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贵屿：全球电子垃圾集中地

核心提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贵屿人涉及旧五金电器拆解工作，他们用1200年前的工艺来处理21世纪的垃圾，先徒手拆分出铁、铜、塑料和电路板，再用硫酸洗出金子，用炭炉熔化铜，把塑料切成丸状，卖出去再利用。这样的电子垃圾处理工艺让贵屿饱受污染之苦。

贵屿每一条街道都很相似：到处是簇新的楼房，豪华的小汽车，还有路边黑臭的河水。每一幢楼房下面，都堆积着电子垃圾，从旧电脑、旧电视再到旧电冰箱。街面上到处是电子垃圾拆解作坊，作坊里三三两两聚着工人，正熟练而匆忙地烤制线路板。如果风声紧，他们会选择晚上开工。

稍稍站一会，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刺鼻的恶臭。“其实，站在靠近贵屿的国道上，就已经弥漫着这种气味了，不习惯的人，立马就会感觉喉头疼痛。”绿色和平组织的赖芸，已记不清楚自己来过多少次贵屿了，但每次来，这样的情景就会一遍遍地重复，然后像电影胶片一样展开。

“院子里，有一个安徽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惠普的电脑键盘，身后是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就是这些垃圾，造成了贵屿地区癌症高发，其妇女流产率是别处的6倍。2003年，赖芸第一次来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和中山大学一起完成了一份人类学调查报告。

其后，有志愿者把安徽小女孩的照片印成一张硕大的画纸，贴到一个热气球上，来到惠普总部示威：“相当数量的贵屿镇儿童，都患有铅中毒”。

八年中，赖芸和志愿者们一次次重回贵屿，“说实话，近年来经过整治，这里比以前好多了”，拆解作坊有时要逃到偏僻的荒郊野外才敢作业。

但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巨大创伤，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抚平的。站在浮草渡大桥，练江墨黑的水面上覆盖着浮萍，河岸边被酸蚀过的电子垃圾堆依然可见，而且“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们”。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小学2年级的孩子，正在帮父母干活。他熟练地用钳子筛检三级管，动作麻利、神情专注，脸上洋溢着孩子特有的快乐。”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聪说。

志愿者感到心痛。他们还在垃圾堆上看到过背者婴孩的年轻母亲，正在四处挑拣着垃圾。但就当志愿者走上去，要送去一些礼物时，母亲立即走开了。

敏感的气氛、戒备的眼神，在贵屿随处可见。这也是那些想来帮助当地人的志愿者所没有料想到的。

“你这不是在拿命换钱吗？”，志愿者们问那些工友。但工人的话很直接：“谁不知道呢？但这里的钱，比其它地方好赚。”能够回家盖个小楼、为孩子攒学费，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贵屿本地的小老板们，也拖家带口地涉入其中。45岁的马老板是贵屿本地人，做着废旧塑料分类的生意。

他的工场里拥挤不堪，工人都是徒手工作。志愿者访谈的时候，马老板的老婆和大女儿都在外面做分类工作，也是徒手的。他们都觉得进行塑料的简单分类，不会产生任何污染。“不用戴手套，也不用穿防护服”。

“都说贵屿的水不能喝，是电子垃圾闹的”，马老板表示，“其实，是因为本地的水质本身就很差。”这一观点，赖芸在2003年第一次来到贵屿，就听到很多人这么说过。

几年过去了，那些因为电子垃圾一夜暴富的人，开始纷纷撤离贵屿。“白天，他们大多开车来厂里看一会，然后立马就走人”。

而这些新贵对于媒体或是环保组织的抱怨，则延伸到“你们老把靶子瞄准在贵屿，对于我们是很不公平的。清远龙塘镇、南海大沥镇不都一样在拆解电子垃圾吗？”如今，一般记者去贵屿采访，“当地人根本不会放你进去”。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从当地老板到打工者，都会这么抱怨外界的聚焦。“他们难道不能面对现实吗？”一个志愿者很困惑：“我听到一个数据。在征兵体检时，贵屿88%的人都是不合格的”。

