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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名家名篇名著魏晋南北朝(二)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出身于谢姓大族，因幼时寄养于外，故小名客儿，又称谢客。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爵康乐公。入宋降爵为侯，任散骑常侍。少帝时，因“非毁执政”权臣，出任永嘉太守。不得志，辞去官职，隐居会稽，游山玩水。文帝即位，征为秘书监。后为临川内史，因谋反而被杀。少好学，博览群书。诗作成就在于开创山水诗派，开拓了诗感的表现领域，扭转玄言诗风，对后世诗影响极大。代表作有《登池上楼》《游南亭》《登江中孤屿》《岁暮》等。明人辑有《谢康乐集》，近人黄节的《谢康乐诗注》较为详备。 《登池上楼》诗歌。谢灵运的著名诗篇。谢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抵达永嘉后，他患病卧床，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见痊愈。当早春的阳光赶走了严寒，他登上楼眺望，不禁感慨系之，而作《登池上楼》。这首诗以潜伏的虬龙和高飞的鸿雁起兴，归结到离群索居的感伤，其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常为后人称引。诗作抒发了官场失意的牢骚，写出了登楼所见的明媚春光，表达了诗人触景伤情，游子思归，决定隐居的情绪。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失意贵族复杂的内心世界。诗中写景纯用白描，清新自然。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著名文学家。宋宗室，武帝时袭封临川王。又任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职，官至南充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爱好文学，招纳文士。撰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过江诸人》笔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中的一篇。文章描写了一个宴饮场面，反映了东晋时期部分南下士族官吏在国破家亡后的思想情绪。东晋王朝建立后，中原世族纷纷南迁，他们每逢暇日，相邀于新亭（今南京市南）饮宴，慨叹北方广大土地被少数民族贵族占领，相对流泪，希望有朝一日能“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文字简洁精炼，形象生动。篇幅虽小，寓意深刻。“新亭对泣”成为后世诗文中常用的典故。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人。南朝宋杰出诗人。出身贫寒。曾因献诗临川王刘义庆而得赏识，历任秣陵令、中书舍人。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子顼谋反失败，鲍照为乱兵杀死。鲍照以诗著称，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诗在艺术形式上，长于乐府，尤工七言，感情强烈奔放，音节激昂顿挫，富于浪漫色彩，诗风俊逸，对唐代诗人李白、岑叁等影响颇大，在七言歌行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代出自蓟北门行》诗歌。鲍照的五言乐府诗的传诵名作之一。写出征军人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北方发生边警，朝廷派军队抵御敌人，保卫边疆。战士们一路行军，风雪交加，沙砾飞扬，艰苦异常，表现了战土为保卫祖国视死如归的决心。构思奇险，格调悲壮，节奏急促，笔力苍劲，描写生动，对唐代边塞诗派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拟行路难》诗歌。鲍照的一组代表作，共18首。拟是摹拟、模仿的意思。鲍照的18首《拟行路难》不是一时一地所作，主要是写他对门阀士族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感到愤慨不平的感情，思想内容广泛而深刻，情调悲愤，词气慷慨，句法长短错落，变句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能自由换韵，变化有致，诗句奇特瑰丽，是一组非常杰出的乐府诗，为七言歌行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南朝梁文学家。历仕宋、齐、梁三代。梁时位至金紫光禄大夫。少孤贫好学，以文辞闻名。晚年才思衰退，时谓“江郎才尽”。其诗善于模拟，颇重雕饰，缺乏艺术独创性。作品有《杂体三十首》《别赋》《遂古篇》等。后人辑有《江文通集》，注本以明代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较详备。 《恨赋》辞赋。江淹的代表作之一。其主题和题材很新颖别致。写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将相、英雄烈士、美人高士“饮恨吞声”而死的情状，取材和汉魏以来咏史诗传统非常接近，在构思上和他拟古的《杂体诗》有接近之处。笔调精美，寄托深沉。 《别赋》辞赋。江淹的代表作之一。写从军边塞的壮士、感恩报主的剑客、服食求仙的道士、桑中陌上的情人等不同身份的人们“黯然消魂”的离别。取村构思与乐府的代言体相似。艺术技巧颇高。这篇骈赋文辞富丽高华，熔铸《诗经》《楚辞》乐府古诗的词语句法，能做到浑成无迹，言约意丰，音韵既铿锵优美，句法又错综变化。本文还善于在篇中插入富有诗意的白描，使全文映照生姿。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朝齐文学家。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博学善文，不喜世务，性喜山水。其骈文佳作《北山移文》，文辞工丽诙奇，尖刻泼辣，嘻笑调侃，为后世广为传诵，其诗成就不高。明人辑有《孔詹事集》。 《北山移文》骈文。孔稚珪作。文章假托北山神灵责备周子。