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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皇姑区，位于沈阳城的西北部，截止2010年3月，皇姑区有66平方公里的面积和117万的常住人口，是构成沈阳的五区之一。 皇姑区名称的由来：乍一看“皇姑”二字似乎与封建时代的皇家有关，尤其是沈阳还是大清帝国的发源地，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从现有的史料中看，皇姑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的《陪都纪略》：“多罗贝勒芬古之墓，在城西十里皇姑屯，坟三；何同、苏白玉照管”，这个记载说明皇姑至少已经有138年的历史了。此后的宣统二年（1910）出版的《承德县志书》及附录《承德县所属舆图》将“皇姑屯”写成“大黄桂屯、小黄桂屯”，所以，历史上也有将皇姑写作“黄桂”的例子。从官方的文献来看，光绪三十年1904 京奉铁路修至奉天，在皇姑屯设站。民国元年1912将该站命名为“皇姑屯站”，此后沈阳县设立区、镇两级行政单位，把皇姑屯周边的村屯划为“皇姑屯镇”，归第九区管辖：有皇姑屯、塔湾、北牌、新村市（有的地图标为“新市村”）、北沙河子、东沙河子、新安村、御花园、保合堡等9个主村和第七区管辖的三台子，共计10个主村。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埋上了炸药，炸死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由此引起世界的瞩目，皇姑屯这个普通的地名也由此走向世界。1938年随着沈阳城区的发展扩大，把市区划成十一个行政区，分别是东陵区、沈海区、北陵区、皇姑区、于洪区、永信区、浑河区、大东区、铁西区、大和区、沈河区。1948年11月，沈阳特别人民政府将皇姑、北陵、塔湾三个区合并为皇姑区。1966年改为红卫区，1968年又恢复皇姑区至今。 皇姑区源自皇姑屯，这已成定论，但是，皇姑屯是如何来的？民间传说皇姑屯来自皇姑坟。有关皇姑坟的传说，有很多版本，最有名的是罕王收义女说、乾隆义女说及围绕罕王及乾隆的各种传说。罕王的几个传说大概如下：太祖努尔哈赤在城里住久怕废弃武功，某一日带着亲随来到城西的森林里打猎。很快，太祖发现一头小鹿，就紧追不放，跑了一程与亲随失散，鹿没射到自己却迷路了，在树林里左转右转的找不到归途。信马由缰地走着走着，发现树林的尽头有一户人家，此时，太祖人困马乏且腹中饥馁，看到人家大喜过望，紧忙的走进这家讨口饭吃。这户人家只有父女二人，老头是猎户且卧病在床，家中一贫如洗。尽管这样，这家的女孩还是为太祖做了饭并喂饱了马匹，太祖十分感激，临走时写了几个字给女孩说：我住在城里，你有要紧事，就到城里最大院子去找我，说完，太祖骑马离开了。后来，这个地方陆续来了很多人在这盖房住下，有几户不讲道理的强占了父女两的土地，老头据理力争气得病倒，快要咽气时想到那个有事去城里找的人。无奈之下，这个女孩就进城去找，找到了最大的院子，看门人问她找谁，她却连名字都说不出，看门人不耐烦要她赶紧走，情急之下，她拿出了那个写字的纸来，看门人一看到纸，立马跪下；只见纸上写着“迎接皇姑”四个字，女孩进去后才知道当年她救的是当今的汗王。太祖召见了她并认作干女儿，了解到发生的事后，派人去解决，女孩在城里住了两天，惦记着父亲，就告辞，太祖派人护送回去，到家后，才知道地已经要回来不说，还罚了当地人给她做奴隶。女孩很善良，没有难为那些人，后来老父死了，她守孝三年，因忧思过度病倒，最后也死去了。她死后，太祖派人来为这个“女儿”修了坟，指派那些曾经抢占她家土地的人守护这座坟墓，渐渐的当地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皇姑坟”。另一个较有影响传说是乾隆，说乾隆东巡祭祖后到城西观赏，忽遇大雨急避雨于一户人家，很久雨不停，乾隆饿了，这户人家的母女招待他吃饱。后来，乾隆收这个女子为义女…再后来，母女相继去世，乾隆得知很是感慨，作诗纪念这对母女：“昔日雨倾盆，光临蓬革门。浮母征饭信，一饭直千金。生死以死已，存亡两妇人。清史出忠烈，八德皇姑坟”。还有几种罕王与乾隆的传说，基本都经不住推敲，内容荒诞且雷同。 其实，“皇姑坟”是芬古坟的讹传。