回到费城去，他告诫我对当地人士切忌讽刺和诽谤，应当谦恭有礼，好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他还告诉我靠不断的辛勤劳动和耐心节约，到我21岁时我或许能有足够的积蓄开业。倘若到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接近所需的费用，他会帮我凑满不足之数。这次去纽约我获得全家人的同意和祝福。 帆船停靠在罗特岛的新港，我去探望哥哥约翰。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并且，结了婚。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很爱我。 我来到纽约，高令斯正在等我。当我住在波士顿时，我把大部分工余时间用来和他谈天。他的学识获得了一些牧师和其他绅士们的尊敬。看起来，他的前程似锦。但是，高令斯养成了酗酒的坏习惯。他告诉我，自从到纽约之后，他每天都喝酒，赌博也输掉不少钱。我不得不替他还清在纽约的债务，还要为他支付去费城的路费。这使我感到十分烦恼。 高令斯打算在银行工作，并弄到了几份推荐书。但是，因为酗酒，他没找到工作，只好继续和我住在一起，开销都由我支付。他知道我手里有钱，所以他总是向我借钱。他还和我保证一旦找到工作立即还债。没多久，他已从我手里借了很多。对此，我不免有些忧虑，但是，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喝多了的时候，他常常大发雷霆，并且，有时我们常常因为他的酗酒恶习争吵不休。最后，高令斯遇到了一位船长。这位船长正为一位正在西印度的绅士的孩子聘请家庭教师。船长决定雇佣高令斯。这样，高令斯离开了我。他答应把他的第一次薪水寄给我还债，但从此他就杳无音信了。 当基夫州长看到我父亲的回信时，他说我父亲太谨小慎微了。他说："既然你父亲不肯帮忙，那么，这件事情包给我吧。你开一个需要从英国买的物资清单，我派人去买。至于债务，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再还吧。我决心要培养出一名出色的印刷工人，而且我确信，你一定会成功。"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挚，以至使我对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没有丝毫怀疑。后来，我才听说，人人都知道州长就是那种到处许愿又从不兑现的人。如果其他人知道我要依赖州长建厂，我的那些深知州长为人的朋友，一定会劝我婉言谢绝。但是，我从来也没向他求援，因此，我怎么能怀疑他的慷慨资助呢。我还是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我向州长呈报了一份开办一所小印刷厂所需的物资清单。我计算了一下这些物资大约价值100英镑。他同意了。我们还讨论了卖书卖报的优越性，以及在我们印刷厂中印刷物资的供应问题。我将会见一些出版商和生产印刷设备的厂家。他告诉我，如果我亲自去英国将再好不过了，这样，我一定能得到最好的设备。 那时候，在伦敦和费城之间只有一艘轮船航行。但是，此时离开船还有好几个月，因此我继续和凯谟一起工作。我们相处得很快活。但他对我要建立自己的印刷厂是一无所知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上了里德小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我爱她，也尊敬她。我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我们还太年轻，刚过18岁，而且我即将扬帆远航。她母亲认为不要操之过急，在她看来，如果我们是真诚相爱，最好还是在我回来以后再结婚。因为那时，我将着手建立自己的企业。 在准备去伦敦之前，基夫州长十分喜欢和我在一起。他经常邀我去他家做客，并喋喋不休地提及让我在印刷业里出人头地。并告诉我，他要写信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们，甚至还说要为我写一份贷款介绍信，这将为我提供我办厂所需要的钱。并且，他还叫我在某个时候去取这些信。但是，每当我去取信时，他总是告诉我，"等以后再说。"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已经到了要起航的时候了，而且起航的日期已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我实在是急了，就到州长那儿去取信件，他的秘书告诉我，州长很忙，船在纽格拉斯停泊时他将去那里，信会在那儿交给我。 这次我与詹姆士·腊尔夫同行。据说，他要在英国开办企业。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和他岳父母的关系不好。他打算把妻子扔给岳父母，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我告别了朋友，并与里德小姐立下了海誓山盟。然后，离别了费城。船到了纽格斯尔，我去找基夫州长。和上次一样，他的秘书用世界上最甜蜜的语言接待了我，并告诉我说，因为州长正忙于处理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不能见我，不过，答应把信送到船上，还说，州长祝我一帆风顺，早去早归。 我回到船上的时候，感到有点奇怪，但仍然没有疑虑什么。船上的旅伴中有一位叫田纳，是个商人。还有一个叫安德烈·汉密尔顿的，是费城一位有名的律师。这两位绅士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 不久，听说富兰契带来了信，于是，我立刻到船长处去要我的信件。船长告诉我，所有的信件都装在一个邮袋里，但是，他一时找不出我的信。他说，到达英国之前，可以让我检查邮袋，从中找出州长给我的信。 当船快到英国的时候，我去找信，发现有六七封是州长亲笔写的，但是，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其中一封是写给一家文具店的，另一封是写给英国一家印刷厂的。我以为这两封信就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信件。 1724年12月22日，我到达伦敦。到达伦敦后，我先去了文具店，并把那封信交给了店老板。我告诉店老板，这封信是基夫州长写的，但是，他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并且，这封信根本就不是州长写的。文具店老板告诉我："这是雷德斯坦写的。"他把信交给我时说，雷德斯坦虽是名律师，但为人很不老实。他与他没有任何往来，更不能收他的信。说完，转身就走了。 此时，我开始怀疑州长的为人是否诚实了。然后，我去找我的朋友田纳先生，并把此事告诉了他。他说，没有一个人相信州长，而且他相信，州长根本没为我写过信。对州长要给我开一封信贷介绍信一事，田纳先生付之一笑，他说州长根本没有提供信用贷款的资金。 听到这些，我整个人都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对今后将干什么感到担忧。"和印刷工人在一起，你的业务能力会得到提高。在你回到美国时，这对你是大有益处的。"田纳向我提议说。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位堂堂的州长要愚弄一个一贫如洗，天真幼稚的孩子呢？或许州长想讨好任何人，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给，所以只好开空头支票了，也或许他对此已是习以为常了吧。 我和詹姆士·腊尔夫一起来到英国，在这里，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一起住在一家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旅店里，不过，他的钱已经在来英国的旅途中花完了。所以，在他寻找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两人只好靠我一个人的钱生活。他到很多地方找工作，如：印刷厂，剧院，然后又到律师事务所里找工作，但是，他没能找到任何工作。而我的情况比他要好一点。我很快在一家著名的印刷厂——帕莫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印刷厂里，我大约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干得非常卖力。但是，由于我和腊尔夫经常去看戏，并到其他娱乐场所，所以，我所挣的钱全都花光了，就连我带来的钱也用得一干二净。 这段时间我还犯了我一生中一个重大错误，如果能够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在英国那段时间，腊尔夫似乎已把他的妻子和儿女抛到九霄云外，而我也渐渐地忘记了我与里德小姐的海誓山盟。我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她不能很快回去。其实，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旅费。 腊尔夫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而且精通文学。于是，腊尔夫决定离开伦敦去一所乡村学校找工作。但是，腊尔夫对于做一名乡村教师并不感到满足。他深信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对自己的前途信心十足。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当乡村教师，于是改用我的名字。 没过多长时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在一个小村里安顿下来，教十一二名孩子阅读与写作。他还让我给他回信，收信人写"富兰克林校长先生"。 之后，他不断地来信，有一次，他寄来了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冗长的史诗，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不要继续写诗。告诉他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我一切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他的诗稿不断地寄来。 后来，因为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让他无法原谅，所以，我们就绝了交。 不过，失去了腊尔夫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开了帕莫，到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林肯协会广场的瓦特印刷所去。我在这里工作直到离开伦敦为止。 为了能更方便的工作，我搬到了一个离工厂较近的地方去住，房租也很便宜。在瓦特印刷厂里，其他工人都嗜酒如命，而我在工作中只喝白开水。于是，他们就给我起名"白水美国佬"。 几周之后，一些工人也采用了我的生活习惯，吃适量的热早餐，热乎乎的早餐，既便宜，又可以使人头脑清醒。他们不再用白酒、面包和奶酪开始一天的生活了。 在这家印刷厂里，我和一个叫威格特的聪明小伙子成了朋友。威格特与大多数印刷工人相比，他曾受过较好的教育，他懂拉丁语、会说法语，又喜欢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位朋友游泳，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并且，游的很好。 教威格特游泳，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他说，我们可以靠在印刷厂里的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起去游历整个欧洲。 我非常同意他这个想法，我也曾在我的好朋友田纳先生面前提及过此事。闲暇时，我常常和田纳先生聊上几个小时，他劝我应该考虑回费城。并且，告诉我他很快就要回费城了。他正采购大量物资，打算在费城开个商店，还提出要带我回去做他的助手。 田纳先生是个很讲信用的人，他总是按时还债。他答应，一旦我做生意，就派我去西印度经商。如果我经营得法，他将允许我自己独立开业。 因为我早已厌倦了伦敦，并且，费城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渴望回到那里。所以，我欣然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我告别了印刷业。我想，这也许是永远告别了这一行业。我们订购了各种货物，并且目睹这些货物打好包装，上了轮船。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完毕，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时候一位大人物——威廉·温特莫邀请我去见他。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还是去拜访了他。 他找我的主要原因是，他听说我擅长游泳，几小时就教会了威格特游泳。他有两个儿子，计划外出旅行，请我在他们出发前教会他们游泳，而且答应事后一定不会亏待我。但是，他的儿子不在伦敦。我想到，如果答应了这项工作，也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回国，所以，我没有接受这项工作。 现在现想想那件事，如果当时我在伦敦开设一所游泳学校，我定会发一笔大财。 就这样，我在伦敦度过了十八个月。在伦敦，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勤奋工作，虽然我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但是我却结交了许多有趣的朋友，而且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在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来维森起航，10月11日，到达了费城。