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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洛阳 北魏篇
   北魏重建洛阳城，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既然洛阳的毁灭，标志着大动荡开始，那么洛阳的重生，则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
北魏洛阳城成为一座宏大的桥梁，连结各族，连结南北，连结起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朝代——汉唐。 宏大阊阖门彰显孝文帝政治抱负
自洛阳白马寺东行数里，一条小路拐向金村，沿路北行，阊阖门遗址即赫然在目。第一眼望去，每个人都会被震撼，遗址的体量太大了，走在旁边，人显得很渺小。 这个遗址展示的，只是当年阊阖门的夯土基址，如果门阙完好，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辉煌宏大。 如今，高大的建筑比比皆是，但都分割成一个个实用的小空间，并没有太大的视觉震撼。这古代宫门却全然不同，是一个门骤然放大，好比一个人暴长到100米，让人没法不震撼。这样的体量，与实用完全无关，纯为追求视觉效果，让人心生景仰、心存敬畏。 与汉魏洛阳城现存大多数遗址一样，阊阖门遗址是北魏王朝的遗存。 “阊阖门建得特宏大，不仅是渲染皇权至高无上，更是因为北魏要争正统。”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王阁女士如是说。 的确，北魏很多重大决策，都是为了与南方的汉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其国号魏，即是为表明自己承继曹魏正统；迁都洛阳，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也主要是为了跟南朝争夺文化正统地位，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 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 谁能定鼎嵩洛, 谁便会被视为文化正统的所在。 北魏首都原本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下令迁都洛阳。在沉寂将近200年后，汉魏洛阳城再度得以重建，魏晋宫殿旧址上，一座座高大巍峨的新宫殿拔地而起。随后几年，大量人口迁入洛阳，千年古城再次青春勃发，繁荣兴盛，四处洋溢青葱的生命活力。 至此，古城已两毁两建。两次的情形颇为不同，上次放火毁城的是董卓，再建的是曹操，都是汉人；这次放火的是匈奴人刘曜，重建的则是鲜卑人拓跋宏；上次从毁到建，不过二三十年，而这次，长达182年。仅这个时间跨度，就能让人感觉到，这一次，中原所遭受的灾难，比曹操时代更加深重、更为惨烈。 这100多年，正是所谓“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悲惨的岁月。永嘉之乱，趁着西晋衰弱，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游牧民族纷纷跃马中原，互相攻伐绞杀，黄河流域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北中国先后建立了十六七个游牧民族政权，有匈奴的前赵、北凉、夏，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后凉、大成，羌族的后秦，鲜卑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以及汉族的西凉、北燕、冉魏等。这些政权互相攻伐，混战了100多年。经历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民族压迫，北方汉人锐减至六七百万，为了生存，世家大族大多建立堡垒，拥众自保。
在这场大混战中，来自大兴安岭北段的拓跋鲜卑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经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代“奋勇”，先后荡平后燕、北燕以及匈奴郝连氏的夏国，并马踏漠北，击败柔然，终于一统北方，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对峙。 重生洛阳城成为连结天下的桥梁 有人说，这个时候的中国，最有可能永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北方统治者种族不同，操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危险，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鲜卑人拓跋宏迁都洛阳，他下令重建的宫阙，多依魏晋旧地基，刻意恢复魏晋规模形制，甚至不少宫殿的名字，也沿用旧制。于是，洛阳城的重建，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既然洛阳的毁灭，标志着大动荡的开始，那么洛阳城的重生，也应该成为新秩序建立的标志。 随后，这位鲜卑人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纵身投入汉文化的怀抱，颁布一系列政令，大力推行文化改革：
