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故国溯源
周、春秋中山国的建立和消亡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众打败商纣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王朝。为维护其统治，武王、周公、成王以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广封其姬姓同宗和勋戚，先后封建了七十余国，其中周公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周的子孙及姬姓男子一般都得到封地，以宗法制度维系着彼此间的关系，维护着贵族领主的统治。晋、郑、曹、蔡、齐、鲁、卫、邢、燕、中山等都是分封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边远地带的一些国家。 中山国为姬姓，子爵( 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列国爵姓存灭)，是始封于太行山东麓的蕞尔小国（周制，子爵封地方圆五十），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职方典》（以下简称“职方典”）第九十三卷“真定府部考一”记载考，其国土仅含现在河北省灵寿县部分地土（原文为“灵寿，周、春秋属中山”）。灵寿,夏、商时已是人们繁衍渊薮之地 ，《尚书、禹贡》载：“恒、卫既从” ， 《地志》云：“卫水出常山郡灵寿县是也”，反映了大禹在这里治水活动史实。域内曾发现先商遗址，文山、文城以周文王驻跸而名。灵寿、太行雄居西北，滹沱坦荡东南，万山峭拔，五水萦回，草茂林丰，宜耕、宜牧、宜渔，中山国建在这里，是栖息生存发展的好地方。 东周，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诸候的力量，诸候之间，华夏与夷狄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互相倾轧，战争迭起。北方的戎狄纵横，侵扰于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诸省。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共八十六年间，戎伐曹、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二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二次，诸候为戎祸守周城二次。狄灭卫、围卫、灭温各一次，伐邢、伐卫、伐齐、伐郑、伐周各一次，伐晋三次；晋伐狄二次，卫伐狄一次，齐伐狄一次。总计戎狄攻华族十六次，华族攻狄族十次。 此一时期的中山，地域虽已扩展到现在的河北省曲阳县（“职方典”云：“曲阳县，周恒阳地，春秋中山地”），但依然国小势弱，因系周室同姓，在“尊王”的口号下，受到了华族大国的支持、庇护，虽与狄邻居，仍能保持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得以迅速发展。公元前706年以后的近七十年， 在北方与戎狄作战的主要是齐国，齐国先是北向援燕而灭山戎，继则西向救邢以伐狄，赢得周天子的表扬，被诸候尊为“盟主”。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晋国，于公元前635年接受了周天子赐给的樊、温、原、攒四邑， 拥有了太行山南部和黄河北岸地，它的势力渐向东、北发展。公元前546年，争霸多年的晋、 楚两个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弥（息）兵大会，使晋得以专力向北用兵，加大了对夷狄的打击力度，成为北方战争的主要角色。从公元前541年至公元前506年近半个世纪，晋先是对狄，继则对狄族的别种鲜虞连年用兵。晋国胜多，并灭掉白狄及其别种所建的肥（今河北省藁城县西）、鼓（今河北省晋县西）；鲜虞也曾击败晋国并俘晋将观虎。此时的中山，势力渐大，已成为晋的重要盟友。公元前506年， 晋在蔡召开诸候国会议，商讨伐楚之事，《左传》是这样记载的：“四年（鲁定公）春三月，刘文公会诸候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费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候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指有异议），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不难看出，中山为晋的盟国，中山的态度在晋的决策中占有重要分量。此时的中山，已不再是唯唯喏喏附属小国，已是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公然表明态度的较强的国家。 正当晋同鲜虞争战不止时，晋国内部却突发事端，并进而引发了大夫之间、诸候（晋、齐、卫、鲁、宋、郑）之间战争。 战争的起因是晋国的世卿赵鞅向其旁支宗族赵午（封于邯郸）索要“卫贡五百家”引发的 。公元前497年 ， 赵鞅向赵午索要“卫贡五百家”遭到拒绝，赵鞅遂捕午并将其杀死。午子赵稷与晋国世卿中行寅（荀寅）、范吉射结成联盟，并与齐、郑等国联结，在邯郸起兵伐赵鞅。赵鞅退守晋阳。晋世卿魏曼多、智跞、韩不信得到晋定公支持，联结起来讨伐中行氏、 范氏。 公元前494年齐、卫联军攻晋五鹿（今大名县东），随后，鲁、齐、卫、鲜虞联军攻占晋棘蒲（今赵县境）。公元前492年，齐、 卫联军围戚（见〈左传〉“三年春[鲁哀公三年]，齐、卫围戚，救[求]援于中山。”戚，今河南省濮阳北）。当时，与晋赵鞅关系密切的卫国太子蒯聩据于戚，大兵压境之际，蒯聩向与晋赵鞅睦好的中山求援。中山派不派军队援戚，古藉未载，不得而知，但联军败晋之后攻打中山（特别是鲜虞对中山觊觎已久）那是不争的事实。 翌年十二月，齐国、卫国会同鲜虞接迎中行寅占据柏人（今河北省隆尧西），齐国国夏夺取晋国的邢、任、栾（今高邑东）、逆?(逆曲，今晋县东南)，阴人(今缺)、于邑（今邢台南）、壶口（壶关、今长治东南），在无法得到晋国赵鞅的援助的情况下，面对鲜虞等联军的惨重打击，中山国很快便垮台乃至消亡。 由晋国内乱引发的这场混战持续了十年（公元前500 年至公元前490年），以赵稷、中行寅、范吉射失败而告终。 那些曾支持、救援过他们的齐、卫、鲜虞等国 一 一遭到了晋国赵鞅等的打击、报复。公元前489年赵鞅帅师大举讨伐鲜虞，公元前487年智瑶统重兵再度对鲜虞讨伐。之后，又有赵襄子派军对鲜虞的讨伐。在晋国连年重兵打击下，鲜虞遂亡。  战国中山的建立和消亡 公元前481年至公元前403年中间七十余年时间，周王室一向所借重的大国晋（周室称其为兄弟国）、齐（侯爵，姜尚始封地，周室称其为舅国）因大宗族兼并，出现了强宗，权力日益向世卿转移。晋国当权的先是智、赵、韩、魏四家，继而，智伯又为三晋所灭。齐国当权的则是陈氏、晏氏、鲍氏三家。这些世卿大夫都在竭力发展势力，扩大地盘，前中山的国土早已是他们意中的猎物了。《战国策·中山策》载：魏文侯欲残（占有）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吞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正妻所出），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足见赵、魏两家都在打原中山国土的主意。公元前440年，周考王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县西），是为西周桓公。未及，考王卒，其子威烈王立，为扩充王室势力，威烈王于公元前414年抢先封其堂弟武公（桓公子）为中山公，是谓中山武公，定都于顾（今定州）。顾及其周边地（今河北省的正定、新乐等地）原为鲜虞旧地，鲜虞既灭，周天子连同前中山地悉以封归中山，是为战国中山。《史记· 六国年表第三》载：“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职方典107卷.真定府部纪事》云：“鲜虞既灭，周乃以封桓公之子是为武公”，《集解》徐广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汉书· 古今人物表第八》班固自注云：“中山武公为周桓公之子”，这些典籍文章都是对当时中山复国情况的具体记述。《春秋地理考实》载：“鲜虞亦曰中山，乃姬姓国”，说“鲜虞亦曰中山”当指战国中山领有了原鲜虞之地而言；说中山“乃姬姓国”当然无可非议，前边所引典籍记载已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山武公来自王室，比春秋中山爵位要高。另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陵墓区发掘的中山王壶铭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山王壶铭云：“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惟朕所放”。“皇祖文、武”，显然是指立朝开国之君即周文王、周武王而言的。“桓祖”是指周考王之弟、武公之父而言的。有人把“文、武”指为桓公的父祖，值得商榷。《左传》记载卫国太子蒯聩于公元前 493年春遭遇齐人、郑人突袭，处境危险时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喜公......”。史藉记载，卫国为周的始封国,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地。称文王为“皇祖”，同样是指周文王为开国立朝之君。这说明卫国、中山都是姬姓，周的宗室，所不同的是战国中山为文王之子武王嫡系，卫国为文王之子康叔嫡系。 武公既立，中山区域比原中山国要大得多，它不仅恢复了原中山国的区域,而且原鲜虞所辖地域亦归属中山， 定国都于顾（定州）。武公注意对鲜虞族众的团结、友善，内事农蚕，外修兵备，国势迅速得到恢复发展。 中山国西近赵、南远于魏，吞并中山，魏赵存心已久。公元前408年（周威烈王18年），魏文候抢先行动， 遣大将乐羊统兵五万借道于赵往伐中山。中山亦早有准备，经过一年多的争战，中山都城顾及其东半部土地相继丧失，将主力收缩于灵寿之境与魏进行最后的决战。中山兵据楸山、柏山，魏军据文山，双方隔慈河相持月余。楸山、柏山，松柏蔚然，乐羊趁中山军中秋夜晏之际，派西门豹率兵壮潜入山林四处纵火，中山军大乱，乐羊帅兵从山后袭来，中山军溃败至白羊关，继退至灵寿（今灵寿故城）。灵寿城坚厚，且积粮甚多，久攻不下。乐羊之子在中山，中山悬其子示乐羊，乐羊攻城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乐羊含之尽一杯，攻城愈急，城遂破。武公与城俱亡。中山武公复国，未满五年复又消亡，时在公元前407年。魏文候封太子击于中山，文候忧击少弱，派李克为相辅佐。封乐羊于中山古邑灵寿，称“灵寿君”。 公元前403年，晋大夫韩虎、魏斯、 赵籍假周天子名各自为诸侯。未几，三家分晋。齐国大夫陈氏亦吞并鲍氏、晏氏代替齐姜而为诸侯。这在当时政治上是一大变局，它标明侯国的大夫互相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大夫)并列，公室(侯)独尊的局面，天子如同虚设，周礼荡然无存，宣告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始，原先的争霸战争已转变为争统一的战争。  桓公复国及的扩张称王 魏文侯伐中山假道于赵，赵虽应允但实非本意。赵国也打着如意算盘，如魏战中山不下，正可消耗它的人力物力；如胜，魏与中山间隔赵地，实难统治，最终受益的是赵而不是魏。既至魏拔中山而据之，赵阴怀不满。公元前401年赵武公子朝作乱奔魏，与魏夺邯郸，不克。赵、魏矛盾益深。赵之东南，魏之东北皆与卫国毗邻、卫域宽而势弱，为赵、魏所觊觎。公元前383 年赵先手出师伐卫，卫求救于魏，魏、卫联手攻赵，赵、魏矛盾激化。为对付魏的进攻，前381年赵求救于楚，楚师伐魏战于州西， 出于梁山，直抵黄河边。赵乘机取魏棘蒲、黄城(今河南省黄县西)。公元前380年，齐师伐燕，取桑丘，拉开了齐燕战争序幕。 韩、赵、魏出师伐齐。各大国的混战，特别是魏遭楚的惨重打击，给中山的复国，提供了绝好机会。 前380年，西周桓公起兵赶走了魏世子系，就势复国，桓公为君，建都于灵寿(今灵寿城西北之故城)。《十三州志》云：“灵寿，中山桓公所都”，《世本》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桓公徙灵寿是指从其封地西周王城迁徙至灵寿。武公既殁，复国的大任历史地落在了桓公身上，徙居灵寿是亲临一线策划，指挥复国大事。桓公及其后继者成公俱系有为之君。务实尚俭，励精图治，融合民族，修理内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加强兵备，扩充疆土，国势迅增。 公元前377年，赵出师伐中山，战于房子(今高邑西南)， 前376年赵出师伐中山，战于中人(今唐县西北)，这两次战斗， 值赵与卫、齐有战事，加之赵敬侯病危，用兵不专，都未能沾到中山的便宜。 从前375年赵敬侯卒至前341年魏帅庞涓战死三十多年里，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太行山、燕山、环渤海广漠地域战事频繁，时局动乱。受利益驱动，赵、魏、韩、齐、卫、燕、秦等各国关系复杂多变，盟战无常，攻救反复，纵横捭阖，角逐激烈。中山国偏太行一隅，处战争漩涡的边缘，桓公及其后继者成公“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国”，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中山君曾一度任魏相)，取得暂时的稳定和较快发展。