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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考释】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字面的意思不是很难理解，但它到底该怎么解释，却不是那么容易搞清的。朱熹甚至认为《关雎》文理深奥，可比乾、坤两卦，只能用心体会而不可言说。 朱熹的“深刻”是从儒家义理出发的，现在我们探求《关雎》本义，完全可以抛开传统干扰，但是，诗意依然很不明朗，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 《国风》部分一般被当作民歌，但这首诗里又是君子、又是琴瑟钟鼓，显然出自贵族的口吻。而且，这个贵族还不是普通的贵族，因为周代是个礼制社会，等级森严，哪个等级能用什么物件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超标就算僭越，而根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仪礼》的注释，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用到钟，大夫和士只能用鼓。 所以程颐以为《关雎》是周公所作，朱熹以为是出自宫闱，虽然结论未必正确，思路却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前后文却出现矛盾了：前文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是一种水中的野菜，叶子浮在水面上，开着黄色的小花，藏在水下的根茎是可以吃的，那么，采荇菜显然不是天子和诸侯会亲自去做的事，主人公只可能是劳动人民。如果要弥合这个矛盾，似乎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天子、诸侯看着别人采荇菜，由此而联想起了自己应该像劳动人民采荇菜一样把那位让自己魂牵梦系的姑娘给“采”回来；一是这首诗本来只有前半部分，确确实实是一首民歌，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走进了上流社会，不断接受加工改造，终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无论从口头文学的一般流传过程来看，还是从先秦文献的传承规律来看，这种情况都是很有可能的。 但问题还有第三种可能，这就需要另外的一个视角：“采”或者“求”的确是一个真实的意涵，“采荇菜”却未必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君子“寤寐求之”的也未必就是一位采荇菜的姑娘。张启成对《诗经》的采摘意象作过这样一个推论：“在《诗经》中，凡以采取某种绿色植物为诗歌开端的诗句，已成为表达相思之情的固定套式。……凡与采绿有关的习用套语，不管是采卷耳、采薇菜还是采蓝草，都是相思的前奏曲，暗示出一种强烈、深沉而缠绵的思念之情。……采绿与相思的结合是如此的紧密，由此进一步发展，采绿又可以成为恋爱对象或婚姻配偶的比喻。” 其中引述的例证尽管有误（比如“采卷耳”，详见《卷耳》章），但这仍不失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推论，然而疑义并没有就此结束。再看诗的最后两段“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许多注本都说这是君子终于如愿以偿，和那位窈窕淑女成婚了，琴瑟与钟鼓都描写婚礼上的欢庆场面，于是说这是一首婚礼诗或贺婚诗。这个解释虽然非常流行，却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今天办婚礼，吹拉弹唱、大操大办、热闹喜庆，但这种婚礼习俗其实是隋唐以后才出现的，周代的婚礼并不鸣钟奏乐。婚礼本来是以安静为特色的，是在黄昏时分静悄悄地举行的——“婚”字原本作“昏”，“成婚”原作“成昏”，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然，贵族的婚礼也很能大操大办，比如现在流行的迎亲车队的风俗早在周代就已经有了——《诗经》里有一篇《韩奕》，描绘韩侯娶妻的场面，韩侯亲自到岳父家里去接妻子，这就是周礼中的“亲迎礼”，是传统婚礼的“六礼”之最后一项，但“六礼”之说也许只是后儒附会，实际只有“三礼”， 所谓“六礼”或许和《诗经》的“六义”一样，是出于对神圣数字“六”的比附。但无论“六礼”还是“三礼”，亲迎礼都是最后一项，这一环节就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婚礼，而在两千多年前，行亲迎礼的韩侯以上百辆的彩车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豪华车队，直奔岳家而去， 而这样的车队规模，在当时足够打一场中型战争了。 但是，无论车队多么豪华、多么浩大，按规矩，这个亲迎礼总是要在黄昏举行的。