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道：能上能下 - 法道天下---道以正身立事,法则平治天下!
第二部分 能上能下的资质
第一章 在下位要具备走上去的实力
讲实力大概是最近两年流行起来的一个词语，我们经常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看到这个字眼。的确，没有实力在目前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所谓的实力到底是指哪些东西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有几种素质是渴望成功的人必须具备的，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就将向您传授一些经验，希望您能从中得到启发。
人生总是在起起落落中度过，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每当我们身居人下的时候，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成为人上之人，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要能成为这样的人首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和周围的人共事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首先您要具备处事大气的素质。
第一节 处事大气
讲实力大概是最近两年流行起来的一个词语，我们经常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看到这个字眼。的确，没有实力在目前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所谓的实力到底是指哪些东西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有几种素质是渴望成功的人必须具备的，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就将向您传授一些经验，希望您能从中得到启发。
人生总是在起起落落中度过，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每当我们身居人下的时候，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成为人上之人，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要能成为这样的人首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和周围的人共事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首先您要具备处事大气的素质。
让我们先来看一则故事。
公元４３９年三月，北魏的皇帝派遣使者到北凉，却听到北凉的君主沮渠牧犍正到处造谣说柔然国的可汗去年成功地打败了魏帝，到现在北魏还是一蹶不振。使臣将这件事情如实禀告了魏帝，经过朝廷大臣们商议，决定依从崔浩的计策，出其不意，乘虚攻打北凉。六月，魏帝率兵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出发，大举进攻北凉，同时魏帝还命令人写信遣责北凉君王沮渠牧犍，列数他的十二项罪状，劝说他亲自率领群臣远迎魏军，才是上策。随后北魏大军从云中渡过黄河，于七月至上郡属国城（汉朝置属国于上郡以安置降胡，称属国城），留下辎重，部署诸路军队：任命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吉与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两道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源贺本来是已经去世的南凉王秃檀之子，南凉原据姑臧，后为北凉所占。源贺对魏帝说道：“姑臧城的旁边有四个鲜卑族部落，都是我父亲的旧民，要是大王派微臣前去劝降的话，他们一定会听我的，归附大王。”魏帝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点头。
另一方面，魏帝的部队也没有放松。八月，拓跋健攻克了河西地区（即河西走廊与泊水流域一带），那里畜产丰富，可以当作一个基地。这样一来，北凉的形式就非常危险，但是北凉王仍然不肯出来迎接魏帝，他一面派遣使者向柔然求救，一面派他的弟弟征南大将军董来领兵一万在姑臧城南和北魏军展开大战。由于北凉士兵都很清楚战局，所以刚刚开始打仗就望风而逃，北凉军大败。
魏帝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乘机一举拿下北凉，而是继续派遣使者劝说北凉王投降，沮渠牧犍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刻，出使柔然的使者回来告诉北凉王说柔然国将攻打北魏边塞，这个消息让北凉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这次魏帝一定会撤退军队去和柔然国开战，所以下定决心不投降，还命令士兵关闭城门死守。
魏帝看到北凉王没有投降的意思，心中非常不解，直到得知了柔然国进攻边境的消息后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正当魏帝犹豫不决的时候，北凉王的侄子沮渠祖城投降了，魏帝也明白了城内的情况，他知道这个时候北凉国内部已经分裂，无心打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下令分兵围攻北凉都城。边境方面，由于源贺将四个部落的鲜卑族人都招降了，他率领着将近三万人驻守在边境和柔然国对抗，这样魏帝就可以专心攻打姑臧城了。九月，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另一个侄子沮渠万年也率自己的部下降于魏。姑臧城不攻自破，走投无路的北凉王最后只好率文武百官出来投降。就这样，历经３９年的北凉王朝灭亡了。接着，北魏军又攻克了张掖、乐都、酒泉等地。至此，北魏统一了北方。西晋末年以来历时１３５年的十六国时期结束。
