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摘要：针对中医是否应该现代化、中医应该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对中医现代化进行思考，并对中西医结合中应该遵守的原则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医现代化不仅没有必要性，而且缺乏可行性，对两种医学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两者在临床实践这个层面的结合。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 ；  宇宙观 ；  文化 ；  科学 ；  中西医结合
　　关于是否应该废除中医、中医是否应该现代化、中医应该如何现代化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清末维新变法时期。随着争论的继续，到建国前后，要求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改良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争论的热点也逐渐由要不要废除中医转变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上面。在这种形势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要求对中医进行改造的政治背景下，国内对中医进行了大量的现代化研究，而研究方法正是民国年间丁福保等人提出的中医科学化的方法。回顾几十年来中医现代化所走的道路，可以发现，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是，中医与西医之间的鸿沟随着研究的深入似乎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关于中医的验证性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中医理论的内核始终未被真正触及，它依然是毫不妥协地、倔强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本色［1］。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站在与几十年前不同的视角对近现代关于中医现代化的争论以及几十年来中医现代化的实践进行一个探讨，或许对于中医今后的发展会有所助益。中医为什么要现代化、中医为什么能现代化？回答不外乎：中医缺乏科学性，应该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改造；中医晦涩难懂，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加工；中医固步自封，发展缓慢，应该给其加入现代科学的因素进而加快发展。中西医两者研究对象相同，可以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笔者从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针对以上观点发表一下自己的肤浅看法。
　　1  中医现代化确有必要吗？
　　1.1  中医的科学性中医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医学缺乏科学性，应该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其进行改造。”香港肾科专家陈文岩在20010303《信报》上曾有以下论述：“病不因人分黑白，岂能脏腑有西中”，进而断言“世界上没有两种医学”，言下之意就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种同时符合科学却又相互矛盾的医学，既然西医是科学的，那么中医必然是不科学的”。中医究竟科学吗？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过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医是否科学似乎并不是其发挥临床疗效的必要条件。在现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保障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重任就是完全由中医来承担的，因此，中医的有效性是勿庸置疑的，完全没有必要由现代科学的理论来验证其“科学性”。环顾四周可以发现，在西方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医学是极少数仍然被广泛认可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传统医学领域更是一支独秀。这是为什么呢？临床疗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命题。中医学的价值决不在于她是否能用现代科学解释，而在于她的治疗价值。“有为才能有位”，我们现在对中医进行研究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她的临床疗效上，而不是对西方科学的刻意迎合。如果非要推敲中医是否科学的话，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回答下面的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科学？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种科学（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种医学）”？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科学。“科学”这个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为“学问”、“知识”。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但由于科学本身受到哲学、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因此，其至今还没有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定义。甚至有人认为，给科学下定义是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科学不是一个能用定义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单一体”。更深入的思考可以发现，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体系具有其局限性，它的发展离不开在一定宇宙观指导下形成的哲学方法（除了宇宙观以外，哲学方法的形成还要受到地理环境、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哲学方法一旦形成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指导人类实践，哲学方法这种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易经》中有非常恰当的表述，“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几乎所有知识的获得，都受到特定宇宙观支配下的哲学方法的影响，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当然也不例外。总的来说，人类历史上所形成的宇宙观不外乎两种，古希腊“天人对立”的宇宙观和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他民族的宇宙观都是介于两者之间，要不从属于古希腊，要不从属于中国，不能自成体系。在古希腊“天人对立”宇宙观的指导下最终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性的文化特征，例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等等。我们日常所指的科学，就是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发展形成的一套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本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的基础假设和理论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事实上，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透露着“天人对立”宇宙观的痕迹。而“天人合一”宇宙观则形成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其特征是追求融合、协调、中庸，中国的哲学文化虽有儒、道之分，但其矛盾远不如西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科学与宗教之激烈（有人把中医学看作唯心的哲学，这实际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误解，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所有中国文化的产生既不完全靠唯心也不完全靠唯物，靠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或者说是悟性）。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这样一种和西方科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可见，当我们沿着知识→科学→哲学→宇宙观这条线索探究到宇宙观这个源头时（表示），就会发现，原来承载人类知识体系的科学并不是没有“国界”的，它至少可以分为中国（东方）科学和西方科学，可谓无独有偶。进一步，既然科学有中西之分，那必然就意味着现代科学（准确地说应该是现代西方科学)并不是绝对的科学，并不能作为评判事物对错的唯一标准。