航行中，我为未来的生活制定了一项计划，而且一直到老都能相当忠实地履行它，这是我自己没想到的。 抵达费城之后，发现费城发生了一些变化。戈登少校当了州长。 凯谟那时开了一家较好的印刷厂，他有充足的设备和新的印刷机及铅字，虽然没有技术高超的工人，但总算雇佣了一些工人。看起来，生意也十分兴隆。 原本我就没脸再去见里德小姐。再说，在我离开费城，接到我的信，对我能否回来感到失望之后，她的朋友劝她嫁给了罗杰斯。 和罗杰斯生活在一起，里德小姐从来没有幸福过，并很快就离开了他。当里德小姐听说罗杰斯还有一个妻子时，里德小姐便拒绝与他同居，并且不再用他的名字。由于负债，罗杰斯于1727年逃到了西印度，后来死在了那里。 田纳先生在水街买了一家商店，我集中了全部精力经营生意，并学会了会计。不久，我就成了做生意的行家。我们住在一起，他把我当成亲儿子一样，我也尊敬和热爱他。 但是，好景不长，我20岁的时候，疾病使我遭到很大痛苦，而且差一点丧命。这时，田纳先生也病了很长时间，最后去世了。 如果不是我们两个都病了，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友好地处下去的。他去世时，给我留下了一点钱，但是，商店侄闭，我也失业了。 身边的人都劝我重操旧业，而且，凯谟还给我很高的年薪让我去为他经营印刷厂。因为，我去了，他就可以抽出很多时间去推销文具和书籍了。 在伦敦我就听说凯谟名声不怎么好，因此不想再与他共事，但是由于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只好接受了他的建议。 凯谟用微薄的工资雇用了四名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还有一名在牛津大学读过书的年轻人为他工作的人，名叫乔治·卫布。凯谟出钱雇卫布为他工作四年。当时使用金钱雇佣劳力是非常流行的。 卫布只有18岁，并且，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处境如此寒酸，是非常罕见的。他告诉我，他在英国的格罗塞斯特上过中学，并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格罗塞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之后，他被送入牛津大学，并在那里学习了将近一年。但是，卫杰并不知足，他向往伦敦，他希望成为一名演员。 他让家里给他寄了一些钱，收到家里寄给他的钱后，连债也没还就离开了牛津。他步行到了伦敦，并与一伙坏人为伍。没多久，他的钱被挥霍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没有找到工作。 卫布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只有沦落街头。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人，此人正在招聘工人。贫困交加的卫布立即签了合同，然后上了一艘轮船来到了美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朋友他做了些什么。 卫布是心地善良，头脑聪明，善于交际，但却游手好闲，性情怠惰的人。 在凯谟的印刷厂里，我很快就明白，为什么凯谟愿意给我那么高的工资。他打算让我教他的工资微薄、缺乏训练的工人。一旦我教会了他们，凯谟就可以解雇我。尽管如此，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工作，教他的工人提高工作成效，替他把印刷厂办得井井有条。 当然，我的积极心态也得到了回报，我和工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因为凯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们，而从我这里则每天都能学到些本领，他们很尊重我。我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我为凯谟做事，他本人当然也对我很好。 不过，虽然凯谟是老板，但是，事实上，我样样都干，是我在管理整个印刷厂。但是，随着工人们技术的提高，我还能有多大用处呢？当凯漠付给我第二季度工资时，他报怨说工资太多了。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每况愈下，他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愉快，而且常对我的工作吹毛求疵，随时都想和我吵架。尽管如此，我仍然耐着性子继续工作。 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们的友谊破裂了。有一次，我听到外边一声巨响，于是把头伸向窗外，想看个究竟。而此时，凯谟正好在街上，一抬头就看见了我。他怒吼着让我少管闲事。听到他的怒吼，左邻右舍的工人都向外看去，而且都听到了他是怎样向我讲话的。然后，他走进印刷厂继续和我吵架，我一言，他一语，我们之间都说了不少的气话。 经过这件事，凯谟决定解雇我。依照合约他应当给我三个月的工资，而现在他却说，他没有义务给我这么多的钱。随后，我拿起帽子，扬长而去。 临走时，我托一个叫休哥·梅莱笛斯的工友把我的东西带到我的房间。当天晚上，他来了，我们一起议论了我的事情。 梅莱笛斯为人忠厚，对我十分尊重。梅莱笛斯告诉我，凯谟的一切财产都是靠借债得来的，债主早就有些心神不安了。并且，凯漠常常是挣到一点钱就满足，从不图大利。同时，他记帐也不认真。梅莱笛斯断定，凯漠的企业必定会倒闭。梅莱笛斯告诉我，他父亲对我的印象不错，评价也很高。如果我愿意与他合伙的话，他相信，他父亲一定会帮助我的。他说："我与凯漠的合同将在春天期满。到那时，我们的印刷机和铅字就能从伦敦发来。我知道我技术不行，你可以出技术，我提供物资，我们对半分红。" 我想了想，认为他的这项计划是可行的，于是，表示同意。当然，他的父亲也同意了这项计划。 一切谈妥之后，我就向他父亲提了一份我们需要的物资清单，并且派人去采购这些物资。但是，在设备没到之前，这项计划需要保密。而我还得到别的印刷厂去找工作。但没能找到，只好闲着。 就在那时，凯谟听说邻近的新泽西州计划印一些纸币。因为只有我会做各种铅字和雕牌，他担心别人雇用了我，抢走他的生意。所以，凯谟捎信来，说了些好听的话，并请我回去。 我回到了凯谟那里，接受了了这项工作，我还制造了美国的第一台铜版印刷机，并铸造了许多印刷纸币所需要的雕版。 我和凯谟一起到了新泽西州的首府柏林敦，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桩生意让他赚了不少钱，以至于能把他的企业维持更久。 我们在柏林敦差不多住了三个月。这期间，我在议会里交了许多朋友，他们喜欢和我而不是和凯谟谈天。他们还常邀我去家里做客，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友好。 在这期间，我们也会见了许多大人物。总监督官爱沙克·笛卡先生对我说："我确信，你将很快地把凯谟这个人排挤出印刷业，而且会在费城发一笔财。"当时，他对我想在费城或其他地方建厂的事并不知晓，后来，这些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我讲述我们正式开业之前，最好让你知道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我未来人生的。从柏林敦回到费城不久，印刷机及其他设备就从伦敦运到了。但是，在凯谟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我与梅莱笛斯客客气气地离开了他。 之后，我们在市场附近租了一座房子。为了减少开销，我们让托马斯·高弗利及其全家入了股，他们付一部分房租并为我们提供伙食。就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时，我的朋友乔治·哈斯给我们送来了一名工人，他是哈斯招聘工人时，在街上遇到的。哈斯的帮助虽小，但却很及时。对我来说，这比得到更大的帮助，还要使我高兴。也可能正是这件事使我比过去更加乐意帮助那些年轻的创业者。 在我创业初期，遇到了这么一个人，他是个叫塞谬尔·迈克尔的老人，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的门口并且忧伤地告诉我，大祸即将临头。他说，费城是一座日趋没落的城市，我的厂必然会倒闭。 想想看，如果我在开业之前就认识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办这家印刷厂。其实，在每个国家，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使你相信，祸事即将临头。他们到处游说，高谈阔论破产。 几个月前我组织了一个叫共读社的俱乐部。组织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为了互相启发，增长才干。我的许多朋友都是该俱乐部的成员。 并且，我还制定了几条章程，要求每个成员就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等问题轮流提一个或更多的问题，以便在全体会议上讨论。除此之外，每三个月任何一个成员都必须宣读一篇自己写的报告。讨论是在探索真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进行的。每个人都力求避免不愉快的争论或急于取胜。凡不遵守这些章程的会员，必须交纳钱数不多的罚款。 我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批成员有：约瑟夫·布雷诺尔，他在一位律师的门下工作，是一位爱好诗歌、心地善良、待人友好的中年人。 尼古拉·斯卡尔，后来当了总监督官。他喜欢读书，有时写诗。 威廉·马格雷志，一名技术高超的木工，也是个品德高尚的人。 托马斯·高弗利，他的数学是自学的，对其他问题知道得不多，不容易相处。不久，就退出了俱乐部。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有钱的年青绅士，大方、活泼而又聪明。 威廉·科尔曼，那时是一个商店店员。他心地善良、头脑清晰，我从没见到像他这样意志坚强的人。他后来成了商业大亨和法官。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四十年，直至他去世。 威廉·伯森司，一名鞋匠学徒。喜欢读书，后来也当上了总监督官。 还有两个人，我上面已经提到了，就是休哥·梅莱笛斯和乔治·卫布。 这个俱乐部办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这个俱乐部是当时那个地区研究哲学、道德、政治的最好团体。 我们这个俱乐部要讨论的问题在一个星期之前就会提出来。这样，我们能认真地阅读许多有关的书籍，因而使讨论更富有成效，并养成了一种较好的演讲习惯，气氛十分融洽。 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全体成员对我们的印刷厂都很感兴趣，他们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兜揽生意。其中布雷诺尔为我们承包了一大宗生意。那是印一本四十页大开本的历史书籍。我每天排一版，梅莱笛斯就印一版。我常常干到夜里十一点或更晚一些才去睡觉。其他的朋友也送来一些小活儿，常常打扰我的工作，但我下定决心，每天不排完一页决不睡觉。 我这种勤奋地、顽强地工作精神引起了邻人的关注，他们开始赞扬和信赖我们。有一位名叫贝尔德的博士这样说："那个富兰克林的干劲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比什么都可贵。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看见他仍然在工作，而且在他的邻居尚未起床时，他就开始工作了。" 我这样说好像是在自吹自擂，但是，为了让我的子孙们读到它之后，能够理解，勤奋是会给人们带来丰硕的成果的，我还是要特别直率地提到这些。 那时，乔治·卫布与凯谟签订的合同已经期满，来我们这里找工作。当时，我们不能雇用他，但是，我却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我告诉了他一项秘密，不久我要办一份报纸，那时，我或许能给他工作做。 我还告诉卫布，因为在当时只有一份布莱福德印的报纸，虽然经营不善，生意不太兴隆，但对他来说，这份报纸多少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我对办报的成功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习惯断言，办一份出色的报纸必定会得到成功。 当然，我把这个计划告诉卫布时，我要求他不要把这个计划泄露，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却告诉了凯谟。为了抢得先机，凯谟立即宣布他自己准备印一份报纸。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生气，我决定阻止他们办报。但是，由于我们当时还不能马上办报，所以，我在布莱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生动活泼的文章，使用的标题是"大忙人"。 布莱福德的报纸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们嘲弄凯谟的办报计划。对此凯谟并不介意，还是把报办了起来，出版了九个月，到最高峰时才只有九十份订户。后来，他实在办不下去了，就自愿廉价卖给我这份报纸的全套设备。我买了下来，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赚了许多钱。 看我们报纸的人都知道，我用的词是"我"。虽然，当时我与梅莱笛斯合伙办报，但事实上，是我一个人在经营整个企业。梅莱笛斯印刷技术很差，不会排版，而且嗜酒成性。但是，我俩相处得还是很和睦的。 当时，我的报纸确实与众不同，排版新颖、印刷清晰。这份报纸和他的发行人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并且，我的作品吸引了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市民。