从上面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身为一个君王或者领导一定要具备处事大气的风范，否则一定会耽误全局。故事中提到了两个国家的君王：北魏的国王和北凉的国王。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两个君王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北魏的君主在整个战局的把握部署方面都要胜出一筹，这场战争从开始的准备到最后的胜利都体现了他的大局观，同时也告诉我们只有处事大气才能成就事业。从北魏决定攻打北凉开始，魏帝就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不仅做了军事上的部署，还让人写了北凉王的１２条罪状，从道义上也使敌人处于下风，并且劝说北凉投降，摆出了避免战争的态度，其实本意是希望动摇敌人内部的军心，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了，最后北凉王的两个侄子都投降了北魏。在分配军队上魏帝考虑得也非常缜密，有先锋，有后继，另外还派人做向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向导的源贺不仅成功地劝降了鲜卑族部落，而且还在对抗柔然国的进攻中充分发挥了作用，使魏帝不用分心，可以专注于攻打北凉，在战争的天平上又为北魏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在战争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不利于北魏的形势，柔然国进攻北魏边塞，按照常理魏帝应该退兵去支持边塞，但是正是魏帝的处事大气，临危不乱，继续攻打北凉，再加上源贺的因素，致使北魏最终取得胜利。魏帝并不是一味地强攻，也利用一些分化敌人的政策，边打边劝降，使敌人的军心进一步涣散，最后一举击溃，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您是一位办公室的领导或者一个企业的总裁，您也会经常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商场还是政治舞台，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您都有自己的敌人，在遇到对手的时候您可以想想刚才的故事中的魏帝，您是不是会有所启发呢？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故事。
三国时候著名的战役官渡之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东汉建安五年（２００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击败袁绍主力。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它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相信这个故事能让您更为理解如果没有做到处事大气的后果。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相继击败了吕布、袁术等，占据兖州、豫州、徐州，逐步向黄河以北扩展势力。而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击败了幽州公孙瓒，拥有冀、青、并、幽之地，这时的袁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依仗自己地广兵多，急欲南下攻打曹操，企图进占许都，夺取最高统治权。
建安四年，曹操为牵制袁绍后方，以汉献帝的名义命令渔阳太守鲜于辅为将军，掌管幽州６郡。四月，曹操派部将曹仁率军北渡黄河，将刚刚归附袁绍的眭固斩杀，随后亲自率军占据战略要地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以魏种为河内太守领兵驻守，巩固了西北边界。八月，曹操通过侦察获悉袁绍正加紧筹划大举南征，于是亲自统军再渡黄河，先机抢占冀州重镇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又令部将臧霸攻克青州临淄、寿光等地，以巩固其东翼；曹操还派部将于禁、刘延分别率兵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以阻击袁绍军南下。九月，曹操返回许县，部署兵力至官渡设防，以防卫许都。十一月，曹操又安抚初降的南阳割据势力，笼络荆州刘表保持中立，以解除侧后之忧。
建安五年正月，曹操趁袁绍决策迟疑之机，率师东征，一举击败联袁叛曹的刘备，俘其大将关羽，并派振威将军程昱率兵镇守鄄城，加强东线钳制力量，从而摆脱两面受敌的被动态势。随即率军迅速返回官渡，以集中兵力对付袁绍的大举进攻。二月，袁绍率领１０万步兵、１万骑兵，占据黎阳，进攻延津，并派大将颜良等围攻白马，以掩护其主力渡河南进。四月，曹操采用荀攸声东击西之计，率军赴延津渡口，假装要北渡，诱使袁绍分兵西向，趁机抄袭白马，击斩颜良，化解了白马之围，然后迁移当地民众，沿河西退。袁绍令主力渡河，亲率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和刘备率五、六千骑兵追击曹军。曹操令部队抛弃物资，诱使袁军争相拾取，趁其混乱，以６００余骑兵出击，斩文丑。同时，令于禁等率步骑５０００，自延津奔袭汲与获嘉（今河南新乡西），俘虏将领２０多人，歼敌数千，使袁绍军队的气势大减。于禁趁势击破原武（今河南原阳）的袁军营地。曹操仔细考虑了敌人的形势之后，主动回军官渡，想等候战机攻打袁绍。