芬古也叫弗扬古，是太祖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的第八子，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6，崇德八年1642十二月战死于锦州前线，寿三十六岁。芬古误传为皇姑是因为满语的发音造成的，满语芬古的发音与“皇姑”极为相似，这使得在其后长期流传中被误解，在百余年的时间长河中，芬古就衍变成皇姑并被文字记录下来。皇姑坟的位置有两种记载，一是寿泉地区，另一个是光明街，光明街的皇姑坟实为薛家坟之误，寿泉的皇姑坟才是《陪都纪略》所记载的位置。民国时期皇姑屯是奉系的军需兵栈，也是铁路机械工业的中心地，正处在发展的势头中，今华山路、天山路、崇山路、北陵大道、航空场专道（今陵东街）等已经使用，今昆山路、长江街、黄河大街的街型已经基本形成。东部有东北大学的南新村、东大工厂宿舍等住宅区，中部则是安民站、安民堡、保合堡、南沙河子等村落。西部则是“兴隆街儿”、皇姑屯和与之毗邻的铁路工厂住宅区。再西则是马圈子等村落。在塔湾西北方士屯还开辟了大型公用墓地。民国后期皇姑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在加快。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军大量进入今皇姑地区。沦陷后，整个原张学良时期的东北新建设时期的城市化成果完全被扭曲了。今皇姑地区几乎成了日本关东军的大型军营。东北军航空工厂和飞机场沦于敌手。北陵别墅被改成日本宪兵的秘密监狱。北陵车站被改成日本关东军的后勤单位和奶牛场。所增的新建筑是位于今黑龙江街道办事处地址建成的日本关东军军官俱乐部、位于新乐遗址西邻的以关东军给水部名义设立的细菌战部队的分支机构，位于塔湾的日本关东军总仓库。沦陷期间，最大的民用公用设施是位于今新乐遗址北邻的“北陵跑马场，”成为赌马博彩和藏污纳垢的地方。 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政府接收了奉天，将奉天改回沈阳，并把日伪时期的地名做了更改；在皇姑区，日伪时期的街巷如三关街、大宝街、大平街、大元街、大亨街、昭平街、昭安街、昭隆街、昭盛街及万年街等街道更换成具有传统的礼智仁义信廉耻忠孝德勇悌俭等字样，于是新的街名出现了，如：崇礼街、才智街、辅仁街、诚信街、明廉街、雪耻街、精忠街、至孝街、维德街、尚勇街、和悌街、克俭街。现在除了明廉、克俭以外的较具文化底蕴的地名完全消失。自一九五七年，皇姑区的街路开始由名山大川来命名并逐渐走向成熟。 今天的皇姑区不仅拥有66平方公里的辖区，同时是全市的教育中心，尤为重要的是以北行为商业中心，其地位仅次于沈河的中街、和平的太原街系沈阳第三大商业区。城区建设飞速发展，寿泉棚户区的改造，北运河的修缮都使得市区焕然一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星罗棋布的大厦异军突起之际，老一些的房子、古一点儿的建筑几乎被城市发展的步伐给踏平了，就连街路巷陌的名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些逐渐逝去的历史当中，最叫人回忆的就是老地名。那四根旗杆动人的传说，砂子沟的兴起、小白楼的恐怖、灵庙的神秘、马圈子的繁华…每一个故事都是辉煌的历史。皇姑区虽然有很多的历史和传说，但是，比起沈河、大东及和平来说，它又显得年轻和脆弱。翻开清末民国时期的地图，皇姑区只有皇姑屯和砂子沟及后地这三处，就连今天的北行在那个时期还是一片空地或是庄稼地，聊若星辰般的有几个住户。盛京八景之一的“塔湾夕照”则更是“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的凄凉景象。直到1938年的日伪政权公布的《奉天市区条例》正式划定皇姑区域，开始修路后，才有大量的居民迁入。先后兴修了大元街、大平街、昭隆街、昭盛街等二十多条马路，这时的人口有五万多，并在北行形成了贩马场。贩马场的兴起，引来内外蒙的大批贩马商，也由此兴建了旅馆、客栈及大车店，于是又带动了商号、制衣、药材等生意，从此，北行的生意超过了砂子沟。日本战败后，在塔湾的军需库遗弃了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流落到附近居民手中，他们把这些物资拿到北行来贩卖，又出现了卖菜的、卖水果的和一些小吃，逐渐的马市退出了舞台。 