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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趣味问题（27）
——寒冰收集
古代的“布衣”、“白衣”分别指代什么？
古代的“布衣”、“白衣”、“朱绂”、“乌衣”分别指代什么？古代的不同衣服有贵贱之分吗？服饰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服饰与政治、经济、生活状况、思想文化、道德审美观念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服饰上就渗透着古代文化、风俗，以及道德理念。 “布衣”，最早是借指平民。布衣是油麻、葛、毛及棉花等纤维材料织成的衣物，相对于用丝织出的“帛”，前者质粗而价低，后者质精而价高。上古之时，贵族才有资格用丝帛作衣服，平民百姓除了老者允许着装丝衣外，其余的便只能身穿布衣，所以布衣成了平民百姓的代称，后来也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白衣”，原意是白色之衣，代指穿白衣的人，即指无官无位的在野平民。白衣在古代为身份较低贱者所穿，如仆役、庶民等，所以便用它来借指庶民，也泛称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西厢记》中的相国夫人便因张生未得功名，而以“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的理由逼迫张生进京赴考。 “朱绂”和“乌衣”都与官位有关。“朱”指红色。“绂”指蔽膝，缝于长衣之前，为古代天子、诸侯等礼服的服饰（也指系印的丝带）。古人以朱为正色，遂以“朱绂”作为身份品级的标志，象征着高位。“朱绂”往往是帝王加封臣子的荣誉，所以晚唐诗人韦庄有诗云：“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 乌衣则是下级胥吏所穿的黑色服饰，地位较低。三国时，东吴禁军驻扎在南京夫子庙文德桥附近，官兵都穿黑衣，因此军队被称为乌衣营，驻地也被称为乌衣巷。东晋以来，人才辈出的王导、谢安两大家族曾居住在此，隋唐后逐渐没落，所以刘禹锡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清晰地描绘了当时乌衣巷的萧瑟。 从上述服装颜色的不同就可看出，古代服装有贵贱之分。封建帝王把“礼”作为维护等级社会的工具，使得整个社会“贵轻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而服饰制度正是这些礼仪等级中最为重要的标识。早在西周，中央政权就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服饰制度，并专门设置了“司服”的官位，掌管服饰制度。此后，人们在社会地位中的上下、尊卑关系，都在服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衣冠服饰，皆有严格的限定和区别，服饰完全成为人们高贵或卑贱的醒目标识了。 古代衣服的饰纹有什么含义吗？衣服可以像现在一样随意穿着吗？ 古代衣服的颜色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衣服的饰纹也有严格的区分。服饰的饰纹是一种特有的标记，每一品位的官服，都有其专用的花纹和图案进行装饰，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龙袍是服装中最为显贵、最为神圣的服饰，这是皇帝的专用服装，龙袍加身就标志着皇权在握。私造龙袍是被视为大逆不道、抱有篡位之心的重罪，要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准确地说，龙的图案成为帝王专有的标志是唐代之后的事情，自唐之后才有“真龙天子”的界定，汉魏时期的大臣也是可以将龙绣于自己服饰之上的。除了帝王专用的龙袍服饰之外，文武大臣衣服上的饰纹也各有含义，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他的官位品级。及至清代，文武官员服装上的纹饰都已区别得十分醒目。文官以各种飞禽、武官以各种猛兽来区别其品位的高低。 明熹宗龙袍像现代人可以任意打扮自己，任何颜色、纹饰的服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古人可不敢如此大胆，稍有不慎可是会惹来弥天大祸的。唐代时，黄色是帝王服饰的专用色，各级官员的服饰也有专用颜色：三品以上官员必须穿着紫色服装，四品着深绯色，五品穿浅绯色，六品的服色是深绿。 鉴于黄色的高贵，所以赏赐黄色服装便成为一种殊荣。清朝时期的“黄马褂”，即是皇帝对臣下的一种特殊赏赐，受赐者因此而身价百倍、享有特权。 和尚的僧衣颜色为什么不全都一样？