第一，禁说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30岁以下的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二，放弃鲜卑服装，改穿汉族服装饰。 第三，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邙山，不得归葬平城。 第四，放弃鲜卑姓氏，改为汉姓，皇族由拓跋改姓“元”。 第五，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第六，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结亲。这就不仅是文化上的融合，而是血脉相融，不仅是政治措施，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 拓跋宏在洛阳做的一切，使这座古城变身为一座宏大的“洛阳桥”，在一个大动荡、大断裂的时代，凝聚人心，连结天下，沟通未来。文化融合，血缘融合，使北方众多的民族从此不分彼此。作为一个族群，鲜卑族和匈奴、羯、氐、羌等最后完全消失，但后来隋唐众多人物，都有着多种血统，如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是鲜卑人，她与唐高祖李渊的母亲还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是“河南洛阳”；而李渊和李世民的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鲜卑血脉，从此生生不息，或许就在你我的身上流淌。
在洛阳，孝文帝显示了举世无匹的宏大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生机无限。 孝文帝生前和死后，他的汉化措施屡遭抵制，但民族融合的桥梁却再也难以阻断，经由这座桥梁，北方民族最终完成大融合；经由这座桥梁，中国南北最终再度统一；经由这座桥梁，历史最终走向恢弘壮丽的盛唐。 身为鲜卑人，拓跋宏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带着疑问，我们追踪拓跋鲜卑的历史，发现这个从大兴安岭北段主峰嘎仙洞起步的部族，似乎天生就承担着重大的使命。 经过千年风铲雨锄，汉魏洛阳城遗迹已经很少，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让旧都隐藏于地下的秘密不断显露。
孟津县金村之南的皇宫遗址，残存几处建筑基址，当地老百姓分别称之为“午门台”、“金銮殿”、“羊冢”，经考古发掘及探查，午门台即阊阖门遗址，金銮殿即太极殿遗址，那么“羊冢”是什么？按照字面意思，应该是一位姓羊的人的墓冢，但这“羊冢”与太极殿近在咫尺，皇宫大内之中，怎会允许有墓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古人员对“羊冢”进行了探查，发现这是一处方形夯土台，25米见方，高出四周地表2.5米，黄褐色的夯土，纯净而坚实。 1964年冬兴修水利工程时，村民将“羊冢”东部挖掉，暴露出圜状砖壁。第二年春天，考古人员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清理，发现方形夯土台基中心，砖砌了一个圆桶形建筑，内径4.9米，外径5.62米，保存最高处3.6米，也就是说，这个“圆桶”大约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夯土台中。 这个奇怪的“圆桶”是做什么用的？进一步清理发现，“圆桶”底部平铺长方形青砖，砖面上残存有规律排列的柱洞37个，加上破坏部分，全部当有40个。结合“圆桶”砖壁上残存的壁洞，考古人员复原了“圆桶”内的结构：洞底的40根短柱，支撑起一个距底部0.36米的井字形梁架，梁架上铺有厚实的木地板，木地板应该是用来储存东西的。 那么这里储存的是什么呢？40根柱子支撑的梁架仅0.36米高，但主要支柱的埋深却有0.52米到0.88米。如此密集的支柱，如此大的埋深，可以断定上面的负荷是相当大的。
“圆桶”砖铺地面的中间较低，并有一个直径70厘米的砖砌小圆池，地面又铺设有四面向小圆池坡下的泛水（即防水层），古建专家据此推测，这个“圆桶”是用来贮藏不怕潮湿，甚至含有大量水分的东西。别误会，里面藏的肯定不是法国葡萄酒，最大的可能，这是藏冰的冰室。冰水化掉时，流入下面的小圆池，然后通过上面预设的通道提升上去。“圆桶”半入地下，地面以上部分又包裹了厚厚的夯土，这正是隔热冷藏所需要的。
根据对遗址堆积中残片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个藏冰室（古代称“凌阴”）使用时间相当长，应该建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一直沿用。北魏时期，很可能在藏冰建筑之上，又建造了房屋。 专家们将这个建筑的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形成两种判断，一种认为这是《永乐大典》中记载的北魏清暑殿，另一种认为这是陵云台，陵云台原本建有冰井，北魏孝文帝在台上新建凉风观。 不管到底哪种判断正确，这个建筑构思之新颖、设计之巧妙，都令人赞叹。而对于入主洛阳的鲜卑人来说，花这么多心思建造避暑设施，十分必要。对于他们来说，洛阳的夏天实在是酷暑难当。孝文帝巡视嵩山时，太子元恂企图逃回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促使元恂冒险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太胖，最怕洛阳的炎热。 鲜卑是白种人？
鲜卑族消失了，但人们对鲜卑的兴趣千年不减。这个曾强大无比的民族来自何处？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宇文鲜卑是什么关系？这向来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古代鲜卑曾被称为“白虏”、“白奴”，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是白种人。“黄头鲜卑入洛阳, 胡儿执戟升明堂”,这是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的诗句，咏的是西晋灭亡的史事。“赤髯碧眼老鲜卑”,这是唐代画家韩干作品中的鲜卑人形象。在唐朝人的观念里，鲜卑人“黄头”、“黄须”、“碧眼”，显然具有白人的特征。 鲜卑族果真是白种人？