塔湾夕照： 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45巷15号，称塔湾舍利塔，因佛塔内供藏1548颗“舍利子”，所以又称无垢净光舍利塔。建于辽代重熙十三年（1044年），由北方契丹人修筑。1640年（清崇德五年）重修，是沈阳市历史较久的古建筑之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料记载乾隆帝东巡至奉天，游历了塔湾，被舍利塔的巍峨所震撼，当即赋诗一首：塔湾晚照夕阳霞，路暗堤深树集鸦。烟带远岗村处处，户照明月夜家家。廖润绂《陪京杂诉》赞塔湾：龙脉肇起运，蜿蜒三百里，龙业趋西南，戳然势忽止，舍利生光辉，凌空塔孤起，塔铃雨秋风，创建何代始？沙湾夕照间，行人一鞭指。以及清末文人诗：一湾塔影水流春，寒食烟生树树新。疑是雨余春到眼，十三山色欲留人。 大御路： 皇姑区南部的华山路，东起于哈大线，西止于汾河街并入昆山西路，（原起自外攘门，经小西路、市府路、黄寺路、华山路、塔湾转弯桥、永安桥通向新民、锦州，经山海关通往北京）只因为它是皇帝东巡所走的路，同时也是运送“御物”的通道而闻名。清帝从顺治元年（1644年）入主中原后，共有十位皇帝，其中有四个皇帝十次东巡，十六次走在大御路上，并从永安桥上通过，往返于京师与盛京。他们是：康熙皇帝玄烨三次东巡，乾隆皇帝弘历四次东巡，嘉庆皇帝顒琰两次东巡，道光皇帝旻宁一次东巡。大御路的作用，除了皇帝东巡、运送“御物”之外，也是京师通往盛京的驿路，中途设有若干驿站。自康熙帝起，清帝历次东巡祭祖都要经过此路，当时的华山路上，尽可见皇舆、乘骑、差役、御卫队等，真可说是浩浩荡荡。皇帝东巡，沿途各地都要出动大批人马，用清水扬洒、黄沙土铺路，耗资巨大，老百姓遂称此路为“大御路”。有民谣云：“皇帝出巡，百姓出银，肥了官府，瘦了黎民。” 京师运往盛京的八旗粮饷、官员俸禄，两京之间的文书往来，以及官员调任、卸任、公出、察省等，大御路是必经之地，一直到1907年京奉铁路通车后，大御路才失去往日的光彩，两京往来的首选成为火车，就连最后一次向沈阳故宫运送玉牒，也舍弃了大御路上的骡车，而改为火车运输。 昭陵红叶： 昭陵是位于今天北陵公园内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陵寝，这个历史想必在沈阳是尽人皆知的。我在这里谈一下陵内松树的来历、典故及昭陵十景。在陵墓上种植树木的制度起源于秦代，传说当年秦始皇朝拜泰山时遇雨，在一棵松树下避雨，后就封这棵松为“五大夫”，爵秩九级。而关于树木的级别在《太平御览》中记载：“天子树松，诸候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松树因为四季常青、寿命长而备受希望能够“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所青睐。就这样，松树成为最尊贵的树种，被种植于皇陵之中。 据《满洲四礼》记载：陵树原为遮阳避日、藏风收气、培植风水之作，能成乔木方有古墓之象，所关风水最要。 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皇陵的陵松有“山树”、“仪树”、“海树”之分。山树泛指陵山之树；仪树指风水红墙内的树，由于它们横竖有序，十分整齐又称趟松；海树指风水红墙外的树。隆恩门神道两旁的松树也是仪树，俗称“站班松”，又称“八大朝臣松”，象征皇帝生前的文武大臣在皇帝死后仍然恭立于陵前，“事死如事生”，随时听候差遣。而昭陵红墙内其它的松树计3600棵，栽植的也十分讲究，从横竖斜各方向看，均是成行成列。关于这3600棵松树，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皇上在生前需要3600名侍卫保卫皇宫内院的安全，这些树在这象征着3600名内侍卫军巡守于方城。也有人说，这3600棵松树，象征着当时盛京城墙的垛口数目。朝廷对陵松的管理十分重视，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关于陵树的状况主管大臣每年须以增、减、迁、退四种情况上奏，陵树更严格建有档案。在每年霜降前，各陵主管部门将陵山红、白桩以内各段树株一一查明，除回干树株任其存山不动外，将风折倒落、有碍道路的树株按棵查明色、样详细造册，清册二本，一本呈报三陵总理承办事务大臣存查，另一本呈报永陵守护大臣或盛京将军。由兴京城守尉及盛京将军派出专员与各陵官员共同监视伐除，并且严格规定不准遗留树根。如发现其中有舞弊行为则将“监视各员一并参处”。