八月，袁绍拒绝了谋士沮授持久作战的建议，统大军自阳武（今原阳东南）推进至官渡，依托沙堆，东西屯营数十里。曹军连战失利，被迫收兵，修建了很多深沟高垒，继续坚守拒敌。袁绍见到久攻不下就垒土山、架高橹，用箭猛烈攻射曹军的大营。曹操也想出了对付袁绍弓箭的方法，下令赶制霹雳车，弹射石头来摧毁袁军橹楼；袁军接着改变战术，挖掘地道来破坏曹军的堡垒；相反的，曹军深挖长沟用来抵拒敌人。两军就这样对峙，你来我往，看看谁的战术最有效。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曹军大将曹仁率兵南下汝南，击败了骚扰曹军后方的刘备，紧接着又在鸡洛山（今河南密县东北）大破欲断曹军补给线的韩荀，再加上司隶校尉钟繇从关中送来了战马２０００多匹，曹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反观袁军一方，袁绍固执已见，一再拒绝分兵进攻许县的建议，一定要从正面歼灭曹军。当时的局势是：曹军粮草就快要吃完，士卒也非常疲惫，曹操正准备退守许县。而曹操的谋臣荀彧却认为，曹军目前正处于己弱敌强的关键时刻，若退守一定会被袁军乘机攻打，袁军原来不利的情势也将转变，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守城不退兵，必定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继续坚守，并派部将徐晃率军攻击故市（今郑州西北），截烧袁军数千车粮草，加紧准备决战。
十月，袁绍派遣淳于琼率兵万余护送军粮，在距离袁军大营４０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西）。沮授建议增派将军蒋奇守护乌巢侧翼，以防范曹军偷袭，袁绍没有听他的话，认为不用增加人手守卫乌巢。谋士许攸、将军张合又建议进攻许县，也遭到了袁绍的拒绝。此时，许攸听说他的家属犯了法被关进了监狱，一气之下就投奔了曹操，他把乌巢防备空虚的情况告诉了曹操，曹操当即决定偷袭乌巢。曹操留下曹洪、荀攸等镇守官渡，亲自率步骑５０００，打着袁军旗帜，携带柴草，连夜潜行，迅速赶到乌巢，立即围屯，纵火围攻，袁军一片惊乱。拂晓，淳于琼见曹兵不多，率兵力一鼓作气，领部下反扑。曹操挥军猛攻，逼迫他退缩到自己的营地中。此时，袁绍救援的骑兵已经逼近，曹操坚持集中兵力大破乌巢守军，然后又调过头来迎战袁绍的援军，袁军气势低靡，很快就溃不成军。曹军乘机焚尽袁军粮草，还师官渡。当袁绍得知乌巢被偷袭的消息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采纳张合派重兵支持的建议，却强令张合、高览等以主力进攻官渡曹军大营，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也没有能够取胜。等到乌巢大败，袁绍军心恐慌，激起内讧。张合、高览看到大势已去，就自动焚毁了作战的器具，投降了曹操。曹操乘势发起总攻，大获全胜，歼灭袁军７万余人，袁绍最后只带了８００骑兵渡河北逃，从此一蹶不振。
从这一战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如果做事像袁绍一样不够大气，一定会导致失败。曹操善择良策，攻守相济，屡出奇兵，巧施火攻，焚烧袁军粮草，对获取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集中体现了曹操卓越的用兵谋略和指挥才能，这一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袁绍从一开始就被几次小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觉得自己一定能战胜曹操，决定南下进攻。但是袁绍在准备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霸气，始终犹豫不决，这就给了曹操充分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防守：曹操先后牵制了袁绍后方；斩杀了归附袁绍的眭固；占领射犬以巩固西北边界，抢占黎阳，攻克青州临淄、寿光等地，以巩固其东翼；驻守延津与白马以阻击袁军南下；部署官渡设防以防卫许都；笼络刘表以解除侧后之忧。经过这一系列的战前准备，曹操已经将战争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战争进行中，袁绍多次由于迟疑而错失了进攻的良机，也使自己的两员大将颜良和文丑丢掉了性命。在出现了机会的时候没有把握住，等到事情过去之后才追悔莫及，已经于事无补了。袁绍在和曹军对峙的时刻固执己见，不肯听从谋士的建议，一定要正面进攻，而且不肯做持久战的准备，这一切都体现出袁绍只顾及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远和全局的考虑，一句话，不够大气。最为失败的一点是，自己军队的粮草不派重兵把守，谋士的建议又充耳不闻，反而在最为关键的时候将谋士的家属关押，逼人造反，使军事机密外泄给敌人，这样的仗怎么能不败？即使是这样的时候，仍然有挽救的办法，如果袁绍及时派兵增援乌巢，那么军队的粮草就不会被曹军烧掉，袁军也可以继续和曹军对抗，但袁绍的刚愎自用使他孤注一掷地全军进攻，这时候自己的大将张合、高览都忍不住投靠了曹操，本来很有把握的一仗因为一个人的态度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有人讲：性格改变命运。大气便成大事，小家子气不但成不了事，而且有时还会坏了大事。
第二节 知人物明时务
也许一生当中不会有很多机会让您非常大气地去做事情，那么在平时应该如何做才能对自己的前途有所帮助呢？那就要做到知人物和明时务。我们还是先看下面的故事。诸葛亮是最好的例子，他虽然身在隆中，但是心系天下，对当时的人物和时局都有非常透彻的了解。
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当上等宾客来招待。但是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他摸摸自己的大腿，心里有了感触，流下了眼泪。刘表发现了，就问他遇到什么不快活的事。刘备说：“没什么！以前我经常打仗，每天不离开马鞍，大腿上的肉很结实。现在在这儿过着清闲生活，大腿的肉又长肥了。看看日子像流水般地过去，人都快老了，还干不了什么大事业，想起来就感到难过。”刘表安慰了他一阵。但是刘备心里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为了这个，他想寻找个好助手。
