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忍甫与旧杭州“中央银行”

张忍甫与旧杭州“中央银行”

潘益民

张忍甫当了20年“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的经理．在当时金融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称为“银行之银行”的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垄断全国金融、控制经济命脉的主要机构；中央银行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杭央行”)则是它设在蒋介石和二陈家乡浙江的重要据点。它在各分行中是一个特殊的分行；张忍甫读书不多，出身于钱庄．而膺此重任能如此之久，在各分行经理中也是一个特殊的经理。

叶琢堂一手提拔的特殊经理

张忍甫，宁波镇海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4年)，从小父母双亡，亦无伯叔可依，赖母舅叶家(叶琢堂、叶滋生家族)抚养成人，在乡间读过几年私塾，十六七岁时。弃学习商。由宁波一肩行李．来杭投奔其堂舅叶滋生。这时．叶滋生在杭开了一家其昌土栈(即鸦片烟店)。获利颇厚。即令暂住店中。不久，张经其舅介绍到清河坊一家万兴钱庄当学徒。这家钱庄不大，主人对张另眼看待，免执杂役，只令他每天到叶所开的鸦片烟店去将售货所得的现款拿来钱庄存储。钱庄有此一笔经常存款，对其业务自然有利，故不久即把张破例升为店员。万兴钱庄停业后，叶滋生又介绍他到清河坊寅源钱庄充跑街之职，专跑会馆．延揽存款，酌做放款生意。张谨慎练达，颇能称职，深得主人信任，崭然露头角，在杭州钱业中遂铮铮有声。民国成立，叶滋生故世。其子祖荫尚幼，家务和店务均委诸张忍甫经管。张把叶家的鸦片烟店关掉，而以其积余之资为基础，另集新股，开设诚昌钱庄，聘一人任经理，而自任副经理，掌实权。凭他已有的经营钱业的经验，驾轻就熟，业务果然大振。于是．他又先后集股，增设亦昌、同昌两钱庄，与诚昌鼎足而三，分居杭州的上、中、下三城区，发展各区存放业务，亦各聘经理分主其事，而自任三庄的副理．大权操于己手。三庄均极发达，叶家赖以重振，而张自己却不居功自傲，谦逊唯恐不及。这种知恩图报的风格，深为他另一母舅所感动和赞赏。这个母舅。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中央银行总行常务理事叶琢堂。

叶琢堂也是宁波人，向在上海经商，曾任公平洋行的买办，历时既久，颇饶于资，陈英士在沪时，曾得他的资助，“二次革命”失败后．陈被刺殒命．蒋介石流落上海，所谋辄阻，困顿无聊．所识多远避之，不再与伍，独有叶琢堂笃念乡谊，患难相济，解衣推食，视同昆季．遇有缓急，倾囊以助，略无吝色．蒋深以为德，不忘其恩泽。故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在沪成立总行时，理事名单中，宋子文(兼总裁)、陈行(兼副总裁)之下，即为叶琢堂，并被推为常务理事。除了总裁副总裁．就要算他了。1935年，叶琢堂曾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1941年后，又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

1929年中央银行决定在杭州设立分行的消息传出后，对于经理人选。浙金融界纷纷猜测，有的猜是与宋接近的某某．有的猜是上海金融界名人某某，一旦发表，“杭央行”经理为张忍甫。大家不禁骇然而惊．哗然而议，百思而莫喻其故。原来就是他母舅叶琢堂所鼎力推荐他的。按照“央行”章程，凡设立分行和委任经理，必须经理事会决议通过。叶琢堂力言浙江的重要，杭州应仿照京津之例，设一等分行。大家不愿梗其议，遂通过；等到讨论“杭央行”经理人选时．某理事贸然提名一人，叶怫然不悦，竟谓：你有何资格首先提名?某理事慑于其气焰，赧然默不语；其他理事都说，叶为浙人．请叶提名。叶于是提出了张忍甫之名。可是，理事中谁也不知张某何人，按例应对被提名者详细介绍其学历资历以备讨论，叶深知张忍甫的学历资历都是拿不出去的，便不作介绍，只是说：“张忍甫如果任经理，一切由我负责尸众理事也就赫然无异议，通过了。于是，只上过几年私塾、当过钱庄副理的张忍甫，遂一跃而为“杭央行”的经理了。这段故事．张每于茶余酒后，对亲友娓娓而谈，无稍隐讳。副经理为徐恩培，即后任浙江地方银行总经理者。