不到几周，所有有社会影响的市民都成了我们的读者。还有很多人都效仿他们。而布莱福德仍然印刷有关选举、法律及其他公共事业的材料。有一次，他印了一份议会给州长的声明，技术拙劣、错误百出。后来，我们准确无误地重印了这项声明，发给每位议员一份。这样就加强了我们在议会中的地位，并挑选我为下一年度的印刷代理商。 在这里，需提到一个议会中的朋友，他就是亚历山大·哈密顿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位朋友。他刚从英国归来，在为议会印刷材料这件事上，他帮了大忙。后来在其他事情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不久，我面临一项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困难。本来梅莱笛斯的父亲应为我们的印刷厂设备付款，但是，他只付了一半，另一半也到期了。卖给我们印刷机和铅字的人拒绝拖延，把我们告上了法院。 依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把钱凑齐，我们就会破产。于是，我们不得不拍卖印刷机和铅字，说不定还要半价出售，以便还清债务。 不过患难之时，有两位朋友前来支援。这两位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他们是分别来到的，他们两人都自愿为我预支一大笔钱。对于他们的恩德和帮助，我将终生难忘。 他们两人预支给我的一大笔钱，足以让我接管整个印刷厂。他们都不想让我继续与梅莱笛斯合办企业了。但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莱笛斯有机会履行协议中他所承担的义务，我就不能提议散伙。我对梅莱笛斯父子所做的一切，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始终感恩不尽。当然，如果他们最终仍不能履行协议的话，那么，我认为我有权接受朋友们的资助。 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梅莱笛斯说："也许你父亲不满意在我们的企业中所承担的义务。可能他不愿意为我们支付那笔债款，而打算单独为你自己支付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请你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可以把整个企业让给你。" 梅莱笛斯反驳道："不，我父亲确实无力支付，我不想再麻烦他了。我知道，我不配干印刷这一行。我生来就应该当农工，进城是愚蠢的。我的一些朋友打算到北卡罗来纳安家落户，那儿土地便宜，我想和他们一起去。你可以找朋友帮你还清债务。如果你想退还我父亲的钱，就只还我的私债好了。30英镑和一副新马鞍就行了，我要把工厂的一半资金留给你。" 对梅莱笛斯提出的这项建议，我表示同意。我们立了契约，并立即签了字。不久他就出发去北卡罗来纳了。第二年，我收到了他的两封来信，信中对北卡罗来纳赞不绝口。我把他的信刊登在报纸上，读者非常感兴趣。 当然，梅莱笛斯走之后，大概是在1729年前后吧，我立即去拜访了我的两位朋友。我向他们借了我所需要的钱，还清了债务，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继续办厂。 也就在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纸币。但是，由于纸币还不怎么流行，有些有钱人担心纸币多了，会像在新英格兰一样贬值，所以，他们反对增印纸币。 在我们的俱乐部里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赞成多印纸币。我相信1723年印的那一小批纸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发行纸币改善了就业，促进了贸易，而且增加了人口。 因为赞成印刷纸币，为此，我写了并出版了一本关于印刷纸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得到了一般人的好评，但受到了富人的抨击。我的著作使印刷更多的纸币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那批富人中没有任何一位作者能写文章答辩。 后来，印刷纸币的计划真的被立法会议通过了。我的那些朋友们认为我为他们出了力，为了报答我，他们很多印刷纸币的生意交给了我。 对我来说，把印刷纸币的工作交给我，这是一件赢利很大的工作。我想这大概是我从事写作所带来的一大益处吧。 我的朋友哈密顿·纽卡斯为我揽了印刷纸币的生意，还让我承担了印刷有关该州的法律、选举等材料。 那时，我还开了一家小文具店，经销律师用的各种规格的信笺，格式极为规范。除此之外，还出售各种纸张、笔墨、本子等。 在此期间，我雇了一个出色的店员，是我在伦敦认识的，名叫华德麦西。并且，还收了一名徒弟。 我认为保持荣誉和信用是商人应具有的品德。因此，为的是避免败坏自己的名声，我谨言慎行、勤劳节俭。为了不让人们看出我的生意特别兴隆，我甚至亲自用手推车在大街上运货。我衣着朴素，从不到任何娱乐场所鬼混，也不去打猎、钓鱼。 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勤劳的年轻人了。而且，从我这里可以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所以，商人们争着供给我文具和纸张。我的生意，日益兴旺起来。 我的买卖日益兴旺起来了，而凯谟的信誉则每况愈下，之后为了还债，他不得不拍卖印刷厂。最后，他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过着贫穷的生活。 他走之后，他的徒弟大卫·哈利接管了他的工厂。哈利每天打扮得像个绅士似的，生活奢侈腐化。因为他有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但后来因为他对管理企业漫不经心，很快就把工厂丢掉了。这样，在费城的其他印刷厂只有布莱福德一家了。但是，布莱福德年纪已经大了，又很有钱，所以，对他的企业不那么热心。不过，因为他负责地方邮局，人们认为他有较多的机会获得新闻消息，所以，他的报纸上刊载了很多商业广告，使他赢得了很大的利润。 当然，因为布莱福德禁止邮差分发我的报纸，所以，我不得不私自付给邮差一部分钱让他们为我接收和分发报纸。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布莱福德做得实在不怎么高明。在我接替了他的职务之后，我总是告诫自己永远不要重蹈覆辙。 自从我办厂以来，我一直寄膳在高德福莱家里。高德福莱在我铺子的旁边开了一家玻璃铺，因为他热衷于数学的研究，所以，他不大做工作。不知从何时起，高德福莱太太打算替我和她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找机会使我们见面。因为这个女孩确实很可爱，所以，后来我真的对她产生了感情。 高德福莱一家人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鼓励我，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高德福莱太太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能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他们回话告诉我说，没有这样一笔款可以给我，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100镑。但他们可以到银行里去抵押房子。 过了几天，他们向布莱福德打听，布莱福德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铅字很快就要损坏，需要更多的铅字，哈利和凯谟相继都失败了，他们认为，我大概不久也将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不赞成这桩婚事了。他们不许我再到他们家里去，同时，还把他们的女儿禁闭起来。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我猜想或者只是一种诡计，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会私奔，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地给或是不给什么嫁资，又或者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张。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当时认为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前者，所以，我很生气，他们不让我去，我就不再去了。 后来，高德福莱太太告诉我他们的态度转变了，他们想再引诱我去。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心不与那家人有任何来往了。高德福莱全家都非常生气，我们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他们就搬走了。他们搬走之后整所房屋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 经过这件事，我有了想结婚的念头，所以我留意四周，到其他地方去找朋友。但是，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是一种不赚钱的行业，所以，除非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妻子，成婚之后我是不会发财致富的。 此时，我和邻居里德一家相处得仍然十分友好。他们全家都认为我不错，所以，常常邀我到他们家做客。而里德小姐则总是愁眉不展避免和人接触。我怜悯里德小姐的遭遇。我意识到，我在伦敦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忠的、愚蠢的，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就是造成她痛苦的根源。而里德小姐的母亲却好心地认为，她自己的过错要比我多。因为，在我去英国之前，是她阻止了我与里德小姐结婚，也是她在我去英国的时候催促她与别人结了婚。 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与里德小姐的爱情又获得了新生。然而，我们想结婚，还有些障碍。据说，罗杰斯在英国还有一个妻子，所以，人们认为里德小姐与他的婚姻是无效的。但是万里迢迢，无法证实这一点。后来，传说罗杰斯已经死了，但并不确切。再说，即使他死了，也必定会留下大笔的债务，很可能由我去替他偿还。 但是，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困难，在1730年12月1日我与里德小姐结了婚。里德是一位贤惠忠贞的妻子，我们互敬互爱，都想使对方感到幸福。我们原来担心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这样，我总算是尽到了最大的力量，改正了自己最大的错误。 到这里我已写了这么多。可能在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接下来是很多年以后才写成的，也是为公众而写的。下面写的是美国革命时期发生的事情。 很多年以后，当我在巴黎的时候，收到了费城富商——艾贝尔·詹姆士先生的一封信。(根据法兰德在他的《富兰克林传》中记载：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时，把一小箱子文稿交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盖洛韦保存。英军占领费城时，盖洛韦投敌，他夫人从敌人手中抢下了这箱文稿。在她去世前夕，把它交给了德高望重的艾贝尔·詹姆士保存。)还寄来了一部分有关我生平的注释。詹姆士先生告诉我，他早就想给我写信，但是，担心信会落到英国人手里，他害怕有关我生平的那一部分可能被公开发表，从而使我感到不快。所以就没有给我写信。 他还告诉我，不久前他得到了我的一本二十三页的作品。这是一本叙述我的父母和我个人生平的书，内容写于1730年。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儿子看的，其中也有我的注释。 他提到，送给我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我把自传继续写下去。他感到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受益匪浅的工作，并且，它对一部分人，而且对千百万人都有教育意义。 信上告诉我说，我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其意义之重大，是无可比拟的。 我把这封信及作品给我的朋友本杰明·沃恩——英国驻法外交官先生看了。(本杰明·沃恩，1751-1835，同情美国革命，与富兰克林建立了深厚友谊。1779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富兰克林选集》。)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他在1783年1月31日从巴黎写给我的信。 沃恩先生告诉我，他曾经答应过读完我的生平及注解之后会给我写信。还说，他将给我写信告诉我为什么他认为"写完我的自传及将它出版是有益的"。 沃恩先生表示，他现在有了给我写信的时间，并说："我愿意给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写信，而且不感到卑怯。你的经历是那样的非凡，即使你自己不写，别人也一定要写。不过，我担心如果由别人来写，也许会产生不良的效果。如果由你自己来写，那将无可非议。" 他又补充说，我的传记将为人们勾画出一幅动人的图景。"