《仪礼•士昏里》有士这一阶层结婚礼数的详细记载，说新郎要把亲迎的用车漆成黑色——这可不是为了低调，因为按照周礼，士的用车标准是栈车，大夫才能乘坐墨车，这在平时是不能僭越的，但婚礼的情况特殊，允许士把自己的车漆成黑色，当作大夫一级才能享受的墨车去迎接新娘，让自己更有面子一些。这就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一是黑色是高档轿车的标准用色，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低端的平民用车就没有漆成黑色的；二是婚礼的时候要摆谱充胖子，这是古往今来的人之常情。 新郎坐上了伪装版的高级轿车，一行人还要带上火把，因为这已经是黄昏了，天很快就要黑了。天黑，车也黑，人更黑——新郎的衣裳要绣黑边，随从穿的都是黑衣，等到了岳家，看到的也是一众身穿黑衣的女眷。大红大绿的装束和吹吹打打的作风一样，是社会平民化之后的产物，不是周代这个贵族社会所有的。 亲迎之后，天自然已经黑了，于是，一群黑衣人乘着黑车、打着火把，月黑风高地回家去了。到了自家，天已大黑，新郎和新娘要吃上一顿来补充能量，然后用一种专门的合卺杯喝酒，这就是饮合卺酒，也就是现代婚礼的交杯酒，只不过这种特殊形制的杯子在清代以后就算失传了，现代人只是用普通酒杯搞简化的合卺礼了。 这一夜的共食与共饮叫做“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是一种特殊化的饮食方式。如果按照古人宴会的常规，分席而坐，分餐而食，反而类似于今天西餐的吃法，猪牛羊肉等等都分在每人各自的餐具里。结为夫妻之后，两人合吃一份，是为“共牢”；卺的原始形态则是一个瓢破作两半，夫妻各用一半，合起来是一个整瓢，是为“合卺”。 合卺酒喝完之后，新婚夫妇就该入洞房了（当时尚无洞房之称）。等到了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梳妆之后，这才第一次拜见公婆。我们在古装影视作品里惯见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仪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 【图】墨车。烛（其实是火炬）。合卺。吴之英《寿栎庐仪礼奭固礼器图》，民国九年吴氏刻寿栎庐丛书本。关于合卺杯，包山楚墓发掘过实物，明清也有玉杯流传下来。明代苏州专诸巷陆子冈的出品是其中的名品，至今还有流传。 整个婚礼过程是以静为主的。孔子说过：“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新郎家里一连几天都不能奏乐，为的是照顾新娘的情绪——人家毕竟刚刚离开了父母，年纪又那么小（古人成婚早）。所以说，婚礼虽然是件喜事，但是喜中有悲，低调一些才更符合人之常情。 《礼记•郊特牲》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昏礼不用乐”，给出的理论依据是：结婚属阴，音乐属阳，所以不能用阳来破坏阴。 甚至婚礼还不需要别人祝贺，因为“结婚意味着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做人子的自然不能无所感伤，故尔无心受贺”。 ——“昏礼不贺”更由《白虎通义》被官方确定为全国统一的行为准则。 尽管这种阴阳理论更像是汉人的观念，但“昏礼不用乐”确是周代以来一贯如此的。所以，有些《诗经》注本说“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描写迎娶新娘的场面，这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既然“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并非迎娶新娘，又该是什么意思呢？——男求女的手段而已。《韩诗外传》考索古时天子的钟鼓依仗，推论“钟鼓乐之”的涵义是“音乐有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 虽然论据引述得过于迂曲，但结论已经比较贴近了。 说“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男求女的手段，可供佐证的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记载，令尹子元大胆追求楚文王的遗孀，在文王夫人住处旁边盖了房子，在里边轰轰烈烈地跳起一种叫做“万舞”的乐舞。万舞在楚国一直作为军舞，雄壮威武，子元大概是想用这个乐舞来展现自己的男人魅力，挑逗隔壁的文王夫人的芳心。《诗经》里有一篇《简兮》，描写肌肉男大跳万舞，一边奏乐，一边挥舞野鸡尾巴，孔武有力，如同猛虎下山，让人着实心动。 （有点像现代的摇滚乐演唱会。）子元跳的就是这个万舞，可文王夫人听着窗外的动静，不但没有一点芳心荡漾的迹象，反倒哭着说：“先君曾用这个舞蹈来作战备演习，现在令尹不用它来对付仇敌，却用在我这个未亡人的身边，这也太不像话了！”侍人把这番话转达给了子元，搞得子元大为羞愧。 顺便一提，这位文王夫人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美女息妫，原本是息国夫人，楚文王为了抢她而灭掉了息国。