为什么说“杭央行”是特殊的分行．张忍甫是特殊的经理?还可进一步说一说：

1、按照中央银行设分支机构，分为分行、支行、办事处(改制后称一等、二等、三等分行)。分行只有南京、天津、汉口、厦门、重庆等地设立，而各省省会如福州、南昌、镇江、安庆等等都只设支行，有的还是办事处，而杭州虽也不过是个省会，却设了分行。

2、各分行人选，如天津分行经理李达，是留美的，有声于金融界；汉口分行经理王华。也是留美的，在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工作有年；其他分行经理也至少有大专程度并有银行经历者。而张忍甫却无此种条件。

3、分行经理一任20年而无调动者．也只有张忍甫一人而已。

4、“央行”分行经理绝对不得兼营他业．更不得兼营钱庄业，这是章程上严格规定的。但张忍甫却始终仍对所办的三个钱庄．暗中大权在握。“央行”总行明知而不予制止。

5、抗战时．沦陷区的分行撤退．往往一等改为二等，经理也酌予他调。而“杭央行”一撤永康、再撤龙泉，业务清简，而—等分行未改。张也未他调。

张忍甫与金润泉的关系

浙江金融界人物，要算金润泉和张忍甫为最著名，可谓旗鼓相当。他俩一长“中行”，一长“央行”，而且任职都很长，表面上为同业密友，实际上是同行冤家。张忍甫未进“杭央行”前，资望不能望金之项背，然一旦出长“央行”，情况一变，盖“央行”乃银行之银行，居于当然的领导地位，金资格虽老，亦不免瞠乎其后，然心有未甘，矛盾由此而生。

从性格上说，金润泉为人，饶计谋，喜怒不形于词邑，而肚里城府甚深，同业中人多以“缎子马褂”称之，又有“不倒翁”之号。张忍甫性格适与金相反，爽直坦率，心有不慊就开门见山，痛快言之，无稍讳，对方是否能受。则非所计，人故谓他发言论事，颇似“程咬金的三斧头”。此在他人当之．或尚会隐忍不言，可是金润泉位望既崇，如被面折词穷，岂能无动于衷?藏怒宿怨，矛盾自生。

由于以上原因，业务上就发生了矛盾。这主要是移交国库的问题上各不相让。依照当时规定：未设中央银行的地方，由中国银行代理国库。杭州在1929年5月“杭央行”成立之前．向由中国银行代理国库，“杭央行”既已成立，当然要由它来经理国库，首要任务便是接收国库所经收的各项税收，而“杭中行”因代理国库历史颇久，对其业务发展至关重要，故金润泉对移交事心有未甘，但又不得不交。久经协商，始允将杭关收税处先行移交。杭关收税处设在拱宸桥海关，税收极少。而金润泉对收益较多的盐税、烟酒税、印花税等，拖住不放。迟迟不交。浙江全省盐税是集中在杭州交纳入库的．为数甚巨。张忍甫对此当然哪里肯息，去沪向“央行”总行叶琢堂提出，即由总行转函财政部令饬浙江盐务管理局等将所有各税改由“杭央行”经收。这样，金润泉也奈何不得。更有进者，“杭央行”以银行之银行的地位，既掌握检查各银行钱庄账册的大权，又执行各银行钱庄票据统一交换的任务，其权势凌驾于各行庄之上。俗话说，“水涨船高”，张忍甫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几欲越金润泉而上之。所谓“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但金润泉岂肯低眉折腰于张氏?