你那里发生的一切，一言一行，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细情末节，都与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的处境息息相关。" 他还感到，我的著作可能有助于纯洁公民的道德，也会给公众及个人带来快乐与幸福。他这样告诉我："亲爱的先生，这些仅仅是些无关紧要的小道理。相比之下，最重要的是你那毕生都在塑造未来的伟大形象。" 沃恩先生说："事实证明，在人生的旅途上能否为自己确定正确的航向，常常受到一个人的能力的限制。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教训。"而我的著作将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教育的光辉范例。 沃恩告诉我，我的故事不仅仅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育，而且还可以教育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通过借鉴另一位聪明人的言行而不断地取得进步。他请我告诉人们有多少事情要做。让所有聪明的人都成为您那样的伟人，而使其他的人都成为聪明人！即使是我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人们要从平凡的小事中寻找理性法则。他认为，让人们看看我在人生道路上的所作所为，"那将是生活中的一把钥匙，将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应当解决的问题。获得个人的宝贵经验的捷径，是把别人的事情活灵活现地、生动有趣地摆在自己的面前。我相信，这一切必将出现在你的笔下。" 他认为有一点很重要："从你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你对卑微的出身，并不感到耻辱。"因为"正如你所证明的那样，一个人的出身，对于道德的高尚，幸福与快乐，品行的伟大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信结尾，沃恩先生提出了一项私人请求。他说："鉴于你所处的伟大时代、你的思维方式，除了你自己，任何人都难以准确无误地了解你一生的所作所为，以及你的思想动机。"他希望我能向读者披露我的本来性格。 他觉得把我对这场革命的影响展现出来是意义重大的。他说，我们时代的伟大的革命也将把注意力转向我。 他认为，为了英国和欧洲，也为了我的国家，我的品格应永远受到人们的尊重。"应该让英国人不但热爱你也尊敬你。当他们热爱你的国家的某个人时，他们就会更接近于热爱你的国家。当你的同胞感受到英国人的尊敬时，他们就会接近于喜欢英国。" 他说，我的观点可以涉及自然和哲学。当然，也应该想到造福于全人类。"要把眼界放宽些，应高瞻远瞩，不要把题材局限在说英语的人身上。" "把你那自身具有的高尚品格以及节制精神，都描绘出来吧！总而言之，你要写出你是个热爱自由、主持正义的人。"沃恩先生要求我尽快着手写我的自传。 沃恩先生最后强调写道，即使我的工作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获得成功，至少也能向人们提供一些有趣的东西。"给予人们乐趣，为生命增加无限的生机……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倾听我的忠告……本杰明·沃恩(签字)。" 续编（上） 我收到沃恩先生的信，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直至今日才得以满足信中提出的要求。 这里我将从如何兴办费城公共图书馆的事情开始谈起。图书馆是在1730年建立的，当时的规模不大，但是，现在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图书馆了。 当我在费城办印刷厂的时候，波士顿以南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在费城及纽约，印刷厂只经销历书、纸张、歌曲及少量普通教科书。这样，读书爱好者只好写信向英国邮购书籍。 我们俱乐部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些书，我们租了一间开会用的房间。因为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些书对大家会有帮助。所以，我建议每个人都把书带到会议室来。同时，允许每个成员选书带回家去阅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大家对我这种做法都非常满意。 既然书能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我便建议开办一个公共图书馆，并制定了必要的规则和计划，还请一位律师协助形成协定书。 那时候，费城的大部分人都很贫穷。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只有五十人签名加入我们的图书馆。不过，我们使用了一小笔钱就使图书馆开业了。书是从英国订购的，图书馆每周开放一天，供读者借阅。但是，任何借书的人都要签字保证，如果借书不还，要以原价的两倍赔偿。 这样，图书馆日益增多，读书蔚然成为风气。很快人们就观察到，一般说来，我们的读者比其他地方同等经济地位的人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知道得很多。 在筹办图书馆初期，我学到了一条经验，当人们抱着各种目的需要别人帮助时，一定要牢记：万万不能让人们认为你想在公众中出人头地，沽名钓誉。把自己打扮成一项有益计划的倡导者的作法是不聪明的。因此，我尽最大的努力不那样做。我用一些朋友的名义提出建立图书馆的计划。用这种办法，组织工作进行得一帆风顺。后来，在很多场合我都采用这种办法。这种方法连续获得了成功，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向人们推荐这种办法。 我从不到赌场、酒店和运动场去浪费时间。我允许自己得到的唯一的一件乐趣就是读书。我在印刷厂时的那种勤奋精神有增无减，而且尽力不知疲倦地工作。 我小时候我父亲常常对我说，勤奋的人可以站在国王的面前。后来，我不但能站在国王面前，甚至有一次和丹麦国王一同入座，共进午餐。 并且，我还有一位勤奋而节俭的妻子。她总是兴致勃勃地在工厂里帮助干活，她叠页，装订，而且还经管文具店。她还为造纸工人搬运原料，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是我的好帮手。英国人说：“要想有名气，必先求教你的妻。”这句话说得很正确。 因为星期日是我学习的日子，所以，我很少到教堂去。多年来，我对一部分信条产生了怀疑。然而，我一直信仰其中的一部分原则。例如，我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又用慈爱统治世界，对上帝所尽的最理想的义务，就是造福于人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存在。 当然，这些是在任何一种宗教里都可以找到的信条。我尊重这些信条，但尊重的程度却不相同。有些宗教只是人为地把我们分成等级，使我们相互为敌。但是，我认为，即使是最坏的宗教，也有其可取之处。 为了勉励自己，在1728年，我写了宗教信仰及行动的准则。 这时，我想出了一个达到完美品德的大胆而费力的计划。我希望我一生中在任何时候能够不犯任何错误。我要克服所有的缺点，不管它们由天生的习惯，或是爱好，还是交友不善所引起。我都要把他们一一克服。但是，正当我全力以赴克服某一缺点时，出乎意料之外另外一个缺点又冒出来了。很快我就发现，我想做的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后来我终于断定，仅是抽象地相信完善的品德对我们有利，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发生。好的习惯必须加以培养，坏的习惯必须打破，我们才能希望我们的举止能够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帮助自己在生活上不犯错误，我制定了十三条道德准则。它们分别是： 一、有条不紊：所有的物品都要井然有序，所有的事情，都要按时去做； 二、信心坚定：信守诺言，出色地完成你所承诺的任务； 三、沉默寡言：少说废话； 四、待人公正：不以不端的行为或者办事不诚实去伤害他人； 五、保持清洁：保持身体、衣服及房间的清洁卫生； 六、慎言谨行：要使你的言行符合每一条道德标准； 七、节约开支：把钱用在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益的事情有上，不要错花一文钱； 八、自我控制：对待别人要能克制忍让，不可怀有仇恨； 九、心胸开阔：不要为令人不快的区区琐事而心烦意乱，悲观失望； 十、谦虚有礼：要像耶稣、苏格拉底那样立身处事，谦虚有礼。 十一、勤奋努力：永远要抓紧时间做有益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 十二、忠诚老实：不要说有害于人的谎话、要表里一致； 十三、节制欲望：在吃饭与喝酒上要有节制。 准则制定完毕后，我就把它们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我把它叫做“礼仪道德”。一周七天，每天都要记录违犯了哪条准则。这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我所记的错误就寥寥无几了。但是不久，我又面临一项更为困难的任务。我发现，当我小心防范一种错误时，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错误。有时候，欲望之大是不能被理智所征服的。总之，你与其斗争也好，克服它也好，遮掩它也好，或者你尽情地嘲笑它也好，它仍然会死灰复燃，且不时地冒出头来。 1788年8月，我在费城的家里继续写我的自传。 1732年，我以理查德·桑德斯的名义开始出版历书，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怜的理查德历书”，而且一直干了25年。 我想方设法使历书既美观大方，又经济适用。这种历书非常畅销，每年销售一万册。我从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 我知道，几乎到处都在使用这种历书。我想，对于那些除了历书以外，差不多什么书都不买的人，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机会。因此，我在历书上的空白处印上了许多哲理名言。我们都知道，这些名言或格言是多少世纪以来许多民族智慧的结晶。 我特别喜欢那些教育人们靠勤奋与节俭积累财富，而又变得道德高尚的格言。为了使这些格言看起来好像是一位博学的老人在听众面前演讲一样，我还改写了这些格言。在1757年历书的封面上就印有这些格言。 在我办报的时候，我还为我的报纸设想了另一种对读者有教育意义的办法。我经常再版《观察家》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德高望重的作家的作品。有时，我也出版最初我为俱乐部所写的短小文章。这些文章在1735年上半年的报纸上可以查到。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讲一个有关女性的故事：在1733年，我把我的一名工人派到了南卡罗米纳的查理斯敦，那里需要一名印刷工人。这位工人即老实、又博学，但就是对会计一窍不通。他常常把钱汇给我。他在世时，我从来没能得到一份有关他企业的清晰财务报告。 他去世之后，他的遗孀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位女士出生在荷兰。据说，在荷兰，会计是女性所受的教育中的一部分。她继承丈夫的事业之后，把过去的账目整理得一清二楚，并每三个月寄给我一份清楚的财务报告。 她成功地经营企业，而且还把孩子抚养成人。后来，还从我手里买下那所印刷厂，让她儿子经营。 我讲述这个故事，主要是向人们推荐会计教育。我想告诉那些年轻女性，一旦她们失去丈夫，这种教育对于她们自己及其子女比跳舞和唱歌要有用得多。 在1733年，我开始学外语，很快就掌握了法语，接着我开始学习意大利语。以后我又学了西班牙语，也达到了能用这种语言阅读的程度。 离开波士顿十年后，我进行了一次旅行，探望我的故乡。在回费城的旅途中，我在纽波特下车去看望哥哥。他在那里安了家，经营一家印刷厂。此时，过去的争吵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的会面变得既友好、又亲切。 不久，哥哥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担心死亡即将来临，他要我在他去世后抚养我的侄儿并让他继承父业。 哥哥去世后，我让侄儿念了几年书并把他送进了印刷厂。后来，因为他父亲留给他的铅字已不能再用了，所以，我就帮助侄儿购置了许多各种型号的铅字。这样，我总算补偿了我的过失，了却了一份心事。 1736年，我的一个4岁，很好看的孩子，因感染了天花而夭折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心里十分悔恨和痛心，我后悔没有事先替他种牛痘。这里我提醒那些不替孩子种牛痘的父母，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自己。我的教训表明，不种牛痘的危险，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1736年，人们选我做了州议会的秘书，当年没有一个人反对这项任命。第二年又有人提名我连任。但这次，一名新议员发表了一篇反对我的演说，而且推荐了别人，但是，我还是当选了。 我非常喜欢做议会秘书。我不愿让这位新议员反对我。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有钱的绅士。看得出，他在议会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一直想得到他对我的支持与信任。 于是，我采取了一种方法接近他。我听说这位绅士的图书馆里收藏着一本奇特的绝版书。我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给我以帮助，把书借给我读几天，在信中表示了我想要看这本书的强烈愿望。