但另一方面，此地的繁荣是你无法想象的，这个小镇的物价甚至比广州还要高。每一个作坊工厂里都会摆放一个电脑，上面显示的是上海或伦敦期货市场的黄金行情。

“你不相信吗？”一个回收电子垃圾的老板说：“这里的市场，足以影响国内国际稀有金属的价格。”

生命不能承受之“污”

出汕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贵屿。

整个街道显得很繁荣，当地每一栋楼房前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招牌，分别写着：“电脑、集成显卡、笔记本、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硬盘等”。

贵屿人一向有收购废旧品的传统。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带，贵屿成了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法保障。贵屿镇的农民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开始走村串巷，收购鸡毛、鸭毛、废旧铜铁。说到贵屿人，潮汕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收破烂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贵屿开始涉及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并且由于获利丰厚，整个行业规模扩大，逐渐成为贵屿人的主业。慢慢的，大面积土地开始抛荒，贵屿镇区80％的家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

而就在此时，国外的电子垃圾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开始大规模进入贵屿。现在，贵屿沿街的楼房一般都会有一个长廊，长廊内全是家庭作坊式的“拆解工厂”。

上百平米的大厅里，妇女和小孩在熟练地工作。他们将电源板放在电热器窄小的吹风口下烘烤近两秒钟，便娴熟地用镊子将板上的各种芯片、电容、电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取下，分别放入不同的陶瓷碗中。以前，这些工作常常会聚集在门口完成，如今大都被转移到较为隐蔽的室内。

加热器、鼓风机是作坊里最为常见的“机器”，烧焦的塑料味道不时扑鼻而来。一个手机的电路板通过工人手中的小镊子拆解成上百个零件，分类放入一旁的类似中药铺的上百个小柜格里。

“当地人的楼房基本上都是四层，一层是作坊，老板及其家人一般住在三到四楼，就这上百平米的地方，一年就可以挣几百万。镇上一年上牌的车辆就有400多辆。”志愿者们说。

在早期，一般都是整车交易，买主只能打开集装箱车门简单看看里面的货样，然后估价成交，这种买卖方式对于买家来说风险很大：如果集装箱里面看不见的部分全是廉价塑料，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但是如果里面都是大型电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赚大了。

“一般来说，电视机含有大量的铜、铁，而只有电脑里才含有金。”业内人士透露道。

一车电子垃圾，就可以让人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贵屿人在长期劳作中，发明了最原始的电子垃圾拆解法。

不止一个打工者向赖芸他们描述过这种“土法”：“首先是拆，先人工拆分出铁、铜、塑料、电路板，然后用碳火炉烤熔出电路板上的零件，那些可再生的零件就被卖出去让人翻新成零件。至于金子等贵重金属，就用硫酸洗出来，贵屿人叫洗金；电路板上烧出来的铜，贵屿人叫烧板；塑料则被切成丸状，卖出去做再生塑料。”

“这世界上就没有贵屿人没处理过的电子垃圾。”一个彭姓老板这么说。

有人干脆把贵屿处理电子垃圾的方式，称为“19世纪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当地通过“酸浴”来提取电子垃圾中贵重金属的方式，和1200年前的工艺大同小异；洗金厂浓烟弥漫，除了洗金厂的人，外人很难靠近、也不想靠近。

一个曾经的洗金者，介绍了洗金的过程：“这个是盐酸、氢氟酸，那个是硫酸……用一个盆，把芯片放在里面，掺硫酸，放在火上烧，要把芯片上的塑料烧掉，然后一道一道地洗，有的是铜，有的是铁……再用硝酸溶化，再通过其他两道工序，就能析出金粉了”。

洗金者所用的王水，是用25％纯硝酸和75％的纯盐酸混合而成。这也就是1200年前，波斯炼金术士札比尔•伊本•哈杨发明的王水炼金法。

酸洗过程会挥发出大片蒸汽状酸性气体，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烟雾。一个李姓打工者说：“那个烟雾真得很吓人。还是下午呢，整个天就暗了。山上都不长树，人一靠近就受不了，像是要休克了”。