伐除及枯死部分再由树户进行补种。为加强保护，清政府还采取增加哨卡、堆房和令八旗查山防御经常巡视等办法，关于陵树的保护也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咸丰二年（1852年）的《盛京三陵树株等章程》，规定对于盗窃陵树的行为处以重刑，并严格将盗窃陵树者及收买之人一并论处。而早在皇陵植松之初的顺治八年（1651年），负责关外三陵树木栽植的工部尚书星纳，就因为擅自下令停止昭陵的松树种植而被治罪，遭到革职及没收半数家产。 史称昭陵有“十景”，这十景分别是“隆山积雪”、“宝鼎凝晖”、“山门灯火”、“碑楼月光”、“柞林烟雨”、“浑河潮流”、“草甸莺鷤”、“城楼燕雀”、“华表升仙”、“龙头瀑布”。 1．隆山积雪：隆山即隆业山。山虽不高却草木葱宠。北方冬季高寒．降雪较多，每至严冬，隆业山白雪皑皑．宛如一条披鳞挂甲的银龙。横卧于陵寝之后。2，宝鼎凝晖：宝鼎高二丈，周围三十丈。表面用石灰涂成灰白色。每当太阳西斜，阳光照射在宝鼎之上，使宝鼎如同一面斜放的“镜子”奕奕发光。3.山门灯火：山门即大红门。古时，昭陵与沈阳古城之间因无高楼阻隔，从陵前远望，盛京城城楼、墙垣、宝塔、殿顶皆历历在目。特别是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夜晚，站在陵前山门处眺望夜色中的沈阳城，但见灯火点点，若隐若现。如今，此情此景再也看不见了。 4．碑楼月光：碑楼指神功圣德碑亭。相传，此楼顶上琉璃瓦成分特殊，夜间在月光折射下可泛微光。特别是每当十五日的夜晚，天空浩瀚，明白姣洁之时，楼顶的折射光线越发鲜明。5．柞林烟雨：“柞林”在东红门外以北。相传，每当夏季一阵大雨滂沦之后，天气骤然转晴，这时，柞林在阳光照射下会有一种烟雾蒙蒙的景观。原因可能是柞树叶子比其它时肥厚，易于吸收水分，阳光骤热，叶子含的水分蒸发下 蒸腾之故。6．浑河潮流：相传，浑河原先的故道在昭陵之前。有次昭陵大祭，正赶上河水泛涨，前来祭祖的官员全被隔在对岸．不能按时祭陵，官员因此受罚。因此．为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便将浑河改道沈阳城南。“浑河潮流”，指浑河改道前河水泛涨的情景。当然浑河改道之说只是传说。7．草甸莺鷤：“草甸”指的是陵后红墙以北的一片旷野，俗称“白草甸子”。 莺鷤：即杜鹃之别名。8．城楼燕雀：“城楼”指隆恩门的五风楼。此楼地势高敞 ，是鸟类的栖息处。它们在上面筑有许多鸟巢。每当黄昏．经过一天觅食的燕雀，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围绕五凤楼上下翻飞。9．华表升仙：指的是丁令威学仙得道变成白鹤回故乡辽阳的传说。10．龙头瀑布：龙头指的是隆恩殿月台四角伸出的兽头嘲风，这些兽头实为排水口。每遇大雨，隆恩殿及月台上的积水从四角的龙头中如同瀑布一般喷吐而出。 御花园： 清代，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后经常出北门（九门）到今皇姑地区行围打猎。皇太极则把今皇姑地区作为自己正黄旗的旗地。在今省实验中学、原沈阳医学院建“御花园”作为避痘所和避暑的行宫。皇太极既可在此避痘（避免天花等传染病），也可在此料理政务。顺治帝福临即在避痘所出生。顺治十三年（1656年）“御花园”避痘所改建为长宁寺，其宗教地位和建筑规模，是盛京屈指可数的第二大喇嘛庙。这部分建筑，于日俄战争期间被毁后，成为庄稼地、菜园子。 砂子沟： 砂子沟原来只是一个土岗子，周围到处都是荆棘杂草。顺治年间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官府开始强行迁移山东、河北两地的居民到辽东来安家。在历经二百余年的迁徙中，大部分冀鲁居民感到辽东比他们原来的家乡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府给予了他们很多优惠。在辽东居住了几代的冀鲁人在回乡探望、书信达情方面表达了辽东好处之种种。这样，就引发了大量的“闯关东”潮。闯关东潮在同治光绪年间达到顶峰，每年约有200万人涌向东北，至甲午战争时有所降低，但每年还有近五十万人在闯。也就是在同治光绪期间，大量闯关东的人沿着“大御路”行至盛京的皇姑屯附近，在这里歇一下脚后继续前行。有部分人走不动或不愿再跋山涉水了，就留在这儿，盖起了简易的茅草房，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此盖房种地居住了下来。