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礼仪之邦，我们的古人把“礼”与“法”并称，“犯礼”等同于“犯法”，礼部是中国古代政府六部之一。史册中常有某人因为“犯礼”而被处以极刑的案例，可见“礼”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似乎说明道家是反对“礼”的。其实不然，道家自身也有一定的礼数，比如“尚左”就是明证。《道德经》中已有：“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圣人执左契”等语。老子是楚人，《左传·桓公八年》：“楚人上（尚）左”。后世的道教沿用了“尚左”之说，形成了道教礼节。那么“尚左”是否就代表了老子时代中国人普遍接受的礼节呢？下面就此进行探讨。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周朝末年，周朝有一部《周礼》，相传《周礼》是周朝开国功臣周公旦所作，我们可以从《礼纪》（注：《礼纪》内容庞杂，非《周礼》原文，传为汉戴圣所撰）中看到孔子时期的周礼端倪。查《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居不主奥”。《汉语大字典》注解：“奥，室内西南隅”。《曲礼上》又说：“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礼纪》并没有提到左与右哪方为上，但却明白地指出：西南方为上。如果是聚会或坐席，不管主人南向或者北向，均以西方为上；如果主人是东向或者西向坐席则以南方为上。而西南隅（奥）处在西与南两方之间，人在室内无论取什么坐向，西南方都是最尊贵之处。
“楚人尚左”并无固定方向，也就是说：不管人的面向朝于何方，都是左侧为上。而《礼纪》则明确规定了固定的西、南方为上。根据常识，北半球的人们多是面南而居，因此倘若主人面南而坐时，则主人的右侧是西方，依《礼纪》西方为上论，似乎就等于说“以右为上”了。
可是《礼纪·檀弓上第三》中却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因为孔子的姐姐去世了，所以孔子在行作揖礼（拱）时与平时相反（尚右），即右手在外抱住左手，而孔子的弟子们见老师这样做因为不明原委，也跟着效仿，却遭到了孔子的反对，他把自己之所以“尚右”的原因向弟子讲述后，命令弟子们更正过来（尚左），即左手在外抱住右手。由此可知，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楚人尚左”，起码齐、鲁之人（孔子是鲁国人）在正常的生活中也是尚左的，只有家中出现丧事时才尚右，这正与老子《道德经》中“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相吻合。今天的道教徒在行作揖礼时，正是左手在外抱住右手，与当时孔子纠正“二三子”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左手在外抱拳行礼是正规的中国传统礼节，而右手在外抱拳行礼，则说明家中出现了丧事。《礼纪·内则十二》亦明定“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因此，特别提醒国人：每逢春节等民族节令时，人们相互问候如果采用传统的抱拳礼，就特别要注意不要闹出“不吉利”的笑话来。
除左右手在抱拳行礼时有内外之分外，在待人接物时关于左右位置的尊卑问题还另有争议。 南宋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对此有过相关议论，他说：“四方以西为尊。王者之庙，太祖坐西，所谓正太祖东向之位是也。三昭则坐北面南，故谓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则坐南面北，故谓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东阶而升，不敢升自西阶，非特嫌。若宾主敌体，亦以西为尊也。班孟坚《西都赋》曰‘左墄右平’。左，东也，东则为墄。若世所谓涩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阶也。右，西也，西则为平，而不为墄也……凡宾主之席，主东而宾西，亦所以尊宾也。非谓东尊于西，而使宾次主也。故《礼》：客降一等，‘则就主人之阶’。盖客不敢自西阶为宾主礼，欲自东阶随主人而升也。主人辞，客乃复位。盖主人不许，客然后自西阶升也。”
由此看来，周、汉两朝以及宋代在接待客人时是尊西贵右的。
由于《礼纪》中明确规定了西、南方为上，并且随着儒学的普及，也传播到了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那里，使这些少数民族也沿袭了以西南方为尊的礼俗。《辽史·卷十三》中有“壬戍，行拜奥礼”的记载，卷十八也有“庚申，幸北院大王高十行帐，拜奥，赐银绢”之记，查卷一百十六《国语解》对“拜奥礼”作这样的解释“拜奥礼：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以主其礼，谓之奥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礼。”其中“当奥而坐”就是指坐于西南方，说明辽代的契丹族就是以西南方为尊的。今天我们仍能从藏、蒙等少数民族那里了解到，他们也是以室内的西南角为最尊贵之地的。这进一步说明，在中华大家庭内，各民族之间本来就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