特别是继成公当政之后，敬武整战，力主发展，城增四邑，车达千乘，竟跻身于强国之列。 此时，西秦日益强盛，其势力沿黄河东伸，赵、魏为避其锋，分别迁都于邯郸、大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带的争战。 前332年，齐伐燕取十城。齐还连同魏攻赵。 前327年齐、魏同韩战于桑邱（今徐水西南） 前324年，中山以远交近攻之策，结于齐， “负齐之强以侵赵，赵建 ?城以拒之，中山引水围 ? 取之”。 前323年，魏将公孙衍（号为犀首）采取合纵政策，发起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借以和秦、齐、楚三大国对抗，燕、赵、中山始称王。中山称王，一度遭到齐国的非难。 未几，中山绝齐而从赵魏。 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先是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后遭子之反攻，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被杀死。这场内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齐宣王乘燕内乱，出兵伐燕，五十天便占领了燕的都城。中山得到天子的指示，积极参与了齐伐燕之事。中山王命国相司马熹“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指燕）”。中山向北伐燕，在中人（今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帝大邦”大大开拓了中山的领土。此举还得到了周天子与诸候的策赏、祝贺（中山出土礼器铭文有记）。同时中山向南进军，在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打败赵军。《战国策·齐策》说：“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 南战长子败赵氏，并战于中人杀燕将，中山千乘之国也，而致万乘之国二”。此时，现河北境内只燕、中山与赵三国。中山国土含现在邢台、沧州一部、石家庄全部、保定大部区域。国势达到鼎盛时期。 前309年， 赵武灵王出龙门（今正定境内）为野台（望台今新乐东北）以望齐、中山之境。 中山在都城灵寿之东南方向，筑烽台三个以警防赵之侵扰。大概在这年中山王卒。子继位。
 第三次消亡，是中山国的绝亡。 赵武灵王北巡，目睹中山及胡人的兵卒衣着灵便，骑射娴熟，与战车相比机动灵活且能远距离进攻，战斗力极强，触动很大。前307年， 赵武灵王接纳肥义的建议进行军事改革，下令举国上下“胡服骑射”。这一军事上的变革是与其政治路线的变革分不开的。赵武灵王之前，赵国的几代君主都是在黄河南北同秦、韩、魏、齐等争雄，但几次南下都受到魏、韩、齐、秦等阻止。前354年还曾受到魏、宋、 卫联军对其都城邯郸的围攻，并一度被攻下。赵向南发展的计划受挫。同时还受到来自北方中山及少数民族林胡、楼烦部的侵扰，陷于南北受敌的窘境。赵武灵王接受教训，决定暂且避开同南方各国的争雄，走迂回发展的路线，趁秦、楚争战之际向北发展，先夺取中山、代地、九原诸地，据为己有，尔后再西出榆林，自北而南下八百里秦川，以攻秦都咸阳之背。如此“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中山扼太行之险，控赵北去的道路，战略位置重要，是赵北向的一大障碍。赵武灵王北出，中山首当其冲。前307年，赵武灵王北略中山地到房子、继又至代， 西至黄河与楼烦。前306年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 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献马。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之胡，致其兵，准备伐中山。 此时的中山，当政。好名寡谋，用人不当，听信谗言。徒养士七十余家，而真正为其谋富民强国之策者无。司马熹名为国相，阴与赵通，“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张登则“善以微计荐中山君”，为时人所嗤。朝三暮四，多变无信的外交政策也是寡助的原因之一。连年用兵，国势已衰，“战士怠于阵，农夫惰于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莫之必则信尽矣， 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吕氏春秋.先识)。 信誉丧失国势衰颓，是造成亡国的根本原因。赵武灵王借改革带来的强势加剧了对中山的吞并进程。前305年， 赵武灵王亲自统领大兵向中山进军。以赵召率领右军，许钧率领左军，公子章统领中军，王并将之；以牛剪指挥车骑部队，赵希指挥胡、代的军队，几路大军在曲阳(今河北曲阳)汇合，向中山大举进击。战争由北而南，先后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 今河北唐县西北)、鸱之塞(今河北涞源南)、?(今河北高邑东南)、石邑(今河北石家庄西南.鹿泉南部)、封龙(今河北元氏县)、东垣( 今河北石家庄东北)。中山国被迫献出四座城邑求和，赵国答应撤兵。未几，前303年、302年赵复伐中山。在其攻占地设鸿上塞( 今唐县西北倒马关)，在太行山的交通孔道设井陉塞（今井陉东北）。以防中山及游牧部落的攻击。前301年，赵伐中山、中山君奔齐。第二年又继续攻打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赵国连年攻打中山、遭到中山的拼力抵抗。“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战斗极为残烈。前297 年，赵攻下中山的扶柳。在赵的连续进攻下，中山国一再丢城陷地，濒临灭亡。经过五年的拼杀，终于在前296年赵军攻破灵寿。 中山王 逃奔齐国，赵扶植一个名叫尚的为中山君，旋又被其废除，迁之肤施（今陕西米脂西北）中山国遂告结束。 中山国几经兴建消亡，正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动乱、大融化、大组合的反映。从“姬姓子爵”到“武王初立”、魏封太子击于中山 、封乐羊于灵寿以及桓公 、成公的中兴；从中山国“士”的兴起，铁制工具的出现，邑郡的扩大（石邑、东垣、苦陉的扩大），货物的流通，说明同其他侯国一样，中山同样在经历着由宗主土地所有制向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和过渡，以及由此带来的贵族、领主的统治被强宗、侯国大夫的统治所替代的事实，带来的宗族制度崩溃以及各种新旧事物并存、取代的现象，标明社会已经由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社会，人们期待着新的统一，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还在后边。 中山国地处华夏与其他种族杂居的地方，戎、狄、鲜虞等非华夏族势力强大、活跃，长期的战争和交往，通姻、生产生活资料用品的交换，带来了华夏与夷狄，南北两种经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沉淀积累，是燕、赵、中山、北方各族文化的共同结晶。 中山国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壤处，西控太行要隘，东连齐、鲁，北接云、代、榆林之地，地理位置重要，赵对中山的吞并，“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同”（《史记》），把北地（含冀、晋、陕北部、内蒙古地带）同中原的赵、韩、魏、齐、鲁等联结为一块，中原文化、生产技术的迅速溶入，使这一带得到更进一步的开发，密切了华北与西北的关系，奠定了这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基础。也影响到以后的区域经济、政治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崛起以及向黄河流域的发展 ，五代时期北方的大动荡、大融合，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部从陕北向中原的挺进，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的创建与联结，形成了全国人民坚强的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其地域和历史根源的。
 神秘的中山王国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却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1973年寒冷的冬季，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震惊世人，被岁月精心掩埋的千古秘密终于真相大白。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千乘之国——中山曾与强邻燕、赵、魏、齐等大国抗衡，称王于太行山下。然而除了文学作品中恶名远扬的“中山狼”，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它却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岁月的流逝为它蒙上了一层层厚重的面纱，以至被后人称之为“神秘的王国”。
太行山下的秘密
自石家庄向西北行30公里，在平山县三汲乡西陵山南面2公里的高地上，耸立着两座金字塔形的高大土丘。相传：唐朝天寿太子辞京到此出家，后来皇帝派两位丞相来查访太子。丞相见到太子后请他回京，太子不愿而舍身跳崖。丞相在无法复命的情形下，也随同太子殉身。据说附近名叫访驾庄的村子是丞相访见太子的地方；东陵山最高处的“望京楼”，是太子遥望京城的地方。 伤感的故事，随着岁月流逝。但传说毕竟不是真相，厚厚的黄土下究竟深埋着什么样的秘密呢？1973年寒冷的冬季，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震惊世人——被岁月精心掩埋的千古秘密终于真相大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共发掘了包括两座王墓在内的几十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调查、清理了灵寿城址，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墓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百项重大发现之一。 令人叹为观止的大量精品，镌刻在器物上的铭文，为史籍湮没已久的中山国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引领我们走进那段遥远的历史，探访那个勇武豪侠、钟鸣鼎食的国家…… 化为灰烬的国王之冢 墓上的封土像山一样高大，广植的树木如森林般茂密，屋宇似宫殿般壮观。中山国王墓经过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还有南北长101米，东西宽90米，高达16米的土丘。 发掘工作从墓丘开始。20世纪使用的铁铲、铁锹、铁镐、双轮或独轮推车等工具，同出土的修墓工具相比较似乎并无太大的进步。依靠人力来移走这些墓丘封土，是一个枯燥而漫长的过程，考古工作队不得不雇用上百名附近的村民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依次清理了耕土层、乱夯土层、乱瓦层和夯土台面。将封土和填土清理掉后，巨大的墓室呈现出来。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分椁室、东库、西库、东北库四部分，并有南北双向墓道。墓室南面有一个平台，这里有两座车马坑、一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墓室的东北和西北部还有6位陪葬者的坟墓。 深8.2米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最外一层为积石，具有鲜虞少数民族特色的积石墓。积石用的石料大小、形状不一，其中还有未曾加工的大河光石。这些杂乱的石料明显产地不一，应该是国王由各地征集而来。使用这些杂乱而笨重的石料在深坑中向上垒砌是很困难的事，其间还填以容易滚动的卵石，这就更增加了砌筑的难度，说明当时构筑墓室的工匠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 每壁积石有里外两层，四角用相互交错叠压。积石四周厚1.5至1.87米，上面与椁室口平齐。用这种方式来封闭四周和顶部是为了防盗，然而在入葬后不久便有了盗墓者的光顾，他们将盗洞一直打到椁室的北壁东段上部，将珍宝洗掠殆尽，并引发了一场大火，无情的火焰几乎将这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考古学家依据留下的蛛丝马迹大致推测其中的结构：积石之内是积炭层，此内是用宽厚各23厘米的方柏木垒起的厚约1.36米的题凑(这是战国时期王、侯所用的棺椁制度，且因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使用厚度，按当时的尺制题凑壁厚王约六尺、侯为三尺)，题凑室内正中放置木椁。