他打听到襄阳地方有个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他，问他的来意。刘备说：“不瞒先生说，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教天下大势的。”司马徽听了，呵呵大笑起来，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懂得什么天下大势？要谈天下大势，得靠有才能的俊杰。”刘备央求他指点说：“往哪里去找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这一带有卧龙，还有凤雏，您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刘备急着问卧龙、凤雏是谁，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
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新野。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刘备一看他举止大方，以为他不是卧龙，就是凤雏，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一番谈话，才知道这个人名叫徐庶，也是当地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请人才，特地来投奔他。刘备很高兴，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谋士。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诸葛孔明，人们称他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
刘备从徐庶那里知道了诸葛亮的情况。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南）。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跟刘表是朋友，就带着他到荆州来。不久，他叔父也死了，他就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定居下来，搭个茅屋，一面耕地种庄稼，一面读书。那时，他年纪只有二十七岁，但是学问渊博，见识丰富，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做古时候的管仲、乐毅。但是他看到天下乱纷纷，当地的刘表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所以他宁愿隐居在隆中，过着恬淡的生活。
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
徐庶摇摇头说：“这可不行。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您的诚意。”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重诸葛亮，知道诸葛亮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找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刘备要来拜访他，故意躲开。刘备到了那里，扑了个空。
跟刘备一起去的关羽、张飞都感到不耐烦。但是刘备却记住徐庶的话，耐着性子去请，一次见不到，第二次再去；两次不见，第三次又去请他。
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
刘备把关羽、张飞留在外面，自己跟着诸葛亮进了屋子。趁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刘备坦率地说：“如今汉室衰落，大权落在奸臣手里。我自己知道能力差，却很想挽回这个局面，只是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袁绍，拥有一百万兵力，而且他又挟持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今四川、云南和陕西、甘肃、湖北、贵州的一部分）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土地肥沃广阔，向来称为“天府之国”，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璋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大家都对他不满意。
最后，他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的地方，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
刘备听着听着，不禁打心眼里钦佩眼前这个青年人，说：“先生的话真是开了我的窍。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干。现在就请您一起下山吧。”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热情诚恳，也就高高兴兴跟着刘备到新野去了。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称作“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隆中对”。
打那以后，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诸葛亮也把刘备当作自己的主人。两人越来越亲密。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心里很不高兴，背后直嘀咕。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未必有多大能耐，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
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才没有话说。