这部分最先居住下来的人，长期经历源源不断的老乡每天都在此经过去更远的地方安身且途径讨水、歇脚的比比皆是，忽然间，他们就想到了在此建一个供长途跋涉者休息的地方。于是，就选择了他们居住地以北那个土岗子，在土岗子旁边盖起了几趟房子，开设了简易的旅馆、餐馆和面食店，没想到生意异常红火。以后，越来越多的赶路人在此打尖，于是，出现了像样的饭庄、旅店和茶馆。因为要建很多的房屋，人们就在原土岗子下挖土建房，土越挖越深，到后来不见土，挖出来的是白色的砂子，砂子不能盖房子了，人们只能去远处取土建房。久而久之人们就将曾经挖沟取土的土岗子取名叫“砂子沟”；后来，砂子沟发展很快，不仅有了旅店、饭庄、茶馆，还出现了烟馆、妓院和赌坊，这时的人流，就不仅限于闯关东的人了，连住在城里的人都来此消遣，经济的繁荣带来更多的行业，出现了电报局、银号、鞋帽店、绸缎店、药房及日用器皿杂店，在这些固定的门市中，当街摆摊的则更多，卖水果、卖菜的、卖面食的，卖大力丸的及各式杂耍，后来，又建了一个戏园子，这个戏园子就是利群电影院的前身。砂子沟在历经百年的辉煌后，建国后被逐渐兴起的北行所替代，其地位与“五一商店”差不多。 兴隆街儿： 兴隆街儿与今天的“亚明”一样，只有名称从无街路之谓，它的前身叫後地，48年叫做顺城街，就是现在的克俭地区。当初京奉铁路支线筑路修建车站和沙俄“铁路用地”的时候，“兴隆街儿”以南老二粮库附近，由晋冀鲁迁移过来的人在这儿开了窑厂生产砖瓦，一部分流浪者也汇聚到“兴隆街儿。”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斗争，在盛京也曾以延寿寺（西塔）为坛点，练拳习武抗击沙俄。“兴隆街儿”的百姓，特别是曾经参与过筑路的中国工人也投入到义和团的斗争中去。在当年发生的沙俄军队镇压义和团的惨案中，不仅延寿寺被焚毁，“兴隆街儿”也被沙俄军队扫荡多次。被征召来的大量民工在1903年筑路通车成为无业游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谋克敦”（满语盛京）车站后身铁道北（今克俭地区）搭起简房，形成了一片难民聚居区域。居民数量虽然增加，但从业多为苦力、杂工、有些稍微不错的不过是烧锅、磨坊、饭店、杂货铺的小老板。五行八作汇于一区，也着实兴隆了一阵子。加之三洞桥建成，成为沟通皇姑屯与西塔、北市的铁路、公路通道，使该地区拥有了一些居民。在老道口桥通车以后，“兴隆街儿”又成为皇姑屯通往“奉天驿”便捷的通道。再附之京奉铁路道口可与铁西今光明街地区相通，“兴隆街儿”与皇姑屯地区成为民国初以来较为繁华的地区。 小白楼： 这个老地名至今还存在是个奇迹。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将大御路改称“大宝街”，在这条街西头（渭河街）建了一座二层楼，该楼为混砖结构外罩白色，正面朝南呈凹半圆形，因为是当地最高建筑，人们就把它叫做“小白楼”。它全称是“皇姑屯第六警察公署小白楼分所”，是日伪汉奸横行霸道的鬼门关。当时的民谣称：“小白楼小白楼，十人见了九人愁。老财富豪挺胸过，穷人到此准卡油。鬼子汉奸似虎狼，白匪狗子啃骨头。”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又将“大宝街”改称“雪耻路”，五十年代末最后定名为华山路。解放后，小白楼被用作派出所，后来，又改为百货商店，直至七十年代初。 百鸟公园： 从来没有任何鸟雀的百鸟公园位于皇姑区崇山路与怒江街交叉口的东南侧。这里最初是一位名叫曾希庭的私家樱桃园。1938年被日伪当局征用兴建水源地。这项工程由日本人白鸟株式会社施工。1939年竣工时便以“白鸟”为公园命名。1951年更名为“百鸟公园”。 公园初建时只是为保护水源而栽种一批树木，它的开发建设是在解放后才施行的。1989年，此园租赁给中海直公司东北分公司20年，该公司在园内已建柏油环园路4500平方米，甬路500余米，动物饲养场一处，面积700平方米，野猪舍一座，面积800平方米，童乐城一座900平方米，固定游艺场7处，面积1400平方米，儿童乐园二处面积200平方米，雕塑小品二座，不同风格建筑物五座，面积320平方米，及两座堆造假山而挖的池塘，后改造为游泳池。南边水浅60-80厘米左右，北侧150-180厘米左右。中间有凉亭、小桥。 四根旗杆： 在乌江街以东、长江街以西、宁山路以南、六盘山路以北的这块地方叫做长江北小区。就是这方寸之地，却是盛京两个刑场之一。