对各银行钱庄实行严密控制

张忍甫作为“杭央行”的经理，作为国民政府在杭的一个代理人．除“杭央行”外．对各银行钱庄均有联系，透过各种关系网实行其控制。下面略举数例：

浙江地方银行及其后改称的浙江省银行，张忍甫任其董事或监察人十余年，据该行副总经理洪品成说：“忍甫并非挂名拿干薪而不问事的董监。于开董监会时，颇负责敢言．言多中肯，董事长和总经理多能虚心接受。”初期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王澄莹是叶琢堂的老友，总经理徐恩培系由“杭中行”副理调任，亦张旧部；后任董事长的朱孔阳，又是叶琢堂的好友；1947年改组为浙江省银行，张忍甫兼该行常务董事。其时该行董事长为徐桴．与张意见不洽，张甚不满。后徐因与省主席陈仪议事发生争执，愤而辞职，斯烈继任董事长，张仍是常董。这段历史，足见张忍甫与浙江地方银行之关系非比寻常。

中央信托局杭州分局。因张忍甫长子万里为该局营业主任．亦受张所控制。抗战期间。中信局在丽水设置机构。收购运销桐油．为数甚大。即由“杭央行”(在永康)预付贷款．从中牟利。

中国农民银行总行总经理李叔明．乃叶琢堂的女婿，与张忍甫可谓至亲。农行杭州分行原任经理尹志陶．是前任总经理徐继庄的旧人，与张不能相处，张即愤而诉之于李叔明．李只得将尹撤换。以关龙孙继任之。关到任后即对张十分巴结。

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为傅汝霖(吉林人)。曾任“央行”处长．与张忍甫为旧同事，原浙江地方银行经理严燮，调任该行杭州分行经理．亦张旧友，故张对该行关系甚深，竭力支持。

其他如浙江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吕望仙、中南银行杭州分行经理余子封、中国通商银行经理袁子干等，与张忍甫或为旧同事，或为宁波同乡，关系均好。而浙江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吴文华与张忍甫还是儿女亲家。更为接近。

钱庄方面，张忍甫原拥有的三家钱庄．始终业务不衰。抗战胜利后，亦昌钱庄以其幼子张范园为经理，实由其长子张万里所掌实权；诚昌钱庄，亦由张忍甫的旧人为经理。三庄均有张的股份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受其暗中支持自不待言。另有崇源、盈丰、惠业、开泰、太和等钱庄，也与张忍甫接近。

遇事但得过且过以息事宁人

“杭央行”开业时，行址设于庆春街。这所房子原系旧丝绸银子行址，后转让给某营造厂。“杭央行”向该厂租用，嫌它狭小，与央行”的地位殊不相称。1931年后，世界经济衰退，百业萧条，张忍甫认为及时建造行屋倒是个机会。当时叶琢堂兼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常来杭州，张即向叶建议，自建行屋，叶自然支持，回沪时即向总行提出，经批准招标，由上海鑫昌(陆生裕)营造厂承造，造价11万元．1932年开工，1934年完工，1935年元旦迁入办公，此即丰乐桥边的“杭央行”行屋(今已拆建银行大楼)．三楼为招待贵官之用，当年孔二小姐偕徐柏园来杭游湖，即曾住此。新屋落成后，“杭央行“行员(连同经副理)从成立时的20余人增至30余人。抗胜利复员后增至60余人。

张忍甫主“杭央行'20年，作风仍秉承昔日经营钱庄时的那一套，以具体事务委诸各副理，而自己总其成，持大体，对副理和襄理之各有专司、各负其责，不甚干预。张忍甫文化水平不高，批阅文件非其所长，他有自知之明，不肯强不知以为知，悉付副理去办，自己盖章签字而已。对一般行员，亦不苛求，年终考核评语，往往有褒无贬，此与别的分行比较，可谓宽厚。更有甚者，某主任有鸦片烟瘾，张亦听之任之；某副理常于办公时伏案而睡，鼾声大作，张亦从不置词。

