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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用人一二三(1)

 处处春常在 2011-10-03

唐太宗用人一二三

  唐太宗重视人才,但他并不滥用官吏,相反,他一直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方针。他认为用人得当是最关键的,就算是官员数量少,只要得人,照样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如果任用无能之辈,人再多也只能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毫无效率。因此,他也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曾经调整全国行政区划,以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并且削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否定了吏部提出的内阁编制七千余人的奏议,命“精官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太宗还下令在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唐太宗注意让官吏各司其职,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派御史“训察百官”,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员每日出勤要“点检”,就相当于今天的签到,一次点检不到的就要被笞刑十下。各级官员经办事项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的诏书一旦确定下来,必须当日颁行,不得“稽缓”,违者受罚。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唐太宗也注重官吏的年轻化建设,积极完善退休机制,鼓励年老体弱的官员退位让贤,给干练的年轻官吏锻炼的机会。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同时,为了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各个地方官的经历,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
  唐太宗特别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他和魏征的故事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魏征原先是太子李建成的智囊,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将他收在了自己手下,而魏征进谏的故事就数不胜数了。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个珍奇的鹞子,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一次正在玩赏的时候正好被魏征碰到了,唐太宗赶紧把鸟藏在袖子里。魏征看到了,但是装着没看见,只是一个劲地说事情。唐太宗心里着急,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几次要结束话题,都被魏征纠缠下去。等到唐太宗袖子里的鹞子不动弹了,魏征就告退回去了,唐太宗赶忙拿出鹞子一看,早闷死了。魏征老是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毫不顾及唐太宗的情面,一次惹得唐太宗拍案大怒,但是魏征面不改色,依然慷慨陈词,毫不退让。唐太宗回到后宫就破口大骂魏征,说那个乡下老头子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一定不放过他。那长孙皇后是一个贤惠的人,一听这话,马上换上朝服庆贺唐太宗有一个贤良的大臣,提醒了唐太宗,使之转怒为喜。
  张玄素也是一个敢于进谏的大臣。有一次,唐太宗想修建一些宫殿,张玄素就上书劝谏他,并且言词激烈,说现在民生凋敝,天下亟待恢复,你修建宫殿是在劳民伤财,比隋炀帝都过分。唐太宗一听大怒,就说,我还不如隋炀帝?那比桀纣总好一些吧。张玄素也毫不客气,说你要是这么下去,离桀纣的命运也就不远了。虽然说得很难听、很刺耳,但唐太宗知道这话还是为自己好,于是就采纳了意见,停止修建宫殿。
  唐太宗不仅善于纳谏,还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唐太宗也经常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或者组织大臣进行辩论,从而听取正确的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征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德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按照功绩授予官爵。他大封功臣的时候,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与长孙无忌等五人列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一些皇亲国戚,因为没有进入一等功臣之列,而口出怨言,以为房玄龄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其中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闹得最凶。对此,唐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并且指责李神通说:你虽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你虽是皇族贵戚,但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屠杀有功将领,常对高祖心怀不满。但是你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现在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赏罚两种而已,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莫及。二人听罢,出了一身冷汗,当即表示悔过自新,争功风波也自然得到平息。唐太宗为了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和礼遇,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令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体现了唐太宗对人才一视同仁的胸怀。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他的用人自有一套。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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