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孰优? ——关于王献之的作用 在古代书法家中,关于王献之与其父亲王羲之谁更优秀的争论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然,王羲之作为书圣坐第一把交椅的地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认为献之与父平起平坐甚至胜于父亲的也大有人在。虽然唐太宗贬低王献之,但即使在唐太宗时期,像虞世南等一些书家也热衷学习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世南)书得大令(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并说孙过庭的草书也宗法小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也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岫《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直言不讳学习王献之的。有的学者就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须从王献之人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圣上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 综合以上众人的看法,一是肯定王献之同其父王羲之一样也是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二是除了少数(如米芾)把小王抬得高于大王外,在肯定王献之的同时并不否认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三是普遍认为王献之“多放纵”,在草书上有所发展,要胜于其父。我们先比较王家父子的行书:
虽然都是摹本,我们也相信基本反映二王的真实面貌吧。光凭几十字很难判断优劣和风格。但我们仍可以说,父子的风格是相似的(个别字的用笔、结体很相近),比较起来,大王的稍为含蓄一点,小王的外露一点。大王行笔中始终从容收敛,而小王在规矩中似有飞扬之意。 结合前人的评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小王的书风比之其父更放一点,更追求放纵与舒展的意趣。王献之生活在取得如此书法成就的父亲的光环下,如果仅仅满足于达到父亲一样的成就(虽然他未必超过父亲),他便不配与父亲并列了。他在父亲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下,有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史传王献之跟父亲学习书法,从小就立下大志,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大书法家。他每每见到古人的书法名迹,总是手不释卷,细心观看,待到把它的字体特征、笔画形态以及结构布局等方面有个通盘的考虑后,再动手下笔,临写数十百遍,直到心领神会为止。因而到了十四五岁时,书法已写得别有意趣。相传有一天,王献之走进父亲的书房,请父亲告诉他写字的秘诀。王羲之听了,领着王献之来到后院,指着十八口大缸对儿子说:“写字的秘诀就在这十八缸水里,你只要把这十八缸里的水写完,自然就知道了。”王献之听了父亲的教导后,不敢偷懒贪图捷径,夜以继日,脚踏实地地练习(但传说中也有荒诞浅薄之说,如说王羲之想试试儿子的功力,就从背后出其不意地拔他的笔,竟没有拔动,于是叹息着说:“这孩子前途无量啊!”——如果抓笔抓得纹丝不动就有功力,那么书法光比谁大力就行了)。正如苏轼所言“凡事之贵,必贵其难”,书法要达到抒写性情,当然要经过刻苦的练习,但王献之却并不是光是勤奋而没有悟性的书家。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所作,众人答云“七郎。”可见王献之书法早年成名,也颇有人气。王献之有学识,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也不过十五六岁。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章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而在艺术素养方面,相传王献之亦擅丹青。桓温尝清他画扇面,献之一时失手,误落了一点墨,索性顺势画成“乌驳牸牛”图,尤为妙绝,又在扇面上写《驳牛赋》,可谓机敏过人。 创新变体是书法的灵魂,引导主宰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成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要超越父亲,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不知天高地厚,他的自信也并非没有根据。 他明显超过父亲的,无疑就在于草书。
王羲之也擅写草书,但即使在《十七贴》、《得示贴》等草书中,也基本上是字字独立的,很少两三字以上的连笔书。而在草书中王献之就不一样了,他很少有单独不连的字。当然,并不是说连笔的就优于独立的,但至少可以说,在秀雅的点线中,王献之比之父亲更多地表现了草书放纵与畅快的意兴。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的呼应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成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往情深,王羲之是这样,王献之也是这样。 而王献之在突破父亲的努力中,终于突破了王羲之的“中和”,走向更加张扬的境地。 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的“中和”,主要表现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而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尚奇”,也许就是唐太宗因为喜欢他的父亲而不喜欢他的原因吧。要知道,追星本身就存在着极为强烈的个人偏好。
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唐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 尽管王献之的书法对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尽管也存在二王孰优孰劣的争论,但总体上,王羲之的书圣地位还是不容置疑的。如孙过庭《书谱》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了。”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要印证的,当然是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 文件: 2105052873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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