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先隐后官的人物，他们贪图禄位，言行不一，隐居时道貌岸然，得到征召时丑态百出，深刻揭露了假隐士的虚伪情态。文章构思巧妙，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和拟人的表现手法。语言精炼华美，形象生动，讽刺辛辣有力，同时富有抒情意味。 陶弘景（456—536）南朝梁文学家，医学家，道教学者。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宋末为诸王侍读，入齐为奉朝请。梁时隐居句曲山，礼聘不出，朝中每遇大事，武帝无不去咨询，时人称“山中宰相”。卒年八十一，谥为“贞白先生”。好道，爱山水，长于骈文，存诗5首，以《诏向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寒夜怨》较有名。另有《真诰》《本草经集注》《合丹法式》等著作。明人辑有《陶隐居集》。 《答谢中书书》书信。陶弘景的传育写景名作。是回答谢征的信。信中描绘了他隐居的句曲山一带的山水之美。这篇骈体文用直叙白描的散行句子较多。风格简淡清新，没有浮艳气息，富有诗意。可与二谢山水诗比美。（徐功瑾） 谢脁（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齐著名诗人。与谢灵运同族，时谓“小谢”。“竟陵八友”之一。曾任宣城太守，故世称“谢宣城”。后为人构陷，下狱而死。曾与沈约共创“水明体”，是永明新体诗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长于五言诗，其诗平仄协调，对仗工整，开唐律诗绝句之先河。常为李白、杜甫所称道。现存诗200余首，颇受谢灵运、陶渊明的影响，多写山水景色，是著名的山水诗人。明人辑有《谢宣城集》，近人郝立权《谢宣城诗注》较完备。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歌。谢月兆一首山水诗名作。诗中抒发诗人登山眺远时的思乡之情，描绘春光明媚，花开满甸，暄鸟争飞，静江如练的美景，一洗六朝绮靡之风。谢脁的山水诗和谢灵运虽然风格近似，但较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明丽而无迷离弊病。其中“余霞散成绩，澄江静如练”二句是历来人们传诵的佳句。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南朝梁文学家。少有才名。南齐时为太学博士、大司马行参军等。梁时任中书侍郎、永嘉太守、司空从事中郎等职。其骈文佳作《与陈伯之书》，流传甚广。其诗辞采华丽，对仗整齐，存诗10余首。明人辑有《丘司空集》。 《与陈伯之书》书信。丘迟作。广为传诵的骈体书信。齐、梁时曾先后任江州刺史的陈伯之在公元502年起兵反梁失败后投降北魏，官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公元505年，中军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陈伯之领兵抗拒。萧宏命记室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他投降。“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信中不仅晓之以理，而且动之以情，既义正辞严，又娓娓动听，是六朝时期一篇比较优秀的骈体文。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历来人们传诵的名句。 吴均（469～520）字叔库，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出身贫寒，好学而颇有才学。曾任奉朝请。精通史学。其文工于写景，以小品书札见氏。如《与朱元思书》。时人仿效其文体，称“吴均体”。其诗多为赠别，酬答之作。格调清丽、音韵和协、语言明畅，有民歌气息；用典恰切，无堆砌之感。今存诗140余首。其中《赠王桂阳》《咏慈姥矶石上松》《行路难》《咏宝剑》等较著名。明人辑有《吴朝请集》。另有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 《与宋元思书》书信。吴均的骈体文书信的名篇。是写给他的朋友宋元思的一封书信。吴均善写山水。此文工于写景，清新俊逸，艺术成就较高。作者在信中描绘了浙江富阳至桐庐一带富春江上的景色，水之清急，山之高寒，鸟鸣嘤嘤，猿叫无绝。形象生动，亲切感人。是六朝时书信体山水小品中的杰作。 刘勰（约465～520前后）南北朝梁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原籍山东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刘勰幼年丧父，笃志好学，因家贫，无力婚娶，依靠沙门僧祐，住在佛寺。经历十多年后，他精通佛教经论，并深入钻研了儒家经典，对孔子学说异常佩服。30多岁时，写成37000多字的《文心雕龙》，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成为一部杰作，为我国的文学批评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和讨论创作的第一部专著，刘勰作。《文心雕龙》分上下两编，每编25篇，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总序五个部分。其中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做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及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探讨，也是全书的精彩部分；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说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书内容广泛，各部分之间互相照应，首尾一贯，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有很大影响。 钟嵘（？～518）字伟长，颍川长社（今河南省许昌县）人，是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评论家。