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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一百年的风风雨雨早已冲刷净了那一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势力，他们其实都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都有值得我们今人感念的地方。 一、革命党 要说辛亥革命，当然首先要说到革命党。革命党人不仅在辛亥前十多年坚忍不拔坚持斗争，而且在武昌起义发生后顺势发力，对中华民族新国家的构建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是前辈学者特别是后来的一些政治家不能理解的是，当革命发展到南北对峙的时候，南方革命党人为什么不挥师北伐、直捣龙亭，将革命进行到底呢？即便是南京临时政府财力不足、兵力不济，那也应该做个姿态，比划比划啊？革命怎能就这样半途而废呢，这不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吗？这些困惑和不理解放到今天都很好理解，那就是南方革命党人为整个民族的利益，甚至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让步和牺牲。这是一个理性选择，也是不得已的政治选择。历史学研究不必去指责前人，关键是要有一颗同情和理解的心。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确实是他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并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进行奋斗，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转化为全民族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确实应该奋斗到底，确实应该挥师北伐，用南京临时政府统一中国。假如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当然会不一样。问题是，历史无法假设。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于北伐进行过相当准备，也有相当规划，但这一规划根本无法进入实践层面。道理很简单，假如南方革命党人兴兵北伐，那么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南北战争必然发生，清廷虽然在十四省独立之后受到了重大打击，虽然不可能短时期内反败为胜，但最后鹿死谁手也真的很难说。半个世纪之前的洪秀全也曾定都南京，在持续十几年的消耗中不是最后就这样结束了？在清廷内部，当时就有这样的研判，假如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不退让，那实际上就给清廷以战争的理由，清廷就有可能反被动为主动，以时间换空间。 二、南北新军系统 放弃北伐，走向妥协，以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为依归，这不仅是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南方革命党人获得国际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强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经过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十几年的发展，列强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已经占据非常大的份额，在东南沿海在长江流域，不仅居住着许多外国人，更有许多外国企业和工厂，革命党的行动特别是武装起义，如果不能获得列强的认同，那么列强与清廷联手击败革命党，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武昌的革命党人确实不愧为经过近代文明熏染的新式军人，他们在起义之初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南方军队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 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廷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洋各国的新办法训练的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王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还有当年号称世界第几的北洋海军等也无法比拟。问题在于，清廷创办新军的最初目标是构建一支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国防军，但是自南北新军成军后一直没有对外战争的机会，国防军变成了清廷的私家卫队，清廷始终没有将这支军队职业化中立化，而是不断教育这支军队忠于朝廷忠于皇上，使这支原本应该职业化的国防军始终充满着浓郁的政治情绪忧患意识，于是当国内政治发生问题时，这样的军队理所当然会挺身而出，为国家排忧解难。所以尽管湖北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是一场以反叛朝廷为宗旨的军事哗变，但在道义上在历史上人们绝不会这样看，而是赋予其正当性合法性。 历史发展更为吊诡的是，孙中山十多年来鼓吹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许多人甚至在相当层面的高官中原本并不那么严重的满汉冲突到了后来越来越严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辛亥革命的一个议题，所以当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荫昌以陆军部大臣的名义依然无法平息武昌这场冲突后，清廷任命汉人高官袁世凯重出江湖，授权全权处理武昌事变及由此引起的全国冲突。清廷的这一举动过去没有人从民族主义冲突的层面进行解读，其实这一举措的严重后果，就是立马消解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多年来宣传的满汉冲突，民族对立，使武昌起义及全国响应立即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冲突。更吊诡的是，南北对峙和冲突的其实就是清廷刻意训练的南北两支新式军队。 袁世凯出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人先前的民族主义焦虑，都是中国人，有事好商量，更何况此时正在对仗的是南北两支新式军队？南北和谈终于挤开了大门，这就为后来重建和平提供了可能。 三、立宪党人 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这些立宪党人在二十年前的革命话语中均属于政治上左右摇摆的资产阶级，他们反叛了清王朝，支持了武装起义，但很快又是这批立宪党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夺取了独立各省的权力，背叛革命，又走上了反动道路。过去的革命话语确实揭示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一个面相，只是这个面相并不能代表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整个历史大潮中的作为。 立宪党人是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主力，是社会中坚，他们在获取经济上的成长之后，致力于中国政治发展。在晚清最后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和可能，是把立宪当作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特别是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前者比较彻底断绝了立宪党人分享权利的可能性，后者则从经济上狠狠宰了立宪党人一刀，终于将立宪党人从朝廷的同情者变为反对者，所以当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在第一时间找到湖北省咨议局，咨议局的大佬也就是那些立宪党人对革命军背叛朝廷的行动没有丝毫指责，毫不犹豫地站在革命军方面，成为革命的盟友，也就成了朝廷的敌人。 紧接着，各省立宪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合组军政府，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成为致清廷于死地的最重要因素。正如袁世凯在答复清宗室强硬派指责时所说：我北洋新军有力量踏平武汉三镇，有力量击败黎元洪乃至两湖革命军，也有力量击毙这些革命党，但我北洋新军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枪杀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些立宪党人，因为他们代表人民，就在民间。袁世凯的这个判断不仅说明了他的见识超凡，而且证明了立宪党人在这一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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