一位曾经从事过7年洗金工作的工人透露，电子垃圾中有含金量多的，有含金量少的。INTEL的芯片，在街上买600块钱一吨的货，一斤就可以融3克多的金，一斤能赚100多块钱。

“现在大家都知道烧板有毒，所以工钱相对就比较高，一天工作10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0多块钱，而如果你肯再加两三个小时的班，工钱还会翻倍。但在所有工种中，烧板因为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挣得并不是最多，要想挣到更多的钱，还是要去洗金。”很多工友这么说。

可如此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呢？志愿者在贵屿北林专门走访过一个工友陈生。见到他时，大家有些惊奇。因为陈生显得非常憔悴，身体消瘦，肋骨凸现出来，几乎可以数得清楚。

34岁的陈生是重庆人，初中文化。先前他去过新疆，在那里种过棉花。后来才到贵屿，在这里打工已经有五六年了。

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进行分类处理。当老板的货物被搬进工厂之后，他们的工作也就开始，先将原料用火烧一下，然后再闻一下气味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塑料了。各种塑料根据不同的质地，可以划分上千种不同的型号。一些常见塑料的型号：ABS、PVC、PC、PS、PPO、PP、POM、MMA，陈生倒背如流。

“事实上，一个有悟性的人也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基本弄清楚这些塑料的分类”，他说。

进行分类的原料主要有电视机外壳、显示器外壳、空调外壳等等，多数情况下可以看到上面的商标，有来自日本、美国的……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

生病以前，陈先后为四个老板干活，他每天要工作8个小时，工资是每天30元。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很少有时间休息。他的妻子干同样的活已经有3年了，工资也同他一样。正常情况下，他们夫妇每个月会有1800元左右的收入。但除去租金、水费和给老家邮去的生活费等，所剩无几。

目前，陈已经停止工作两个多月了。起初他感觉到浑身乏力，呼吸困难，不断的出虚汗，就到处去找医生看，但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这样折腾了两个多月，花去了2000多元，但病情却没一点好转。他现在已不可能继续工作了。谈到生病的事情，陈很激动。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定是得了职业病。

“很多人都像我这样，只是因为伤害程度不同，个人的体质不同，暂时没什么反应，将来就不一定了。”他有句话令志愿者感触颇深，“我带着老婆来到这里打工，一年下来可能会有几千元的收入，但今后为了治病要花多少钱，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对当地生活环境也很厌烦，“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城，空气被污染了，水也喝不了。”他们是用不上自来水的，桶装水分为两种，一种是每桶1元，可以饮用；另一种是每桶0.5元，闻起来有一种气味，不能喝，只能做其他用途。“用这里的水洗衣服，白衣服马上就变色了”。

在汕头，只要是贵屿人走出去，“别人一看就都知道，因为牙齿永远是黑黑的”，一个打工者这样描述道：“这时，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的，其实都一样。”

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霍霞教授，曾多次深入贵屿镇进行医学调查与咨询服务。她在报告中指出，电子垃圾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它们都是致癌的。

霍霞教授还反复提到了“不可逆”损害，意即铅等重金属一旦存在于人体内，对中枢神经等造成了伤害，以后就算通过各种方式将体内的这些重金属排出去了，但这个伤害却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

贵屿并非孤本

“富庶、污染、艰难”，这些构成了贵屿人的生存怪圈，人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将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未来？第一次出发前，赖芸感到“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也无法安睡的问题”。

在贵屿的28个村中，有21个村、80％以上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垃圾分解，这些工人每年分解的电子垃圾可以达到150万吨。

全球的眼光也聚集于此。虽然无法获得贸易的精确数据，但专家普遍认为电子垃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不可忽视的问题。专家预计全球每年会产生2000-250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70%都被运往中国，剩下30%中的大部分则被运往印度和非洲国家。

中国已经加入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但将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国内固体废气物方面的专家聂永丰告诉记者：“我一直持有这种观点，只要存在贫富悬殊，有害的物质就一定会从富裕的地方流向贫穷的地方。”