当时的盛京在今天的大西边门以南不远处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刑场，刑场周围用八个石墩围起来近似于一个圆形的空地，一些判了极刑的犯人就在这里被处决，那时，城里人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句骂人话“你个出大西门的”，意思是出了大西门就要被砍头。以后，随着居住户的增多，刑场被挤得只剩一小块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清廷不得不另选他址，于是，选择了城西北较为偏僻的地方设立了刑场。由于远离皇城，加之地僻无人，这个刑场较小西关门外的刑场规模小得多，只矗立了四个石头柱子，行刑时，在石头柱子上插上旗子就可以实施处决犯人了。咸丰、同治以后，这里陆续也有人居住，当地人就把这里叫做“四根旗杆”。民国以后，这里形成了规模居住地，有关四根旗杆的各类闹鬼传说也随之而来。我于1979年毕业于岐山一校，上小学那会儿，很多同学的家就住在四根旗杆这儿（当年都是平房，小胡同叫“同乡里”或“红星里”），那时，我就爱听那些闹鬼的故事。记得同学栾德胜的爷爷说过：他年轻时四根旗杆都在，是一人来高的圆形石头柱子，柱子的上头刻着老虎的脑袋，瞪着眼张着嘴。现在来看，那柱子上雕刻的大概是狴犴头像，当时人不认识或不知道狴犴为何物，所以叫做老虎了。栾德胜的爷爷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据他讲，他也没见过在这儿杀过人，就知道以前是法场；闹鬼的传说都荒诞不经，记得清晰的是有一家一个老太太，白天坐在门口纳凉，忽然看见一个旗人女子装束的、没有头颅的人从她眼前过去，她晚饭时就和家里人说了，家里人知道这个地方经常闹鬼，也没在意老太太所说。半夜，老太太起夜好久没回来，儿子出去找，发现老太太死在大门紧里儿了，再以后，这儿经常莫名其妙的死人。八十年代以前住在这儿的人很多，住在这儿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不吉利，要有东西才能“压”住鬼魂；几年后，这里大面积动迁，原住户天各一方不知去向，现在的住户，都是各地搬迁而来，对这个传说很少有知道的。在查找地名资料时，看到另一则四根旗杆的传说：说是康熙年间出了一个李翰林，是讲其忠孝两全的…这，可能是后来者觉得坟地不吉利，所以，杜撰了一个忠孝两全的故事吧！ 北行： 今天的长江街以东，金沙川街以西，岐山路以北，宁山路以南的地方，叫做北行。长江街以前叫昭盛街，北行的兴起源于马行。老沈阳有“市”与“行”的区分，“市”一般指的是具有固定房屋（面积大、至少是二层以上的楼房）、门脸（平房）或摊床，具备一定规模有影响的商业街区，以经营日用品（服装鞋帽、金银首饰、钟表眼镜、药铺浴池）为主，如早期的南市和后来十间房的北市。“行”指的是露天的、没有固定房屋、门脸、以旧物、蔬菜、小吃为主的市场，如清末的大西菜行、东行；北行就是一个露天的市场，也是远近闻名的“杂巴地”。北行以前叫“新村市”，这从《早稻田大学.奉天二万分之一地图》及《民国20年奉天地图》（这两张图北行南端有个叫“北牌”的标记）上得以证实。至于为什么后来叫做“北行”，可能与抚近门那个东行有关。大西菜行在清末就有了规模，东行在民国时期也暂露头角，八卦街有了南市，十间房有了北市，为了与东行相呼应，“北行”有可能这样诞生的。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在今天碧塘公园西门以西二三百米的位置上，形成了一个贩马的市场，贩马人从内蒙及外蒙购入好马来此贩卖，这些好一点儿的马，都被官府给收购，当时除了军队需要马匹，警察出警骑着马处理事情，很多官员也是骑着马。马行的兴隆带来其他行业的发展，周边出现了固定的门市房，有饭馆、旅店、理发、药铺、刻字等招牌，还出现了大兴安岭珍贵皮毛、人参、及乌苏里大马哈鱼等新鲜货。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后，需要大量马匹充斥军队，他们买马给的价低甚至于不给钱，这样，马行很快凋零，再没有人敢贩马了。马匹不见了，曾经的市场并未消失，人们利用这个地方做起了其他生意，主要是旧物，包括农具、麻袋草绳、掌鞋修脚、挑担买菜等等。光复后，日本人在767库遗留了大量军需物资，部分服装、棉被、皮靴帽子、皮带水壶等物资流落民间，这部分流落在民间的物资，在解放后还在出卖着。