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书谱》刚问世就有人提出批评
在书法家中，孙过庭以书法与书论兼擅而闻名。他的代表作《书谱》，不仅是古典书法的经典专著，也是学者必习的草书范本。
孙过庭（638?-688?），字虔礼。一说名虔礼，字过庭。他是何地人氏？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有的说他是岗阳（今浙江杭县南部）人，有的说他是陈留（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人，他在《书谱》中自称“吴郡孙过庭”，应该是苏州一带的人。他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孙过庭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为三国时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重。孙过庭“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于翰墨间”。他擅长楷、行、草诸体，尤以草书著名。孙过庭传世书迹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都是草书墨迹，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书谱》。
孙过庭的《书谱》墨迹问世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暨在《 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凡夫俗子）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 。这种说法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反驳。宋代的王诜说：“虔礼（孙过庭）草书专学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遒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智永）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暨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明代的焦谓：“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王世贞也说：“虔礼书名，一时，独窦暨贬曰凡草闾阎之类。《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王羲之）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这些分析与评价要比窦暨全面、中肯得多。
细观《书谱》墨迹，孙过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援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晋人风韵宛在。《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 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除《书谱》以外，孙过庭写的《千字文》和《景福殿赋》也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说：“余观《千文》真迹，出入规矩，姿态横生，如蛟龙之不可方物，似从右军（王羲之）、大令（王献之）换骨来。 ”真迹已经散佚，现可见到的有《余清斋》、《墨妙轩》法帖刻本两种，其中《墨妙轩》本为宋人所书，托为孙书。《余清斋》刻本的《千文》，用笔纯熟而不露锋芒，颇有气派。总的看来，孙过庭的《书谱》与《千字文》的书法，脱胎于“二王”，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王”法乳。而传世的《景福殿赋》则又是一番气象，面目与《书谱》差别很远，所以历来有人怀疑非孙所作。此帖用笔尖戏方硬，结体有章草遗意，别有一番风姿。该墨迹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 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 。二王父子的功绩，就在于他们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列，是当时人们审美观点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所以才成为书法大师。要学书法，就必须取法乎上，钟、张、二王的生花妙笔，正是人们师法的最佳范本。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 ”，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
融诸体之长，触类而旁通之，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孙过庭分析了篆、隶、草、章的特点和长处，他说：“ 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使”，这是历来对诸书体最为简明精辟的论述，其具体含义是：篆书，特别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锋、行笔中锋、均匀一致的圆线条写成的。圆线条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转角宜圆曲，形体宜修长，这样线条才能贯通流畅，充分体现出婉柔流通的艺术特色。所以说：“篆尚婉而通”。