齐时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后，曾上书言事，对当时官僚互相勾结，贿赂公行，予以有力抨击。于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写成文学批评专著《诗品》，向专讲声病、用典用事等贵族化文坛的歪风，展开了尖锐斗争，对诗歌发展走向正确道路，起了直接推动作用。标志着我国古典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高峰，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品》文学批评专著，钟嵘作。品评了从汉到梁122名作家的五言诗。根据122名作家的不同成就，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每品之中，又略依时代先后排列，并对每一位作家作了简要评价。《诗品》的卓越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有四点：第一，它指出诗的产生是由于客观的感召和刺激，着重阐述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对文学创作的关系；第二，它认为文学遗产的继承，在于精神面貌，不在于形式模拟；第三，它批判了当时用事用典、繁密巧似和官商声病的现象，提出了使用词语要“自然”，语言运用要“口吻调和”的正确目标；第四，它提倡“建安风力”，批判“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提出了诗的“滋味说”。《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唐代的司空图、宋代的严羽、清代的王士祯等人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它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郦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南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曾任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少年时就有“访读搜渠”的兴趣，好学不倦，“历览群书”，有关古代地理的书，如《山海经》、《禹贡》等都仔细阅读，著有《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等。但流传下来的只有《水经注》一书。为给水经作注，共引古书达400多种，他还亲自实地调查，寻访古迹，追源溯流。充分反映了他治学态度的谨严。 《水经注·江水》散文。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中专门记叙长江的篇章（见《水经注》第三十三卷至三十五卷）。《江水》从长江上游的岷江写起，以长江主流为线索，依次介绍了长江流经的地域、沿途汇入的支流、各地的自然风光和许多与长江有关的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神话传说、民俗、谣谚、物产等。其中尤以三峡风光描写得最为生动出色：群山的高插云霄，江流的回湍危险，三峡的四时异景，行旅的惊心动魄等，都写得绘声绘色历历在目，给人以很高的审美感受。作者深寓爱国思想，并赋予地理志以浓厚的文学意味，形象生动，语言精练，用词恰切，是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太子，死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崇信佛教，提倡文学，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曾为陶渊明作传和编集。著有《文集》20卷，《正序》10卷、《文章英华》20卷，都已失传。他在东宫时曾招集文学之上编集《文选》30卷，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辑有《昭明太子集》。 《文选》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招聚文人共同编订，世称《昭明文选》，30卷。收录了周代至六朝七八百年间130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作品700余篇，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大致具备。书中选骈文特多，不选六经诸子，史书也只选论赞，并严格区分“文”、“笔”，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倾向。《文选》原30卷，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注释，并重分为60卷，注文中搜集资料颇多，极为精详。开元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之合注，称“五臣注”，不及李善注的精细。后人合两本为一，称“文选六臣注”。李善注以清代胡克家刊本为最佳，附有《考异》10卷。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人，北朝著名诗人和辞赋家。出身贵族，梁时任御史中丞、右卫将军。幼聪敏，博览群书，15岁作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19岁作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后奉命出使西魏，被留在长安，后又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位虽高，心里却非常痛苦，常常怀念故国，但北周惜才，不肯放还，终于老死在北方。诗辞分前后两期，前期所作宫体诗，多是色情内容的作品和形式崎艳、内容空洞的奉和、应制之作。后期因生活、思想的变化，诗赋内容风格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多述故国之思，漂泊之感。《拟咏怀》27首是他这一时期生活、思想、感情的反映。另外，他的五言新体诗《寄徐陵》等暗合了后来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他的七言诗《乌夜啼》等是唐人七律、七绝的先驱。