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结合史料分析，鲜卑人属于蒙古人种，与中原汉人在人种上并没有差异。那么唐朝时为何把“金发碧眼”当做鲜卑人的特征？这要从匈奴人说起。 秦汉之交，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迅速强大起来，他们不但对南边的汉朝构成巨大威胁，更成为大草原的主宰。他们向东打败东胡，向西打败月氏，向北打到今贝加尔湖，征服了那里的丁零人。 这些被打败的民族命运各异。月氏远走中亚，东胡余部分别退保“鲜卑山”、“乌桓山”，从此成为鲜卑族、乌桓族。丁零人则被强制南迁，充当匈奴的“牧奴”，从此大量丁零人与匈奴杂处，生活在阴山南北，因音译不同，他们还被称为“狄历、铁勒、敕勒”，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他们的原创。 东汉时期，匈奴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臣服于汉朝，北匈奴内乱不已，乌桓、鲜卑、丁零，与东汉及南匈奴不断攻打北匈奴。公元91年，窦宪派兵大举攻打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又追击三千里，迫使北匈奴远走欧洲。随后草原上出现真空状态，鲜卑乘虚而入，占据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十多万户”，皆“自号鲜卑”，鲜卑因此强大起来。这十多万户匈奴，有大量原来与匈奴杂处的丁零人。丁零人，“皆长大, 赤发、析面、绿瞳”，属于白种人，从此鲜卑族混入白种人血统。再后来，鲜卑融入汉族，把白种人血统带入汉族，现在你还能在某些汉族人身上看到一些白种人特征，他们的血统，很可能是由此而来。 到东汉晚期，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成为东汉的巨大威胁。檀石槐死后，鲜卑各部分裂，东汉末年中原战乱时，他们也打得不亦乐乎。曹操统一中原后，北边的乌桓很强大，经常侵扰边境。公元207年，曹操“潜师北伐”乌桓，斩杀单于，降服余众，将数万乌桓内迁，选拔精锐充实曹军，从此成为曹操骑兵的一部分。 乌桓被曹操收服后，鲜卑占据其故地，势力更大。在这数百年的迁徙中，鲜卑与不同部族融合，逐渐形成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朝廷日渐衰弱，“五胡乱华”接踵而至，在“五胡”中，鲜卑人最为强大，建立的政权也最多，如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等。而拓跋鲜卑更是后来居上，最终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
嘎仙洞走来的拓跋 “五胡”之中，鲜卑与汉文化接触最晚，与匈奴等相比，文化较为落后，拓跋鲜卑更是鲜卑各部发展最晚的一支。他们没有文字，历史靠口传，因此早期史云山雾罩，存在很多谜团。他们或许是被匈奴击败，退保“大鲜卑山”走得最远的一支，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很晚才走出大山，从狩猎民族变身为游牧民族。 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鲜卑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以土德为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种说法很少有人相信，一般认为是拓跋氏进入中原后，为给自己找光环冒认的，他们将自己口传民族史的前端掐去，嫁接到黄帝身上。 按《魏书》记载，有具体事迹的拓跋氏祖先，叫拓跋毛，他之后五代，拓跋氏人口逐渐增多，狩猎已不能满足部族发展需要，在拓跋推演率领下，部族离开祖居的“石室”，“南迁大泽”。这次南迁的时间说法众多，据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研究，应是在二世纪中叶，也就是其他鲜卑部族在檀石槐领导下极度强盛时。南迁的地点，是扎赉诺尔(又名呼伦池) 附近。 又过了七代，已经学会游牧的拓跋部落，在拓跋诘汾的率领下再次南迁，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次他们走过“山谷高深”，经历“九难八阻”，最终翻越阴山，来到匈奴故地，与当地遗留的匈奴融合，这些匈奴逐渐鲜卑化，形成“鲜卑父、匈奴母”的混血种族。到拓跋诘汾的儿子拓跋力微时代，拓跋鲜卑已拥有75个异姓部落，属于匈奴族的姓氏有六, 属于丁零族的姓氏有六,属于乌桓及其他鲜卑的姓氏有九,另外还有属于各族的姓氏七个。 从大山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处于蓬勃的上升期，他们剽悍英勇，生机勃勃，并不断吸纳其他民族，逐渐成为草原上强大的势力。 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仿照晋朝制度，建立代国，两年后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度十分强盛。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崛起，灭掉代国。但七年后，强大的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惨败，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趁机召集旧部，重建代国，并于398年正式定国号“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奋征伐之气”，东征西讨，逐渐强盛，到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时，先后灭掉诸多政权，于439年统一了北方。 到这个时候，拓跋人已离开祖居“石室”约300年，没人知道祖居地的确切位置。