　　宇宙观在中、西医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天人对立宇宙观→对抗的西方哲学→决定论、元素论→西方现代科学→西医天人合一宇宙观→中庸的中国哲学→取象类比、悟性→中国传统科学→中医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向绝对真理的仰望和逼近”，可见，真理本身并不偏执，那么从属于真理的科学呢？当然也就不能作为判断事物对错的唯一标准。而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本身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一切不符合现代科学的都是错的或“伪科学”的。这是多么偏执的认识！谈到这里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种科学”。答案应该是：人类的知识应该分为两个大的体系，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东方科学）。既然现代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那么西医也就不会是唯一的医学。就是说，两种医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之上的，就像牛顿的经典物理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不仅无法借鉴，而且无法比较。如果非要用西方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来评价中医各系统要素的构成，探讨中医学基本原理的内涵，并确定其定义，认为和现代科学不一致的就是错误的、应该淘汰的话，那么中医必然是处处不科学、处处要被淘汰的。而这正是中医学在现代科学大潮中的处境。应该指出，上述认识实际上是由对科学定义的片面理解造成的。退一步，即使按照达尔文的科学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中医同样是科学的，中西医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疾病这一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的，只不过由于指导思想不同，他们发现的规律不同，形成的理论不同罢了。从西方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医固然难以理解，但是设想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理解西医呢？恐怕也不会容易多少。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医学是现代西方科学以外的另一种科学。中华民族一直应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创立文明及文化，进行着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7世纪前得以领先世界，完全是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获得的。具体到中医学，她正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几千年医学实践的结晶，是真正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经验医学”。在中医科学性这个问题上，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看得十分透彻。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J?E?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大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上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研究医学史也可以发现，当中国医学在世界闪烁其耀眼光辉的同时，限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水平，直到18世纪，西医在许多领域尚不能与中医同日而语（可以思考一下疫苗和抗生素发明之前西医的状况）。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和技师们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这确非溢美之词。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其有效性举世公认，必然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科学没必要也不能够来评判其“科学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
　　1.2  晦涩难懂的中医理论有些人认为中医晦涩难懂，不易领会，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加工。这是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呢？谈到中医难以理解，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中医国际化道路上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诚如上面所言，中医的现代科学化第一没有必要性（因为中医本身是科学的），第二也没有可行性（因为中医与现代科学是无缘的）。因此，中医是否容易理解更加不应该成为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中医难以理解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国学大师南怀谨曾经讲过，“中国医药，既云渊源于道家，而道家又以精微博大著称，其学术自当别自高明”，这是中医学难以理解的客观原因之一。中医学难以理解还可以从其形成过程中找到原因。与现代科学采取实验的方法不同，中医对悟性要求极高，而悟性的获得不仅要求有扎实的功底，丰富的临床实践，对学问一种思索、质疑、辨证的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一种天分，可遇而不可求，这一点在文学、体育、音乐、美术等领域表现的非常突出。因此，可以这么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学习中医，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好中医，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讲究师徒相授的时代，名医们选择弟子的标准非常高的原因。中医为什么不好理解？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点有关。中医难以理解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那就是认知习惯。从甲午战争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占领中国人思想领地的已经由一百多年前的传统道家、儒家文化变成了现在的西方科学文化。有人把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称作“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徒有中国人的黄皮肤，思想却是西方的。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否认自己是“香蕉人”呢？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于中国的经典学说，而如今我们从小学开始所接触的就是西方的数学，西方的物理，西方的化学，上大学以后所学的又是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生物学、西方的医学，更有甚者，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也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这些中医经典列为了选修课目。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西方科学要比中国的传统学说容易理解得多。这就造成了我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代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想理解中医当然会有困难。