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黑暗的一面

科学——黑暗的一面  

2011-08-10 07:13:10|  分类： 《救命饮食》 |  标签：坎贝尔  博士  混淆黑白  致癌物质  阴谋诡计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为什么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信息?
　　人们听到将饮食习惯转向素食的科学信息时，经常觉得难以置信。“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怀疑地说：“为什么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东西?事实上我所知的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我所知道的是牛奶有益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摄入更多的肉制品以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癌症和心脏病都是遗传决定的。”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而在本章中，我就要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详细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信息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是怎样传播给大众的。
　　正如你即将读到的，这种情况是由于所谓的“黄金法则——即游戏规则是由有钱人制订的”造成的。企业界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影响力也十分深远，更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但如果美国人将饮食方式转向素食，它们就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它们的财务兴旺依赖于对公众营养和健康意识的控制。就像任何大型工商企业一样，这些食品药品企业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们的利润和股东的利益。
　　你可能以为这些企业在偷偷地收买研究人员，捏造数据;向政府官员行贿;或是从事其他非法活动，很多人愿意听信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但实际上，维持当前这些强大的利益通常不需要从事任何非法活动。据我所知，企业不会收买学术专家来捏造数据，也不会向政府官员行贿，或是做其他肮脏的地下交易。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比大家想像的要更糟糕。
　　整个社会体系，政府、科学界、医疗界、工业界、媒体都将利益置于健康之上;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比大家想像的要更糟糕。都乐于鼓吹技术进步而不是宣传食品的营养价值;都在混淆信息，而不是澄清事实。多数混淆公共营养信息的行为都是通过合法的、公开的手段实现的。而且这样的信息也是由那些动机良好信誉卓著的专家学者、政治家和新闻从业人员所发布出来的。这个体系最具破坏性的一面并不是充斥着种种耸人听闻的黑幕，让人情绪为之激动。实际上，即使有这方面的行为，通常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面对的真正敌人是一个沉默的对手，很少有人能看到他的真面目，更罕有人真正理解他。
　　我个人在学术界的经历就是这个体系的真实写照。从我的经历中，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个体系能够混淆黑白，以及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提供的种种真知灼见。在下面几章中，我将把这个体系的种种问题按照科学界、政府、工业界和医疗界的分类方法一一揭示出来。但是，就像你很快看到的，几乎不可能完全将科学界游离于政府之外，不可能将政府从科学界当中分离出去，也不可能将政府与企业界完全分开，这是个盘根错节、互相关联的整体。
　　                                                        科学——黑暗的一面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住在弗吉尼亚州布莱克堡外一个山谷中。我家里人经常去探望住在不远处的一位退休的农场主——金西先生。他总给我们讲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段时间，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溜到他家的阳台上，听他讲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和当年土豆病虫害的一个大骗局有关，非常有趣。
　　金西先生说，在他种地的那个年代，杀虫剂还没有发明出来。他回忆说，如果土豆遭到病虫害的话，他只能手工把这些虫子一只一只地拣出来杀死。有一天，金西先生在一本农场杂志中注意到一则广告，这个广告宣传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针对土豆病虫害的杀虫器，五美元一个。尽管五美元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一笔小钱，但是金西先生认为，一只只地消灭土豆害虫太麻烦了，这一点投资是完全值得的，所以就汇款购买了一个。不久，他收到了所谓的土豆害虫杀虫器。打开包装，他发现了两块木板和一份简短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只有三行字：
　　●拿起一块木板。
　　●将土豆害虫放在木板的平面上。
　　●然后请拿起第二块木板，紧紧地挤压，压死这只虫子。
　　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以及无法无天的欺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开端，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疯狂的敛财。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当中，恐怕没有哪个领域比得上医疗卫生领域更容易遭受欺诈;没有几种人生经历能比早年失去健康让你更强烈地感到那种切身的痛苦和折磨。患者愿意相信并且去尝试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和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恰恰是这种心理导致患者成为所有消费者中权益最容易被侵害的一类。
　　此类卫生丑闻的一个经典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当时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个骗局。这个丑闻的主角是一种癌症的替代性治疗药物，名叫扁桃苷制剂。扁桃苷制剂是从杏仁中提取的一种天然化合物。如果你患上了癌症，而且在美国接受的治疗不成功的话，你可以考虑去墨西哥的提光纳。《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斯维亚?多顿的故事，她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53岁的妇女，刚刚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治疗方法，试图控制已从卵巢扩散到淋巴系统的晚期癌症。她的朋友和教友都告诉她和她的丈夫说，这种使用扁桃苷制剂的治疗方法十分有效，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效果犹佳。《邮报》的这篇文章引用斯维亚的丈夫的原话称：“当地至少有十几个人，都是癌症晚期患者，本来已经被告知准备后事了，但是使用了扁桃苷制剂后，他门不仅都恢复了健康，而且有些人已经可以打网球了。”