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远道来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者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即拓跋焘）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魏书》记载的这个石室，引起后人莫大兴趣，根据这一线索，近代学者曾尝试推断鲜卑石室的位置，但长期没有结果。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数年努力，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终于找到了这个鲜卑石室，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名叫嘎仙洞，洞内有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 嘎仙洞约2000平方米，宏伟有如大厅，可容纳数千人。那一带气候寒冷，严冬季节气温降到-40℃以下，而洞内不过零下十七八摄氏度，适宜于原始人类过冬居住。考古人员在洞内发现了丰富的早期人类生活遗存，而李敞的石刻祝文古朴苍然，与嵩山北魏石刻大致相仿，学术界因此认定，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发源地，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 在回望自己的起点后，拓跋鲜卑转身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这一次，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洛阳。 写《厚重河南》将近十年了，走访过不少墓冢，一般而言，古墓冢并无阴森气象，但大多倾颓荒芜，了无生气。不过，有两个墓冢例外，一个是刘秀坟，另一个是孝文帝元宏的长陵。这两个墓冢植被茂盛，生机盎然，令人称奇。
刘秀坟周围生长着上千棵古柏，密林间芳草萋萋，连翘飘香，幽趣悠然。与已成景区的刘秀坟相比，元宏长陵则更富野趣，这里僻静无人，路旁杂花缤纷，野鸟飞舞，墓冢更被茂密的植被严严实实地覆盖，我们试图走上去，但被层层植被挡住，别说路径，连个缝隙都找不到。正踌躇间，一个小刺猬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对着我们探头探脑。吃惊之余，我们拿出相机给它留影，那小家伙对镜头瞪着眼睛，毫不畏惧。 刘秀、曹操、元宏，先后定策以洛阳为首都，曹操墓不在洛阳，而对葬于洛阳的这两位，这片土地似乎给予了特别的厚爱，令他们身后千余年，墓冢仍青葱茂盛，意趣盎然。 元宏的墓冢原本不会在洛阳，他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预建了“寿宫”，迁都洛阳后，为了让鲜卑人安下心来，他下令不得归葬，他那个“寿宫”，自然成了“虚宫”，“号曰'万年堂’”。 对于元宏来说，放弃平城绝非易事，那里宫阙宏伟，城市繁华，是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洛阳虽为旧都，却已荒废了近200年，营建为新都，是个浩大的工程。必然有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洛阳。 在融合与敌视间摇摆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拓跋鲜卑已历两次南迁，一步步走近汉文化区域 。
在大兴安岭北段时，拓跋鲜卑相对封闭，“不交南夏”，与汉文化没有过接触；第一次南迁到呼伦池，仍地处偏远，山水阻隔，与汉文化没有交往；第二次南迁，他们翻越阴山，到达匈奴故地，与汉文化的接触再难以避免了。 不断迁徙的拓跋鲜卑，处于旺盛的民族成长期，翻越阴山后，他们与匈奴、丁零等族迅速融合，但面对汉文化，他们的态度显得迟疑了。 拓跋鲜卑的第二次南迁，适逢三国时期。三国末年，为了与曹魏和亲互市，拓跋力微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既做“质子”，又乘机“且观风土”。
沙漠汗先后在洛阳住了16年，深受汉文化影响，习惯了汉人的服装、礼仪。西晋初年，他回归草原时，竟然因此失宠，被拓跋力微下令杀害。 据《魏书》记载，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沙漠汗奉命回国，拓跋鲜卑诸部大人、酋长前往迎候。酒酣之时，有鸟从头顶飞过，沙漠汗对诸部大人说：“我为汝曹取之。”于是“援弹飞丸，应弦而落”。当时鲜卑人没见过弹丸，不懂的人还以为是空弓，所以他们私下议论纷纷：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汉人相近，又学会了如此“奇术”，如果让他继承王位，势必改变旧俗，我们也会因此遭殃。于是相谋危害太子，并派人飞驰回报拓跋力微。拓跋力微问道：“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 太子在洛阳时间太长，在家的兄弟们纷纷争宠，而力微这时年事已高，有些糊涂，听了诸部大人的话，“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部大人“乃矫害帝（指沙漠汗）”。 类似的事情，100多年后再次发生。公元386年，拓跋珪开创北魏，拓跋鲜卑日渐强大。拓跋珪曾派大将贺狄干为使者，前往长安迎娶后秦公主。后秦因故反悔拒婚，并软禁了贺狄干。在长安期间，贺狄干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 贺狄干被软禁后秦，拓跋珪并没忘记他，普封功臣时，“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但贺狄干回到北魏，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类于中国，以为慕而习之”，异常愤怒，“既而杀之”。 与刚刚走出蒙昧的拓跋鲜卑相比，汉文化深邃如大海，令他们感到莫名恐惧。与其他民族交往，鲜卑人可以毫不介意，因为他们是主体，有足够的信心让别的民族鲜卑化。但面对汉文化，他们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化”了。 但与汉文化完全绝缘是不可能的。拓跋珪定都平城，并不断向南开疆拓土，进入农耕文化区域，经济形态从狩猎到游牧，再从游牧到农耕，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尝试重用一些汉族士人，