中国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外国人了。但如果仅仅因为怕外国人不理解进而影响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对中医进行现代化改造，就不惜破坏其灵魂的话，那显然有削足适履之嫌。此外，中医难学也有主观上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现代人的浮躁心理、现代人的急功近利心理，大家只喜欢作一些吹糠见米的事情，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愿意静下心来感受中医，领悟中医呢？且让我们看一下古人是怎样来学习中医的。还是南怀谨先生的话，“古之习医者，必以《内经》《难经》二经为初基，再次而研习《伤寒》《金匮》《本草》《脉诀》，然后博通群籍，融会诸学，方可以言医。” 此外，清代著名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也讲到：“其操术不可不工，其处心不可不慈，其读书明理，不至于豁然大悟不止；历今三十载，殊觉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总之，中医难以理解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如果仅仅因为不容易理解就将其视为陈腐朽败不经之学，将欲尽弃而勿论之的话，岂非“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之举？
　　1.3  发展进程方面中医与西医的巨大差异发展缓慢是中医学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后，中医始终在自问“往何处去”，相比之下，西医在近代的发展似乎无须多问，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西医已经发展出了核医学、激光医学、分子医学……，西医研究的许多分支甚至已经达到了触动传统伦理的地步。与西医相比，中医的发展确实是显得缓慢许多。但是中医学并不是一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学问，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皇帝内经》到《难经》到《伤寒》再到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温病学派，可以说，中医始终处在一个返本开新的创造过程之中，即使到了近代，著名中医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同样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第一次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解剖学）血肉的五脏”，可谓一语中的，让后来的中医学家们脱开了中医脏腑解剖是否有误的纠缠，发展了临床有用的脏象（藏象）学说。那么为什么中医就不能象西医那样迅速发展呢？我认为这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文化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形成的现代科学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时代性非常鲜明，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文化，真可以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中医本身作为一种哲学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他是一种非线性发展的文化。以文学为例，你能要求宋朝的文学家一定要写出李、杜一样卓绝的唐诗吗？当然你也不能要求元朝的文学家在词的创作上与苏轼、柳永平分秋色。此外，在音乐、美术等等领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是说，这种文化并不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后人未必超过前人。这是由这种文化的发展特征决定的。他们不像线性发展的现代科学文化，他们的发展特征是非线性的，当一个发展的高峰出现后，可能要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才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高峰，并且这个高峰的峰值也未必一定超过前者［2］。就中医理论而言，千百年来的实践表明，早在两千年前《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成书时就已经达到了一个足以令后人叹为观止的高度。确实，西医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可以说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革，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形势下，关心中医发展的人更加需要保持稳定的心态，更加需要认识到，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他们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考虑到中医学的发展特征，笔者认为，中医学目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大跃进式的科学化，而是继承与发扬。正如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裘沛然教授所言：“发展中医，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笔者坦言，在了解中医药之前，曾经做过两年中药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中药现代化的研究如此不合理，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情形大概也不例外。因此，在谈发展中医之前，首先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对中医的理论知识究竟掌握了几分；中医的真正水平在哪里、在古人那里还是在自己手上。在中医发展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一定要明确，发展的前提不是抛弃，而是继承。中医的发展必须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进行。如果先哲大医们留下来的经典理论仍然能够指导现在的临床实践的话、如果中医的理论尚未真正落后的话，我们为什么非要不惜破坏其精髓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而不去继承呢？
　　2  中医现代化确实可行吗？
　　2.1  两种医学在理论与治疗理念上的差异支持中医现代化的学者普遍赞同这样一个观点： 中西医两者形式虽然不同，但中医与西医都是研究疾病的科学，因此他们必然是可以相通的，可以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确实如此吗？我们从两种医学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手段两方面来进行一个比较。两种医学的最终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治疗疾病，但是两者理论的着眼点并非完全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两种医学的研究层面上，这一点是很多学者讨论过的。中医是整体观，西医是还原论，这是一个较为一致的认识。所谓还原论就是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功能还原为结构，把上一层次的“现象”还原为下一层次的“原因”。这是现代西方科学的根本研究方法。而中医学则是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把握，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感性与理性结合，通过“取象类比”的方法形成自身理论体系。因此，与西医强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不同，中医学所反映的是机体整体的特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之间的对话，他们实际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辩证法认为，“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因此，把中医这一反映整体特征的体系机械地还原为部分的话，其必然是要以中医学的整体属性为代价的。而中医学的优势、中医学的灵魂正在于他的整体特性，正是因为中医从整体的层次来把握人体的阴阳运动，所见者大，又从整体层次来调节人体的阴阳运动，所扼者宽，所以才能够忽略黑箱的内部结构而做到“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比如中医学所讲的胃阴虚，他是反映客观存在于整体层次的“证”的概念，而中医所说的“证”也仅仅在整体层次才存在，是整体所特有的属性，中医师自然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对之进行把握。