椁内有五层木棺，最外两层为梓木棺；第三层为椴木棺，这是国君或具有相当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的；最里面的第四、五层棺，是只有国王才能使用的。在这里显赫的王权、丰富的葬品，差不多都灰飞烟灭，面对这巨大的坑穴、无言的黄土，让人生出无尽的沧桑感慨…… 陪葬坑的惊喜发现 失望的考古队员将发掘的目光转向了陪葬坑。在这里，一次一次喜悦的发现，一次一次意外的收获，给了他们付出艰辛后的最好回报。 在战国时代的大墓中，设库室者极为罕见，这也是库室幸免被盗的原因吧。东库位于墓室内的东侧，主要随葬青铜生活用具。由腐朽的痕迹来看，随葬品当时是放在木制的大椁箱中，椁箱使用的木板厚度在12至13.7厘米之间，内外均涂上黑漆，椁箱盖板上还铺有苇席。在顶部还有一层圆形盖木来封闭库室。西库位于墓室内西侧的南半部，随葬有礼乐器、玉石器和陶器。它的结构形式与东库相同，椁箱长5.5米、宽4.4米、高2.5米。东北库在墓室东侧的北部，这里的大椁箱在黑地上还绘有红白两色云雷纹、蟠虺纹。清理完毕未发现任何随葬遗物，究竟是原放之物已腐朽成泥还是根本未放任何物件呢？这些留给了人们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外藏坑在整个墓地的南部，包括两个车马坑、一个杂殉坑和一个葬船坑。两个车马坑和一个杂殉坑共葬有车10辆、马30匹、颈带金银项圈的猎狗骨架2副，同时出土的还有兵器、便于拆装的帐篷构件等，由此来看还是一位喜爱田猎的君王。 葬船坑中一共有三小一大四条船，船上用于伎乐演奏的编钟、石磬、鼓等一应俱全，这是当时中原地区绝无仅有的将船用来随葬的现象。《吕氏春秋﹒先识》载：“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民风如此，似乎国君也未能免俗，即使行船水上，也不忘歌舞相随。 灿烂的青铜文化 按照常理，最好的东西应该离主人最近，盗墓者在椁室中掠走的，应是整个墓中的精华，真难以想象：那部分精华会是什么样子呢？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来看，中山国能吸取多方长处发展自己的文化。中山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度的青铜工艺技术。其青铜器不仅具有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一般特点，更兼具北方民族善于刻画动物形象以及用器便于流动携带的特点。 升鼎最高使用数是9件，只有王才有资格使用。古代不同等级使用鼎的数目和鼎内所盛的食物都有严格规定，中山王也不例外，在他的陵墓中同样出土了9件升鼎，它们按顺序排列，依次缩小。从外形和铜质来看，这9件鼎系临时拼凑合成而非同时铸成，这在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是少有的现象。 九鼎中最大的首鼎重达60公斤，这是中国目前所发现最大的战国时期铜铁合铸器物。它的最珍贵之处在于鼎壁上刻的77行共469字，这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铭文字数最多的铜器，刻有已佚失的中山国和战国时期的有关史料。 九鼎的使用，反映出中山国已经接受并施行中原周朝的礼制。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中山国已跻身强国之列同周围的大国一起称王。但中山国的九鼎又与华夏诸国不同：九鼎形制成份不一，并非同时制成原配的一套，说明身为国君的，对于反映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礼制执行得并非十分严格。再根据鼎中残剩的腐朽肉泥分析，鼎内盛放的肉食与史书记载应放的食物有出入，没有最重要的牛肉而是史书不曾记载的马肉和狗肉。按礼书记载，升鼎仅用于陈设牲肉，并不用于烹煮，可是王九鼎中的首鼎却有烟炱和灶口痕。这些都有悖于中原礼制，说明中山国在发展进程中仍保留有游牧民族的痕迹，并没有严格遵循中原礼制。尤其是升鼎内放置马肉和狗肉，更直接地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  千年古酒犹飘香
“酒，中山王喝的御酒!”一件青铜圆壶内盛的液体散发出浓郁的酒香。 哗然间，又有了一个惊世发现。见识过无数稀世珍品的考古人员，此时也禁不住发出阵阵惊叹：“谁敢尝一尝，看看是什么味。”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大约剩下七八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另一种只剩半壶的酒为墨绿色，重3公斤。 中山国的酒自古就享有盛誉，西晋左思在《魏都赋》中赞叹：“醇酎中山，沉湎千日。”许多同酒有关的历史记载或神话传说都少不了与中山发生联系。 古代传说“有酒千日醉”，在许多名酒之乡都有流传。《搜神记》写道：古代有个叫狄希的中山人，善造千日酒，饮了他的酒，能使人醉千日。一个名叫刘玄石的酒徒，慕名求酒，狄希便给了他一杯酒。玄石一饮而尽回家后醉死过去。三年后，狄希和玄石的家人挖坟破棺，果然见玄石醒来。故事虽夸张，却反映出古代中山酒确实有着很高的声誉。 东汉郑玄在《周礼.酒正》注中说：“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清酒是古代酒中佳品。汉代的中山清酒需要半年时间才能酿成，说明中山酒对于酿造的季节和时间要求严格，所以其酒味醇厚，酒性浓烈。 墓内大量酒器中，未倾倒脱盖或器体未曾破裂的酒器里都有液体保存。经过科学鉴定和有关记载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种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只是尽管密封得很好，但毕竟已深埋地下二千三百余年，酒精已经挥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万分之零点五。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醣等17种成分。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美丽的颜色，是被铜锈染成的呢还是本来就有呢？化验时发现，酒中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都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装有水的密封铜壶中，液体却不是绿色的，如果酒的绿色是金属离子造成的，那对水是否也应该同样有效呢？由于至今尚无科学论断，姑且就把绿色看成是当时的本色似乎更富于浪漫色彩。 墓中所出的古酒，不仅是中国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的实物酒，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次发现这样古老的实物酒。它不仅为研究中国酿酒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与盛酒器相结合，也为研究当时的用酒制度提供了宝贵材料。墓中藏酒，虽然经过两千多年，仍能散发出浓郁的醇香之气，足以说明当时造酒业之发达和制酒技术之高超。由此可以想见，中山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酿造技术，并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千年古酒证明了有关中山人造酒的神话传说绝非偶然形成。 陶制礼器 压划纹磨光黑陶，是专为殉葬特制的明器(也称鬼器，是古代专为死者随葬而用陶、铜、石、木等材料制作的器物)。它们的造型非常典雅端庄，纹饰匀称流畅，做工精细考究，在我国古陶中极为少见。 胎质是灰褐色的灰陶。陶土较细，但烧制火候较低，胎质松软。器物轮旋痕十分明显，而且器上所需大小形状一致的附件，如盖钮、器耳、器足等，则用模制；表现动物形象的部分，如飞鸟、鸭首等，为雕琢成形。一件器物的主体和附件分别制成，再黏合一起构成一个完整器物。 这批黑陶虽表面光亮如漆，灰褐色的陶体是用了什么神奇的方法才变成眼前这样既黑又亮、纹饰多姿的外表呢？ 奥秘就在于一个很费陶工时间与精力的工序之中。光亮的表面是当陶坯半干时，陶工用硬度较大而光滑的器具反复压磨而成。花纹是用硬度大、尖细而光滑的器具在湿涩的胎面压磨、将图案花纹压成光亮的暗纹而成。所以在磨光和压划纹处至今用手轻轻仔细抚摸和观察仍可发现均有压沟痕迹。然后，把陶坯入窑烧制，将要烧成时再采用浓烟薰染的特殊工艺，最终，有花纹的部位又黑又亮，花纹下的底子却黑而不亮，形成一种典雅娴静的特殊艺术效果。 黑陶鼎的造型仿铜鼎式样。鼎盖花纹规矩细致；第一层为云纹、菱形纹内填波折纹组成的纹饰；第二三层为光亮带和压划的内填波折纹的三角纹，显得规矩而整齐。鼎腹中心装饰着一周六组变形兽纹。头部昂起，双目圆睁，长尾上扬，四蹄腾空，似乎正在快速奔跑。兽纹用压划手法制成，以打磨光亮的黑线作为花纹轮廓，身体和尾巴上填以细细的波折纹。黑亮的兽纹衬托在黑涩的地面上，使这些活泼的小生灵显得神采飞扬。  眼前这些专为中山王死后制作的黑陶都如此精美，他活着时使用的器物又该华丽到什么程度呢？
眩目金玉 对于玉器极为钟爱，这一点我们从其陵墓出土物中就可以看出。墓中一共出土随葬玉器681件。还未包括棺椁内相当数量被盗走的和其世妇、嫔、妻、妾等陪葬墓出土的玉器。如此庞大的玉器数量，足见王对玉的珍爱程度与同期中原诸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极有兴味的是甚至连加工所剩的边角料、残器改制品也都放于墓内。墓中出土的玉器品种极为丰富，有专为安葬所制的，也有其生前长期收藏的，代表了当时玉器设计、琢制的最高水平。 龙形玉佩几乎占出土玉器的四分之一。玉匠的大胆创新和自由变形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观者。白狄族在王时主流已然华夏化，但在意识形态、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仍或多或少留有过去游牧民族的遗痕。体现在这批藏玉上，某些玉器造型、装饰风格都有别于中原华夏诸国。 墓中17件小巧精致的玉兽，均用墨玉琢制，体态相似，但由于玉色黑白相杂，又显出不同个性。身形似蛙，昂首蹲伏，一副随时准备跳跃而起的样子，此种小兽于其他战国墓中还未见到。 专为王死后葬尸所用的玉作中有189枚玉片，均单面抛光或雕琢纹样，因此应是镶贴于棺椁外起装饰作用的。这些玉片用和阗玉制成，形状各异，整体纹样十分简洁，注重布局的匀称，隐起的雕琢技法所产生的半浮雕效果，给人以呼之欲出的感觉，营造出一种既神秘又气势非凡的艺术氛围。一种圆形玉片，用青玉琢制，其厚度仅仅0.2厘米。在稍稍凸起的正面，中心雕琢涡纹，周围为宽莲瓣纹。在薄如纸的玉片上琢刻如此细致工整的图案，中山工匠的高超制玉工艺由此可见一斑。 藏玉中，还有22件用毛笔蘸墨写有文字的玉器，技艺娴熟，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文字虽然简单，但却是研究有关历史的重要材料。 玉人是用玉片雕成的，极具特色。最高4厘米，最矮仅2.5厘米的小玉人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考古资料表明，中山国在春秋时期还存在着人殉现象，且殉葬者多为婢、妾之属，到了战国时期殉人制度才逐渐废除，然而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丧葬观念不会一下子就彻底根除，因此出现了人殉的替代品，这些玉人当属此类，随同其它大量珍贵物品一起埋入墓地，充任着婢、妾、仆佣的角色，以便墓主人在幽冥中能继续过着呼奴唤婢、奢侈豪华的生活。    古人也有建筑设计图吗？如果有，他们的图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椁室的铜版兆域图给了我们答案。 这是一幅用正投影法制成的陵墓建筑平面规划设计图。重32.1公斤，因在墓中经火焚和压砸而破裂，有的地方已凹凸变形。正面用金银片条镶嵌实线构成图形，并附文字注明各部分名称、面积、间距和国王的诏命。文字和镶嵌图形的沟槽与铜版是同模铸成。如此巨大面积的铜版在当时条件下一次浇铸成功，单从技术角度考虑已绝非易事，再同时铸出文字并预留出嵌图的沟槽，就更增加了这项工程的难度。 兆域图最外两周图线上注文“中宫垣”、“内宫垣”，这是墓地的两道围墙。下方沿内宫垣处等距离用银片嵌出四座大小形状相同的宫室图线，自左至右依次是：诏宗宫、正奎宫、执帛宫和大将宫。这些名称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陌生得有些不知所云，据学者考证，它们是陵园中主持祭祀礼仪、主管祭祀清洁、主管祭祀用物和看守陵墓官员所用的宫室。第三周线平面呈“凸”字形，以细银线构成，线上注文“丘次”，也就是王陵上面封土丘的底边线。  兆域图具有地图的特点，如宫垣形同一座小城的城墙，里面有不同建筑的名称、形状、面积、间距、及土丘的边界、高度、坡度等，并有明确的方向和准确的比例。该图在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图线来表示，如宫垣和宫室用银宽实线，墓丘底部用银细线，堂用金宽实线，门用“┫┣”符号等。各部分的大小和间距，则以文字标注和按比例缩小相结合的方法表示。透过上述表现手法，使图的内容更清晰、更准确。 中国在制图方面历史久远，但是由于各种图一般都是绘在木板或绢帛上，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腐化成灰而永远不能为人所知，其面貌也成了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个谜。