五十年代，这个市场逐渐被正规的“诚信菜市场”所取代，诚信后来又被花鸟鱼虫市场所取代，花鸟鱼虫市场随着皇姑百货大楼的动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1979年一月，皇姑区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整顿治理北行，并整理出一块由政府规划、命名的市场“北行农贸市场”。北行农贸市场是全国第一个由政府批准设立的农贸市场，被冠以“自谋职业”19岁的李新就在这里卖筋饼豆腐脑成为全国第一个个体户。今天的北行，没有老式建筑了，能称得上老的，只有新华书店、北行商场和“圈楼”；04年一把大火烧掉了“会宾楼”，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东艺照相馆、东风浴池跟着在05年被扒掉，省政法干校教学楼，也在三个月前被夷平；那些曾经的、名片式建筑，只有在照片中显示它昔日的辉煌。 灵庙： 皇姑区岐山中路11———11甲，是省公安厅宿舍。直对着大门约100米的地方有座庙一样的老建筑，该庙始建于1938年，建筑主体坐东朝西，长近40米、宽近30米，高近20米，面积约为600多平方米，为上下两层石制的“中日混合”式建筑。殿顶碧瓦覆盖，脊兽林立，大殿四周环绕着20余根红漆大柱，仿佛还在汩汩的渗出中国人的鲜血，在殿座上面原围有花岗岩护栏，现在的铁栅栏是后来维修时安装的。该建筑的西边50米处，原有一相对的殿座，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修建宿舍而拆除，当时该殿座内曾存放有紫红色绒面的良民证等日伪遗留物品。这座“奉天灵庙”供奉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为建立和维护‘满洲’而献身的将士”——汗奸。它是东北三省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是一个记录历史的活化石，更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又一罪证；2008年被列入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北大学（东北局）： 东北局是建国初期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区之一，中央不直接管理各省。当时华北局书记是彭真（在京），东北局书记是高岗（驻沈阳），西北局书记是彭德怀（驻西安），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驻上海），中南局书记是林彪（驻武汉），西南局书记是邓小平（驻重庆）这些局于1954年统一撤销，东北局就是现在位于北陵大街45号的省政府。这个院子里有几处老式建筑，其中的一座三层楼，就是于1925年开学的东北大学。1921年初，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当时奉天代省长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建议，奉天省议会于当年10月25日进行讨论，通过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次年4月19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4月26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建校之初东大呈请奉天省公署，拨地另建校舍。省公署很快批复，拨昭陵前白桩外陵地并毗邻民地共500余亩，作为新校址。经一年多建设，1925年9月，理工大楼、教授住宅、学生宿舍及相应的附属设施在新校址竣工。王永江为首任校长。王永江出任校长后，坚持他一向的严谨作风，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1928年8月，由张学良兼任校长。1929年7月1日，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张学良校长向120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各系毕业成绩第一的学生还由学校选送，送往英美德各国留学深造。