后人辑有《庾子山集》。 《拟咏怀》五言诗。共27首。庾信模仿阮籍的《咏怀》而作。阮籍的《咏怀》共82首，写了作者在改朝换代之际内心的痛苦。质信的拟作所寄寓的身世之感和阮籍虽有不同，但抒发的内心痛苦是相似的。诗作大多是追述战乱所带来的骨肉分离，以及感叹身世、羁留北地、怀念故乡的作品。反复咏叹，感人至深。风格悲壮苍凉，辞句属对精密，善于运用典故，借史事抒发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哀江南赋》辞赋。庾信作。是一篇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的大赋。《哀江南赋》以其独特的规模格局，对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和自相残杀，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抗敌将士的英勇牺牲，人民生活的痛苦不堪和自己内心的忧伤愧恨等等都作了真实、凄惋而深刻地描写。慷慨悲壮，抒情时起时代，时缓时急，富于变化，用典灵活精确，虚实相生，笔力苍凉而雄健，格律严整而略带疏放。文笔流畅，亲切感人。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实，历来有“赋史”之称，其艺术成就远在以前诸辞赋之上。 建安七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以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为后世所普遍承认。“七子”的生活基本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处于汉末大战乱，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有别，但一般都难以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先后依附曹操，身居高官或为曹氏父子近臣。生活决定创作。他们的创作也相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作品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有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请客陪臣口吻，显示出庸俗的态度。但不论前期和后期，其创作多以积极、健康占主导地位，在诗、赋、散文中，他们各有所长，但“七子”创作的共同特点及其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竹林七贤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都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政治态度上，阮籍、嵇康、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取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山涛40岁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盛，入晋居高官。在文学创作上七人的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乐府诗集》上古至唐五代乐章和歌谣的总集。所收作品以汉魏至隋唐的乐府诗为主，全书共100卷。编者郭茂倩，南宋后期人。祖籍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生卒年及经历不详。《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所收诗歌多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它是成书最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集，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用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书中的这些说明征引了许多业已散怯的著作，使许多珍贵的史料能得以保存下来，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汉到隋的诗歌总集。近人丁福保（1874—1952）编。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江苏无锡人。早年肄业于南菁书院，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后留学日本学习医学。归国后，曾任教南北，致力于古籍整理，并兼行医道。1912年在上海创设医学书局，出版医学及佛学等书籍。该书共54卷，依时顺序分为11集，意在前接《全唐诗》。它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为根据，取其正集中汉至隋代诗歌，并参酌清代冯舒《诗纪匡谬》加以修订而成。此书收罗两汉以下800年间的诗歌，力求齐备，是逯钦立《先秦魏严南北朝诗》出版前最为便用的古诗总集。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共135卷，今人逯钦立（1910～1973）纂辑。逯钦立，字卓亭，山东巨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该书的特点是：取材广泛，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引用四部群籍达300多种。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无一例外。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纪录。订考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 《古诗选》汉代至元代五、七言古体诗选集。清代王士禛（1634～1711）编。