没想到，他立刻派人把书送来了。一周后我把书还给他，并附有一张便条，表示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帮助。 经过这件事后，我们在议会见面的时候，他十分友善地和我说话。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并且，此后在各种场合，他都愿意不断地帮助我，而且，我们还成了好朋友，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友谊，直到他去世。 我的这件事说明了，与其接仇续恨，不如根除仇恨的根源，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时，也证明了一条格言：“为你做过好事的人，要比你自己为他做过好事的人更愿意为你再做好事。”这 弗吉尼亚州的前州长科伦那·斯波茨伍德后来当了该州的总邮政局长，布莱福德先生负责地方邮局。布莱福德记账粗枝大叶，而且总不能及时向总局报账。所以，1737年，斯波茨伍德撤销了布莱福德的职务并任命我接替他。我欣然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虽然这项工作的工资不高，但是，却发现这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可以帮助我改进我的报纸，报纸的发行量扩大了，刊登收费的广告数量也增多了。 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事业上，而且从一些小事上做起。警察是我考虑需要整顿的第一件事情。 关于整顿警察，我提出了如下建议： “应雇佣人品可靠的人按部就班地工作，其工资可从财产税中支付，而每个市民都要根据自己财产的多少纳税。” 但是，在人们对这个变化没有做好精神准备之前，不能立即实施这项计划。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写了一份在俱乐部宣读的报告。在报告里，我提到各种事故以及由于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房屋失火，还附上了预防这些事故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报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接着就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由30人组成了一个消防队，目的是迅速地灭火，并把有危险的东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个队员都必须备有结实的口袋和篮子，用来包装和转运东西。这些用具必须立即带到火灾现场并在会上将就有效的防火措施进行讨沦并交换意见。 这样的机构的用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许多人都想参加。这超过了我们设想的一个消防队可容纳的人数。所以我们建议他们成立另外一个消防队。于是，新的消防队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了。不久后，许多消防队就成立了，几乎包括了大部分拥有财产的人。我写这件事的时候，离建立第一个消防队起已五十多年了。第一个消防队叫“联邦消防队”。除了我和另外一个人以外，其他的第一批队员全都去世了。但是，这个消防队却依然存在。 如果哪个队员不去参加每月的例会，就得交一点钱。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消防车、消防钩子及其它消防用具。由于建立了消防队，城里因为火灾每次损失的房子从来没有超过一、两栋。往往是房子还没烧到一半火就被扑灭了。 我的生意渐渐多了起来，境遇也一天比一天优裕，因为我的报纸利润很丰厚，有一个时候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唯一的报纸。同时，我也懂得了这句话的真谛：“在获得了第一个100镑以后，再去赚第二个100镑就容易得多了。”在卡罗来纳我的合伙是成功的，我因此受到鼓励想再提升一些一向行为端正的职工，按照卡罗来纳合伙的条款订立合伙合同，使他们在各殖民地开设印刷铺。这些职工的大部分都很发达，在我们的合伙合同6年期满之后，他们有权力向我购买铅字，自己独立经营，这样他们就把许多子女抚养成人了。许多人合伙往往都是不欢而散，但我却是个例外，我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正如我所想的那样和谐。我想这大部分是由于我事先注意防范误会的发生，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所以根本就不会发生争执。因此我愿意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采取这种预防，因为不管在订立合同时双方是多么相互尊敬相互信任，他们之间都可能会发生小小的猜忌和抱怨，在照料业务和事务负担方面会发生不平之争等等，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将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或许引起法律纠纷等一些令人不快的后果。 总之，我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在宾州的成就自豪。然而，感到还需要做两件事。当时，各州都没有防卫计划，也没有可供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设施。没有民兵，甚至连所大学都没有。 所以，1743年，我拟定了一项计划，要在那里建一所大学。但是，我没能物色到适当的人选来管理这所大学。因而，当时毫无建树。考虑到防卫的需要，我们对于如何摆脱当时存在着的战争危险束手无策。几年来，西班牙一直与大英帝国兵戈相见。而那时，作为西班牙的联盟国，法国也参战了。 多年来，托马斯州长就竭尽全力让教友会(教友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它反对任何种类的战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式的议会通过一项民兵法。但是他没能建立起任何防卫措施。所以我决定试试看是否能靠民众把这一项计划完成。 首先，我在很短的时间内起草并出版了一本叫《平凡的真理》的小册子，阐明了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我认为，为了保卫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加强训练。为此目的，我答应在几天之后提出一项组建民兵的计划，届时将要求公众签署这项计划。《平凡的真理》的效果立竿见影、很令人惊异。大家让我立即起草方案。我召集了一次市民大会。整个会场人山人海。 首先，就防卫问题，我发表了相关演说，接着宣读《平凡的真理》，并做了解释。然后，散发了计划的复制本。随即大家热情地签了字，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会议结束时，我发现签了字的计划文本已超过了1200份。其余的一部分寄到了乡下，最后在计划上签字的人竟然达到了1万人。这些人竭尽全力地为自己准备枪支弹药。他们组建了连队，选举了自己的官长，而且每周集会一次，进行正规的军事操练。 续编（下） 三年来，议会一直对这种不公正的要求持反对态度。最终，领主被迫让了步。后来丹尼船长当了州长。这位州长敢于拒绝领主的命令。这些，留到以后再谈吧！ 我的故事讲得太快了。还有许多莫里斯在职时发生的事需要叙述一下。 与法国的那场战争爆发后，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计划攻打克朗波因特，特派昆西先生到宾州寻求援助。因为我在议会里而且又是昆西的同乡，所以他来找我。他要我发挥我的影响，帮他写一篇演说。后来，他的发言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议会投票赞成用一万英镑购买军需品。但是州长却拒绝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批准。他坚持说领主们的财产必须不交任何税务。议会急切地希望给新英格兰这笔款项。但议员们不知道如何达到目的。昆西先生也竭力想征得州长的同意，但他却失败了。 为此，我提出一个避开州长的方案。我建议议会使用一些公益金，当时公益金很少。所以我又提出另一方案，建议印发有奖公债，一年以后本利一起还消，利息为5%。议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任命我为委员会的委员。指导和管理公债事宜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责任。 手里持有很多现金富人争相购买公债。这样，没用几周就全部完成了工作。昆西先生成功地结束了他的使命，十分愉快地回到了他的家乡。此后，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英国政府没有像我在奥尔巴尼建议的那样，允许各殖民地联合。他们根本不想让我们保卫自己。他们害怕，一旦联合，我们就会变得更有战斗力，就会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 所以，英国把布莱多克将军率领两个团的正规军派到美国，他在弗吉尼亚登陆，并向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兰顿即现在的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进军。布莱多克将军在那里扎营等待车辆。议会得到一些情报，所有人都惊惶失措。议员们听说布莱多克大发雷霆，因为他认为我们不支持他的指挥。 议员们让我去见一下这位将军，但却不让他以为我是奉命前往的。我以总邮政局长的身份前往。他以为我去那里是为了与他协商更好地为他办理邮政事务。他与一些殖民地的州长有许多邮件来往，当然要求迅速安全地邮递。我们议会提出可以为他们支付这些费用。 一路上，都是儿子陪着我。我在弗雷德里兰顿见到了这位将军。他已派了许多人深入到马里兰州的弗吉尼亚征集车辆，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在那里，我们住下了几天，每天与他一起进餐。这使我有机会改变他对我们议会的看法。我告诉他，在他到来之前，我们已做了许多事情帮助他作战。我向他保证，我们始终都愿意帮助他们。 正在我打算和将军告别时，传来了关于征集车辆的报告。只征得了25辆，而且大部分不能马上就投入使用。这使将军及其他军官大为吃惊。他们宣布出征已结束，因为继续前进是行不通的。他们对英王的枢密院调他们来美国使他们陷入前无援兵、后无粮草的孤立境地而感到愤怒。他们一再坚持至少要征用150辆车辆。我碰巧说道，他们不在宾州登陆是个错误的做法。在宾州，几乎每个农民都有马车。听到这里，将军说：“那么，先生，您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也许您能为我们征集到马车。所以，请你帮助我们办此事吧！” 我问了他将会给车主怎样的报酬。他回答不论什么样的条件，只要我认为是必要的，都列出来。我写出米之后，他立即任命我并给我下达命令。在1755年1月26日，我来到宾州的兰开斯特。我登出了告示，效果非常好。我写道，英王的军队急需150辆马车，每辆车配4匹马，还要1500个马鞍和驮马。而且告诉人们，布莱多克将军赋予我签订上述雇用合同的权力。在兰开斯特，我只逗留两天，鉴定合同。然后还要到约克去呆两天，到那里签订同样的合同。 我开列了合同的条款： 一、每辆车，4匹马，一名赶车的，每天付给15先令。一匹壮马配上一副驮鞍或一般鞍子，一天2先令。一匹壮马不带鞍具，一天18便士。 二、报酬从参加部队的日子算起，部队在威利斯格里克扎营。报到期到5月20日或5月20日之前。离家到营地以及回家时将付给一定数量的补助费。 三、被我和雇主选中的人要写出他们的每一辆马车及马匹的价格。一旦有所损失，将照价赔偿。 四、由我预付七天的报酬，其余由布莱多克将军或军队的军需官付给。 五、绝不强迫车主或马夫干士兵的工作。 六、马车要把所需的草料运到驻地。如果运多了，可以征为军用，将付给合理的报酬。 我还特别提到，我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在昆布兰也有权与任何人签署合同。接着，我特地给兰开斯特、约克及昆布兰地区的全体人民印发了一份详细的声明。我写道，最近我去了弗雷德里兰顿见到了布莱多克将军。他和他的部下因为得不到马匹和车辆而大发雷霆。他们认为，我们州最有能力把这项任务完成。但是，由于州长与议会之间的争吵，我们根本没有钱去征用马车。我还补充了我在弗雷德里兰顿听到的街谈巷议。说什么要立即向上述那些地区派兵，士兵将强行掠走所需要的最好的马匹与车辆，为了管理车马还要强迫尽量多的人去服役……等等…… 另外，我对人们解释道，对于英国士兵的坏脾气我感到担忧。我担心他们行军路过这里，市民会遭殃。因此，我宁愿自讨麻烦，找到一条可行的办法把此事安排好。 我对人们说，本来大家由于缺钱而日子难过。现在有了挣大钱的机会。车马大约只征用120天，可赚3万多英镑，而且将以黄金和白银作为报酬。我说，这件差事，轻松愉快。部队每天行军不超过12英里。马车和驮马只运军需物资。所以他们将跟随部队前进，不能太快。而且不论是行军还是宿营，都会把他们安排在最安全的地方。我告诉人们，我确信，大家都是英王忠实的良民。现在他们有机会承担最能轻易完成的任务。 我还对他们说，要尽要把此事化繁为简。一些人不能单独从他们的农场里抽山马车，4匹马和一个赶车人，可以合伙。我指出，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把这些任务完成，英王将怀疑他们是否忠减。英王的事业必定要完成，许多勇敢的将士不远万里前来保卫各殖民地。由于人们不能履行他们理应承担的义务，部队只能停滞不前。因此必须得到车辆与马匹。如果强行征用车辆与马匹，那么，车马的主人将自己去索取报酬。这样，他们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怜悯。 如果我提出的办法没有任何作用，我有义务在十四天后向将军报告。