息妫后来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楚成王，但息妫在楚国一直很沉闷，从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缘故，她说：“我一个女人侍奉了两个丈夫，纵然苟且活着，哪还有脸多说话呢。”——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在先秦虽然还没有成为普遍的道德观，却已经有了苗头了。后来王维吟咏息妫：“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联系王维因安史之乱被迫担任伪官的遭际，这首诗的内涵便更加丰富了。杜牧也为息妫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做《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这是以新时代的道德标准苛责古人，语带讥讽，认为息妫还是死了最好。 话说回来，令尹子元搞的这个万舞，其意义就相当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只是落得个灰溜溜的收场罢了。那么，我们难免会好奇地问：《关雎》的主人公成功了没？ 从文意推测，最可能的答案是：他不但没有成功，甚至连令尹子元那样轰轰烈烈的一个追求过程都没有——他既没有弹琴鼓瑟，也没有唱歌跳舞，这一切快乐而感人的场面仅仅是他“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时候的美丽的意淫。 疑云一点点地散开，但还没有散尽，开篇第一节其实就很难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人看到了沙洲之上雎鸠的鸣叫，由此想到自己的求偶，这个手法名之为起兴——且不管赋、比、兴的本义到底如何，或到底是否存在可靠的出处，反正大家早已经约定俗成地这么来用了。那么，这个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这就先要说清什么是雎鸠。雎鸠，就是鱼鹰，也叫尸鸠，是一种猛禽，善捕鱼，还能吃蛇。这么一解释，雎鸠好像就不那么美丽可爱了，比如替换作“关关鱼鹰”或者“关关尸鸠”，感觉总是不对；“关关雎鸠”对应成现代汉语就是“鱼鹰呱呱叫”，也嫌粗俗。反正不管怎么说，这种水鸟（也有人说它是捕鱼的山禽） 总是叫声刺耳、形象不佳的，如果有谁说看见鱼鹰、听见鱼鹰叫，于是想起自己的梦中情人，这种联想实在匪夷所思，如果换成鸳鸯、白鸽什么的，那就自然多了。 这种疑惑，古人早就有过。朱熹就说雎鸠是“说得来可畏，当是鹰鹞之类，做得勇武气象，后妃恐不然”， 这是说雎鸠这种水鸟拿来比武士倒还有几分贴切，比之于后妃可实在反差太大。即便古人一度搞不清雎鸠到底是什么鸟的时候，有人说是鹫，有人说是鹰，总而言之都是“搏击之鸟”。 【图】雎鸠。[清]徐鼎《毛诗名物图说》，乾隆三十六年刻本。这个俯冲的姿态应该是一个入水捕鱼的凌厉造型。 【图】雎鸠，王雎（右上）。[晋]郭璞《尔雅音图》，嘉庆六年影宋绘图本重模刊，艺学轩藏版。《毛诗》：“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尔雅音图•释鸟第十七》：“雎鸠，王雎，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从“鹗”这个别名里更见得雎鸠的凶悍——孔融《荐祢衡表》推崇祢衡，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这大约是周代以来的俗语，可见鹗（鱼鹰、雎鸠）在人们的心目中属于猛禽中的猛禽。 【图】关雎风始图。[清]高侪鹤《诗经图谱慧解》卷一，康熙四十六年手稿本。图说当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观点：《诗》属兴体，本来是无法以图像来表现的。于是这个图谱自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了。这幅图画很得象征主义的精髓，近景是一对雎鸠，中景是以云雾作了虚化处理的宫阙，远景是山峦，是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画面。作者也承认雎鸠和宫阙并不存在实际联系，不过借此以示诗义：“王化始于闺门，殊令人可以想慕”。 无论两千多年来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鱼鹰或某种“搏击之鸟”联想起梦中情人，这种事怎么说也是违背基本人性的，所以这个联想关系肯定发生在别的层面上。 “别的层面”是哪里呢？《毛诗》以为就是雎鸠的“挚而有别”的品德，即雌雄虽然情深意切却还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淮南子•泰族》的说法，是“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念孙以为就是雌雄有别而不同居。 