而用西医学插入胃镜的方法你可以观察到胃阴虚吗？不能。这绝非是技术的缘故，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体与器官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整体的属性在还原的同时已经被破坏了［3］。以此类推，整体与器官之间的差异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从细胞或基因水平来对“胃阴虚”进行还原了。再考虑到中医所讲的胃、肾等器官并不等同于西医所理解的实体器官这个因素，对中医理论进行还原似乎更加给人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而另一方面，这种还原还要以葬送整体属性这个中医的灵魂为代价，实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违发展中医的初衷。我们再看两种医学的治疗手段。西医学在他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主要手段是，“找到致病因子，然后用一种药物或手段把它控制住”；中医学的主要手段则是“以药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中医学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腠，其气必虚”，就是说在正常的状态下，你如果处在阴平阳秘的状态，就是阴阳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即使是遇到了致病因子的影响，你也未必得病。但是如果你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使你自身的正常状态被打破，你就赋予了致病因素生存发展的条件，它就要危害你了。因此，中医看病首先不是考察致病因子，而是首先辨别阴阳，看阴阳是否平衡，这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理念。中医认为，“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中医学就是利用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改善人体的阴阳环境，使你被破坏的环境得到修复，让致病因子赖以生存的条件被破坏掉。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常用的方子包括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和《金匮要略》的方子，这是两千年以前的方子。为什么两千年以前的方子到现在还有效呢？因为中医治的是“人”而不是“病”，两千年来细菌病毒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但是人体本身并没有多大变化。正因为如此，两千年前用的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现在依然有效。笔者曾对麻杏石甘汤进行体外抑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其任何成分的水提物或醇提物对细菌均没有抑制作用。就是说，对于肺炎的治疗来说，从中医的角度看，这味药可以清热解毒、宣肺祛痰、止咳平喘，起到治疗效果，而在西医那里，这味药却缺乏实验室证据，可以认为是无效的。中西医治疗理念、治疗手段的差异可见一斑。当然，中医也有对病的认识，西医也有对整体的研究，但是总的来说，中医学更多的是研究“人”，而西医学更多的是研究“病”。他们的研究对象怎么会完全一致呢？笔者发现，这是进行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学者普遍忽略的一个问题。而这恰恰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道德经》的首句是“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本意就是“途径”，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西医与中医对疾病的治疗既然是通过不同的“道”进行的，并且他们的理论层面又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就具有了天生的不可通约性，就像不能够用篮球规则来裁判足球比赛一样，强行使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研究实在是“不相为谋”之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人类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余岩、丁福保等开始对中医理论提出质疑开始，国内关于中医是否科学、中医是否应该科学化、中医应该如何科学化的争论就时有反复。可以说，中医的现代史就是一部争论史、衰落史。因此，笔者愿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关于中医如何发展的争论会是一个终结，愿望中医界能够早日达成共识，摆脱“科学情结”，还中医本来面目，确保中医内核的完整性与纯洁性，让中医走自己的路，为中医提供一个真正适合其继承发展的学术环境。
　　2.2  一个可行的办法――中西医在实践层面的结合中西医结合是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课题。与中医现代化的提法相比，中西医结合的感情色彩似乎更加缓和一些，因而也更加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之一。然而，半个世纪来的中西医结合其实质与中医现代化并无不同。两者都是以科学的名义，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医实行的“和平演变”。它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医的思维方式，使得许多中医师在临证之际，不知不觉陷入了西医的思维模式，比如“以方套病、废医存药”等等，完全脱离了中医辩证论治的原则，使中医在学术上的精髓及特色丧失殆尽，变得名存实亡！因此，有人把中西医结合看作是中医误入歧途的开始。中西医究竟能够结合吗？应该在什么层次结合呢？如前所述，既然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难于逾越的鸿沟，那是否意味着两种医学就可以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了呢？果真如此的话，笔者认为，将是两者各自在医学上的卸责。中西医虽然在理论层面上不可通约，难以对话，但是在实践层面上，由于药物的作用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反应，中西医还是可以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提高疗效的。需要声明的是，与长期以来国内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不同，这里所指的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融合，更不是中医加之于西医或西医加之于中医，这里面不存在体、用的关系，纯粹是两种医学在临床治疗上的结合。在中西医的临床结合方面，21 世纪的第一场瘟疫 SARS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面对这个陌生的疾病，中西医各施所长，在临床上紧密配合，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2003-05-18，新任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探望“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的临床研究”项目组时发表讲话：“非典”是一个全新的疾病，现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手段，西医与中医都在摸索，希望通过这次工作，摸索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规律，这是对中西医结合极为慎重、清醒的提法。笔者认为，这种在实践层面进行的结合互补正是中西医能够进行也是很有必要进行的探索，也应该成为中西医界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王振华. 走出求同的怪圈－中医现代化可能性的质疑［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 (5):18.
　　［2］  刘力红. 思考中医，第 2 版［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2.
　　［3］  匡萃璋.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学的还原化［J］.江西中医药, 2001,32(2):7.
　　［4］  区结成.当中医遇到西医［M］.中国香港：三联出版社，2005：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