隶书改篆书的圆笔为方笔，方笔挺直有力，转角处也改园转为方折，结体必然以严整代替“婉而通”，变长方为横宽，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所以孙过庭强调：“隶欲精而密”。隶书是以方直为特点，易显呆板，故隶书啬“蚕头燕尾”，使方使严正的隶书显出飞动活脱之气。但不可多用，“燕不双飞”，多则失去了“精而密”的特点。
草书是快速书写的字体，要快就要删并一些笔画，且须把一些笔画连通起来一鼓作气写出。其结果方白的楞角变成了弯转的圆角，出现了许多摆动而流畅的曲线，故曰：“流而畅”。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与今草相同处在删简和圆转；不同处在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燕尾”即捺笔。作为隶书的草体，它不如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一泻千里，但比起隶书来却快速简便得多了，故曰：“简而便”。
一个学书者，使篆之“婉能”，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汇诸长于腕下，自然能成大家。
再次，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最后，孙地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
《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大多少。《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平安时期的“三笔”之首空海和尚也十分喜爱《书谱》，他监写的《书谱》墨迹形神兼备，流传至今，一直是日本书家临习的典范之作。
延伸阅读
孙过庭享年考略
孙过庭的生平正史无载，其他资料又非常有限，关于他的享年长期以来一直说不清楚。说法颇多，却都比较牵强，使人难以置信。今天根据有限资料略加考证之。)
为什么要对孙过庭的享年加以考证呢？因为孙过庭的年龄一直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又往往引起对《书谱》内容的理解，牵扯到了对《书谱》的不同看法。弄清了孙过庭的享年，诸如类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关于孙过庭的享年，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先大概确定出来一个时间段：生年（627—649年），卒年（687—702年）。生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取依据是《宣和书谱》卷十八《孙过庭》传里的一句话“文皇尝谓，过庭小字（或作小子）书乱二王。盖其似真可知也。”627—649年太宗在位，由此可知孙过庭的出生年可以早于627年，不能晚于649年。
卒年（687—702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取依据是《书谱》最后的写记，“垂拱三年写记”。垂拱三年即687年。702年的来历是陈子昂撰有《孙君墓志铭》。陈子昂死于702年，孙过庭的享年自然不能超过这一年。
对于这样一个时间段，按照不等式的解法理念推测，孙过庭的最大享年当在75岁以上，最小享年不小于38岁。这是一个极为粗略的估算。这个估算是将孙过庭的享年划分成为两种年龄段的推测极端。这样就有了两种都对的说法，一种是偏大说，一种是偏小说。以往的研究者，关于孙过庭的享年多从偏小说。今天，我们根据所能见到的相关材料分析判断，选取了偏大说。
为了弄清孙过庭的真实享年，对上述孙过庭的享年时间段该从哪一点入手呢？我们首先必须先确定出几个相关时年点。627年当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年点。理由是唐太宗生前见到过孙过庭的字。孙过庭《书谱》有句，“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分析推测，唐太宗看到孙过庭的字的时候，孙过庭最年青也应该是20岁以上。从现有资料看孙过庭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如若年龄小于20岁，练出一笔好字的可能性极小。假如孙过庭是神童，很小的年纪就写得一手好字，那么他的字又是如何到得当朝皇帝的手中的呢？故此，我们说孙过庭当时的年龄当在20岁以上。
唐太宗又是什么时间看到的呢？我们说唐太宗看到孙过庭的字的时候，应该是他在位的晚年时期。假若唐太宗在早年或中年就看到了孙过庭的字，那么孙过庭的情况应该不是后来那么凄凉。唐太宗非常喜欢书法，尤其特别推崇王羲之。在位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集王羲之的墨迹，将“兰亭序”双钩描填后送给皇子及大臣们临习，朝臣们争相临写《兰亭序》。太宗尝谓魏征，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魏征给太宗推荐了褚遂良。魏征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便召命侍读。太宗喜好书法推崇王羲之的程度可以见得。像孙过庭这样一位能够乱真的临王高手，唐太宗一定是不会忘记他的。孙过庭以此为机会得到太宗的赏识当在常理之中。但是这样的事后来并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太宗发现孙过庭以后不久就过世了。太宗过世了，其它人也就不提这事了。由此见得太宗见到孙过庭的墨迹时，当在他的生命晚年。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这就是《宣和书谱》所记述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问题。我们说应该没有问题。《宣和书谱》是一个很正规的出版物，有关历史事实的选取应该是有可靠依据的。特别是关系到皇帝的事，无中生有不负责任的瞎编乱说的可能性不大。再说也不存在瞎说乱编的目的和必要。《宣和书谱》记录文字虽不多，但语言生动，语气特征明鲜，符合太宗的口气，也切合孙过庭的实际。此说应当属实。
