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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市场上，男女历来是“有价”的，这个“价”就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价值判断。有人总结说，60年代红卫兵，70年代子弟兵，80年代大学生，90年代大富翁。到如今，有房有车成了一些城市青年的婚姻门槛。
在现实的婚姻面前，无论当事人还是双方父母，甚至亲友团，人人心中一杆秤，个个一点不含糊，挑成色，称分量，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在这场以“终身”为单位的交易中，谁都不甘心委屈了自己。[1] 很早就有人提出“A女D男说”：按财富和地位把人分为四等A，B，C，D。 由于男人都爱面子，所以希望老婆不如自己优秀，所以A男选了B女，B男选了C女，C男选了D女，所以剩下A女和D男。 中国人爱讲究个男高女低——从身高、收入，到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诸多方面都被一揽子包括在内。经济发展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一骑绝尘，而在队伍末端，另一些人则还在为了基本的温饱苦苦挣扎。在如此悬殊的差距下，“找对象”难的，不是条件太好的，就是条件太差的。于是，被贴上A女和D男标签的两类人，成了婚嫁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没人敢娶多金的A女，没人愿嫁少钱的D男。 所以“A女D男”更易成为“剩男剩女”。 人口结构上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调，加上社会意识上的男强女弱的婚姻定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千上万的A女D男难以婚嫁将成为现实。D男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加大扶贫力度，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方可缓解。先富的A女，其居高不下的择偶心态，既是传统意识沉淀，又受消费社会影响，单靠个人掉头也难，何况这些多金女大半是工作狂，职业压力大，休闲时间少，社交半径又小，良缘难觅，如果社会不加以干预，许多人可能只有一“单”到底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将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知青返城，一水儿的大男大女。当时一些全国性大报都在呼吁，把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作为大事来齐抓共管。那个时候，集体舞会风靡一时，婚姻介绍所方兴未艾。到1985年，这场社会单身危机基本解决。可以说，充分的社会动员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社会不及时干预，很难想象改革开放的春光会那么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就唱得不那样欢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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