我认为，约翰·圣克雷尔先生率领的大军将开进宾州并马上动手掠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听到这个消息，我会感到遗憾，因为我是这些殖民地居民的最真诚的朋友和最可信赖的祝福者。我从将军那里得到了大约800英镑，这笔款是拿来给车主预付报酬用的。但这个数目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垫了200英镑。两周后，150辆马车，250匹马已浩浩荡荡地向军队驻地行去了。合同保证，车、马一旦损失，一定要按价赔偿。但是，车、马主人一再说，他们根本不认识布莱多克将军，也不知道他是否可信。所以，他们坚持一定让我保证。 一天晚上，我和丹巴上校在营地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他为他的上司感到担忧。他说，将军们很穷，根本买不起长途行军中需要的军需物资。还要经过荒无人烟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买不到任何东西。 第二天上午，我给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个委员会掌管一部分公款。我把那些军官们面临的财政困难提交给委员会研究，建议送给他们一些食品作为礼物。我的儿子经历过部队生活，熟悉军需。他为我开了一份清单，然后我把它跟信一块寄出了。委员会欣然同意，并立即着手工作。车马一到，军需品已经到达了营地。共有20个驮子。每个驮子装有白糖、大米、茶叶、咖啡、奶酪、黄油、肉、酒和其它的一些生活必需用品。20匹马运20个驮子，每匹运一个。送给每个军官一个驮子作为礼物。军官们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批礼物。两位上校给我写了信，是特地为了感谢我的好意的。将军高度地赞扬了我们征集车辆的行动。他立即偿还了我垫的钱，而且还频频向我致谢。 随后，布莱多克将军请我在军队开拔之后继续为他们提供军需品。我照他说的办了，并且用我自己的钱给他们买了价值1000多英镑的物资，把开销的账目寄给了将军。可是，后来我听说他们却吃了一场败仗。我很幸运，因为账单在战斗打响的前几天他就收到了。他马上命令军需官还我1000英镑，其余的，他决定以后再还。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还给了我1000英镑。因为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其余的那些钱。 我认为这位将军非常勇敢。如果在欧洲的某次战斗中也许他会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但他过于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英国军队，过低地估计了美国人及印第安人。100多印第安人参加了布莱多克将军的远征。如果对他们好些的话，作为向导，他们对部队当然是大有用处的。可是，将军对他们很不好，所以，他们都纷纷地离开了小差。 在一次的闲谈中，将军把他选择的行军路线告诉了我。他要通过印第安人居住区去加拿大。他确信，几天之后可以攻克沿途上的所有堡垒，然后他将所向披靡，直捣位于尼加拉瓜的要塞。我知道他的部队将不得不在狭窄的通路上排成长队行军。而且森林会把他们的行军路线切断。我曾读到过，1500名法国军队在路过印第安人地区时遭到了失败。因此，我怀疑这次出征能否成功，并为此感到非常担忧。 我告诉布莱多克将军，我为他的部队不得不选择狭窄的行军路线而担忧。他却对我的担心只是付之一笑，对我说，美国兵都没有受过训练，所以他们把印第安人视为最凶猛的敌人；但对于训练有素的皇家正规军来说他们是不值得一提的。我觉得与一名将军争论军事问题，对于我是不适合的。所以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敌人没有像我所忧虑的那样利用英军狭长的战线一条龙行军的弱点。几天以来，他们让英军畅通无阻。然后英军过了一条河，又组成了战斗队形。先头部队最后才通过了这条河。英军完全暴露在从来没有到过的一片森林开阔地上。印第安人从森林里的树丛中用密集的火力向英军发起了进攻。直到那时，将军还没弄清楚敌人从何方来。 布莱多克将军带着部队去支援先头部队。这时，印第安人从后面发起攻击。英军军官骑在马上，目标明显，接连被打下马来。没人发号施令，士兵乱做一团。他们成群地站在那里，被击毙了2/3，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赶车人纷纷从车上卸下一匹马，也飞速地逃走了。这样，所有的车、马、大炮及军需品全部都被敌军没收了。 布莱多克受了很重的伤。好不容易才被抬走。86名军官死伤63名。总共1100人损失了714人。这1100人是从全军选出的精华；其余的部队由丹巴匕校率领，他们跟在部队后面，而且还有很多的军需物资。敌军没有追击，溃败的英军回到丹巴的营地。他们的狼狈相立即使丹巴及其部下陷于惊慌之中。 丹巴的部队一共有1000多人，而敌人加上法国人只有400人。但是，丹巴没有不遗余力地去挽回败局，反而命令销毁一切军需物资，以便省出更多马力加快向边境城市行军的速度。当丹巴带着大队人马撤退时，他接到了弗吉尼亚、马里兰及宾州州长的请求。他们清他在边境设防保护市民。但是他们横穿这一地区的急行军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到了费城才感到安全有保证。因为在那里，市民可以保护他们。这件事，使我们美国人对英国统治者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把英军的勇敢说得神乎其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向边境进发的路上，英军盗窃平民资财的事件屡屡发生。他们给不少贫苦的家庭带来了灾难。当地居民受到了英国士兵残酷的虐待。如果有人略有反抗，就会被关进监狱。这足以使我们对这样的保护人产生很坏的印象。一开始，我们一点都不想请他们。 直到布莱多克将军去世时，他的部下奥谟上尉都一直跟随着他。从生病到去世只是几天的时间。奥谟告诉我，第一天，布莱多克一言没发，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呢？”次日，他又是沉默不语，最后一天他说：“下一次我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就去世了。 损失了大量车马的事很快就在外面传开了。所有的车马主人都根据我的许诺一起前来向我要钱。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只好向他们解释说，钱已由军需官全部准备好了，但须瑟利将军发布命令才能发放。我又说，我已经给瑟利将军写了信，但路途遥远。我请他们不要过分着急，因为收到命令也需要一段时间。但这不足以说服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到法院控诉我了。 终于，瑟利将军帮我摆脱了这个困境。他任命了几位代表核实账目并且还清了债务。这笔钱接近两万英镑。如果要我自己来支付这笔巨款，即使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解决问题。在布莱多克战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三番五次给议会写信，想强迫议会增加经费以保卫宾州。但他仍坚持不得向领主征税。如果议会的征税法案不包括此项条款，他将会拒绝签字。 由于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在不断地增大，州长对议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得到更大的成功。然而，议会却丝毫不为抨击所动。议员们确信，正义在他们一边。他们认为州长无权对他们如何制定征税法案指手画脚。这场争论正好发生在英国接到布莱多克战败的消息之际。我们小心翼翼地向我们的英国朋友提供了答复州长意见的全部内容。我们的朋友仗义执言，指出了领主向州长下达这样的指示是粗暴无理的。竟有一些朋友说，如果领主拒绝交税来保卫宾州的话，他就根本不配继续对宾州具有领属权。领主们害怕了。他们命令司库除满足议会所确定的金额外，再从他们的私囊中拿出500旧镑。作为领主们应交纳的普通税的金额，议会不得不采用这种解决办法，起草了一项新的法律并得到了批准。法律规定应纳税的人不包括所有的领主们。 议会让我负责管理这笔税款，总共是6万英镑。在制定法律及争取法律得到批准的一系列活动中我是非常活跃的。同时我起草了建立民兵的法令。议会顺利地通过了这项法令，并注意了在法令中照顾教友会会员的自由。我写了一篇支持必要联合的报告，以便组织民兵。在报告中，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驳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估计会产生的任何反对意见。这篇报告出版了，而且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收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很快组织了民兵连队，并开始了训练。这时州长要求我负责西北边境。这个地区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他要求我组织部队，建造一系列的堡垒，为保卫当地居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办法。虽然这项工作并不适合我，但我还是接受了这项权力很大的任命。州长给了我一些空白的委任状。我可以用这些委任状任命任何一名我认为称职的军官。此后没多长时间，我便统辖了560人。我的儿子曾在为反对加拿大而组建的军队里当过军官。他是我的私人助手，帮了我很多忙。 印第安人把格拿丹赫特村烧毁了，并且屠杀了当地居民。格拿丹赫特是一些德国人居住的村庄。人们认为这个村庄是修筑要塞的好地方。为了向格拿丹赫特进军，我把民兵集结在伯利恒城附近。这座城市设防森严，使我十分吃惊。摧毁格拿丹赫特使人们意识到了战争到底有多危险。一些主要建筑物都设了一排排的岗哨以加强防卫。人们从纽约购置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在高大的石头房屋的窗户之间堆了大量的石头。这是那些妇女们准备的武器。一旦印第安人要闯入房内，妇女们就可以向他们掷石头。男人们轮流站岗放哨，保卫着他们的城市。我们开始建造堡垒的时候正是1月初。我派一个连去修一座城堡以保卫宾州的北部，然后派人去南部为同样的目的建造了一座堡垒。我决定率领其余部队去格拿丹赫特。我觉得应该马上在那里修一座堡垒。德国人为我们提供了5辆马，而且还帮助我们运输所需的有关物资。 我们刚走没多大会，就下起了雨，大雨连绵不断，下了一整天。沿途也没有房屋可以避雨。夜里，我们到了一个德国人的农庄。我们全都挤在农庄的一所房子里，每个人都被雨水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幸运的是路上我们没有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的枪是极其普通的，根本没有办法使枪栓保持干燥。 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继续行军，后来，就到了那个被毁的村庄。我们发现了几堆木板迅速地搭起了板棚。在那个季节里，这些简易的棚舍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帐篷。次日早晨，我制定了修建堡垒的计划，并画了图。堡垒的占地面积为450平方米，需要455棵大树，每棵树要有12寸那么粗。我们都亲自去伐木，工作效率很高。有一次我看到两个人用六分钟就锯倒了一棵直径为14寸的大树。我们要的树，长度必须是18尺，而且要一头尖的。准备工作做好后，另外一些人开始在四周挖坑，每个坑要有3尺那么深。然后把大树埋在坑里。埋完之后，我们在里面铺了高于地面的地板，高出地面大约6尺。人们可以站在上面通过树墒的射击孔以便往外面瞄准射击。 我们一门的小炮，可以灵活转动。这门炮就架在堡垒的一角。架好后，我们还试放了一炮。如果附近有印第安人的话，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种武器。我们的堡垒，尽管它不配使用这种堂皇的名字，一个月就完工了。而且是在大雨连绵的天气里完成的，人们只能隔一天工作一次。这使我有理由相信，人们在忙于工作时是幸福的。在他们有活干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感到心情愉快，而且晚上还是兴致勃勃的。但是在闲暇的日子里，他们情绪不好，脾气暴躁，相互吵架，对食物吹毛求疵，对他人看不顺眼。这种堡垒虽然不是特别坚固，但足以防御印第安人了，因为他们没有大炮。由于有了退却的安全场所，我们便开始分纽到附近各地巡逻。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印第安人，但是却发现了他们的一些观察所，他们从这些地方监视我们的行动。看起来，监视我们的印第安人并不多。他们一定以为我们人太多，即使进攻，也不一定能取胜。 比提先生是我们的一位随军牧师，。他总是非常担心，向我抱怨说，战士们没有按规定参加他做的祈祷。当这些人参加民兵时。部队曾答应他们，除了领军饷，日用品外，每天还要发给一份白酒。早晨发给一半，到晚上再把另一半发下来。我发现战士们领酒时从来也没有人缺席。所以我告诉比提先生，也许由他来向战士们发酒会损害他的尊严，但是我提醒他，如果他在做过祈祷之后再发酒的话，没有一个战士会缺席的。 比提先生很欣赏我的建议并把发酒的工作承担了起来。自此，参加祈祷的人从来也没有像这样按时过。我认为用发酒的办法让战士参加祈祷是可取的，这要比用军法惩处起到的作用要大。 我把保垒修完后，又为之准备了后勤物资，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州长的信。他通知我，他已经召开了议会并希望我前去参加。我在议会里的朋友也写信催促我。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就要去参加会议。我也很想回去。恰好，克拉范上校正在访问我们的堡垒。他是一位新英格兰军官，经历过印第安战争。克拉范上校同意接受我授予他指挥权。我给他颁发了任命书，并把这项命令宣布给战士们听。