可是由于少数民族历史演变不大，传统礼节得以一成不变地相传至今，倒是人口数量众多的汉民族在历届改朝换代中多次改变所尊方位，尤其是唐代，因为李氏尊崇老子为先祖，所以沿用了“尚左”之说，明代又沿续了唐礼，这导致了汉民族自身究竟“尚左”还是“尚右”也模糊不清了，比如传统观念认为“左东右西”、“男左女右”、“左青龙，右白虎”（《礼纪·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等等，让人产生左大右小的成见，如果面南坐立，便是东大西小。 而最大的疑惑还在于：无论是哪朝哪代，也不管当时朝廷“尚左”还是“尚右”，却都有着相同的礼仪特点：朝班礼仪都是君王面南而坐，文东武西排列。我们也可从儒、释、道三教的庙堂内看到，不管是儒还是佛、道，神像的位置排列顺序都是主位居中，主神像的左侧为上，右侧次之。从清朝的老照片中也看到：溥仪与妃子是按“男左女右”排坐的。可见《礼纪》只代表了周礼，而非一成不变的国礼。不过我国现行的国际通用排次礼节似乎又与《礼纪》不谋而合：以右为上。
成语有“无出其右”一词，似为国人“尚右”之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的蔺相如完璧归赵，在渑池会上立了功后“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为此廉颇大动肝火，“不忍为之下”，因为当时赵国是依周礼排次的，国王面南，居右（西）为贵符合《礼纪》。
此外，史书中还常见“左迁”一词，似乎能够说明右为上左为下。《唐书》中即常见“左迁”一词，但以此断定唐代“尚右”却不正确。个人认为，“无出其右”与“左迁”二词，除了有《礼纪》成份外，这其实也是与古人的文字书写顺序有关联的。中国古人的行文及排名顺序无论是竖写还是横写，都是从右向左进行的，而“左”与“右”是以书写者和读者的左手一侧与右手一侧来确定的，也就是说：读者的左侧为书本的左侧；读者的右侧为书本的右侧，至今我们仍在这样称呼。所以“无出其右”与“左迁”是针对书写者与读者而言的。因为书写顺序是从右向左进行的，所以排在右侧的肯定是在前、在先的，“无出其右”当然是最上、最好的意思。而“左迁”一词也是因为职务升、降时要把原来的名次列表进行排次更改，如果某人是降职，就要把他原来排在前面（右边）的名字向后（左）移，所以称作“左迁”，这当然是降职了。其实，人的左侧所面对的书文应该是书文本身的右侧，而人所面对的书文右侧应该是书文本身的左侧，但我们自古就习惯于称人的左与右为所面对的书文的“左”与“右”，这点也是我们阅读古籍时容易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试想“左迁”如果真是把被降者从右侧迁于左侧，那么按“左文右武”固定排班论，岂不是说把右侧的武官硬排到左侧文官行列中了吗？这哪是降，而是由武升文了！所以“左迁”根本不是真的把人站班位置由右向左移动。
另参考唐颜真卿《争座位帖》：“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子、三师、二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然，未尝参错。”指出宦官鱼开府“只可与宰相、师保座南，横安一位”，并说“圣皇时，开府高力士承恩宣传，亦只如此横座”。由此可知，左丞与右丞（唐设宰相，无丞相一职）是座在同一行列之中的，并非分列于皇帝左右。而宦官可以在宰相一列之南横坐，显然两班是东西对列而坐，但并不以南方为上，这说明唐代的朝班是不遵守《礼纪》的“席……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之说的。颜鲁公还说这样的排法“从古以然”，看来朝廷的朝班排法不依照《礼纪》的“席”班排法，或者《礼纪》的“席”指的是普通百姓之“席”而非朝廷之席。从颜鲁公于帖中指责郭仆射“不顾班秩之高下，不论文武之左右”又可看出当时“文武左右”的排列是与历朝相同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有共识的方位尊卑之处是：男子朝拜拱手礼（作揖）吉事左手在外，凶事则右手在外；朝臣排班以皇帝之左右侧论，是“左文右武”（文东武西）；公众场合，男女出席时，“男左女右”是定格的。而接待客人主客双方位置的尊卑问题，则会因朝代不同而有所变化。
随着国际化步伐的迈进，我国与世界接轨，东西方文化不断融合，中国的传统礼节、礼仪目前也只在道教内部和一些民间的纯民族传统节日中还得以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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