我们是幸运的，随着王兆域图铜版的出现，终于可以亲眼目睹2300多年前地图的真面目。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到与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和文化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相应，战国时期建筑业的辉煌。 中山猜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卞急、耿烈、刁悍少虑、勇武豪侠，多靠商业投机取利为生。男子相聚在一起游戏、娱乐，放荡冶游、悲歌慷慨，擅长做些精巧别致的东西。他们相貌英俊，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歌舞杂戏谐谑的职业。这里的女子也有不同寻常的表现，她们一向以美貌闻名，擅长弹奏琴瑟，跳一种用足尖着地为特征而类似现代芭蕾的舞步，凡是富贵人家、各国君王的后宫，不论有多远，都能找到她们的身影。司马迁认为中山人之所以有这些独特的风尚，是因为有商纣王“淫地余民“的遗风。中山南部的沙丘正是商纣王大搞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昼夜淫乐的故地。《太公六韬》说当时相聚乐戏的共有三千余人，如此的场面和气氛，的确不能不对后世产生长远影响。直到汉代，这里依然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人们依然是“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都喜爱装扮自己，富贵人家自不待言，就是“家无斗筲”的穷人也是“鸣琴在室”(见《盐铁谈.通有》)，琴瑟之类的乐器普及率之高，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说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那深沉悲壮的歌声、那婉约清丽的琴声、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已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只有属于两千三百多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地提醒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 如今，有13个村庄、1万多人在中山灵寿古城遗址内生产、生活。一个冬日的午后，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夕阳西下，薄薄的暮霭笼罩着荒芜的四野。伴着瑟瑟寒风，在寂静与苍凉中，一切的繁华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随时光的流逝隐遁于地下，我努力地在去想象那曾经的亭台楼阁、那曾经的金戈铁马、那曾经的丝弦笙歌……  中山靖王刘胜墓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系汉景帝的庶子、汉武帝之兄长，蜀汉皇帝刘备第十三世先祖。其墓在河北省满城县县城西南 1.5公里陵山主峰东坡﹐又称满城汉墓﹐据《史记》﹑《汉书》记载﹐刘胜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被立为中山王﹐辖境相当今狼牙山以南、保定安国以西、唐县新乐以东、滹沱以北的地区，治卢奴（今定州市）。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是中山国第一代王。刘胜死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统治中山40余年之久。1968年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北省满城县完成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王后窦绾墓的发掘工作。并出版《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该墓随葬品丰富﹐年代明确﹐对研究汉代的历史和考古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胜墓坐西朝东，开凿山岩做墓室，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整个墓室完全是模拟墓主生前所居宫殿建筑。在墓道尽头，南北各有耳室一间，穿过宽敞的中室进入后室，全长51.7米，最宽处32.5米，最高6.8米，墓道长20余米。南耳室为车马房，内葬装饰华丽的马车6辆，马12匹。北耳室内藏粮食、鱼肉类、满缸的美酒以及各式各样的饮食用具。中室最为宽敞，方形，长15米、宽12米，两座宴会用的木质帷帐（已朽烂倒塌）十分精美，这是供死者灵魂饮酒作乐的厅堂。中堂的西端有后门一道，门扉上有铜质镀金兽面衔环一对，打开石门即进入后室，内又分主次两室，主室长约5米、宽4米，由石板砌成，四壁涂红色，室北正中有汉白玉棺床，上置刘胜棺椁。整座墓内有排水系统，沟沟相通，最后流入渗井内，避免了水浸损害。
墓内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尤以“金缕玉衣”“错金博山炉”闻名海内外。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陶器、丝织品和大型真车马、小型偶车马及五铢钱等。其中最为精美的是铜器，如鎏金银镶嵌乳钉纹壶、鎏金银蟠龙纹壶、错金银鸟篆文壶、错金博山炉、鎏金“长信宫”灯、错金嵌绿松石朱雀衔环杯等，均属汉代青铜工艺之精华。在铁器中，有低碳钢、中碳钢、“百炼钢”制品和固体脱碳钢制器。另外还出土了用于针灸的金、银医针 和用于计时的铜漏壶等。
刘胜和窦绾均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刘胜的玉衣由2498片玉 片组成，所用金丝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由2160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700克。两套金缕玉衣保存完整，形状如人体，每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细加工，可见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用为殓服。由于等级不同，玉衣有金缕、银缕、铜缕之分。
长信宫灯与金缕玉衣等一同出土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据考证，长信宫是汉景帝时皇太后窦氏（景帝之母，刘胜之祖母）居住的宫殿，此灯原是宫中之物，由窦氏送给她心爱的孙儿的。灯的整体形象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宫女身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即以手袖作为排烟烬的虹吸管，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处理得十分自然。灯的结构也很精巧，灯座、灯盘和灯罩都是可以拆卸的，圆形灯盘可以转动，两块瓦状的罩板能够开合，因而能任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大小。点灯后，虹吸装置使蜡烛燃烧时的烟烬通过宫女的手臂纳入体中，从而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灯座可以盛水，这便能使吸入宫女体内的烟烬溶于水中。这件铜灯不仅体现出卓越的设计匠意，把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结合成一体，也反映了高超的合金冶炼技术。在装饰上采用通体鎏金，灿然发光，显得富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
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堪称“中华第一灯”。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鎏金银蟠龙纹铜壶壶通体用鎏金、鎏银工艺装饰。全壶金银相间，黄白互映，异常华丽。壶底铭文显示此壶是主司膳食的官用来盛酒的器物。鎏金银蟠龙纹铜壶，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通高59.5厘米、腹径37厘米，重16.25公斤，1968年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侈口、束颈、鼓腹、圈足，腹部一对铺首衔环。壶通体用鎏金、鎏银工艺装饰。口部和圈足饰鎏银卷云纹带，颈部饰金银相间的三角纹带，腹部饰四条独首双身的金龙相互翻卷蟠绕，并缀以金色卷云纹。铺首鎏金。盖面饰三只鎏金夔凤，盖缘饰鎏银卷云纹，盖竖三鎏银云形钮，卷云纽鎏银。纹饰金银相映，富丽堂皇。壶内壁髹朱漆一层。壶底铭刻：“楚大官，槽，容一石口，并重二钧八斤十两，第一”等字，镌刻潦草不规整。
          中山靖王刘胜夫人窦绾墓
     古中山国轶事：两个中山国王妃竞争王后的策略 《战国策》关于中山国的故事，只有一篇。中山国的前身为鲜虞国，首次见于史册是公元前774年。公元前506年，在取得对晋国的平中战役胜利之后，改名中山国，初建都于中人（今河北唐县粟山），立中山城为都。公元前342年中山国君到大国魏国为相，其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前323年，与赵、韩、魏、燕同时称王，史称“犀首立五王”，成为仅次于七雄的第八强国。当然中山狼比中山国更加出名，因为东郭先生的关系，中山狼已经在历史的审判台上站了几千年，留下了千古名言“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另外一个中山国著名的遗产便是“阴姬和江姬争做王后”的故事，简述如下：
阴姬和江姬争着要做中山君的王后。司马僖对阴姬的父亲说：“争当王后的事如果能成功，那么您就可以得到封地，管理万民；如果不能成功，恐怕您连性命也保不住呀。想要办成这件事，为什么不让阴姬来见我呢?”阴姬的父亲跪拜叩头，说：“事情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我要好好地报答您。”司马僖于是向中山君上书说：“我已得知削弱赵国、强大中山的办法。”中山君很高兴地接见他说：“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司马僖说：“我希望先到赵国去，观察那里的地理形势，险要的关塞，人民的贫富，君臣的好坏，敌我力量的对比，考察之后作为凭据，眼下还不能陈述。”于是，中山君派他到赵国去。 司马僖拜见赵王，说：“我听说，赵国是天下最善音乐和出产美女的国家。这次我来到贵国，走城过邑，观赏人民的歌谣风俗，也看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却根本没有见到天姿国色的美女。我周游各地，无所不至，从没有见过像中山国的阴姬那样漂亮的女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她的艳丽用言语简直不能描画。她的容貌姿色实在超出一般的美女，至于说她的眉眼、鼻子、脸蛋、额角，那头形，那天庭，那真是帝王之后，绝不是诸侯的嫔妃。”赵王被说春心荡漾，高兴地说：“我希望能得到她，怎么办?”司马僖说：“我私底下看她那么漂亮，嘴里就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了。您如果要想得到她，这可不是我敢随便说的，希望大王不要泄露出去。” 司马僖告辞而去，回来向中山君报告说：“赵王不是个贤明的君主。他不喜欢道德修养，却追求淫声美色；不喜欢仁德礼义，却追求勇武暴力。我听说他竟然还想得到阴姬哩。”中山君听后脸色大变，很不高兴。司马僖接着说道：“赵国是个强国，他要得到阴姬的心思是肯定的了。大王如果不答应，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把阴姬给了他，不免会被诸侯耻笑。”中山君说：“那该怎么办好呢?”司马僖说：“大王立阴姬为后，以此断了赵王的念头。世上还没有要人王后的道理。即使他想来要，邻国也不会答应。”中山君于是立阴姬为王后，赵王也就没有再提娶阴姬的事了。 为什么这个连环计策能实现，其中牵扯到三个博弈和两个连接条件。第一个博弈是阴姬和江姬，基本处于平等状态，只不过阴姬的父亲认识司马僖，或者可以通过金钱结交；第二个博弈是中山国和赵国实力较量，中山国处于劣势；第三博弈是赵国和当时“联合国宪章”——“不能抢别国的王后”，这个国际秩序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国际警察就不干了。第一个连接条件，中山国需要刺探赵国的情报，第二条件是赵王好色。在这样的环境下，司马先生的连环计策一步一步的实施，中山王不封阴姬为后都不可能，司马先生也成为现在各种“网络推手”的祖师爷。  古中山国何以神秘，司马迁《史记》中未写之迷 （一） 、《史记》中无中山国史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秦、楚、燕、齐、赵、魏、韩七国的一个较强的千乘之国。它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与保定市之间，始建国于周景王初年（约公元前544——前533年），初称鲜虞。中山文公时（公元前459——前414年）改称中山。曾与七国共同称王，前后立国多达二百余年。