僧衣是和尚身份的标识，细心的人会发现不同僧侣的服装颜色是不同的。不同寺院的出家人站在一处，着装色彩斑斓，迥然不同。 佛法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在汉族、藏族、傣族等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佛教系统，流传时间也有先后，因此各族僧侣间的着装各不相同。即使在汉族僧侣中，由于地域广大和历史变迁，僧衣的颜色也是多种多样，与印度原始的僧侣服制差别很大。 佛教对僧衣服色的主要规定有两条。一是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二是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避免贪图穿着，这叫做“坏色”或“点净”。虽然避开上色和纯色，僧衣颜色仍有许多选择的余地，但佛教早期多选用赤色作为衣色，所以佛教在汉朝刚刚进入中国时，僧侣也是“披赤衣”的。到了三国时期，僧侣的衣色受到道士服色的影响而逐步趋向于缁色（即黑色之中微有赤意），因而那时开始称僧徒为“缁衣”或“缁流”。 唐朝时，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规定，赐给沙门法朗等九人紫袈裟，所以在唐宋时代一直都以赐紫色袈裟为荣。另一方面，也因执着于赤色而以朱红袈裟为最尊重。唐宋以后，僧衣的色彩自由度较大。到明朝洪武初年，制定了完善的僧侣服色制。当时佛教分禅（禅宗）、讲（天台、华严、法相宗）、教（又称律，从事丧仪、法事仪式）三类，规定禅僧穿茶褐常服、青绦和玉色袈裟；讲僧穿玉色常服、绿绦和浅红色袈裟；教僧穿皂常服、黑绦和浅红色袈裟。现在的僧衣大多是褐、黄、黑、灰等颜色，也有湘色（即黄绿色）的，没有一定的规制。 西藏喇嘛的服装有什么颜色？和内陆僧侣的僧衣颜色有什么不同？
西藏喇嘛的服装和汉族僧侣不同，有着独特之处。西藏僧侣平时穿阔袖长衣，即使严冬时候也常露两肘。同时还要戴帽子，冬季戴平顶方帽，夏季戴平顶竹笠。 西藏僧侣的僧帽是身份的标识。不同宗派的僧帽颜色是不同的。格鲁派的僧人一般戴黄色僧帽，俗称黄帽派，所以也称黄教；而宁玛派僧人戴红色帽子，因此被称为“红教”。 除了帽子之外，衣服颜色也是区别教派的方法之一。佛教自印度传入西藏，曾有新旧二派，新教将衣帽染为黄色，故称黄衣派、黄派（即格鲁派、德行派）；旧教用红色衣帽，故称红衣派、红派。虽因服色而分教派，但也有例外，比如黄教中，有年老者用黄，年少者用红的习俗。除了黄衣派、红衣派之外，西藏喇嘛中还有白衣派。西藏佛教中的噶举派僧人在修法时都穿白色的裙子和衬衣，因而也称白教。 为什么古代称丫环为“青衣”？
这个青衣跟戏剧中的青衣是一个意思吗？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衣冠服饰也是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中国古代服饰制度大约是在夏商时期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的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各有分别。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汉代的染织工艺、剌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等级制度也是在汉代最终确立的。 从汉代开始，统治者就从服装的原料和颜色上对各个阶层有了明确的认定。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这就是所谓“非其人不得其服”，“天下见其服而知其贵贱”。习惯上百姓和奴仆的衣裳基本以青色为主。丫环在古代奴仆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了和主人区分，对她们的服装颜色更是严格规定，不允许她们穿颜色艳丽的衣裳，因此后来人们就将青衣作为丫环的代名词。 在京剧中有个行当叫青衣，其实就是正旦，是旦行里最主要的角色。青衣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是贤妻良母，或者贞节烈女之类的人物，年龄一般由青年到中年。如《祭江》里的孙尚香，《六月雪》里的窦娥，《二进宫》里的李艳妃，《三娘教子》里的王春娥，《春秋配》里的姜秋莲，《贺后骂殿》里的贺后等都是由青衣扮演的。青衣人物大多是命运多舛的，有的遭受遗弃，有的生活困苦，因此服装非常朴素，以穿青褶子为多，她们也是因为服装特点而被称为青衣的。 古时将婢女俗称丫鬟，也叫丫头，这个称呼也许与这些年轻女孩常常梳着丫形发髻有关吧。旧时在大户人家做丫鬟的，一般是穷人家或是罪臣的女儿。她们被卖入有钱人家侍候主人，没有人身自由，是终日劳碌、看人脸色的奴仆。一旦成为丫鬟，她们就同娼优隶卒一样，只能以贱民的身份生活，在“良贱不婚”的古代社会，她们不能与良人即士农工商通婚——婢女做小妾，不能算是婚姻，因为妾在法律上不是配偶身份，与主人没有婚姻关系。 俗话说“小姐身子丫鬟命”，将小姐和丫鬟放在一起对比，更显现了丫鬟命运的不幸。她们是主人的财产，受主人的人身控制，不能告主、叛主，《唐律》还规定主人强奸仆婢妇女不算犯罪。虽然法律也规定不能随意杀害她们，但主人可以减刑。因此，丫鬟们的生命和尊严都是没有保证的。 但在戏剧舞台上，却有一批率真坦诚、敢作敢为的丫鬟形象。如在荀派的《红娘》（红娘）、《春草闯堂》（春草）、《卖水》（梅英）、《花田错》（春兰）等以丫鬟为主角的剧目中，这些小花旦聪明伶俐、天真烂漫、机智泼辣，又带有一种反抗精神。她们是小姐的贴身丫鬟，因此最能看透小姐的心事，在小姐的爱情遇到挫折时，她们总能不顾自身安危，竭尽全力为小姐与儒雅书生穿针引线，使他们的爱情得以冲破礼教束缚而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她们对自身价值和幸福的执着追求吧。 张冠李戴是笼统的说，还是真有其人？