还有孙过庭的翰墨又是怎么到了太宗的手里的呢？史无记载，这里我们只好推测了。唐太宗是靠武力得天下的，取得政权后又崇文好书。好书又特别推崇王羲之。在翰林院设侍书博士、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科举考试中设有《明书科》，以书取仕。想必一定是孙过庭参加了地方的科举考试，因为其书直逼王羲之，地方考官发现后为讨太宗喜欢，这才将孙过庭的试卷上传到了太宗手里。太宗看后果然高兴，这才有了《宣和书谱》中的那段言语。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帮助理解这件事。贞观十七年（644年）五月，唐太宗手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好学异能卓荦之士”诸州所举十一人，太宗引入内殿，赐坐于御前。太宗、皇太子、近臣相继提问，“咸不能答。”又令到中书省射策，“所答乖旨。”①$ j; \- Z+ O j* k
根据上述接见情况看，孙过庭当不在这十一人之中。如果在这十一人之中，当不是这样一种结果。这次太宗接见是非常重视的，但接见结果却是不满意的。而太宗对孙过庭的字是肯定的。故此看来太宗见到孙过庭的字当在此以后。也许地方诸州除了举人以外还有举书之举。
解读孙过庭生平最为关键的，也是孙过庭史料中唯一的一个数字概念当是陈子昂《孙君墓志铭》中的一句话“四十见君”。这是解秘孙过庭生平最为关键的一结。根据史料分析，“四十见君”所见之君当不是太宗，而应该是高宗。史载高宗时曾两次亲试。一次是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②一次是调露元年（679年）“十二月壬子，高宗御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③看来孙过庭见君应该是第一次，即显庆四年（659年）。根据“四十见君”一说，孙过庭的出生年确切地说就是武德二年（619年）。假令“四十见君”是调露元年（679年），那么孙过庭的出生年就是贞观十三年，贞观共计二十三年，十岁之内的小孩能写出“书乱二王”的字，那是不可能的。故此，这一可能理当舍去。
孙过庭的卒年取哪一年较为合理呢？从现存的《书谱》手稿墨迹看，最后有“垂拱三年写记”一句。其中“三”字为改笔。从所改笔意看，当是先写为“元”字的前两笔后，改写为“三”字。又象是由“五”字改写为“三”字的。不管是从“元”改成“三”，还是从“五”改为“三”，从时间概念看都是相差了两年。生活中那有读书人把时间概念记错两年这一情况的？记错一年这种情况倒是时常有的。有时候新年伊始，旧的记年还留在头脑中，短时间内没有适应，还没有转过来，还在原年份停留着，这种情况还较为多见。作书人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落款时间往往容易写成上一年。但一下子差错两年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孙过庭为什么能将时间记差两年呢？这里边就有了问题。
情况应是这样的。垂拱只有四年，下来就是永昌元年。如果是将“元”字改为“三”字的话，当时在孙过庭的脑海里反映的应该是“永昌元年”。书写时由于以往的书写习惯错把“永昌”写成了“垂拱”。“垂拱”只有四年，刚刚改元，对“永昌”记忆不深，书写为“垂拱”这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写到中间想起错了，进行补救，将“元”字改为“三”字较为方便，也较为合适，故此就有了“垂拱三年写记”。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将“五”字改写为“三”字。这是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改元了，但在孙过庭的脑海中仍然还停留在原来的纪元概念中。“垂拱五年”实际上也就是“永昌元年”。当写完后发现记年错了，施以补救，便采取了尽量改少省事的最佳补救方案，将“五”字改成为“三”字。
这两种可能无论是那一种都足以说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书谱》手稿当是永昌元年，即689年所写。孙过庭的卒年当在此以后。此后那一年呢？即陈子昂写《孙君墓志铭》的那一年。陈子昂又是那一年写的《孙君墓志铭》呢？最大的可能就是陈子昂卸官回乡的那一年。推测应该是陈子昂卸官回乡，路过了洛阳，原本想路过看望孙过庭，不想正巧赶上了孙过庭的突然死亡。假若陈子昂还在任上，那么孙过庭暴死的消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不可能立即赶往洛阳为孙过庭写墓志铭。如果陈子昂回到了家乡，孙过庭死去的消息同样不会很快得知，也不可能得知消息后赶往洛阳写墓志铭。考察陈子昂的生平，陈子昂天授二年（691年）因继母忧卸官回家一次。按照上述分析，《孙君墓志铭》应该就是这一年陈子昂卸官回家路过洛阳巧遇孙过庭病逝而写的。孙过庭的卒年应当就是这一年，天授二年即691年。
综上，我们的结论出来了，孙过庭生于武德二年即619年，卒于天授二年即691年。孙过庭享年72岁。'
关于孙过庭享年从大一说，我们还可以找到诸多旁证。如《书谱》中有句“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些应该都缘于孙过庭本人少年学书，以至老来感悟之体会。
再如《书谱》中句“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仲尼的这句话是《论语?为政》里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如果孙过庭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按照常理孙过庭引用时是不会跳过青年和中年时候，直接从五十开始，越过六十，直抵七十，谈什么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还有如陈子昂《孙君墓志铭》有语“将其老有所述，死且不朽”。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孙过庭之老。这些都可以做为从大说的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