然而在中国史学的权威著作《史记》里，我们却找不到完整的中山国史，全书虽然多次提及中山国，都仅仅是一笔带过。如： （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 （赵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 （赵敬侯）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 （赵敬侯）十一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 （赵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 （赵武灵王）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赵武灵王）十九年，春三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 （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至宁葭；两略胡地，至榆中。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詔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寨。王军取鄗（今河北柏乡县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合，王许之，罢兵。 （赵武灵王）二十三年，攻中山。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 （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 （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 （魏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 （秦昭襄王）八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 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魏者，相中山。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刻意不去详写中山国，但中山国的客观存在又使他不得不多次提及，尽管文字极其简略，但还是让中山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从中看到中山国百余年的存在与兴亡。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除了苟延残喘的东周王朝外，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先后陆续有十一国称王，这十一国是：楚、吴、越、中山、魏、齐、秦、燕、韩、宋、赵6.，加上东周共是十二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十一个王国立了传，东周有《周本纪》，楚国有《楚世家》，吴国有《吴太伯世家》，越国有《越王勾践世家》，魏国有《魏世家》，齐国有《田敬仲完世家》、秦国有《秦本纪》，燕国有《燕召公世家》，韩国有《韩世家》，宋国有《宋微子世家》，赵国有《赵世家》，唯独中山国无传无史。 司马迁祖籍西汉左冯翔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距中山国并非很远，他不可能对中山国史一无所知；而西汉以前的史书又有许多关于中山国的记载，司马迁不会不读。据学者考证，司马迁写《史记》曾参考大量书籍，有六经及其训解书23种，诸子百家及方技书52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20种，还有文学书7种，总计多达102种。试想，他怎么可能不了解中山国历史呢？那么又是什么理由促使司马迁把中山国排除在《史记》之外呢？ 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 (二) 、先秦史记中的中山国记事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不给中山国写史是因为中山国弱小，名声不够显赫。事实并非如此。中山国初称鲜虞，早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很强大，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如： 鲁定公三年（前507年），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即平邑，今山西大同市大同县东）。 鲁哀公元年（前494年），鲜虞人伐晋，取棘蒲（今河北石家庄市赵县）。 鲁哀公三年（前492年），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 到了战国时期，史籍中有关中山国的记载就更多了，如： 《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十八年（前457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邱。 《淮南子》载：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 《墨子》载：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 《吕氏春秋》载：中山之国有风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风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拒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中山亡邢。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鴪，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几至将所而后死。 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司马憙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以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憙曰：“然。” 墨者师曰：“今赵兴兵以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憙无以应。 《韩非子》中也载有许多中山国事，如： 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诸师赞曰：“乐羊为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 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乐羊以有功见疑。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中道而乱。乐池曰：“吾以公为有智而使公为将行，今中道而乱，何也？”客因辞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劝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从少正长，从贱治贵，而不得操其利害而制之，此所以乱也。尝试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 鲁丹三说中山之君而不爱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复见，未语，而君与之食。鲁丹出，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见，乃使善我，何故去之？”鲁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恶之曰：“为赵来间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司马憙，中山之君臣也，而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 季辛与爰骞相怨。司马憙新与季辛恶，因微令人杀爰骞，中山之君以为季辛也，因诛之。 中山有贱公子，马甚瘦，车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为之请王曰：“公子甚贫，马甚瘦，王何不益之马食？”王不许。左右因微令夜烧刍厩。王以为贱公子也，乃诛之。 西汉刘向的《战国策》专门辟有《中山国策》，收录中山国事九章： 1、 魏文侯欲残中山 2、 犀首立五王 3、 中山与燕赵为王 4、 司马憙使赵为己求相中山 5、 司马憙三相中山 6、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7、 主父欲伐中山 8、 中山君飨都士大夫 9、 乐羊为魏将攻中山 此外《战国策》的其它国的传记中也收录有一些中山国的事情，如：《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武灵王平昼闲居》，《赵惠文王三十年》，《富丁欲以赵合齐魏》，《三国攻秦，赵攻中山》，《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秦武王谓甘茂曰》等等。 先秦文献还有许多著作收录有中山国事，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从以上引文我们可知，中山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绝非一般的微弱小国，它有着二百余年的传国史，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称王的诸侯国。以往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山国称王始于“五国相王”，此说值得商榷。在中山国故都灵寿出土文物“中山王舋鼎”铭文中，清楚地刻有“……先祖桓王，昭考成王”的文字30.，说明中山国在中山桓王时就已经自行称王，后来的“五国相王”只是取得了各国公认而已。 (三) 、灵寿故城出土文物所见中山国史 1977年，我国考古界在中山国故都灵寿（今河北平山县），对中山王陵的“1号”和“6号”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就是“中山三器”和“中山王墓兆域图”。 中山三器为：中山王舋方壶、中山王舋鼎、中山太子姿圆壶。三器相继铸于中山舋王去世前后。 1、中山王舋方壶 中山王舋方壶通高63厘米，直径35厘米，四壁刻有铭文450字。铭文主要是颂扬中山君先祖先王的功德及相国司马赒的功绩，警醒太子姿效法先王，重用贤臣，以仁德治国。铭文中有“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的记载30.，清楚地列出了中山国君王的世系：中山文公、中山武公、中山桓王、中山成王、中山舋王、中山姿王、中山尚王。（后两位王为增补） 中山王舋方壶铭文全文译注如下： 中山舋王十四年，中山王姬舋命相国司马赒领兵讨伐燕国，将所掠之金（铜）熔制成彝壶，按照礼制和法度，用来祭祀上帝和先王，以虔诚敬仰的心情，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告知于天地神灵，记载祖宗的美德，以张扬先王的功业；以燕国灭亡的实例，来警醒后世诸王。 朕的先祖文公、武公和祖父桓王、父亲成王，都给我们留下了高尚的美德和治国的遗训，以教育后代子孙，这是很值得朕去效仿的。慈、孝、宽、惠，举贤使能！上天不负祖宗所愿，赐贤相司马赒来辅佐朕。朕知道他是位忠信之士，便任用他为相国。朕在游闲和饮食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先王创业的艰辛，因此时时警醒自己，时刻不忘治理好国家和人民。 司马赒竭志尽忠，以执掌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对君王没有二心。他自出任相国以来，日夜操劳，为国家选贤任能，以使国家兴旺。 时有燕国国君姬哙，不顾国家利益，不与诸侯来往，不循祖宗章法，搞什么君臣易位，结果对内断送了先祖召公所创下的大业，冷落了先君的祭祀，而对外则上不能入朝祭祀周天子之庙，下不能与诸侯称兄论弟，正所谓上逆于天，下不顺民。寡人对此很是痛心。 司马赒说：“身为国君反而拜臣子为君，这是世间最大的耻辱，这样的国君与我们的大王同起同坐，臣实在是看不下去！臣愿带领将士们穿上盔甲，拿起刀枪，去征讨不义之邦！ 燕国的故君姬哙和新君子之，他们不守礼法，不顾顺逆，故而国亡身死，各诸侯国竟没有一人去救援。我们当时出兵的意愿是想帮助燕国纠正错误，以恢复君臣之位，明确上下之礼，虽然没有成功，却为我们的国家创造了扩土封疆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周天子的奖赏和诸侯的祝贺。 古代圣明的君王，都希望得到贤臣和良民！