王士禛是清初诗坛盟主，以禅宗的哲理说诗，标榜“神韵”，宣扬玄虚缥缈的“妙悟”和“兴会”。《古诗选》的编选，意在闸明古今五、七言诗的流变，也是为他的诗歌理论选出一部创作“范本”。全书共32卷，前17卷选汉至唐的五言古诗，后15卷选先秦至元的七言古诗。编者持“源流”，“正变”之说，五言部分两汉作品几乎全部录入，魏晋以下，选择逐渐从严；七言部分的选择较宽、“大旨以杜为宗，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全书大体反映了唐以前五言诗、宋以前七言诗发展的慨貌。该书的缺点是对不同流派、不同诗人的作品选录很不全面。 《古诗源》先秦至隋代的古诗选集。清代沈德潜（1673～1769）编选。全书14卷，收录诗作700多首。沈德潜在序中说，诗至唐为极盛，古诗是唐诗的源头，所以“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可见其编选的范围和宗旨。书中选录了大量的古代歌谣、汉魏六朝乐府，建安诗人中肯定了曹操、曹植，两晋诗人中推崇左思，陶渊明，于刘宋诗人中表彰二谢和鲍照，于北朝诗人中标举庾信。可见他在艺术上反对绮靡雕琢，在思想上比较注意社会内容。 《汉魏乐府风笺》乐府诗选本。近人黄节（1873～1935）编选笺释。黄节，广东顺德人，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主讲诗学。著有《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诗旨纂辞》等。自作学宋诗，有《兼葭楼诗》。《汉魏乐府风笺》15卷，附补遗，选录汉魏乐府诗196首。从诗歌角度看，黄节认为乐府诗中“《雅》亡而《颂》亦仅存，惟《风》为可歌耳”，“兹篇所采，皆汉魏乐府《风》诗，故曰‘风笺’”。所以汉诗以乐府所采民间歌诗为主，都属于乐府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曹魏乐府选录自曹操至嵇康等人作品。各诗笺释均有解题、笺注和音释等部分。取材宏博，态度严谨。 《木兰诗》北朝长篇叙事民歌。它的产生年代及作者，从宋代起，就有不同记载和争议。《文苑英华》中题为《木兰歌》，以为唐代韦元甫所作。《古文苑》题为《木兰诗》，以为“唐人诗”。宋代程大昌《演繁露》据诗中“可汗大点兵”语，以为木兰“生世非隋即唐，”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则认为“朔气传金析，寒光照铁衣”之类“已似太白，必非汉魏人诗”。此后历代都有持“隋、唐人作”之说。根据众多的资料分析，现代学者多认为《木兰诗》当产生于北魏，创作于民间。《木兰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建立了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但求回家团聚的故事。诗中热情赞扬了这位奇女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斗的精神，以及端庄从容的英姿。不仅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普遍的尚武风气，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北方人民憎恶长期分割战乱，渴望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意愿。对木兰的讴歌，显然也冲击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木兰诗》在艺术手法上，风格刚健古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铺张排比的句式、精炼朴实的口语，增强了叙事气氛，更显示了民歌特色，它代表了北朝乐府民歌的杰出成就。 《洛阳伽蓝记》北朝历史地理性的散文著作。东魏杨（或作阳）衒之撰。杨衒之，北平（今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详。曾官奉朝请、秘书监、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有文学才能。东魏武定五年，因行役重至北魏旧京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便撰《洛阳伽蓝记》，寄托他对北魏王朝覆亡的哀悼，同时也对当时王公贵族耗财佞佛、“不恤众庶”的行为进行批评。“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省称，也就是佛寺的别名。其书实为记述洛阳寺庙之作。全书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卷，记述寺庙70多处。它不仅具体描写了殿堂屋字的形制规模和建立寺庙的始末兴废，而且记述了有关政治事件，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当时的风俗人情，深受历代史学家重视。全书叙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写则往往夹用骈偶，条理清晰，洁净秀丽。其中有不少历史故事和神怪传闻的记述，与南朝的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内容相近情节单纯文字简炼，但却写得生动具体，形象鲜明，引人入胜，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 《颜氏家训》北朝散文著作。北齐颜之推（531～590）撰。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梁湘东王萧绎镇荆州，以之推为其国左常侍。后随绎子萧方诸出镇郢州，掌书记。侯景陷郢州，几乎被杀。侯景之乱平息后，还江陵。萧绎称帝，任为散骑侍郎。西魏攻破江陵、被俘送长安。不久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北齐亡后入北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后病逝。颜之推一生，历经四朝，多次险遭杀身之祸，因此深怀忐忑之虑。曾著《观我生赋》叙其生平。存诗仅5首。《颜氏家训》共20篇，作于隋初。内容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有许多意义积极的见解。