我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军事上很有经验，他比我更适合统帅部队。 到了费城后，发现民兵组织发展得很快。大部分不是教友会会员的市民都参加了民兵。他们按连队组建，并根据一项新法令挑选了军官。一位朋友拜访了我，并且告诉我说，为了使大家都接受这项法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说这项工作的成功应归于他的辛勤工作。而我也是一个很自负的人，觉得这项工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写的文章起了主要作用。但是，也许他是正确的。因此，我欣然地让他沾沾自喜地欣赏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最好的办法。 所有的军官们开了一次会，推选我做民兵纵队的司令。我忘了当时一共有多少连长，只记得有1200多精明强干的战士。一个连队装备六门大炮，战士们都成了使用大炮的专家，一分钟能开火十二次。我第一次检阅纵队后，官兵们把我带到了我的住处。他们坚持要在我的门前鸣礼炮表示对我的敬意。“礼炮”震坏了不少我做电学试验用的玻璃器皿。后来证明，我的荣誉也同这些脆弱的玻璃器皿一样受到了损害。很快从英国就下达了命令，把对我的一切任命都撤销了。在我做司令的暂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到弗吉尼亚做了一次旅行。纵队的军官们认为骑马送我出城是理所当然的。我刚刚上马，他们也都到了，大约有三四十人，全部都身穿军装。 如果我早一些知道他们计划的话，我一定会阻止他们。我历来反对耀武扬威。更糟糕的是，刚一出发，他们就拔出剑，一路上高高举起，挥舞着前进。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领主。这使他们非常恼火，他们还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誉，更不用说州长了。领主们说，只有皇家王子才能享受这样的礼遇。据我所知，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这种愚蠢的举动，使得领主们对我采取了更不友好的态度。由于我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每当为征收财产税发生争论时，我总是非常强烈地反对他们。 领主们对我说，我对英王的事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还说，我在议会中利用我的影响阻止征税法案的通过。他们还提到了骑马出城的事，想以此证明我企图凭借武力接管州政府。于是，他们还要求英国邮电大臣撤销对我的所有任命，但他们的想法都没能得逞。 州长与议会依然如故地争论。在争论中，我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与州长却保持着友好关系，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成见。我常常想，这是因为州长学过法律吧。他把自己当作领主的律师，把我当作议会的律师。在处理困难问题时，他常常非常友好地向我提出劝告。有时候，虽然不那么经常，但他还是会接受我的建议的。州长曾与我合作支持布莱多克将军的部队。当令人震惊的战败消息传来时，州长召见了我。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何能阻止丹巴将军放弃边境地区而逃跑。我忘了当时提出了怎样的建议。只记得，我说，如果可能，应该使丹巴在边境设防，保护民众，应该告诉丹巴一直等到民兵到达为止。这样，丹巴才能摧毁通往加拿大道路土的堡垒。当我把堡垒修完后，从格拿丹赫特返回时，州长有意授给我将军军衔。他建议我必须率领民兵摧毁法军的堡垒。丹巴和他的部队那时还有其他的任务。 看起来，他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可我从来也没那样想过。他也许觉得我德高望重，有助于组织部队。他还认为找会在议会中施加我的影响，以便批准军费。他相信我能够筹集资金，而又免收领主们的财产税。当他发现我对他的计划并没有兴趣时，他就放弃了这项计划。他离开了州政府，不久丹尼船长就坐上了他的位置。 下面，我就继续讲一下我在这位新州长的领导下，在公共事业中我所做的事情。但首先要谈谈我在科学试验上取得的进展。1746年，在波士顿时，我遇到司彭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到这里，他为我演示了一些电学试验。对我来说，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因而使我感到很惊奇，同时，对此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回到费城没多长时间，我们的图书馆收到了一份礼物，一个小型的玻璃制的电工仪器，这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柯林斯先生寄来的。他还寄来了关于如何演电学试验的说明书。我迫不及待地抓紧时机重做我在波士顿看到的一切。通过长期的实践，我能熟练而又准确地做这些试验了。除此而外，我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试验项目，并进行了实践。我的房子常常被前来观看这些奇妙现象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把这些来访者分散到我的朋友中去。我在玻璃店里订了一些相同的器皿。不久，我们有了一些表演者会做这些试验了。 琴纳斯利先生得到了那些做试验用的漂亮的仪器。我自己制作的粗糙的小仪器经过仪器工匠的加工变得精美极了。参加观看他的表演的人很多，人们感到十分快乐。过了些时候，他走遍各州，到各大城市表演。在西印度，潮湿的空气给他的试验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向柯林斯先生报告我们试验成功的消息，因为他把仪器做为礼物送给了我们。于是，我给他写了几封信，把我们的试验情况介绍给他。他在皇家学会宣读了我的信件。起初，学会的会员认为这些信件没有值得注意的价值，所以没有作为文字资料打印出来。我曾为琴纳斯利先生写过一篇讲稿，阐述了光与电的相似之处。我把这篇讲稿寄给了一位朋友，米切尔博士，他是皇家学会会员。他写信告诉我，人们宣读了我的论文，却被专家们冷嘲热讽。 但是，另一个朋友看了我几篇论文后，却认为很有价值，并建议应该把它们印刷出来。有一位杂志出版商把这份报告印成了一本书，获得了很大的利润。这本书现在已经印刷五版了，而出版社却没有付给我一分钱。过了很长时间，我的论文才在英国受到了认真的重视。这本书落到了一位叫德·巴弗的人手里，他在全欧洲是很有名的科学家。 由于他很感兴趣，我的论文用法文出版了。这惹怒了诺勒特先生，他是法国皇族学校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员。诺勒特先生是一位精明强干的试验家。他发表了一种电学理论，已成功地被公众接受了。一开始，他不相信，像我那样的论著会来自美国。他说，这一定是他在巴黎的论敌故意散布对他的理论怀疑。他弄清楚后，在美国的费城确有富兰克林其人时，他写了并出版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他的信件为他自己的理论辩护，而且还开始怀疑我的试验的和理论的真实性。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回信答复诺勒特先生，而我实际已开始答复了。但是，我是靠详尽地描述我的试验，以便使任何人都可重做与证明这些试验。我意识到，争论将在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进行。因此，这场争论将因为文字上的误解被无限期地延长。所以，我决定还是用我的论文本身说话。我必须把能从公共事务中抽出来的全部时间用于新的试验。我感到这要比我过去已经进行过的争论好得多。所以，我从来也没有答复诺勒特先生。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会使我感到遗憾。我的书后来被印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其中阐述的理论被欧洲的科学家所接受。最后，相信诺勒特理论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 我把一次成功试验的经过记下来了，这使我突然扬名天下。那是从云层中收集闪电的试验。法国的德洛先生后来也重做了这个试验。这引起了各地公众的注意。德洛先生是一名自然教员，有许多电学试验仪器。他决定重做一下他称之为“费城试验”的试验。首先他为国王和宫廷表演了这个试验。最后，所有好奇的巴黎人都想看看这个试验。我不想通过叙述那次重要的试验而使故事变得冗长。我也不想描写在继“费城试验”之后，又进行的同一试验所获得的成功使我感到欢喜若狂的情景。在电学史上，这两件事都是可以查到的。 学会还授给我一枚1753年度的高弗利·科普力先生金质奖章。然后，学会主席发表了一篇赞美我的演说。这篇演说给了我莫大的荣誉。 我们的州长丹尼又给了我皇家学会的奖章。奖章是在费城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颁发给我的。同时，州长也对我表示了深深的敬意。按照当时的习惯，正餐后要喝酒。州长邀我到另一个房间去。他告诉我，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建议他与我交朋友。他们说，我能为他出谋划策，我能使他的工作更加顺利。州长说，他希望能与我处得十分融洽。他向我保证，在任何场合下，他随时都可以帮助我。 他又谈到了一些领主们对其所属的殖民地怀有友好情谊。如果我们不再反对领主的意愿，对我们大家，尤其是对我本人都大有好处。州长确信，我是能使领主与议会之间友好相处的最适合的人，而且我还可以从中获得荣誉和恩赐。 那些喝酒的人发现我们很久没有归席，就派人送来一瓶酒。州长开怀畅饮。酒喝得越多，他就越发肆无忌惮地怂恿别人，并答应别人提出的要求。 我对州长说，我对他的善意表示由衷地感谢。我答应他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尽力使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可以依赖我。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他不要像他的前任那样对领主惟命是从，对议会下达一些令人不快的指示，把自己弄到四面楚歌的境地。当时，州长并没有当场答复我。但后来，在他与议会打交道时，仍下达与以前一样的指示。争论又出现了。我一如既往，仍然是那个固执的反对派。 但对我个人来说，我们并不是敌人。我们常常在一起。丹尼州长是个有教养，见过世面的人。我发现，他讲起话来，总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快感。议会终于意识到了领主们永远不会改变他们对州长发号施令的做法。我们认为这是对人权及英王的事业的一种威胁。我们决定向英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英王帮助解决这种局面。我被任命去英国面呈这份请愿书。议会把一份关于提供给英王使用的6万英镑的法案交给了州长，请他批准。当时，劳德姆伯爵是英王派往美洲各殖民地的军事统帅，他打算把其中的一万英镑拿出来使用。法案并没有免征领主应交纳的财产税。因此，按着领主的指示，州长拒绝批准。我计划乘莫里斯船长的船去英国，旅行用的物资在纽约装上了船。正好在这个时候，劳德姆将军来到了费城。他告诉我，他来此地只有一项使命。那就是试图让议会与州长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将使双方的争吵不会阻碍对英王所应该做出的贡奉。 劳德姆要求我和州长他别见一下他。他想倾听一下双方的意见。为议会辩护，我提出当时公共报纸上的所有的论点。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而且是作为议会的正常公务的一部分而印刷发行的。州长把领主的指示重新阐述了一遍，他说他已向领主做了保证，一定服从他们的指示，否则他就会垮台。如果劳德姆将军建议他违抗领主的指示，他似乎也愿意冒一下风险。劳德姆将军放弃了会使州长冒风险的选择。我已经向他施加了足够的影响，但最后他还是催促议会做一些让步。他恳求我在议会中运用我的影响帮助他完成他的使命。他还宣布，他将不派皇家军队的一兵一卒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不继续提供防务经费，整个边境就一定会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 我向议会通知了这次讨论。我提交了我已准备好的声明。在声明中，申明了我们的权利。我宣布，我们绝不放弃这种权利，但是出于被迫，我们将暂时放弃这些权利。而且我还提到，我们反对使用粗暴的武力。最后，议会同意放弃那个法案，并重新起草了一个。在新法案中，我们接受了领主们的要求。当然，这项法案也被州长批准了。 现在，我可以继续写一些有关我旅行的东西了。与此同时，轮船已带着我的东西起航了。上述那件事对我也有一定损失。我得到的唯一报答是劳德姆将军对我的几声谢谢。然而达成协议的全部功劳都归了他。劳德姆将军在我之前去了纽约。两艘轮船在那里等待他的命令。他告诉我其中的一艘马上就要起航到英国去了。 我问他航的准确时间，因为我生怕错过这艘船。他的回答是：“我已宣布星期六起航，不过我可以私下告诉他，你在下星期一到达那里也来得及。但不能耽误太长时间。” 正好，我是星期一的中午到达的，当时风平浪静，我真担心船可能起航了。但很快有人告诉我，船仍停在港内，次日才能起航。人们一定会猜想我现在马上就要去英国了，当然，我也想马上去。不过当时，我对劳德姆将军的性格还不够了解。后来我才知道，他优柔寡断。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大概4月初时，我就到达了纽约，没料到我们的船6月末才起航。两艘船在港口停了很长时间，都在那里等候将军的信件。但是他的信件总是日复一日，毫无踪影。又有一艘船到了，也被迫停在港内。我们乘坐的船起航时，另外一艘船就要进港了。我们的船是第一个起航的，因为停泊的时间最长。