　　但是，使用扁桃苷制剂治疗癌症的方法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有些医疗界的专家认为，动物研究已经证明扁桃苷制剂对于癌症并没有什么治疗效果。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决议限制扁桃苷制剂的使用。但这种限制措施恰恰催生了美墨边境南部诊所的蔓延，其中在提光纳的一家非常著名的医院一年大概要治疗“2万名来自美国的患者”，斯维亚?多顿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不幸的是，扁桃苷制剂治疗法对她并没有什么效果。
　　扁桃苷制剂只是20世纪70年代众多保健替代产品中的一员。根据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统计，美国人每年花费在补充剂和饮剂的开销多达10亿美元。这些药品无一例外都宣称具有神奇的效果。其中包括泛氨酸，泛氨酸曾一度被夸张地认为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被发现的维生素，其效果被夸大到几乎无所不能。还有各种各样的蜂蜜营养品，以及其他的补充剂，例如大蒜和锌。
　　同时在科学界内部，各种各样的健康信息越来越多，特别是有关营养的信息开始层出不穷。1976年，在国会议员乔治?麦肯尔?戈文的召集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饮食建议报告。报告中建议减少摄入高油脂的动物性食物，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因为水果和蔬菜对预防心脏病有好处。因为这份报告的第一稿将心脏病和膳食联系起来，引起了一片哗然。各方对此报告的反响和争议极大，以致该报告发表之前不得不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麦肯尔?戈文告诉我，他和其他5位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在1980年的连任竞选中失败，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们选择了与动物性食物加工业作对，而受到了这些行业组织的抵触。
　　在20世纪70年代的晚期，麦肯尔?戈文的报告终于成功地推动了政府，使后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官方膳食指南。这份膳食指南中所传达的信息和麦肯尔?戈文委员会的报告非常相似。几乎在同时，政府部门内部公开进行了大规模的辩论，辩论食品添加剂是不是安全，还有糖精会不会致癌。
　　                                                            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晚期是我职业和人生飞速变化的一个时期。1975年，我结束了在菲律宾的项目，回到康奈尔大学，并接受了该大学授予的终身教授职位。之后，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科学研究实验。早年我在菲律宾进行黄曲霉毒素与肝癌关系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见第二章)，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而后续针对营养素、致癌物质以及癌症之间关系的研究(见第三章)也开始吸引全国的注意力。那时，全国只有两三家实验室在进行营养与癌症关系的基础研究，我负责其中一家，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从1978年到1979年，我从康奈尔大学申请了一年的年假，到马里兰贝塞斯达全国营养活动中心工作。组织者是美国联邦试验生物医学联合会(FASEB)，这个协会由6家单独的研究协会联合组成，分别是病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营养学、免疫学和生理学协会。FASEB负责资助该协会的联席年会，最多的时候曾经有2万名科学家参加这个年会。我是其中两个协会——营养学和药理学协会的会员，并且积极参与了美国营养协会(现在称为美国营养科学协会)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是出任其中一个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按照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合同约定，负责调查营养素补充剂的潜在健康危害。
　　在该委员会任职的同时，我也受邀参加了一个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在FASEB与国会之间进行公共事务协调。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国会活动施加影响，并且代表我们科学学会的利益与法律政策的制定方进行沟通与协调。我们的主要工作包括：审核各种政策、预算和职务声明，与国会工作人员进行会晤，并且在庄严肃穆的国会会议室里进行各种会议。每次去那里开会，我都有种身处科学决策大本营的感觉。
　　代表营养协会参加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自己必须先明确：究竟应该怎样定义营养学。其实这个问题比你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有很多科学家致力于应用营养学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的是人和社区;我们也有医生致力于分离食物成分，但目的是将此作为药物应用;还有些研究学者，他们所谓营养学的研究对象是分离出来的单细胞和实验室鉴别出来的化学物质;我们甚至还有成员认为营养学研究的重点除了人，还应该包括畜牧业的牲畜。所以，营养学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澄清这个概念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普通美国人看待营养学的观点要更为复杂和混乱，消费者经常被各种各样所谓的时尚饮食唬得晕头转向，沉迷于各种营养补充剂的所谓奇效以及各种来源的膳食指导——无论这些建议的出处是营养学书籍，还是政府官员。
　　1979年晚春的一天，我正在机械地重复着日常工作，FASEB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利斯给我打来了电话。这位主任的职责是协调国会联络委员会的工作。
　　艾利斯通知我在FASEB内的美国营养研究协会下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问我对此是否感兴趣。
　　“这个协会的名字是公共营养信息委员会。”他告诉我说，该委员会的一项职责是确定哪些营养学建议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比较可靠，然后将这些建议传达给公众。
　　“当然，”他说，“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将要做的事情，和你以及我们现在在公共事务委员会进行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同意。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愿意让你加入这个委员会，作为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代表。”他说。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参加这个委员会意味着我有机会去聆听营养学界那些“大师们”的学术观点。而且根据其组织机构来说，这个委员会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公共营养信息的“高等法院”，其可能发挥的一个作用是：识别各种各样营养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