在美国，电子垃圾一直像个烫手山芋。“因为那里的电子垃圾回收商，回收再生的成本相当高”，聂永丰说：“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电子垃圾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废旧电脑的绝对数量却越来越多。在美国，一台新电脑落下生产线的同时，就有好几台旧电脑被人们从工作台上移开淘汰。据统计，1998年全美国一年就废弃2000万台电脑，而2005年，每天都会有13万台电脑被扔掉。而美国环境保护署称，仅有大约20%的废旧电子产品被回收。

“吃不了又消化不掉”，于是，排出美国体外是利益驱动下最“自然”的选择。事实上，美国的法律政策也在怂恿这种选择。美国政府不仅拒签巴塞尔公约和禁令，还在《资源保护和再生法案》有关保护进口国的款项(即要求预先通知有害废物的航运)中，豁免了电子废物这一项。

而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也承认，出口是美国电子废物处理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惟一的考虑只是如何满足国外最低的环保标准。

“我非常赞同为电子产品保留出口市场。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不会在美国收集电子产品。你认为我们会在美国建立新的废化炉吗？不，我不这么认为。”环境保护署固体废物部的鲍勃•托尼在2002年巴塞尔行动网络，对其进行的电话采访中这样说。

美国政府通过全球统一关税系监控通过边境的进出口货物。在这一系统下，货物被分成约8000多类，却单单没有对旧电脑和电子废物的分类。电子废物往往被当作新电脑和电子产品出关。事实上，这也是至今美国政府、学术界、环境组织都拿不出出口电子废物具体数量的原因。

不过，对于电子垃圾，聂永丰表示在学术上有专门的称谓叫“电子废弃物”。“我们最好还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表示：“电子废弃物有它污染性的一面，但也有资源性的一面，关键是你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经济体系？这也是未来的方向”。

华星集团总经理王建明对此深有感触。该企业是国家发改委试点的科技型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但走来一路颇为艰难。

“对于资源性与危害性并存的东西，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除电子垃圾的危害性，这必然会产生成本”，他说：“而另一方面，在原料的收购上，我们又根本竞争不过贵屿那边的个体户。”

究其原因，贵屿的个体户会无限抬高电子垃圾的价格，而在处理过程中“他们简单粗暴的烧烤手段，居然可以百分之百提取到有效物”，如果是按照工业化、环保型处理方式，“会有15%的损耗，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对环境完全无害。”王建明说。

单从利益角度看，从成本和产出的节点上，环保正规军华星集团斗不过贵屿的个体户。“而这正是环保必须付出的成本”，王建明说：“基本上，我们越收越亏。到现在还没有盈利。”

而在欧洲，这种循环经济体系却相当成熟。王建明和聂永丰都去过比利时。他们的观点相同，循环经济的建立，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源头，那就是人们的意识。聂永丰说：“那里的人们，处理掉家中的一台废旧电脑时，是需要倒给垃圾回收商一笔钱的”。

王建明更是仔细考察到，“不仅如此，人们还特别自觉地把废弃的电脑、电视、电冰箱送到一个法律规定的地方，并由特定的企业前来收取，然后进行无害处理”。

“但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大约还需要20年才能出现吧”，聂永丰说：“现在，你让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一部旧电视倒付两百元给收垃圾的，不是天方夜谭吗？”

作为业内人士，王建明认为国家在2009年实施的《电器以旧换新》方法，会遏制住一些电子垃圾的四处泛滥。“明年开始，国家会按照法律向电器生产商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便建立一个基金来推动环保企业的发展。这个实验，我们还是要做下去”.

王建明的语气听起来很焦急，事实上，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贵屿不是孤本。现在，广东、浙江、海南都出现了类似的“电子垃圾城”。而贵屿人艰难的命运，也不单单属于贵屿。有环保组织检测到，整个广东上空的二恶英含量，都越来越高。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能逃离此劫吗？在伊利诺伊州，电子垃圾回收商玛希斯也通过他的贸易伙伴，了解到了贵屿的故事。但最让他触目的还是《华尔街日报》上的一条新闻——美国折扣店销售的有毒、含铅首饰，就是来自于中国工人们烧烤电路板后收集的铅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