在继续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务农息民”、“劝课农桑”、“计口授田”，在五原、云中、代郡等地（今内蒙古中西部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大兴农业，拓跋鲜卑内部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这时，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也从部落发展到国家。要建立一个有模有样的国家，他们最好的老师，就是身边的汉文化。拓跋珪迁都大同后，仿中原封建制度营建宫室，制定各类典章制度、礼仪等。 对待汉族士人，拓跋珪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曾重用崔逞、张衮，但又借故将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拓跋珪的继任者，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等，对待汉文化和汉族士人的态度，同样游移不定，充满矛盾。与此匹配的是，他们的国家制度徘徊不前，呈现诸多矛盾。 直到公元484年前后，一位汉人太后主导的改制，才使得北魏政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人太后主导北魏改制 “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部分国家是匈奴、鲜卑等民族所建立，但也有两个政权是汉族人建立的，其中之一就是北燕。后来被孝文帝尊为“文明太后”的冯氏，就是北燕皇族，她的爷爷冯文通一手创立了北燕。 北燕灭亡后，冯氏的父亲归附北魏，曾官至雍州刺史，后因罪被杀，冯氏受到牵连，被收入后宫为奴。 北燕灭亡前，冯文通曾将小女儿嫁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成了拓跋焘的左昭仪。冯氏入宫为奴后，冯昭仪对这个侄女极为怜惜，向拓跋焘求情，让侄女与她同住，待她“雅有母德”。冯氏在姑母的悉心照料下，逐渐长大，终日耳濡目染，使她熟悉了深宫礼仪和种种微妙，这样的阅历，令她后来受益匪浅。 北魏文成帝登基后，冯氏因过人的聪慧和美丽，被选为贵人，这一年，她只有11岁。虽然年纪小，但言谈举止得体，深得皇帝喜爱，3年后，被立为皇后。 13年后，文成帝去世，年仅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24岁的冯氏成了皇太后。此时北魏“主幼国疑”，权臣乙浑密谋政变，冯太后当机立断，定策捕杀乙浑，随即宣布临朝称制，掌控大权，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政治才干，迅速稳定了北魏的政局，赢得了朝野一片喝彩。
一年半后，冯太后归政献文帝，但不久就与献文帝产生剧烈的矛盾。拓跋鲜卑没有男女大防之类的贞洁观念，冯太后正值妙龄，耐不住守寡的孤寂冷清，与不少英俊男人传出绯闻。 献文帝对此很介意，借故杀了冯太后最中意的情人李弈。太后非常不高兴，寻找借口，逼迫献文帝传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即后来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成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刚刚18岁，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冯太后则成了太皇太后，再次出山，临朝听政，将北魏大权一手独揽，“杀戮赏罚，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冯太后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她“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她还有另一面：“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颇有知人之明，扶植了一批贤能之士，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 建立了绝对权威后，冯太后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这次改革被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有人因此把功劳算在孝文帝头上，但真正的主导者是冯太后。 改制的第一项内容，是仿效两汉魏晋，实行“班禄制”，就是给官员发工资。之前，北魏实行“班赏制”，各级官员都没有工资，靠朝廷不定期的赏赐过日子，平日靠贪污、掠夺过活。 作为一个游牧部落，这种状态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已统一北方的泱泱大国，再这么干就会带来很多问题。随着战事的减少，战争掠夺的机会有限，于是各级官吏公然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产生严重的危机。文成帝、献文帝都曾下诏禁贪，却收效不大。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冯太后下达“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 “班禄制”实行后，冯太后派人巡察各地，处置了一批贪官，北魏吏治，顿时走上正轨。 