其实，所谓的“隆中对”不过短短数言，但却是诸葛亮韬光养晦隐居十年之功。“隆中对”的战略在三国历史中十分重要。可以说，三国鼎立的形成，就是根据“隆中对”战略的实施造成的。蜀国战略基本是依靠诸葛亮的把握，而诸葛亮是按照“隆中对”的战略来规划。所以说“隆中对”的战略得失决定了三国的历史。
我们先来看一下“隆中对”原文，以便更好地分析“隆中对”的战略。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战略是以荆州、益州为根据地，联吴抗魏。等待或者创造机会，两路出兵，最终统一天下。
诸葛亮的战略是怎样形成的呢？在这十年当中，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雄辈出，群雄混战，诸葛亮冷眼旁观，为什么竟十年之功才得出“隆中对”这个战略呢？
天下的形势很清晰。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在中原混战中，几乎是按兵不动，并未参与争夺天下；张鲁占据汉中，不思进取；公孙度占据辽东、马腾占据凉州，远离中原；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占据扬州，张绣占据南阳，吕布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中原混战之后，北方渐渐形成了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官渡之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孙权也稳定了江东）。
要想争夺天下，必须要有根据地。荆州、益州在战乱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经济比较发达。荆州是军事要地，益州地方富饶。更主要的是，荆州、益州的刘表、刘璋都不是能够守住自己地盘的人物。而且，北方、江东已定，荆州、益州已经是唯一可以选择的用武之地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可见他在隆中的十年中并没有过着真正的隐居生活，正好相反，他对天下大事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野心家，他对当时的时局的分析以及对各个方面人物的了解都非常透彻，这些都在以后的战争中得到了证明。“隆中对”与当年沮授、荀彧不约而同地建议袁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根本的不同。“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有某种“先入咸阳者为王”的意味，三分天下的谋略，则只适合于刘备，尽管刘备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显然，对曹操而言，天下削平净尽，只剩下一个江东；对孙权而言，曹操“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所以他虽然自称“孤与老贼，势不两立”，但也仅限于借助“国险而民附”的地利、人和优势，与曹操分庭抗礼，搞南北朝。换言之，在曹操眼里，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在孙权眼里，中国可一分为二；仅仅因为“隆中”冒出个诸葛亮，才使中国突然出现三分天下的可能。诸葛亮硬是以自己的智能，从魏吴争斗中虎口夺食般地为刘备抢下一片天地。这样，随着诸葛亮走出卧龙岗，一个时代的雏形也此萌生。诸葛亮出山了。他才２７岁呀！
按照今天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梯队建设”），诸葛亮是不可想象的。２７岁，怎么看也只是一介小科长的年龄，而诸葛亮尽管位居丞相是在刘备称帝之后，但他事实上立刻就成为刘备军事集团战略的实际规划者、制度的具体制订者和军国的有力调度者。由于刘备在见到诸葛亮的第一天起就甘愿退居幕后，这使得孔明无需任何能力上的历练和资历上的筛选，便一步到位地成为蜀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也许话题有些扯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通过上面的故事您一定认识到了知人物明时务的重要性，倘若诸葛亮没有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那么刘备也不会重用他，所以如果您目前所在的职位不是很理想，没有关系，也不要不高兴，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放松对周围人和事的了解，知己知彼，自然会“百战不殆”。
第三节 一专多能、文武兼资
我们经常会称赞一些人，“他真是一个多面手！”、“你真是一专多能啊！”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人。即使真的不能，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就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历史上这样的人非常多，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军政大臣，洋务运动先驱，湘军领袖，湘乡古文学派创始人。率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奋战十余年，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攻克天京。曾国藩晋封一等侯，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谥“文正”。
曾国藩从他的曾祖父开始，就定下了“耕读传家”的家风。他自幼酷爱学习，少年就立下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并脚踏实地地予以实施。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他第一次会试落第以后，便作江南之游，沿途拜师求教，书不释手。途经金陵时，所带银两所剩无几，却在金陵书肆发现了一部《二十三史》，如获至宝，他竟将所有的行李和衣物送进当铺，换１００两银子，毅然买下了整套《二十三史》，从此开始养成了终生读史的习惯，“每天点史十页，虽戎马生涯，从未间断一日。”
