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世纪末西方教育文化传入之前，中国人对“老师”的概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公共教育很不普及，老师的含义比现在更加私人化，包含的职业与情感内容也更丰富。在私塾里上集体课的“先生”地位最低，这些“教书匠”只负责学生的扫盲与写作启蒙教育，收取“工资”或“课时费”。当学生考取初级功名之后，如果打算继续晋级，就需要投在某位知名学者（往往同时也是高级官员）的门下。为了门生的前途，老师不仅要有“传道、授业、解惑”的造诣，还要有帮学生“上道儿、守业、解祸”的能力。老师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名义上是不收学费的，但可以接受各种名义的礼物，无偿使用门生的劳动力和“科研”成果。老师最大的回报还是日后门生发迹之后的“报恩”：可能是经济上也可能是政治上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令人期待的报恩还是在“名份”上的：门徒在飞黄腾达之后能够经常把这份师生之情挂在嘴边，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尊重与回报。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现在是大人物了，还依然认我这个“爸爸”，这份荣耀的确是令人很有成就感。
知识分子与官场上的师徒，没有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情同父子”毕竟还不是真父子。而手艺人和艺人行里的“学徒”与“师父”之间则是类似于“过继”的关系，亦师亦父了：首先，拜师是像结婚一样严重和复杂的仪式，学徒要签订生死文书给师父，理论上成为师父随意驱使打骂的奴隶。之后的学习与实践完全要按照师父的安排一丝不苟的进行，绝不可以越雷池半步，更不可以偷学别家师门的手艺。最严重的“丑闻”就是徒弟私自另拜别的师父，这和寡妇再嫁、臣子事二主一样是最被古人唾弃的不义行为。如果一切顺利，在师父认为合适的时候，会利用自己在行内的影响力，给徒弟一个独立的身份，也就是“出师”：可以自立门户自己当师父了。但是小师父必须继续对老师父在业务方面言听计从、在生活方面伺候孝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白眼狼等等。 我们会发现，相比起古代的“师父”，近、当代的“老师”要轻松的多了。尽管少了“终身为父”的荣耀，但也没有了担负学生将来出路的压力，否则按照现在高中、大学一比数十的师生比例，以及现在的就业形势，就为学生找工作这一项，当老师的就得愁死。不过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关系，在今天也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一位已经非常著名的相声演员，几经努力终于拜在一位行内泰斗传人的门下。尽管谁都知道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真正上过课，但这一拜不仅给了徒弟一个“名门正派”的身份、与自己知名度相称的“辈分”以及广收门徒的合理性，同时也给了师父更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说的直白些：徒弟拜的不是师父的学问和艺术，而是师父在圈内的势力；师父收的不是徒弟的才能与虔诚，而是未来的投资回报率。这种双赢的拜师秀没什么不好，大家各取所需，合理合法也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师徒”文化如果当真要发扬光大，就会出现很多负面效应：“师门”的概念会限制学生的眼界和发展，“从一而终”的道德观更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与矛盾。“学手艺”确实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对一位老师专注的学习，因为每位老师“循序渐进”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像吃药要吃满一个疗程，刚吃几次觉得疗效不显著就急着换药，不仅耽误病情还容易留下更多的病根。因此刚入门的学生，需要与一位老师耐心的学习三至五年，才能有独立判断自身专业问题的能力，并打下坚实的技术功底。但就像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无所不能、样样精通的老师。如果一个学生一生只跟随一位老师学习，那最好的情况就是比老师略差一点。令狐冲、杨过、张无忌当初不是自己师父的对手，都是在被逐出或逼出师门之后才成为绝顶高手。艺术界没有哪位大艺术家是跟一位老师学出来的，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出于蓝而胜于蓝。 欧洲中世纪也有“师傅”（master）的概念，但是熟悉舒伯特的声乐套曲《美丽的模仿女》和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的朋友就会知道，那是一种相对平等、宽松的关系，徒弟未来能否成为“师傅”，更多的取决于所在行会的综合考量，而非师傅的个人影响力。西方教育文化中“导师”(Hierophant)的概念与“师傅”近似，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有负责学生学业、指导学生生活的义务，但没有强迫学生服从和干涉学生合理个人选择的权利。因此在当代各国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大多采用导师制，这样不仅有利于因材施教，也使得学生能够在真正步入社会之前，得到导师全方位、有针对性的指导。毕业之后，学生与导师留下的是亦师亦友的情谊而非沉重的道义负担，这也更有利于专业学科保持活力与发展更新。 像爱自己孩子一样爱自己的学生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一定是限于感情上的，而非是实质关系上的，这样温馨的情感才能长久。“师父”与“师傅”一字之差，显示出的教育观念时代的变迁，这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应该思考的：为什么一提起孙悟空的“师父”大家都知道是唐僧，而教了孙猴儿真本事的菩提祖师却没几个人记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