同年秋，文法两院学生迁入，仿柏林大学设计的北陵校区（现在辽宁省政府所在地），东北大学羽翼渐丰。由于学校经费充裕，教学设备和仪器等均为国内各大学之冠，环境幽雅，生活条件优越，关内的许多名人、专家和学者联袂出关，以致于三江、两湖、福建、四川等地杰出人才纷至沓来，选择在东北大学任教，像章士钊、黄侃、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学者曾教书于此，东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多，师资条件最好的大学，其每年经费相当于排名第二的北京大学的3倍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第一所流亡大学，师生先到北平、后迁南京，西安，南下三台。在此期间该校师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46年5月，东北大学迁回沈阳， 1950年8月，定名为东北工学院。1993年3月8日，恢复了东北大学校名。 寿泉与小社宅： 清亡后，张作霖在东北崭露头角，站稳沈阳后兴建了一大批工厂，如大亨铁工厂、奉天纺纱厂、政记轮胎股份公司、奉天军械厂、被服厂等，在沈阳的西部，于1925年创建的车辆厂。这个工厂分作两个厂区，南厂叫“皇姑屯机车修理工厂”，北厂叫“皇姑屯货车修理厂”。九一八后这些工厂沦落到日本人手中后加以扩充改造，尤其是东北大学工厂大火后也被搬迁到这里，形成了较大规模，日本人把这里统称为“满洲车辆”。满洲车辆的兴起与建设，需要设计、技术人员及大量的工人，于是在工厂的北部相继盖起了一批灰面或砖面的二层楼供设计、技术人员和“康德胶皮工厂”管理人员居住，在工厂西部建了大批简易成趟的平房，供工人居住，这部分简易的平房被称之为“趟房”，趟房聚集地就是2002年被拆迁掉的寿泉地区。“寿泉”是解放后1949年三月以街为公所出现的，称为“寿泉公所”，这时全区有153447人，寿泉的名字是参照大东区“万泉”而来。华泰新都建成后，寿泉这个名字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景山路和同江街。当年那条华山路通往车辆厂东大门的弯曲叫寿泉的小路只留在记忆当中了。 由张作霖创办、日本人扩建的铁路工厂，经由国共两朝后，最终确立为“铁道部沈阳机车车辆工厂”简称“车辆厂”。建国后车辆厂招收了大量的国营职工，并陆续由工厂在原日伪时期建筑平房的东部，盖起了大面积平房，这部分平房，东起大渡河街，西至汾河街的“二七饭店”，南从昆山路，北抵宁山路，这一片统称为“小社宅”；到八十年代，车辆厂有国营职工2万余人及一万余集体职工，这部分职工全部住在小社宅区域内，因此，“小社宅”也成了铁路住宅的代名词。“小社宅”起源于二十年代末，终于2005年，近八十年的历史随着南北社宅的动迁也消失了。 沙河子： 最晚在元代，今天的沙河子地区就有人居住。今藏沈阳故宫的“城隍庙碑”详细地记录了元 至正十二年1352时，重修沈阳城隍庙的缘起、时间、地点及其功德职事等。其碑首雕刻四龙交盘，碑座龟趺，碑阳铭刻“城隍庙碑”四字，碑阴额题六字“沈阳路城隍碑”，碑身刻有“沈阳路城隍庙功德官员题名志”及其全文。该碑发掘验照《奉天通志》和罗福颐《满洲金石志》记述，均为我们详细地描绘了元代沈阳城的建置、城址及方位等蓝图。据此，我们清楚地知道了“沈阳”城市的名称始于蒙古族人统治的元代。明朝建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1386在该地区设立了沈阳中卫、左卫、右卫，这三卫均隶属于辽东都指挥司统辖，是军政地方机构。清朝时期，这部分居民沦为满族贵族的佃农；庚子之乱加之随后的日俄战争，这里遭到很大破坏，原始居民不得不搬迁他处。民国初年，奉天省水利局组织力量挖掘了贯通浑河和蒲河的太平世河（后改称新开河，即今天的北运河），成为灌溉农田的主要水系。沿河出现了大片农田，其中有旱田，亦有水田，居民开始批量回迁，此时出现了专门种植蔬菜的“菜园子。”在御花园地区就曾出现过“张家菜园”等。有的农田以农家自营为主，有的还办起农场成为地主。解放以后，这里居民逐渐增多，但是，始终没能繁荣起来。 沙河子： 最晚在元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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