曾国藩酷爱读书，但他从不读死书，“为读书而读书”。他善于把书中的知识与自己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统军打仗、治理政情民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读书帮他立下了为学之志。他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志”、“识”、“恒”表明了他不甘居于人下的远大抱负。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其次，读书指导他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曾国藩胸怀袒荡、有自知之明，源于他不断地读书学习和勤于思考的品德，读的书多，阅历便自然增长，见识也自然广博，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的得失成败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无疑会对客观地认识自己形成潜移默化的有利影响。以他的修养为例，曾国藩在年轻时期，也是一个锋芒毕露，遇事只讲直爽强硬、不讲忍耐退让的热血人物，因此，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吃亏不少。然而，他在居家守制期间，认真研究了《道德经》、《南华经》，重温了老庄学说，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柔弱胜刚强”的“真理”。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前的言行和过失，以前片面地理解了祖父星岗公“懦弱无刚为大耻”的家训，办事刚强有余，忍让不足。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六月再度出山时，他的为人处世便上了一个层次，遇事讲究变通灵活，忍让大度，为他以后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经过长期观察体验以后，肯定地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也。”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除了在“文”方面造诣很深以外，他在“武”方面也是成就非凡。早在道光２７年（１８４７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他就多次冒险上疏，直言不讳地分析时局，提出培养人才、整饬吏治、训练军队的看法。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可以说是将一“忠”字贯串始终。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最能说明曾国藩敬业精神的是他将一个团练发展成为一支超过清朝正规军的劲旅，并立“盖世之功”的史实。
清王朝建有八旗、绿营两种军队，这是国家的主力部队。允许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保乡里”，“战时也能助一臂之力”，这是办团练的最初宗旨，而有的团练办到最后和土匪一样。团练在清军中的地位最初是不足道的。但是，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朝廷仅任命他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他就认认真真地办起团练来。招募湘勇，组建团队，建章立制，严肃军纪，刻苦训练，他的团练迅速发展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湘军。在精神上，培养了出生入死、为国效命疆场的气质；在习惯上，禁止了吸毒酗酒，抢夺横行的恶习；在技术上，掌握了出阵迎战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培养了一种在战场上同甘共苦，互相支持的团队精神，彻底改变了清军打仗相互拆台，嫉功嫉能的德行。首次血祭出征，虽有靖港之败，亦有湘潭大捷。且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终于攻下武昌，取得了清政府与太平军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曾国藩从咸丰初年出山办团练，与太平军拼死冲杀长达十余年，巡抚、总督之职多次与他擦肩而过，直到咸丰十年才如愿以偿，然而他都能豁达处之。
晚年，曾国藩年事已高，多次上疏辞呈未准，被调任直隶总督。他首先警示自己“为官更当勤苦耐劳”，“勿居高官误国事”，“勿为脑满肠肥之官吏”。同时，他又告诫自己的同僚：“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视国事为家事”是他的终生信仰，并付之于行动，他每天工作、读书、写作到深夜，而黎明即起，终生未有一日间断。勤苦耐劳，忘我地读书治学，行军打仗，治理政务，曾国藩从一个湖南荒山野岭中走出来的布衣郎，成为身居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中兴名臣。他的成功并未走多少捷径，全凭他刻苦敬业的精神奋斗而来。正如粱启超所说“曾文正并非有超群绝能之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且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竟者，其一生得益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也许您会觉得自己怎么能和曾国藩相提并论呢，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一点是您当然不太可能像曾国藩一样，实现他所做的一切，但您要学习的是曾国藩的这种精神，这种不断丰富自己能力的做法，有句俗语叫做“艺不压身”，多学习一些其它的本领，不要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看报纸，您可以学习一下其它部门的工作流程，哪怕是仅仅锻炼一下自己的歌喉，说不定在哪次联欢活动上就能受人赏识。