所有的乘客都在等候轮船。其中有些人十分焦急地要出发，商人们为他们的订货感到忧虑。虽然这样，这一切情况都无济于事，劳德姆将军的信总是没有写完。不论谁去拜访他，总会发现他手里握着一支笔在工作。 有一天的早上，我去拜访他，有一位信使叫印尼斯，正好刚从费城带来了丹尼州长给将军的信。印尼斯先生给我带来了我的一些朋友写来的信，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回去，准备请他给我捎几封信。他说，他奉命第二天9点钟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回信，然后立即就走。那天，我亲自把信交给了他。 两周后，我又在同一个地方遇见了印尼斯先生。 我说：“哟，你回来得真快呀！印尼斯。” “回来？咳！我还没有走哪！” “怎么回事？” “这两个星期，我奉命天天来取信，但是现在还没有写好。”印尼斯说。 我又问道：“即或是个大作家，信也该写好了。”因为每当我看到他时，他总是在奋笔疾书。印尼斯回答说，将军就像他看到过的画上的骑手——“总是在马上，从不前进。” 信使的观察是准确的。我明白了，这就是这位将军后来被撤职的原因之一。英王的枢密院抱怨说，他们从没收到过将军的信，但却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些什么。 所有的人都整天盼着起航，又有三艘船开进了港口，加入了这个船队。乘客们认为最好应该呆在船上，万一突然来了命令，船起航了就会把我们丢下。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在那里等了大约六个星期。我们带的食品吃光了，只好再买一些了。船队总算起航了。将军和他的部队也上了船。他们想攻打路易斯堡的一个堡垒。这三艘船奉命为将军护航。这样，一旦信件准备完毕，这三艘船就可离船队而远航了。出发五天后，我们的船接到了可以离开船队，驶向英国的命令。将军仍命令其它两艘继续跟随着他。他们一起到了哈利法克斯。后来，又在哈利法克期停留的有一段时间。将军命令部队进行攻打堡垒的作战演习。后来又改变了这项计划。接着又改变了攻打路易斯堡的计划，他率领整个部队回到了纽约，还有上述那两艘船和船上所有的乘客。 他离开后，法国及印第安人乘机夺取了纽约州边境上的乔治堡。印第安人把很多放下武器的英军屠杀掉了。后来，我在伦敦遇到了这个船队中的一名船长。他告诉我，等了一个月之后，他拜见了劳德姆将军并通知他船底该清理了。如果不清理船底，船速将要减慢。他要求宽限几天，以便把船拖进船坞，把船底清理一下。将军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说，需要三天。将军说：“如果你一天内能干完，我就许可。否则我就不同意，因为你的船后天务必起航。”这样，船长从来也没有得到清理船底的许可，他日复一日地一直等在那里，足足等了三个月之久。在伦敦，我也遇到了船上的一名旅客。他为将军在纽约耽误他们那么长时间又把他带到加拿大再回来，他非常气愤。甚至宣布要到法院起诉劳德姆，要他赔偿损失。后来他是否那样做了，我就不知道了。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像劳德姆这样的人却被委以重任，统帅干军万马。但是，现在我对这个伟大的世界明白得多了，我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了。对于谋取和授予高官厚禄的手段我的见识已经够多了。 在布莱多克将军死后，瑟利将军统帅了军队。如果让瑟利继续指挥，我相信，他能比劳德姆更好地指挥那次战役。瑟利将军并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但他是通情达理的人。他能倾听合理的建议，制定明智的计划并迅地把它完成。 1757年，劳德姆将军进行的军事行动是愚蠢的、劳民伤财的，而且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奇耻大辱。他没有用他的大军保卫各殖民地，相反却使各殖民地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而他自己却在哈利法克斯搞演习。这正是我们丢掉乔治堡这个要塞的原因。同时，劳德姆的行动也让商人们失望至及。他不准货物运出这个国家。他说，这将避免任何物资落人敌人的手中。而实际只是压低了物价而有利于与军队做买卖的人。大家都认为，这位将军曾与这些与军队做买卖的人共分利润。 我坚信，瑟利将军是真心实意地愿意放弃他的指挥权的。因为，对于一个不熟悉军事的人来说，那的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纽约市为劳德姆将军举行宴会时，我也参加了了，瑟利也在场。参加宴会的人很多，有官员、市民及许多不相识的人。一些椅子是从邻近的屋子里拿来的。其中一把椅子很矮，瑟利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看到这，我对他说：“先生，他们给你的这把椅子太矮了。”他说：“没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座位越矮就会越舒服。” 当我在纽约等着出发时，收到了我供给布莱多克将军的物资账单。我把账单交给了劳德姆将军并要他偿还欠我的债务。劳德姆将军让一位有关的军官把账目检查了一遍。他发现账目准确无误。劳德姆将军答应给军需官下令，清还欠我的钱。但是他总是一拖再拖。尽管我常常去催，然而仍是一无所获。最后，他告诉我，他决定要把他的账目与其他将军的账目分开处理。他说：“至于你的钱，当你到达英国后，只需把你的账单拿到财政部去，人们立即就会付给你。”我特意提到了我被迫在纽约候船时遭受的巨大而意外的损失。我把这个也当成了要他马上还债的理由。我还说，如再给我添麻烦，拖延还债，那太不应该了。我为他们提供了很多钱。但是，我并没有向他们要求任何的额外报酬。 劳德姆对我说，我不该骗他，让他以为我无利可图。他说：“对这些事情，我比你清楚，任何供给军队物资的人都有办法塞满自己的腰包。” 我让他相信我绝对不是他说的那种人，我一分钱也没赚。但是，很明显，他不相信我。我曾经听说过，确实有人用这个方法发了大财。至于欠我的钱，至今也没有还。 在这次的旅途中，有好几次，法国的战舰企图俘获我们，但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他们没能追上我们。三十天后，我们快着陆了。第二天清晨，我们靠近了法尔默思镇。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港口里的船只及周围的田野。对于长久以来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海水，别的什么也看不到的人来说，这情景多么令人感到赏心悦目啊！而更使人高兴的是，再也不必担忧战争会带来什么灾难了。 我和儿子马上就出发了，在1757年7月27日到达了伦敦。我在住处刚刚安顿下来后，就拜访了福德季尔博士。人们都对我提出建议，要我在采取行动之前听一下他的意见。福德季尔博士不赞成马上向英国政府提出呼吁。他认为，我应该首先以私人名义接近领主。也许与一些私人交谊能够使他们以友好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争吵。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彼得·柯林斯先生。他告诉我，约翰·哈堡，一位从弗吉尼亚来的大商人告诉他，我到的时候要通知他一声。哈堡想把我带到格龙威尔公爵那里。格龙威尔是枢密院的主席。他也想尽快见到我。我答应第二天的上午和哈堡一起去的。他乘马车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拜见了格龙威尔。他彬彬有礼地接见了我。我回答了他提出来的关于美国现状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就当前的形势讨论了一番。 然后，格龙威尔对我说：“你们美国人对宪法的本质看法是错误的。你们争辩说，英王对州长的指示不是法律。美国人认为他们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遵从英王的指示的自由。这些指示是由法官起草的，他们都精通法律，再由枢密院研究、讨论，有时稍做修改，然后由国王签字批准。”最后，他又说道：“这就是当时的法律，因为英王是殖民地各州的法律的制定者。” 我对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二条新理论。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法律是议会制定的。然后呈报英王批准。一旦得到荚王的批准，他既不能修改也不能把这此法律废除掉。非经英王同意，议会不能制定法律。但英王也不能不经议会同意就随便地颁布一些法令。” 格龙威尔对我说，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可我却固执己见。然而他的话给我敲了警钟。我对英王的枢密院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感到忧虑。 回到住处后，我立即把这些谈话记录了下来。几天后，福德季尔博士对领主们讲了我的意见。领主们同意在蒂·潘先生家里会见我。刚开始时，各自都表示要“通情达理”。但是，我想，双方对于“通情达理”有着不同的理解。 接着，我们就双方存在的分歧讨论了一番。领主们企图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我说明了议会的立场。看来，我们的分歧很大，似乎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我们一致同意，把我们全部争论的要点用文字形式写下来。他们答应要进一步加以考虑。很快，我就写完了。但是，他们把我写的材料交给了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巴里斯。巴里斯先生负责处理领主的法律事务，并为他们撰写进行辩论的所有报告与文件。他骄傲自大、脾气暴躁。在法庭上为议会辩护的时候，我几乎很少尊重他的报告，因为他的论点软弱无力，言语却十分骄横。为此，巴里斯先生在感情上对我很反感。每当我们相遇时，他的这种情感就很明显地流露出来。 领主提出的那个关于应该在我与巴里斯之间进行讨论的建议被我拒绝了。我拒绝了除他们之外不与任何人打交道的要求。巴里斯建议领主把报告交给国王的首席法律顾问，并征求顾问的意见。报告在他那里放了很长时间，差八天就满一年了，但未予答复。在这期间，我不断地要求领主予以答复。除了说他们尚未收到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外，我一无所获。他们一定收到了法律顾问的信件，但我对他们的意见却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什么也没对我说。但是，领主却给议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是由巴里斯起草并签名的。信中提起了我写的那份报告，说我的报告写得不恰当。他在信中极力为领主辩护。他又说，如果议会能派一位忠诚老实的人与他们共事，他们是乐于解决问题的。言外之意，是说我这个人一点也不忠诚、老实。 然而，就在他们拖延的那段时间里，议会让丹尼州长批准了税收法。法案规定领主与其他所有市民一样交纳财产税。这是争论的焦点。因此，议会没有答复巴里斯先生的信。当税收法到达英国时，领主们与巴里斯又认真地讨论了这项法案。他们确信法案得不到英王的批准，所以，他们把这件事提到了英王的枢密院。议会安排了一次答辩会，领主雇用了两名律师反对这项法案，而我也找到了两名律师，为支持法案辩护。 领主的律师们说法案有意增加领主的负担而减轻民众的税收。他们说不能让领主受到民众的凌辱。如果允许民众自己确定税收，那么领主将彻底破产。我们回答说，法案的目的不在于此，也不会产生那样的结果。领主担心他的财产税征得过高那是愚蠢的。确定税率的人是光明正大的，他们已经保证公平合理、老老实实地确定税率。 而我们这方则坚持说，如果法案得不到批准，一定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已经印了10万英镑的纸币，交英王使用。这些钱已在民众中流通。如果因为法案不能被批准而宣布这些纸币作废，将使得多数人破产。如果想要进一步再向英王提供金钱，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枢密院的议员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他问我是否相信这项法案真的不会危害领主的财产。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他又说：“那么，在达成协议时，你如果重申这一点的话，反对你的只会是少数人。”我回答说：“那没有关系。” 然后，他又把巴里斯叫来了。经过讨论，双方都接受了这一条款。枢密院的秘书拟定了一份文件，我和殖民地的另一名代表一起签了字。最后，法案终于被批准了。大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历此我们觉得应该起草第二个法案。但是议会却认为不必做任何修改。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已收了一年的税。枢密院任命一个委员会检查确定税收的方式是否公正。领主的几位好朋友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经过周密的调查，他们发现，税率确实十分公平合理。 议会认为我参与制定了一部分法案，是对殖民地的最大贡献。这项法案保证了纸币的信誉，后来使纸币流行全国。当我离开时，他们再三向我表示深深的谢意。但是领主们却对丹尼州长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因为他批准了这项法案。他们撤销了丹尼州长的职务，并且威胁说，因为他违背了服从他们的指示的诺言，将到法院去起诉他。然而，州长是为了英王的利益，在将军的要求下这样做的。再则，他在英王的法院里也有几位有势力的朋友。因此丹尼对这种威胁置之不理，而领主们也没有把他们口中的威胁变成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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