且不论有学者如王夫之对“挚而有别”在训诂上的质疑， 这个“别”正是儒家礼制思想的精髓，于是“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雎鸠“挚而有别”的品德如果在人类社会里推行开去，必将达致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王道。 雎鸠的这种看上去匪夷所思的特性确实得到过观察上的验证——宋代李公弼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一次去乡村视察，见到鱼鹰在水际飞翔，问小吏，小吏答道：“这是雎鸠。这种鸟很特别，一个巢里分作两室。”李公弼仔细观察，见雎鸠果然一巢两室，推测一对雌雄配偶是分别睡的，由此悟到《关雎》古训所谓“和而别”的道理。 的确，就连“挚而有别”也是《诗》学的一个争议问题，既有训诂之争，又有义理之辩。 在比较经典的解释里，朱熹以为雎鸠的生活习性是“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这就是《毛诗》所谓的“挚而有别”。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代传说中的鸳鸯，但鸳鸯的文化意象是“暂分烟岛犹回首，只渡寒塘亦并飞”（崔珏《和友人鸳鸯之什》之一），一对鸳鸯结伴而游，因为烟岛的阻碍而不得不暂时分离的时候，就连这短暂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别也惹得这对鸳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首张望伴侣；仅仅渡过一片小小的水塘，就连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要结伴而行。这在儒家正统观念里，就属于有挚而无别，突破了人伦关系中对距离的规定。于是足以担当儒家正统观念化身的禽类自然非雎鸠莫属了，在古人的视野里，《关雎》作为《诗经》第一篇，意义之所以重大，原因就在这里。《韩诗外传》便借孔子与子夏的对话极力夸张出《关雎》为什么是“天地之基”：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韩诗外传》卷五） 【图】比目鱼和比翼鸟。[晋]郭璞《尔雅音图》，嘉庆六年影宋绘图本重模刊，艺学轩藏版。所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的爱情是社会进入文明化之后才逐渐定型的，先民们的感情生活很可能更接近于“鱼鹰捕鱼”这样的意象。即便是比目鱼和比翼鸟，原始形像也并不那么浪漫，在《尔雅音图》作者的“五方”观念里，东有比目鱼、西有比肩兽、南有比翼鸟、北有比肩民、中有枳首蛇，全是《山海经》和《镜花缘》式的描绘，毫无诗情画意。 如果抛开儒家观念的影响来看雎鸠，它与恋情发生关系的缘由有可能就是在一个“求”字上——鱼鹰是捕鱼的好手，所以诗人看到鱼鹰捕鱼，很希望自己也能像它一样顺利地“捕获”自己的心上人。闻一多《说鱼》详细分析过鱼作为性隐语的意义，论证在男欢女爱之中，古人会把鱼比作被动的一方，把吃鱼的鸟类比作主动的一方。在《诗经》里，《曹风•侯人》“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说法今天已经得到了许多考古发现与人类学研究的证实， 更有学者从上古抢婚制的遗俗和性心理的角度佐证了其中的合理性。 至此而反观《关雎》的创作手法，一定就是起兴吗？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持一致的意见，比如清代学者毛先舒就说：赋、比、兴原本并无定例，比如《关雎》这首诗，《毛诗》和朱熹《诗集传》都认为是用兴的手法，其实若从“挚而有别”这一点着眼，就可以称之为比，若从诗人因为所见所感而作诗这一点着眼，则可以称之为赋。毛先舒的这个说法，至少可以备为一家之言。 继续《关雎》的文本，在接下来的几节里，对荇菜的“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表现了采摘的递进过程（详见后文“字义”），引出诗人对窈窕淑女的“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以，从诗歌结构上分析，鱼鹰的意义必然落在一个“求”字上，捕鱼、采荇、求偶，这三者构成了并列的结构，这也是符合先秦诗歌的一贯体例的。——这种解诗方法，就像作智商测验里的图形逻辑填空，当我们不清楚空白处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不妨从整体结构上着眼，推理出那个空白。 但古人很少有这样解诗的，因为《诗经》位列“十三经”，属于经学范畴，也就是政治哲学范畴，和我们现在的马列理论同属一系，所以，古代的儒家学者从义理出发，把“关关雎鸠”解释出无数复杂的意思，然而，如果走朴实的路线，从结构分析入手，便只能得出一个“求”的意思，这应该就是唯一的答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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