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曾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发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对今天人类社会，以致将来人类社会能否还会有重大影响呢？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仍会在当今、甚至相当长的时期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当今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实现“和平共处”，即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有益的资源。
儒家的“仁学”为协调“人与人”（包括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提供宝贵的有价值的资源。
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基本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何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仁”的精神不能只停止于此，《郭店竹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非常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天下的老百姓。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解释。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是虚伪的，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中，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这种把追求“仁”的要求作为基础的思想实践于实际生活中，就是《中庸》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要求我们追求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即“仁”；“道中庸”要求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实现于日常生活中，而“极高明”和“道中庸”是不能分成两截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认为只有道德人格最高尚的人（内圣）才宜于作“王”，而道德人格最高尚的人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兼利天下，所以《大学》中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成一个系列。我认为，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
孔子的“仁学”理论虽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一条准则，使“人与人之间”并扩而大之，使“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规律，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