第四节 不徇私情
为政者最难做到的可能就是不徇私情了。秉公执法，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常常是当权的人最难作出的选择。诸子百家中，后起的法家独树一帜，提倡不徇私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家助秦国统一了中国。自秦孝公以后，先后为秦服务过的法家人物，先是商鞅，后有韩非和李斯。他们主张变革、实行法制的努力，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法制，对于中国政体并不陌生，但法的精神并未成为富于人情味的中国文化的主流，这确也是实情。也许正是由此，后世的人们才格外推崇那些法制的实践者们。中国的为政者不徇私情，不畏暴虐，秉公执法，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作出抉择，是很值得我们现代的人学习的。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曾经说过，对于承诺的赏赐，一定要兑现，否则将会失去部下的信赖。承诺不论大小，如果是“空头支票”，绝对不会产生引发部下积极性的力量。同样，惩罚别人时，也必须严格遵循刑法。要认识到，刑法与私情、仁义是不兼容的。韩非子批评一些领导者对那些违背刑法的人以礼相待，结果导致了禁令不行、国家混乱的严重局面，认为这实际是在破坏刑法、毁灭国家。他举例说：楚国有一个人，大家都称他“直躬”（过于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官府报告。令尹（宰相）命令说：“把直躬杀掉！”令尹的理由是，直躬虽然对君王忠义，是直臣；但却对父亲不孝，是“暴子”，因而该杀。
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子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我一死，就没有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行可嘉，把他荐给鲁君，让他做了官。
令尹把那个“直躬”杀掉之后，楚国就不再出现揭发坏事的人；孔子把那个“三战三逃”的鲁国孝子嘉奖之后，鲁国人就不把投降当成一种耻辱了。上下之利，他们的差别，大到这般程度。一个君主，如把属于“公”的功绩和属于“私”的善行，全都兼施，想藉此为国家带来幸福，势难有成。就是说，刑法的实施，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属于公；而行善、仁慈、孝悌等，只是维持了君主的名声，属于私。而公与私是不兼容的，是对立的。以私损公，想使国家得以治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韩非子强调，领导者在施行奖赏时，不应随意改变；执行刑法时，不应轻易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无论是德才好的、或是德才不好的，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北宋时期的包拯是中国历史上铁面无私的代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故事。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追查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着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从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地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当然，要真正做到处理公事不徇私情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的玄妙只有靠您自己去体会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您这是一项优秀的素质。
第五节 直言敢谏
如果说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是最难做到的话，那么直言敢谏大概就是第二难做到的事情了。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动物，都喜欢听赞扬的话，如果您成天在领导旁边说他的缺点，他肯定会找机会让您难堪。但是，一味地说好话、拍马屁就能行得通吗？如果您总是不敢违背上面的意思，那么万一事情的结果不理想，领导就会想为什么他们开始不反对我呢？谏是要谏的，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先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希望您能学到点东西。
汉文帝时有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２０岁从政，３３岁早逝。生前曾多次向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晁错的老父听说他要削藩，一个人从颖州老家赶到长安，对晁错说：“你在朝廷当政，主张削藩，使皇帝骨肉至亲疏远，引起大家怨恨，你这是为什么？”晁错回答说：“必须这样，否则，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回去后，其父服毒自杀，临死说道：“我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大祸临头。”当时的汉王朝，诸侯王的叛乱已近乎一触即发，此时去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无疑是引火烧身。当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由起兵后，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晁错已死，叛军未退，皇帝情知中计，便加紧平叛，三个月剿清叛逆，严重打击了各地分封诸王的势力。晁错身死，换取的是天下的安定。后世曾评说：晁错是“不善谋身，而善谋国”的贤臣。