因此，君王尊重礼法才会有贤臣到来；用廉洁贤明的大臣来治国，百姓才能依附。” 这些金玉良言，朕命人将其刻在壶上，留给世人观之；并郑重地告之后世子孙，逆天行事必定招来祸患，顺应天命才能得到幸福。要把它抄录在简册上，用来警戒后代君王，对百姓施以德政，有爱心有仁德才能江山永固。子子孙孙要永远记住，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千秋永在万古长存。 2、中山王舋鼎 中山王舋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为铜铁合铸而成，鼎壁刻有铭文469字，主要记载中山相司马赒讨伐燕国之事30.。铭文使我们知道，在燕国内乱时期，中山国曾派相国司马赒领兵伐燕，攻取了燕国数十城和数百里土地。 中山王舋鼎铭文全文译注如下： 中山舋王十四年，中山王姬舋命人制作大鼎，准备在鼎上刻写铭文，以警醒后人。 寡人以为，与其盲目地听从别人，不如冷静的自己拿主意。当年燕君姬哙那样有智慧的君王，因为受世俗所掩盖，身为宗族之长，最有资格管理国中万事万物，却受相国子之等人的迷惑，使国家灭亡，终为天下人所不齿。大国君王尚且如此，更何况朕这小国之君呢？ 当年，朕的父亲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寡人那时年纪还小，什么都不懂，一切事情都依赖老师和母亲。是上天赐福于朕的国家，赐给朕忠臣司马赒。他为了国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上敬天神，下顺民意，全身心的辅佐寡人。他肩负着治国的重任，团结群臣和百姓，共同为国尽力。他不辞辛苦，常常到深夜还在以许多圣贤的道理来辅导寡人。 寡人知道，如果让弱小的你得到成长，使愚昧的你得到智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如果不是忠心耿耿的人，有谁能这样做呢？只有司马赒才能做到这一点。荣幸啊，这是上天成就我们的国家！因此寡人才委任司马赒为相国。如今司马赒已经不在了，寡人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虑。 当年，朕的祖父桓王和父亲成王，他们勤于朝政，事必亲躬，亲自到四方考察民情和百姓的生活状况。今朝，朕的相国司马赒，亲自带领着中山国的将士，去征讨君臣颠倒不讲道义的燕国。敲响了出征的战鼓，将士们勇敢的冲锋，攻占了数百里土地，夺取了数十座城池，击败了号称万乘之国的燕邦。寡人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嘉奖他所做的贡献，特此敕命司马氏及其后人，即使犯有死罪，三代之内都可以赦免。以此来彰显美德，奖励功臣。相国司马赒日夜操劳辛勤理政，他是中山国的顶梁柱。那时寡人很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中山国将会像大地失去阳光一样可怕。所以寡人特做批示，相国即使犯了死罪，也可以赦免，因为他的功业是巨大的，他应该有享受特赦的权利。可悲啊，现在我们只能在此来纪念他，希望后人要永远记住他，像他那样为国家尽忠，为君王效力。 当年，吴国人击败越国，越国人忍辱负重，经过五年的准备，反而灭掉了吴国。前车可鉴，中山国的后人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你们不要因为自身强大了就目中无人，也不要因为家庭富裕了就奢侈腐化，更不要因为人多势众就可以肆意喧哗！比邻的赵国像豺狼一样在注视着我们，与我们交好的齐国却又在很远的地方。警惕啊，后世子孙们，要保护好祖宗的基业，不要让异族来取代我们的国家。  中山太子姿圆壶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壶壁刻有太子姿为悼念父王所作的悼词182字，是研究中山王舋的重要史料。 中山太子姿圆壶全文译注如下： 朕是先王的嫡子名叫姬姿，在此刻铸铭文以扬先祖美德。当年先王喜欢读书，珍藏了万卷书简。为避免亡国之危，他日夜不忘苦读，从中寻求安邦治国之道。废除残酷的刑罚，辨别冤狱，不让那些可怜的百姓无辜的死去。又得贤臣司马赒辅佐，成为中山国的新一任相国。时逢燕王无道，将王位让与大臣子之，自居臣位。这种虚伪的离经叛道的做法，引起各国的反对，纷纷加以谴责。因此，先王命司马赒领兵征讨燕国，扩大了中山国的疆域，多达数百里。 谁把国家的领土扩展了，只有朕的先王。当朕在新开辟的土地上行围打猎时，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心情，纵马在山野里驰骋，马蹄敲击地面弹出醉人的音符，野兔麋鹿在勇士们的攻击下束手就擒。用新鲜的野味来祭祀先王，让先王的德行永垂千古。 可悲啊，先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让我们长久的痛苦流涕，再也感受不到往日的快乐和欢欣。朕在新开辟的土地上再为先王立一座新庙，让世世代代在这里祭祀先王，子子孙孙都要孝敬祖先，要把对先人的敬祀永远承续下去。 4、中山王墓兆域图 中山王墓兆域图，是用金、银错与一块铜板上，该板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一面是图，另一面是铺首。图中附有中山王修建王陵的诏令。此诏令使我们得知，司马赒原为宫卫大臣，后来才升任为相国。 出土的文物还有许多，这些珍贵的文物对研究中山国历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四) 、中山国简史 中山国的先祖为黄帝后裔。黄帝生二十五子，有十一子无德才，徙居边远蛮荒地区，称为夷帮。其活动在中国北方的（黄河以北）称夷狄。西周末年，夷狄分裂为赤狄和白狄两支。赤狄主要活动在今山西长治市以北一带，白狄主要活动在陕西西安市至榆林市一带。白狄后来迁徙到今河北境内，又陆续分裂成鲜虞、肥、鼓等不同支脉。 鲜虞原为釐姓，始建国于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40年前后），建都于鲜虞城（今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西北）。公元前530年和公元前527年，晋国将军荀吴曾两次率军攻打鲜虞。公元前507年，鲜虞军大败晋军于平中，俘虏晋将观虎。公元前505年，鲜虞军再次击败晋将士鞅之军。公元前494年，鲜虞军与齐、鲁、卫联合攻晋，夺取棘蒲。公元前492年，齐、卫两国攻戚，鲜虞军远涉数百里救援。公元前491年，鲜虞军与齐军联合帮助晋国的荀寅攻占柏人（今河北邢台市隆尧县西）。此后直至战国初年，鲜虞国一直是中国北方很有实力的强国。 公元前459年，鲜虞先君去世，传位给鲜虞文侯。文侯以黄帝后裔自居，改姓为姬，改国号为中山，立都于中人城（今河北保定市唐县西），自称中山文公。 中山文公三年（前457年），智伯（荀瑶）率军攻打中人城，中山文公兵败，被迫迁都于顾城（今河北定州市）。 中山文公在位四十六年（前459——前414），传位于儿子中山武公。 中山武公六年（前408年），魏文侯派将军乐羊领兵攻打中山国，苦战三年，于公元前406年击败中山，杀中山武公，中山国亡。 周安王二十四年（前378），中山武公的小儿子姬桓领导中山族人复国，击败魏国驻扎在中山国的军队，攻占顾城，旋即即位称王，自号中山桓王。中山桓王以乐羊之孙乐池为将。 中山桓王二年（前377），魏武侯复派兵攻打中山，与中山军大战于浍水。魏军再次被中山军击败。魏国损兵折将，从此不敢再犯中山。 而就在这时，赵国乘中山国全力抗击魏国之机，突然出兵侵占了中山国的房子、灵寿等地。中山军在与魏军作战中损失很大，没有能力与赵国抗争，只好忍气吞声。 中山桓王五年（前374），中山军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迅速强大起来。桓王派大将乐池领兵反攻赵国，很快夺回了番吾、灵寿等城。 中山桓王六年（前373），中山国迁都于灵寿，桓王拜大将乐池为相国。 中山桓王十年（前369），中山国为防赵国偷袭，在边境修筑长城。 中山桓王晚年时，魏国人司马赒入中山国为官，得到了中山桓王的重用。 中山桓王在位虚记三十八年（前378——前340）卒，传位于儿子中山成王。 中山成王即位后，仍以乐池为将，司马赒为宫卫大臣。不久相国乐池去世，中山成王拜司马赒为相，并加封他为蓝诸君。司马赒成为中山国历史上的一代名相。 中山成王十七年（前323），魏国的公孙衍倡议魏、韩、燕、赵、中山“五国相王”。 中山成王在位虚记二十年（前340——前321）卒，传位于儿子中山舋王。 中山舋王六年（前315），相国司马赒率军攻燕，取燕数十城，土地数百里。 中山舋王九年（前312），相国司马赒病逝，其子司马憙袭爵蓝诸君之位。司马憙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父亲生前对他很不满意，临终前嘱咐舋王不要重用他。但是司马憙为人狡诈，暗中投靠了赵国，在赵国的帮助下，迫使中山舋王任用司马憙为相。司马憙当上相国以后，排斥武官，重用文士，极力倡导“无为而治”，使得中山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大幅下降。 中山舋王十三年（前307），赵武灵王派谋臣李疵往中山国侦察，回报可以进攻中山。于是赵国全面备战，准备攻打中山国。 中山舋王十四年（前306），赵武灵王出兵攻打中山国，中山国军力薄弱财力不足，被赵军打的节节败退，赵军连续攻下中山国数城，进军至房子。中山国损失惨重。 中山舋王认为司马憙之策误国，将其罢免。并用伐燕所得的优质铜铸鼎、壶，亲撰铭文，使匠人刻于二器之壁。中山舋王深悔自己用人不当，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不久便大病不起，多方救治无效，这年年底病逝于宫中。 中山舋王在位虚记十五年（前321——前307）卒，传位于儿子中山姿王。 中山姿王是位早熟的少年，他不像父亲那样优柔寡断，处理问题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他一上台就做了一件让满朝大臣深感意外的事情，重新任用司马憙为相国。他认为司马憙有治国的才能，虽然以前做错了事，今后改正就是。遗憾的是司马憙并没有按中山姿王的意思去做，而是继续我行我素，推行他的“无为而治”的国策，重文人，轻武士，毁军队，废法律。中山国朝政混乱，国势大衰。中山姿王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次罢免了司马憙的相位。但是司马憙私通赵国，他通过赵武灵王以武力公开向中山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山姿王恢复了他的相位。这便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司马憙三相中山”。司马憙三相中山后更加恣意妄为，他为了讨好赵国，多次出卖中山国利益，并且排挤和害死了许多正直的大臣，先后暗杀了卿士爰骞，谋杀了大将军季辛，解除了乐毅等将军的官职，使那些能征善战的武官在家闲居。赵武灵王乘中山国衰弱多次出兵进犯。 中山姿王八年（前306——前299），司马憙和他的儿子司马子期出卖中山国，引赵军攻破中山国首都灵寿，中山姿王逃往齐国，不久病死在齐国首都临淄。 中山姿王在位虚记九年（前307——前299）卒。 赵武灵王攻占灵寿后，恐中山人不服，便立中山姿王的弟弟公子尚为王，号中山尚王。此后司马憙父子及其家人去向不明。一说赵武灵王欲处死他们父子，但司马憙拿出中山先君的免死诏书，赵武灵王只好将他们父子罢官免爵，限期离开中山国。 中山尚王用魏义为相国，偃长为上卿，君臣终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中山尚王荒淫酒色不问国事，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更加混乱。他执政三年，中山国已经衰败到了极点。赵武灵王认为灭亡中山国的时机已到，于是只带了三千骑兵进攻中山国，就把中山国平定了。 中山尚王在位虚记四年（前299——前296）亡国，赵武灵王将其废为庶人，并把他及其宗人迁居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市东南）。 (五) 、司马迁先祖及少梁司马氏家族世系考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随会奔秦是在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0），也就是秦康公元年。少梁即古之梁国，周襄王十一年（前641）为秦穆公所灭，改称少梁。周顷王二年（前617），晋国攻取少梁，司马氏家族就是于此时入居少梁城，同族共居并未分支。到了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司马氏家族也开始分支。 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笔者就此查阅了大量先秦史书，却不见卫国司马氏的记载。赵国除了司马迁介绍的司马蒯聩外，司马氏见于史书的还有司马浅、司马尚及秦朝末年的司马卬。秦国的司马氏较多，早期有名将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和秦朝末年的司马欣、司马昌。因为卫国无司马氏的记载，疑为司马迁误把中山写成了卫。但是卫国的地望从西周开始虽经几次迁移，始终都在今河南境内，与位于河北的中山国似乎没有多大关联，如果不是司马迁笔误，那么很可能当时的中山国也称“卫”，但这似乎又过于牵强，因为通读先秦史书，并无中山国亦称卫的记载。另一种可能就是“卫”为“魏”之误，如卫国实为魏国，在“魏”者相中山，那就说得通了。