张冠李戴是笼统的说，还是真有其人？“张冠李戴”这个成语可谓童叟皆知，时常被人使用。它的意思是指把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的头上，比喻认错了对象，弄错了事实。这个成语是不是也像许多成语一样有具体故事呢？成语里的张、李二人是否皆指具体的历史人物呢？ 其实，张冠李戴只是笼统而言，这里的张、李纯属虚指，都是查无此人的。并不像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里的张、李确有其人。 这个成语早在宋代已有雏形，宋代钱希言《戏瑕》中记录的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应是此语的源头。这话直白明了、形象生动，因此使用颇为频繁。还有对此进行翻版的，如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句谚语说：“张公帽掇在李公头上。”还有人作赋云：“物各有主，貌贵相宜。窃张公之帽也，假李老而戴之。”后来，这句俗语精炼成了四字成语，概括为张冠李戴，一直沿用至今。 “张公吃酒李公醉”中的张、李是指谁？
“张公吃酒李公醉”的意思和张冠李戴有点儿相似，都带有弄错对象的意思，比喻的是：一方得到实惠，而另一方担了责任，徒有虚名。这句俗语现在使用得较少，可是在古代却是家喻户晓，时时出现于文学作品之中。这里面的张、李可是确有所指的。 唐代张《耳目记》记载：唐代武则天时期，极度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以致两张权势炽盛，而李氏皇室却倍受冷落。老百姓看着这幕闹剧，虽有怨言却不敢高声泄怨，于是只好婉转含蓄地谣传“张公吃酒李公醉”，借此表示张易之兄弟当权，李唐王室大权旁落的事实。宋代程大昌《演繁露续集》中就如实记录此语：“张公，易之兄弟也；李氏，言李氏不盛也。” 后来，“张公吃酒李公醉”这句话广为流传，还衍生出了代人受过的意思。 古人是用什么做洗涤剂的？
我们现在用肥皂等洗衣物洗澡，古人是用什么做洗涤剂的？在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七回写长姐儿洗去手上的烟油气味时，有这样的描写：“洗了又洗，搓了阵香肥皂、香豆面子，又使了些桂花胰子、玫瑰胰子。”把当时有钱人用的洗涤剂都用遍了。这部小说成书于清道光年间。那时候就有“香肥皂”？莫不是西洋传进来的？这可就难说了。因为“肥皂”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古人最早用草木灰做洗涤剂。《礼记?内则篇》说：“冠带垢，和灰清漱。”意思是：系帽子的带子脏了，就和着草木灰洗。这是因为草木灰中的碳酸钾能去除油污。又据《考工记》记载，古人为使丝帛柔软洁白，将丝帛用草木灰水沾湿后，放入贝壳烧成的灰（古人称之为“蜃”），加水浸泡。这是因为草木灰水和贝壳灰可以发生反应，产生强碱——氢氧化钾。汉人已经知道用天然石碱洗涤衣物了。金人又在石碱中加入淀粉、香料，制成锭状出售。明末，北京开设有专门出售人造香碱的铺子，其中“合香楼”、“华汉冲”等一直到解放初年还在销售盒装桃形、葫芦形玫瑰香碱。 除了香碱，古人更多使用皂荚洗涤衣物。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街市上有一种橘子大小、用皂荚粉做成的圆团团，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它的名字：肥皂团。肥皂团放入水中，能发泡去污。后来，从西方传入的和它功效相似的洗涤剂，就也叫“肥皂”了。 那么“胰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南北朝时，贾思勰已经提到用猪胰去垢。唐代“药圣”孙思邈的《千金方》里有一个配方：用洗净的猪胰，研磨成粉状，加豆粉香料做成颗粒。这就是古代的胰子，也叫澡豆。后来人们又把胰子和香碱合在一起，做成汤圆大的团，这就是《儿女英雄传》中所说的桂花胰子、玫瑰胰子了。 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现代肥皂的？
现代肥皂的制作工艺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中世纪以前欧洲人制造肥皂的工艺与中国人的方法并无本质不同，原料都是天然碱和油脂。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缺少天然碱。巴黎科学院悬赏一万二千利弗（法郎旧名），征求纯碱制造方法。有个叫勒布朗（1742—1806年）的人，赢得了这笔奖金，成为制碱工业奠基人。用人工碱制造的肥皂，物美价廉，逐渐占领了市场。19世纪后期，英国人在中国开办最早的“洋皂”工厂。光绪年间，开始有中国人尝试生产“洋皂”，结果只制作出流质肥皂，没有成功。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于光绪六年（1880年）到巴黎参观了两家肥皂厂，并详细记录了肥皂制作工艺。1912年，原本在美国学农的穆藕初改学肥皂制造，两年后回国，打算创办自己的肥皂厂；但面临重要原料被外国公司垄断等严酷现实，只得放弃。 也就在同时，有个叫方液仙的人为生产肥皂暗自努力着。1912年，他以一万元资本起家，在上海办起一爿小作坊；这便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前身。1920年，屡经挫折的方液仙最终研制出物美价廉的国产剪刀牌肥皂。不料，英商利华肥皂公司立刻抢先注册剪刀牌商标。方液仙只好将自己已经打响的肥皂品牌更名为“箭牌”。虽然好事多磨，但中国人毕竟生产出了自己的肥皂。 历史上最早“垂帘听政”的人是谁？