随后，冯太后又颁布“均田令”，由国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给农民，分“桑田”和“露田”两种形式，“桑田”可以继承，“露田”在年老或死去后，由国家收回。当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均田令的实施，既提高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使大批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增加了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征税对象，增强了实力。 研究者认为，均田令的实施，使北魏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经济结构过渡，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隋、唐，实行了约300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也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 冯太后主持的改革，改变了北魏社会的基本面貌，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放弃了太多的东西。他放弃了拓跋氏经营近百年的太原，放弃了代代相传的鲜卑语言、鲜卑服装、鲜卑礼仪、鲜卑制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鲜卑姓氏。他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吗？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拓跋鲜卑已经历数次南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这几次迁徙的详细过程，已无法得知，但毋庸置疑，每次迁徙，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据央视《探索与发现·远去的鲜卑》报道，走出大兴安岭的想法，始自拓跋毛，这位部落首领最先意识到，狩猎养不活太多的人口，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去。尽管拓跋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但这次他没有说服任何人。拓跋毛一次次劝说，直至为此郁郁而终。 过了五代，嘎仙洞的族人才在拓跋推寅的带领下走出大山。 他们第一次的迁徙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拓跋推寅“谋更南徙，未行而崩”。又过了六七代，拓跋鲜卑才离开呼伦池，翻越阴山。据《魏书》所说，这次迁徙“九难八阻”，历尽艰辛。 迁徙，首先意味着放弃，放弃已熟悉的环境，放弃已技艺纯熟的谋生手段。而放弃之后，前方等待的是什么，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令人心生恐惧。
拒绝安逸、永远进取的精神，总能在拓跋氏的犹豫和矛盾中占到上风，所以他们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学会新的生存方式，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拥有更宏大的舞台。 放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学会放弃，才会到大境界，有大获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帝拓跋宏不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而是锐意进取的拓跋精神的最佳传人。 很多记载说，拓跋宏迁都洛阳，过程充满戏剧色彩，他是连哄带骗，完成了迁都。但有研究者认为，迁都事件是一场生死较量，并不带有任何戏剧性。 南伐演变为迁都 自古至今，女人当国的情况很少见，但当国的女人都是超级强人，如吕后，如武则天，再如北魏的冯太后。 这些超级女强人有两大特点：第一，干得超级好，在位期间国家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第二，手腕超级硬，完全掌控政局，绝对高高在上。 冯太后临朝期间，实施班禄制、均田令、三长制，动荡百年的广大农耕区安定下来，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她临朝后期，孝文帝已长大成人，但冯太后并无归政的意思，直到公元490年她去世，孝文帝才得以亲政。
亲政后的孝文帝，仍生活在冯太后的身影中，她巨大的成就，她留下的亲信重臣，都成为新皇帝树立权威的障碍。 亲政的第四年，孝文帝谋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南伐，征伐的对象是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南齐。这次南伐走了一半便无疾而终，演变为更重大的事件——迁都洛阳。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出发，“步骑百余万”，孝文帝沿路施恩，遇到“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在一些地方，亲见高寿老人，“问所疾苦”。凡经过的地方，大军“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百岁以上的老人授予“荣誉县令”，七十岁以上者各有赏赐不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这年九月，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大军到达洛阳。