中山国有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此外散见于先秦史书中的司马氏还有宋国的司马牛、齐国的司马悍、楚国的司马翦，此三人是否为少梁司马氏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史记》中的“在卫者，相中山”到底是司马迁的笔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笔误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司马迁毕竟是位严谨的史学家，更何况此书几经修订校对，司马迁不会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最大的可能是《史记》在早期的传抄过程中把“魏”误写成了“卫”。依据中山国现有史料分析，中山国的司马氏当来自于魏国。史载：魏灭中山后，魏文侯不信任乐羊，收回他的兵权，将他封在灵寿闲居，而另派太子击为中山君（中山国的最高长官），同时还派了部分文臣武将辅佐他，其中就有司马赒的父亲。后来中山桓王复国，厚待魏国降臣并加以重用，许多魏国官员便留在了中山国，定居下来。司马赒的父亲也在其中，不过因史料失传，这些官员的名字已无可考。司马赒的父亲死后，司马赒袭爵为中山臣，从宫卫大臣一直晋升到相国。 但是“卫”“魏”虽为同音，两国相去甚远，即便抄录过程中偶然出现错误，历代史学名家肯定会予以更正，不会一直延续下来。之所以无人更改，原因只有一个，司马迁的原文就是“卫”字，后人不敢擅自更改。至于司马迁为什么把“魏”写成了“卫”，或许其中别有隐情，很可能与他的家族史有关。 按照司马迁自序所说，少梁司马氏家族的世系应该是—— 卫系：？（无从可考）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 司马迁说司马氏“一族三分”始于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前后，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在先秦史书中可以查阅到司马氏家族的一些线索。结果是： 卫国无司马氏记载。 赵国的司马蒯聩是战国初期人，司马浅见于赵武灵王时（约公元前330——前280年间），司马尚见于战国末年赵幽缪王时（约公元前260——前210年间），司马卬则是秦朝末年人。四人虽为司马氏族人，但辈分已经很难考证。 秦国最早的一位司马氏大臣是司马唐（又作司马庚），出现在秦简公与秦惠公时（约公元前440——前370年间）。史载：秦惠公想出兵攻打魏国，司马唐劝阻说：“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 秦系司马氏第二位名臣就是司马唐的孙子司马错（约公元前345——前275），他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时的大臣，他的事迹记载在《战国策》和《史记》里。他在《史记》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此次出征后，他因年事已高，便辞官回蜀郡成都养老去了。他的儿子司马梗袭爵为秦将，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北定太原”。司马梗的孙子是秦朝末年的司马欣，曾任栎阳狱椽、长史。其后世因史料缺失，世系不清。汉武帝时的著名才子司马相如当为司马错之后，司马迁虽然写了《司马相如列传》，但是并没有交待他的先祖是谁，只说他是蜀郡成都人。成都是司马错的终老之地，他的后代肯定有很大一部分住在成都，司马相如为司马错后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事实上秦系司马氏自少梁入秦后，并无再回少梁的记录，他们的居住地一直在首都咸阳和蜀郡成都。对于如此明显的事情，司马迁为何避而不谈呢？实在是让人不解。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昂於殷。汉之伐楚，昂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此世系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先秦史书上没有卫系司马氏的记载，卫系司马氏应该是“魏系司马氏”，至于司马迁为什么写成了“卫”，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二，秦系司马氏为司马迁先祖存在着很大疑问。 按司马迁所说“司马氏去周适晋”当在赵、魏、韩三家分晋之时，也就是公元前600年前后，而司马错伐蜀是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伐楚则是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据此推算，他生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45——前275年间。如果司马错是秦系司马氏后人，显然他不是出生在魏国的少梁，而是生在秦国的咸阳或别的什么地方，因为他出生时秦系司马氏在秦国已经生活了二百年左右，当时少梁是魏国属地，说司马错出生在魏国的少梁不但没有理由，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连司马迁都说“在秦者名错”，后世的史学家们不知是根据什么认定司马错是出生在魏国的少梁？ 司马迁的直系先祖是魏国少梁人并不错，而司马错却是地地道道的秦国人，把司马错说成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实在是过于牵强。应该说，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给人留下的概念是模糊的，他在写完“在秦者名错”之后，紧接着又写了一句：“错孙靳”，这是问题的焦点，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误会之处。因为司马靳肯定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既然司马靳是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错理所当然也就是司马迁的先祖了。 那么这位与白起一起被处死的司马靳到底是不是司马错的亲孙子呢？如果是，司马迁为什么不交代司马靳的父亲是谁？看来他的父亲绝不是司马错的儿子司马梗，否则司马迁不会避而不谈。司马梗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北定太原”，而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司马靳就和白起一起被赐死，而且两者之间似乎毫无关联，司马迁在书中也没做任何交代。显然司马靳不可能是司马梗的儿子，当时他在军中的地位，最多也就是武安侯白起的一个副将，与司马错和司马梗的地位相去甚远。有人或许猜想司马靳大概是司马错其他儿子所生，这似乎也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司马迁不会不做交待。估计司马靳根本就不是秦系司马氏的后人，他是真正的魏国少梁人，也就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因为此时秦国早就攻下了魏国的河西之地，少梁已经归属于秦国，改称秦国少梁，所以魏系的司马氏也变成了秦国人。 巧合的是秦国的司马错和中山国的司马憙恰好是同辈人，而且都是出生在公元前345年前后，他们的儿子秦国的司马梗和中山国的司马子期（又作司马期）也是同龄人，都出生在公元前320年前后。根据先秦史书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推断，司马靳很可能是司马子期的儿子。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攻占中山，司马憙父子不但没有得到重用，还被赵武灵王罢官免爵。司马憙父子含羞带愧无脸面继续留在中山，便遣散家奴，灰溜溜的逃回老家少梁闲居起来。司马靳就是在此期间出生在少梁城。司马靳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290——前257年，于公元前257年与白起同时被秦昭王赐死。 司马迁以移花接木之术巧妙地把自己的前辈世系依附在司马错的名下，借以炫耀自己祖宗的威望，同时也掩盖了自己真正的直系先祖。 那么司马迁的直系先祖是谁呢，他为什么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呢？ 根据先秦史书和历史年代及现代考古所见，司马迁的直系先祖应该就是战国时期恶名远扬的中山国相司马憙。 司马憙约生活在公元前345——290年间，曾先后在中山舋王和中山姿王两朝三次为相，史称“司马憙三相中山”。中山姿王八年（前299），司马憙与儿子司马子期出卖中山国，引赵军攻破中山国首都灵寿，中山姿王逃往齐国。此后司马憙与他的儿子司马子期去向不明，史无记载。疑或为赵武灵王所杀，或被免官后驱逐出中山国。两种可能其结局都是一样：中山国的司马氏又迁回了老家少梁。因为以司马憙父子的恶名，即便不被赵武灵王所杀，其他诸侯国也不会接纳他们的，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迁回故居。此后不久，秦国攻占了魏国的少梁，而此时秦系司马氏正值声名显赫，少梁的司马氏便依附在秦系司马氏之下。 由此可知，战国初期进入秦国的司马氏与后来秦国夏阳（少梁）的司马氏同族并不同支。秦国名将司马错并非少梁人，他生在咸阳死在成都，应该是秦国咸阳人。秦国夏阳的司马氏就是魏系司马氏，也就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 按照司马迁的“一族三分”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排列一下少梁司马氏家族的世系。 （横线为父子相承世系，虚线为辈分不清世系）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欣……司马相如 魏系：？——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 (六) 、司马迁的无奈之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司马迁不为中山国写史实属无奈之举。司马迁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与现在不同，世人把家族名声看得极为重要。他的先祖先有背叛魏国投靠中山国之举，此为不忠；后有司马憙父子卖国求荣谋杀大臣等种种恶行，此为不义。有如此不忠不义的祖宗，后代子孙怎么能抬得起头呢？司马迁不想让世人知道他就是中山国司马氏的后代，所以才千方百计的隐瞒这段历史。 司马迁祖上世代为史官，家中肯定掌握有大量中山国史料。也许司马迁原计划是准备撰写一篇详细的中山国史，甚至已经列好了《中山世家》这个题目，但他在动笔时又犹豫了。因为写中山国史不能不写司马氏，司马氏是中山国的重臣，从中山桓王复国至中山国灭亡，中山国的权力机构都离不开司马氏，这让他很为难。该如何去写自己的祖宗呢？往脸上贴金固然不行，如实去写就更不行！有辱祖宗不说，对自身和家人也极为不利，弄不好就会弄个身败名裂，祸及子孙。 司马迁知道，身为史官，把一个轰轰烈烈存在了二百多年的诸侯国遗漏掉，显然是失职。但如果为中山国立传，无论怎样写他都难以摆脱尴尬的境地。如果让汉武帝知道了他的祖宗就是中山国的司马氏，说不定就会给他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不为中山国写史。 平山县中山灵寿故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东部的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北依东林山、牛山，南临滹沱河、黄壁庄水库，距今灵寿县城约10公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址东西两侧为高坡，东西城垣外有源自林山的天然溪流，自北向南逶逦入滹沱，相传为“京御河”。古城垣早已荡然无存，但地下夯土城基尚在，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桃形，北高南低，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城址内现有13个自然村并黄山一座。城东高坡上有一夯筑小城遗址，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约1050米，小城西部当中夯筑一座土台，名曰“召王台”，属古城的军事防御设施。
中山国虽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但其重要地位仅次于战国“七雄”。灵寿故城先后经历过五代国君——桓公、成王、衅（注：此为代用字。原字的下部应为“昔”字。下同。）、耔姿（注：此二字均为代用字。原第一字的左侧应为“妾”字；原第二字的下部应为“虫”字。）、胜，共86年。这是中山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国土疆域扩大，而且农牧业尤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山国文化。
中山灵寿故城由7道城垣围成，中部一条南北向隔墙将其分成东西两城。隔墙北端访驾庄东北约200米处与北城墙交接，由此向南伸展，直至张家庄，全长约5100余米。现存的完整墙基厚3．2米，宽2．5米。城址外围的夯土墙基宽约35米，厚约2至4米，长度各异。与城基相连的大型夯筑护城建筑目前仅发现4处，分布在簸箕掌、张家庙台和王陵区西门阙及西城的西门阙。其地面残存大量的板瓦、筒瓦、箭镞等遗物。城基中明显的门阙遗址仅两处，一处位于东城西北角，即隔墙与东城北墙的交接处，两墙各自拐角，互成斗城，控扼城内通往城外的唯一陆路咽喉。另一门阙位于穆家庄村西，西城垣中部，门阙外临护城河，河西一条古路沟直向门阙，残长550余米。城门向内是一条贯穿东西的古路主干道，宽约11米，自城门向东延伸940米到达9号、10号遗址中心，再东已被现代民房叠压。