韩愈在《诤臣论》中写道，“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意思是说，有官职的人不能忠于职守就要离开职位；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开，不能尸位素餐，无所事事。君子担任了官职，就要尽职尽责，以致杀身。道理还是要以故事来说明为好，看看下面的故事。
一年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去观看溪人捕鱼。隐公的叔父臧僖伯劝阻说：“凡是物品够不上用来演习祭祝和军事这样的大事的，它的材料够不上用来制作祭器和兵器的，国君就不去经办它。国君是引导百姓遵守礼仪法度和器物体制的人。事情不合于法度，器物不合于体制，就会使政治紊乱。紊乱的政治不断推行，这就是亡国的原因。”臧僖伯用礼仪法度和器物体制劝诫鲁隐公行事要合于礼法，以免导致政治紊乱的不良后果。但鲁隐公没有听从他的劝诫，借口视察边境，前往棠地观渔人捕鱼，僖伯的谏言未被采纳，于是僖伯声称有病，没有陪同隐公前往。
鲁桓公二年（公元前７１０年）的夏天，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在太庙中。这是不合礼仪的。臧僖伯劝诫桓公说：“一个君主，要发扬德行，堵塞违背礼仪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唯恐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来教育子孙。现在您把别国的传国大鼎，放在自己的太庙里，这是您自毁德行，树立违法违礼的坏榜样，如果百官都来效法，您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就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而官吏不走正道，正是君王毁灭德行的缘故。当年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何况而今，您将标志违礼作乱的他国之鼎放入我国太庙，这不是更违反礼仪的吗？”桓公对僖伯的意见，置若罔闻。
周朝的内史听说此事，说：“僖伯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因为国君违礼，他不管国君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不忘记自己的责任，不忘记一个臣子对国君应尽的义务，不忘守职尽责做自己份内应作的事，用自己的德行去规劝国君。做臣子的应以他为榜样啊！”
当然，在进谏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窍门。韩非子主张做臣下的应冒死直谏，但他不是让臣下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主张要讲究技巧和方法。也正是这种进言的技巧和方法，才显出进言者的智能。古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富于启迪意义的故事。
宓子贱奉命治理亶父，他怕鲁君听信别人的谗言，碍及他的工作，因此离开京城赴任的时候，向鲁君借了他身边的两个书记，一起到了亶父。亶父的官吏，全都出来迎接伺候，宓子贱就命令两个书记做记录。当书记开始动笔，他就从旁边拉他们的手肘，所以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的。宓子贱就大骂他们的字写得真差。两位书记给整惨了，请求到京城。宓子贱就说：“你们的字，真叫人不敢恭维，赶快滚回去。”
他们回到鲁君那里，报告说：“那宓子贱，存心坑害我们。”
鲁君问：“怎么会？”
“君主，您不知道。他呀，叫我们写字，可又不断在旁边拉我们的手肘，字当然写歪了，他就大骂我们字写得真差。这不是存心坑我们吗？”
鲁君想了想，叹气说：“宓子贱定是以此来谏我了，我可能在无意中，常常阻碍他发挥才能。没有你们这件事，我就要犯大错了。”他派一名亲信到亶父，告诉宓子贱说：“此后，亶父就是你的，凡事由你作主，五年后再向我报告治理的结果。”宓子贱这才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才能。
这个故事记载在《吕氏春秋》上。像这种不用说话便起到进谏之功效的方式，可谓达到了进谏的至高境界。下面的这个故事也是出自《吕氏春秋》。
韩氏在新城筑城，限令十五天内完工。当时的司空（土木工程的负责人）是段乔。由于某个县所负责的工程慢了两天，他就逮捕了负责的官吏，将他投入狱中。被投狱的那个人有个儿子，跑去找封人子高，说：“只有大人可以救家父，请赐我一臂之力。”封人子高答应了。他求见段乔，跟他一起爬到城墙上。封人子高东眺西望了一会，才啧啧称赞道：“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堡。完成这么伟大的工程，实在不简单，您一定会获重赏的。自古到今，还没有人成就这样大的工程，且没有惩罚过一个人，或处死过一个人。”封人子高一回去，段乔当夜就释放了狱中的官吏。在这个故事中，封人子高的一顶高帽子戴到段乔头上，就使他改变了主意，可谓妙极。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可谓数不胜数。古代聪明的进言者在这方面充分表现出了他们卓越的智能和创造力。您读过这些故事以后，是不是也有所感悟呢？一定要敢于向领导进言，但在这里要提醒您的是一定要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要做到随机应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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