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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国外的小学哲学课
徐则臣
在奥马哈听了一堂哲学课，坐在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中间。十八个人，三个白孩子，十五个黑孩子，这是奥马哈的一所贫民小学。两个老师坐在藏蓝色的地毯上，倚着墙，孩子们靠着他们俩围成一个极不规则的半圆。不规则是因为，只要在这教室里，在这附近，你可以随便坐在哪里，也可以不坐，站着，躺着，趴着，只要听讲和参与，你也可以站起来走两圈。
我和Y教授到时，课刚刚开始。老师用大签字笔在写字板上写下四个问题，正在统计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数。问题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你想搞清楚什么，你就问什么。问题如下：
1、什么是哲学？2、大学像什么？3、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4、什么东西是有生命力的？
统计的结果是：第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孩子感兴趣；第二个问题九个孩子感兴趣；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五个孩子感兴趣。两个老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节课谈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大学像什么？也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跑题，只要和大学有关就行，说出你知道的一切，说出你好奇、迷惑和想知道的一切东西。
发言之前先举手。老师手里拿着红白两色各半的一只小皮球，你举手了，皮球抛给你，你接住了才可以发言。发言完毕，别的孩子举手，你可以选择把皮球传给你认为合适的同学，接到球的孩子再发言。你说完，球也传出去，如果突然意犹未尽，再举手要求发言权。有孩子急着要球，拿到手发现自己没想好要说啥，不好意思地抓抓脑袋，把球传出去，想起来时再要。一堂课，这一帮小孩叽叽喳喳，想什么说什么，皮球在老师和十八个孩子中间传来传去。经常会传丢，外围的孩子就站起来去追。我旁边的一个孩子老举手，老拿不到球，累得趴在地上，一旦开始传球他就双手举起如投降状。我就代他举手，接到球递给了他。
发言五花八门：大学像个大城市。大学里什么都有，待在里面世界上哪儿都不用去了。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树多，长得还都好看。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操场大，篮球架也多，我要天天打篮球。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有图书馆，有很多书。念大学才能接受好教育，受了好教育才能找到好工作，工作能挣钱了，我就不用整天给我妈妈洗碗了。我爸爸现在天天干重活儿，就是因为没念过大学。我念好了书，我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爸爸要是念了大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喝酒了。我外婆说，只要我能考上好大学，就可以买好衣服穿了。念了大学，受了教育，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大学里出来，你就是个有知识的人，就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对，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有了知识，我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要学法律，告诉别人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我想去大学里看看，听说大学很好，我没看过。
老师问：“必须念大学才能接受教育吗？”
大家一起回答：“不是！”
“必须念大学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吗？”
“不是！”
“那好，为什么？我们继续说。”
又是一堆五花八门的理由，孩子们之间也开始相互争辩。因为记忆的差错，也因为有的孩子的英文发音我不能一下子把握，信息的记录一定有很多误差，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表述在我意料之外，不是道理讲得好，而是思考问题的角度，那个极其自由、烂漫的角度。有中正之言，更多的是偏僻、可爱、由衷的话。这样的哲学课离我的设想很远。哲学系的终身教授Y女士跟我说，她的两个助教在给二年级的孩子开哲学课，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么小的孩子能上什么哲学课？谁都知道哲学是门艰深抽象的学问，有一大堆规律、定理和假说。“哲学”两个字让我立马想起的是一张沟壑纵横的干瘪老脸，想到皓首穷经，想到无数人告诉过我，这个世界如何、这件事如何，你要如何如何做才行。
但在二年级的小学生这里，哲学不是知识，也不存在结论，没有圣旨和终审判决，而是一种思辨和寻找的过程：首先是自由的、充分的自我表达，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说自己的话；其次才是逐渐深入世界的方式。多少年里，我在理解哲学时，首先排除掉的就是“人”，几乎是先验地认为这是个没有“人味儿”的学科，只有榨干了血肉的抽象的道理和逻辑推论才堪“哲”。我喜欢它只在思辨的意义上，在思维游戏的意义上，其他时候我敬而远之、畏而远之。可是，那思、那感却偏偏也发自内心，是从我们骨子里流出来的……
想一想，然后得自嘲地笑笑。年过而立，突然在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身上发现了另外一种“哲学”。多年来我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与“人”无关的结论和定理，总觉得要一把抓住干巴巴的结果才算弄对了，原来不尽然。这一群孩子的带着鲜活体温的寻找和自我表达过程，也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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