城址内已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共计6处。一处位于城东北区，现蒲北村的高地上，即3号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残存面积仅为原面积的五分之一。其北部是北城垣，西部是黄山，南部是一条西北——东南向的天然河沟。地面残存成片的红烧土、白灰和大片的瓦砾覆盖层，常见有战国时期的绳纹板瓦、筒瓦。在地下约0．8米的同一轴线上考古工作者钻探出9个南北向排列的圆型夯筑柱基，直径1．8米，厚1．9米，柱基中心距离4．3米，在4、5、6、7号柱基上仍保留着长约1米，宽约0．7米的长方形柱础石。遗址破坏区残存大量的空心砖残片，部分印有陶文，标明制作工匠的姓名。残存瓦件主要是素面半瓦当、乳钉纹地阴云纹半瓦当、乳钉纹地兽纹半瓦当、乳钉纹云带半瓦当、山座形瓦钉帽等。铜器有圆首窄格蟠蛇纠结柄铜短剑、铜矛、带钩等。
东城南部现存的三处建筑遗址分别是7号、8号、11号遗址，7号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残存遗迹表明，这里曾分布着多组坐北向南的长方形大型建筑群。7号遗址的北面是8号遗址，8号遗址的东北是11号遗址，这些遗址地表的暴露遗物主要相同于3号遗址的绳纹板瓦、绳纹筒瓦、空心砖、盆、罐、碗、豆、甑、瓮等残片。
西城中部残存的两处建筑群遗址是9号、10号遗址，两者不但距离很近，而且出土遗物也基本相同，除了常见的盆、罐、豆、甑、碗、空心砖残片、绳纹矩形砖残片、素面半瓦当、乳钉纹地阴云纹半瓦当等，这里还出土了为数较少的双龙纹半瓦当。此外，在遗址西北部一组南北长65米，东西宽50米的夯土建筑遗址的瓦层中，不仅发现了与中山王衅墓相同的大型板瓦、筒瓦、乳钉纹地阴云纹圆瓦当和半瓦当、山峰形瓦钉帽饰和脊瓦等，而且还发现了其他遗址中罕见的仿东周王城的乳钉卷云纹半瓦当。大量的出土遗物及密集的建筑遗迹都表明此处曾是古城的繁华地带。
古城内较大的居住遗址迄今发现两处。一处即1号遗址，位于访驾庄村南，西城王陵区内，南北长600米，东西宽470米，文化层最厚达4米。出土遗物分两层，上层系城址内常见的瓦件及生活用陶和石佩饰等；下层则是春秋时代的袋足低平裆粗绳纹灰陶鬲、绳纹粗足陶鼎、绳纹鸡冠形粗足陶鼎、细绳纹窄沿陶盆等日用陶器，证明早在灵寿故城建城前，此处已经有人类定居。
另一处即2号遗址，位于西城西南部，西临西城垣，南北长670米，东西宽400米。上层堆积战国中晚期遗物；下层分布战国早期遗物。
小片的居住遗址，在东城的河曲村北、西城南端的张家庙及西门外等地也有发现。
古城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集中分布在城址中部，分工较细，种类较多。4号制陶器作坊位于整个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北部，南北长200余米，东西宽200米，文化层平均深度1．2—3米。裸露于地表及断崖的废陶堆积中，不仅存在大量烧结变形的豆、盆、罐等残片和一定数量的磨盘、陶轮、陶拍等制陶工具，而且还有一些残陶窑。大量的裸露遗物证实了当时的制陶作坊内部已有了不同的分工——东南区以烧制瓦件为主；西南区以烧制日常陶器用品为主；中部则是制陶场所。
5号铸铜、铁器作坊遗址，位于制陶作坊的南面。南北长960米，东西宽580米，文化层深度1．2—1．7米，个别烧炉遗迹深达2．5米。遗址内既有大量的陶范、铜渣、铁渣，又有密集的炼炉。虽然铸造铜器、铁器的作坊区域不甚明显，但其内部分布基本可做如下区别：西南部是作坊的管理机构或居住区；东部是铸造铜、铁器的陶范作坊；东南部是铸造铁铲、钁、镰、削等生产工具的作坊；中部是铸造兵器、货币及其它小件铜器的场所；北部是铸造实用铜器的作坊。
6号制骨器、玉器、石器作坊遗址，位于铸铜、铁器作坊的东南面，二者连续成片，此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80米。主要标本有牛骨料、角料、黑色细砂岩和页岩石圭料及骨笄、骨珠、石壁、石圭、玉人片的半成品等。这些玉人片与中山王墓道出土的玉人片属同一类型。
城址外西部的西灵山南坡下为中山王衅陵区，其中震惊中外的19000余件珍贵文物都出自于这个区域。
中山灵寿故城的发现，不仅确定了其确切位置，而且反映了中山国的建筑水平和手工业发展规模，对于研究中山国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山故土－－定州
定州历史悠久，文化源源流长，被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为千年古县，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曾为战国中山、汉中山和后燕国都，历代设州置府，是辐射周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是中山文化的发祥地，是我国北方古代地域文明的摇篮之一。中山文化与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相媲美。作为中华文明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文化所体现出的和合思想是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这里自古文风鼎盛，是仕途的起点，状元的摇篮，自科举考试以来曾有10名文武状元在这里诞生，在全国首屈一指，故有“北方才子出定州”之说。 这里还是著名的歌诗之乡。是汉代音乐家李延年、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崔护、宋代著名哲学家程灏、程颐、现代音乐家张寒晖的故乡，他们留下了“倾国倾城”、“陋室铭”、“人面桃花”、“程门立雪”、“松花江上”等名篇和典故。 这里更是人才汇萃之地，圣人孔子曾到此游历讲学，教化百姓，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知定州，创流传千古的定州秧歌，康熙、乾隆皇帝曾到定州巡幸驻跸，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国际十大名人之一晏阳初来这里推行“平民教育”。 定州是汉中山王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的制作之地，也是宋代生产定瓷的古瓷都。馆藏文物5万余件，占河北省馆藏文物的三分之一，居河北省馆藏第二位。其中，国宝级文物二龙衔环谷纹大玉壁、透雕玉座屏和白釉刻莲大净瓶精美绝伦，举世无双。 该市有文保单位75处，其中国家级7处。开元寺塔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砖木结构建筑物，被誉为“中华第一塔”，贡院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科考场所，定州文庙素有“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以及中山汉墓群、元代大道观、明代古瓮城、清代乾隆诗文石刻碑群等文物古迹，都凝结着定州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见证着定州历史的辉煌。 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物资源使定州开发“文物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还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华北最大的花木基地，发展“生态旅游”潜力巨大。定州市着眼打造旅游型现代化中等城市战略目标，把发展旅游业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文物大市优势，对开元寺塔、文庙、贡院等文物景点整体开发，启动总投资15.2亿元的河北文博园等旅游开发项目，建设文物旅游核心景区。规划以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点黄家葡萄酒庄及大辛庄花木、赵村万亩梨花、东旺万亩桃花等为重点的生态旅游线路，形成文物、生态“一日游”，打造京南华北5A级旅游目的地。
中华第一塔——开元寺塔 定州开元寺塔又名瞭敌塔，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建成于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修建历时52年，该塔地面部分由塔座、塔身、塔刹组成，为楼阁式建筑。塔身外露十一层，十三级，高83.7米，占地面积约9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塔。塔身呈八角形，分内外塔体，1－9层东南西北四面辟门，其它四面为盲窗，10－11层八面辟门，每层门券可通往外塔体至塔檐，每层的内外塔体之间有回廊，回廊内有佛龛和上下塔道，通过塔道可登临塔顶。定州开元寺塔的结构、外形和作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特点，在建筑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世界上同时期、同结构中最高、最好的建筑物，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为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华第一塔”。
 
定州贡院，又称“考棚”。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是清代进行岁试、科试及考取秀才和贡生的场所。现存有中轴线上的影壁、大门、魁阁号舍、大堂、后楼五座建筑，占地面积22150.7平方米，是我国北方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封建社会选拔秀才和贡生的考场，民间称之为考棚。其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庄严雄伟，既体现了清代建筑特点，又具有地方建筑的灵活性，是研究清代地方建筑艺术及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实物资料。2001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定州文庙又称“孔子庙”，始建于唐大中三年(公元848年)，是河北省历史较久的州府文庙之一。占地1.2万多平方米，是河北省现存规模最宏大、建筑格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文庙建筑群。今存东、西、中三个相邻的院落，建筑布局为中轴式。东院主要建筑为崇圣祠与魁星阁；西院为明伦堂；中院为大成殿、戟门、棂星门。文庙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还有东坡双槐、槐抱春、落星石等景点，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优雅场所。近年来，修复了大成殿、魁星阁、棂星门、崇圣祠等，并对多处即将倒塌的展室进行了翻修，修建了石刻碑廊，建设了文物精品展室。
                     文化名城象征——南城门 定州城门为明代建筑。明洪武年间，定州督都平安，为防御外族入侵修筑，城墙周长13公里，开东、西、南、北四门，主城门内外分别建有瓮城、月城。主城门内建筑气势恢宏，城高12米城楼高8米。明万历年知州沈廷英重修四座城门时，给四座城楼题匾名，南门为“迎泰”，东门为“观海”，北门为“展辰”，西门为“望恒”。东西北门城楼毁于战火，文革中城墙夷为平地，现仅存南城门。1999年已修复南城门内门，城门高大，砖砌内填夯土，两侧城墙为夯筑，内外镶砖。如今的南城门仍不失当年雄伟风姿，是定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
 
中山汉墓位于定州城内市政府北约100米，今石刻馆院内。1995年经发掘确认此墓为东汉晚期侯级墓。该墓至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墓室保存完好，南北长24米，东西宽10米，由前室，东西耳室、中室、后室组成，墓室由长方形砖和扇形砖修筑而成。现墓室内展出东汉随葬品，地上建有陈列室。此外，院内有中山王刘焉墓出土的汉代石刻、“关羽风雨竹碑”、“乾隆御碑”等历代较有价值的石碑刻群。2001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因石得名。宋哲宗年间千(1093年)苏轼贬知定州。一日在后圃(今一中院内)偶得一石,此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当时著名画家蜀人孙位、孙知微所画的石间奔流、百泉涓涌、浪花飞溅之态,遂铭“雪浪石",苏东坡爱此石如获至宝,从曲阳恒山运来汉白玉石,琢芙蓉盆将石放入盆中,且于文庙后置斋,名“雪浪斋”。
  兴国寺  文昌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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