张忍甫对于杭州九家商业银行、33家钱庄，在执行检查账册任务时，只要帐面上无舛误、无破绽，不再多方钩稽，得过且过，以息事宁人。在执行票据交换时，规定每日各行庄，应收应付的各项票据必须按时送“央行”进行交换。且必须轧千，如付多于收。必须立即补交头寸(现款或有价票证)，如无力支付，“央行”可宣布它停止交换，也就不能继续营业。张忍甫对于这样的不能补足头寸的行庄，也抱似严而实不苛的态度。往往先对之声色俱厉．说：“你们平时只知囤货；买黄金美钞，而不自量力。现在缺头寸，要我通融，我

有什么力，法?只有照章停止你交换了广对方闻言，气结色沮，正焦灼万分之际．忽闻张又言：“你去张罗头寸吧。交换时间准予延长好了广对方始如释重负．欢跃而去四处抓头寸，送“央行”补进，幸得无事。诸如此类之事不一而足，此亦张笼络行庄之一法。

再举一事以见张忍甫处事的态度。抗战爆发后．市面陷于一片恐慌中，1937年7月．中、中、交、农四联总处成立，杭州中、中、交、农四行奉命设联合办事处，办理贷款，以维持市面。杭州工商各业纷纷向该处借款。其中丝绸业最多．借款者达百余户，押品均为丝绸．交由四行仓库保管。迨杭州沦陷，押多品未及撤走，汉奸谢虎丞等竟先将押品抢出，后将仓库付之一炬，宣称押品全部损失。抗战胜利后。银行复业，丝绸厂商向四行索回押品。四行藉口借款合约载明如遇天灾人祸损失不负赔偿责任。拒不赔偿。各押款户不服，诉之于法院，地方法院认为四行既能将所有重要物资运走，何能置押品不顾?判令四行赔偿。四行亦不服。上诉高等法院，高院判四行胜诉。押款户又再上诉最高法院，如再上诉，其终审判决谁胜谁

负固难预料。张忍甫睹此情况，觉得如令丝绸业全负损失，亦违情理，乃亲赴南京，向四联总处联系，又向最高法院院长夏勤联系，向有关人士暗示最好和解。张返杭后，即向四行联处说明底蕴，以息事宁人，不为已甚。于是，四行在胜诉的情况下，仍允赔偿押户20亿元法币。但四行这笔巨数又如何弥补，亦是难题。张忍甫再次赴南京。时四联总处秘书处兼财政部次长为徐柏园，与张忍甫关系密切，允设法弥补，最后决定由“央行”贷款40亿元给中、交、农三行，按最低利率计算．三行得将此款转放给银钱业，则按市面利率计，一年期限，以利息盈余弥补三行损失。此案遂得两全的和平解决。双方亦再无话可说，而对张之奔走之劳，深为感激。故张忍甫于退休后．同业中亦无衔之刺骨者。

张忍甫除在银行、钱庄的职务外，曾任杭州电厂董事、上海万国储蓄会杭州代理、上海公平洋行保险部杭州代理等职。抗战期间，有中联运输公司者，进行走私活动，胜利后改组为中联轮船公司．张忍甫与之关系密切．代向银钱业借款。并把他的一个儿子张万方安插于该公司。又张与斯烈曾发起组织中国农产公司，曾托中联公司进口纯种奶牛数头，生产牛奶。此即今之杭州牛奶公司之前身。

张因出身寒微，生活俭朴，出门不坐汽车，出差上海住的是中等旅馆如振华旅馆，家庭生活亦称简单节约。

张忍甫于1948年退休，笔者(潘益民)由副经理继任经理。张忍甫晚年忽罹奇疾(实为老年痴呆症)，饮食如常，步履亦健，惟神智不清，至亲密友亦不能辨识，居恒喃喃自语。外出不知归途，缠绵数载，不治而卒。

作者潘益民系张忍甫辞职后继任的旧杭州中央银行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