孝文帝“周巡故宫基址”，“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第二天，他又来到汉魏城南，“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 数天后，孝文帝下令大军起程，他自己“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魏书》的这段记载太简略，迁都这么大的事，群臣拦住马一磕头就定下来了？ 很多人结合其他史料解读这一事件：孝文帝的本意，不是南伐，而是迁都。但很多鲜卑贵族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假称南伐，率领大军来到洛阳。大军已走了一个月，人困马乏，更兼当时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北魏大臣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此时，孝文帝假意坚决南伐，诱大臣们劝阻，然后就坡下驴，让他们同意迁都。 在这样的描述中，北魏迁都洛阳，成了极具戏剧性的事件。
但略加思考，就会觉得这事不靠谱。孝文帝贵为皇帝，为何不能堂堂皇皇地定策迁都？这样连哄带骗，是不是有失王者风范？用一个小诡计，让鲜卑人放弃经营了近百年的平城，能让人心服口服吗？原本反对的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接受迁都行动吗？ 武汉大学何德章教授研究认为，迁都事件其实是经过缜密安排，蕴含着命运攸关的军权争夺，事件本身并无任何戏剧色彩。 手握重兵威震守旧老臣 孝文帝亲政之初，并无迁都洛阳的任何迹象，相反，他在平城曾进行大规模营建活动，改建太庙，兴建明堂、太极殿，他甚至在冯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营建了“寿宫”。 平城新建的太庙、明堂、太极殿等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仿照汉魏洛阳城原有同名建筑建造。太极殿本是魏晋皇宫正殿，规模极为宏大，南朝皇宫也仿其建造正殿，并沿袭旧名。孝文帝曾派长于建筑的蒋少游南下洛阳，“量准魏晋基址”，随后再派他出使南齐，观摩建康“宫殿楷式”。可以说，平城兴建的这些新建筑，都在尽力仿照魏晋制度。 有研究者指出，孝文帝“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 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 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 但孝文帝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一改革思路行不通。他要达到的改革目标，与冯太后不同，均田令、三长制、俸禄制等，不伤鲜卑贵族筋骨，而孝文帝要实行的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必然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他改定历代先帝庙号，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彻底摆脱部落遗俗；他重用南朝投奔来的王肃，制定九品官制，严禁只擅长马背上驰骋的武人出任文官，致使一大批鲜卑武人“下岗”。 平城对抗改革的敌意渐浓，“初，高祖（即孝文帝）将议革变旧风, 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柞等密与规漠, 共论时政, 而国戚谓遂疏已, 怏怏有不平之色。'至尊但欲广知前事, 直当问其古式耳, 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
在这样的氛围中，进一步的改革势必难以推行。孝文帝意识到这一点，平城的建设停顿下来，更大的行动开始酝酿，那就是迁都。
迁都的确是在“南伐”的名义下策划实施的。孝文帝知道“旧人怀土，多所不愿”，为了避免阻力，打出了南征的旗号。不过，这个事情绝非简单，这实际上是一揽子的缜密计划，孝文帝要确保迁都成功。 《魏书·高祖纪》说，南伐的人马“步骑百余万”，而在《魏书》其他人的传中，又说南伐的军队是三十多万。当时平城中央禁军不过一二十万，从平城出发的，不可能有百余万。但《高祖纪》的记载也不是空穴来风，孝文帝从平城带出来三十多万人，包括中央禁军和北方六镇中的精兵“突骑”，其余七十多万，则是从各地征集来的地方部队。这样，孝文帝南伐大军总数达到百余万，几乎是北魏帝国军队的全部精华。 在南伐名义下，孝文帝不动声色地征集了大军，又不动声色地安排各路将领，统领主要部队的将领，悄悄地换成了三种人：皇室子弟、亲信大臣、汉族才俊。另外，他又安排亲弟弟元羽为太尉，负责指挥平城留守部队。在南伐的名义下，他将帝国的军队全部抓在了自己手中。 这次南伐还有一个蹊跷之处。一般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都选择秋后马肥之时，他们不怕冷，怕热，怕下雨。而孝文帝选择八月驱军南下，结果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致使人困马乏。于是，孝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有人着急上火，磕头请他不要南伐了，宁愿迁都洛阳。看着跪在面前的人群，孝文帝一定脸上绷着，心中偷笑。 有了如此缜密的安排，孝文帝底气十足。他派人回平城，向留在那里的鲜卑贵族宣布此事，“众闻迁诏, 莫不惊骇”。孝文帝派去的元澄“援引古今, 徐以晓之”,遥望孝文帝的百万大军，那些旧贵族“众乃开伏”，无奈地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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