如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以读书为主，还要注意工农商贾等各种技艺和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对朝士大夫虚浮柔弱之风及南北朝的社会风气习俗提出了批评。《颜氏家训》以说理为主，其写法是先提出思想，然后列举一些故事作为例证。既有正面，也有反面，对比鲜明具体。全书语言平易，朴实自然，文体接近当时口语。在南北文学史上别具一格。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至隋文的总集。清代严可均（1762～1843）辑校。严可均，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嘉庆间举人。著有《说文校议》《说文声类》《铁桥漫稿》等。此书共746卷，收作者3400多人，据严氏在《总叙》中说，嘉庆十三年（1808）开“全唐文馆”，他没有参与编纂，因而就于该年秋，独立草创，编纂此书，共历时27年始成。辑校者态度严谨，用力至勤，举凡别集、总集、史书、类书乃至小说、金石拓片，无不尽可能广搜博采，钩隐抉微。此书的问世，使研究者能在一部书中看到唐代以前所有存世的单篇文章和子书佚文。此书的收录范围与《全唐文》大体相同，即以“文”为标准。全书以朝代先后为序，同一朝之中，又依据作家的身份，按帝、后、贵族、百官、士庶、妇女、释道、阙名等次序排列。每一作家都有小传，其作品则按文体分类编次，每篇下皆注明出处。 《博物志》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撰。张华，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字茂先，少年家贫，据《晋书·张华传》载：他”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该书以古代轶闻趣事、异物奇景和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材料多来源于古籍，内容博杂，有山水自然的知识，有历史人物传说，也有奇异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的奇闻，还有一批荒诞不经的神仙方术的传说，其中保存下来不少有价值的古代神话传说。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载，此书共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但此说无凭。今天所见此书内容混杂，文辞疏略，且与其他著作所引内容有不同者，疑是原书已佚，由后人辑录而成。有今人范宁著《博物志校证》。 《拾遗记》志怪小说集。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东晋王嘉著。南朝梁萧绮曾加以整理。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此书共10卷，前9卷记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以迄东晋各代异闻，其中有关古史部分，多为荒诞神话，汉魏以下也有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末1卷记昆仑、蓬莱等9个仙山事物。《拾遗记》的主要内容是神话故事、帝王传说和名人异事。书中尤着重写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所载《怨碑》《薛灵芝》《翔风》等，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的残酷性及其荒淫的生活。此书文字绮丽，情节曲折，笔触细腻，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今人齐治平有校注《拾遗记》。 《世说新语》古小说集。本名《世说新书》，简称《世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此书是今存最早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下来，但经近代学者考证，亦经后人删改，已非原貌。此书通行本为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主要记述汉末到东晋名士们的遗闻轶事，内容多为标榜“名教”，宣扬忠孝，崇尚老庄思想，记叙一些士族的清谈及其放达行为。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言论或故事却不尽符合事实。该书所记许多故事，如“曹植七步成诗”“东方朔”“周处”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艺术上，善于在短小篇帽中以片言只语，生动地表现人物，语言简约含蓄，悠远隽永，神韵生动。近人余嘉锡有《世说新语笺疏》。 《神仙传》志怪小说集。东晋葛洪著。共10卷。作者自序称，此书为问答弟子膝升关于仙人有无的问题而作。他认为神仙有千千万万，为补刘向《列仙传》之疏漏而作此书。书中容成公、彭祖2条与《列仙传》重出，其余皆向书所没有。《神仙传》内容叙述古代传说中92个神仙的故事（有人称84个）。充满了炼丹眼药、隐形变化、长生不老、白日升天等内容。是道教宣扬神仙信仰的书籍之一。书中部分情节重复颇多。但表现人物时，不泛精采之笔。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书中的部分故事，以及小说的定作方法对后世的神魔小说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神仙传》的版本较多，其中以毛晋本为最优。 《飞燕外传》历史小说。1卷。旧题汉伶玄撰。书末有伶玄自序。伶玄字子予，潞水（今山西潞城具）人，官至淮南相。（飞燕外传》记汉成帝时赵飞燕与其妹婕好争宠宫闱的故事。此书以历史人物为主线，运用生动的记叙，完整的情节，细腻的描写，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了成帝、飞燕、婕好等多个人物形象。全书故事紧凑，情节曲折生动，运用了较为成熟的小说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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