垂帘听政简称“垂帘”，是指封建时代由女后辅佐幼主临朝听政，在殿上宝座前用帘子遮隔，处理国家大事。女后归政叫“撤帘”。提起垂帘听政，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慈禧太后，没错，她把持朝政长达四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垂帘听政时间最长的人。但是，垂帘听政从何而来，谁又是始作俑者呢？ 其实历史上早有女主临朝称制，但是“垂帘听政”中的“帘”恐怕是唐代武则天的发明。根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自从诛杀上官仪后，高宗每次临朝，则天皇后都垂帘于御座之后，参与处理国家大小政事，人称“二圣”。当然，怀有野心的武后并未满足于“垂帘”，她最终突破了这道帘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女皇帝。 女性临朝听政要垂帘，缘于古代女子的特殊身份以及地位。古代女子必须恪守封建闺律，注意一言一行。她们平常不便抛头露面，严格遵守男女授受不亲。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皇太后，更是必须要遵守这些对女性的特殊要求，不能轻易让男子窥见。因此在辅助幼主处理朝政时，需要在殿上宝座前用帘子遮隔，实行“垂帘听政”。 女主临朝称制是从谁开始的？
封建时代，在嗣君年幼，无法亲自听政的时候，往往需要皇后或皇太后临朝听政，处理国家大事，这被称作女主临朝称制。“王言曰制”，称制自然就是皇帝应有的权力，历史上最早“临朝称制”的女主可能要算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宣太后芈八子，她为日后有野心把持朝政的后妃们开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芈八子是秦惠文王来自楚国的姬妾，芈是楚国的国姓，而八子是她的封号。八子的地位不高，在当时秦国后宫的八级——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中，居于中下游。因此，在秦惠文王身后，她和儿子嬴稷就在皇后和新君秦武王的合谋下，被送去燕国当了人质。三年后，秦武王死于意外。芈八子在燕国的支持下，果断地联络了自己的异父弟魏冉拥立嬴稷回国，经历了三年的“季君之乱”，终于使嬴稷登上了王位的宝座，成为秦昭王。她也因此成为“宣太后”，并在秦国临朝称制了四十一年。在她统治期间，秦国的国力日益强盛，为她的玄孙嬴政统一六国积累了实力。 大一统王朝中首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是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她在儿子惠帝死后正式临朝代行天子之权，是当时西汉真正的掌权者。在她执政的七八年中，史书中直接以“高后某年”记事，《史记》《汉书》等正史也为她专门立了帝王资格的“本纪”。吕后的执政生涯也算成功，她虽然扶植诸吕，对待朝臣心狠手辣，但政治局面基本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为其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光阴”能用“寸”量呢？
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什么“光阴”能用“寸”量呢？这里的光阴用寸来计量，是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日晷。据记载，我国早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用日晷来计时了。日晷由晷盘和晷针组成，晷盘一般为石质，四周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个度，用来表示时辰。晷针常为铜质，立于晷面正中垂直于晷面。日晷需在阳光下使用，晷针的日影指向晷盘的哪一位置，便可知道是哪一时刻。遇上有风雨的日子，日晷就不方便使用了。“寸晷”指一寸长的日影，借指小段的时间。“一寸光阴”，就是晷针的影子在晷盘上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间。 古代诗文中常出现“寸阴”、“寸晷”、“分阴”等词语。如贾岛的“寸晷不相待，四时互如竞”等。唐末诗人王贞白，早年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读书时，曾写下《白鹿洞诗二首》，其中有“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句子，这也是“一寸光阴”的最早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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