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钗、黛思想性格对比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是一组颇具艺术上所谓“对称之美”的人物形象。早有人指出：“作者自始至终总是对称地、均衡地描写和和刻画钗黛这两个人物……总之，就像是绘画上表现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在一种均衡、对称的布局中显出不同的明暗和色调对比。这比起单独描绘物体的来，自然会更具立体感与厚质感。”（见邓遂夫《红学论稿·红楼梦主线管窥》）事实上，将钗、黛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品评优劣，予以褒贬，这也可以说是《红楼梦》解读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自清代晚期以来，尤其是自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一直习惯于将宝钗描绘成一个处心积虑谋夺“宝二奶奶”之位的“阴谋家”，或者一个一举一动都机械、教条地遵循儒家礼教的所谓“封建卫道士”。反过来，林黛玉则被评红者们竭力“诗化”、“艺术化”、“感性化”，被说成是一个仿佛一尘不染、一点也不懂得人情世故的“孤傲”仙子，一个坚决反对“封建礼教”的所谓“叛逆者”。但经过本书前面十四章的辨析、论证，我们现在已经有力地澄清并推翻了传统红学所强加于宝钗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从根本上还原了曹雪芹笔下一个骨子里愤世嫉俗，喜爱“讽刺时事”，且敢于以个性得罪家长权威，并深受佛、道等“出世”精神影响，具有大慈悲情怀的薛宝钗形象！面对原著中宝钗一再因坚守个性而开罪于贾母、元春、贾政、王夫人等权贵人物的诸多事例，如“更香谜大扫贾政兴”（第22回）、“薛宝钗不屑皇妃赏”（第28回）、“蘅芜苑开罪史太君”（第40回）、“献人参调侃王夫人”（第77回）等情节，任何试图将宝钗诋毁成什么“阴谋家”或者什么“封建卫道士”的说法，恐怕都免不了会陷入一推即倒，甚至不攻自破的境地了！那么，林黛玉的情形又如何呢？她是否又如传统红学所说的那样“孤傲”、“叛逆”，甚至“反封建”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因为书中大量的事实都在表明，其实黛玉自己才是一个看重世俗的名位和势利，且一心要夺“宝二奶奶”之位的人！而且，颇具有讽刺性的是，很多向来被传统红学用以攻击宝钗的“罪名”，诸如醉心于功名富贵、讨好献媚家长、心机多端、排挤和打击“情敌”等等，不仅不存在于宝钗身上，反倒是几乎都可以原封不动地在黛玉身上找到真实的体现！换言之，那些拥林派和反封建论者口中所说的“宝钗”，往往恰是《红楼梦》中黛玉真实形象的一种映象和投射，而这些人所赞不绝口种种“黛玉”式人格，却往往是曹雪芹原著中惟有宝钗才具有高尚品行！有鉴于钗、黛两个人物形象在艺术上的这种对称性，我们若不对真实的黛玉形象作一深入的剖析，显然也是不能更好地理解原著中的宝钗的形象的，尤其是无以理解宝钗形象何以会被后世评家完全颠倒黑白地描绘成另一副样子。因此，现在我们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特意从钗、黛思想性格对比的角度，来谈一谈原著中黛玉的名位思想，以及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狭儒人格。但同时考虑到本书中主题是《论宝钗》，而非《论黛玉》。故此，本章亦不打算全面铺开。只重点谈谈三个问题：一是黛玉的“机谋深远”，二是黛玉重名重利的世俗名位取向，三是黛玉的心机和名位心，在她为人处世方面的种种体现。
要对比钗、黛的思想性格，我们首先得从“心机”二字上说起。因为近几十年以来的各种具有拥林派倾向的红学评论，都特别喜欢将薛宝钗说成是一个“心机多端”的人，但实际上，无论是曹雪芹的正文，还是脂砚斋的评语，都从未使用“心机”、“心计”或其它类似的字眼来评价宝钗。最多是就滴翠亭一事，脂砚斋对宝钗使用了“机变”和“急智”二语（原文：“闺中弱女机变，如此之便，如此之急”、“池边戏蝶，偶尔适兴；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而我们知道，所谓“机变”就是随机应变的简称，所谓“急智”就是急中生智的缩语。无论是随机应变，还是急中生智，文意上都跟拥林派所称“心机多端”相距甚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毛国瑶抄录的“靖藏本”侧批中倒是莫名其妙地出现有所谓“宝卿心机”四字，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十一章里所指出的那样，所谓“靖批”不过是现代人的伪造品，实际是抄录自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那是根本不能与真正的脂批相提并论的！因此，我们说，不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都从未明言宝钗有什么了不得的“心机”。反过来，依照脂评本的原文来看，脂砚斋等圈内批书人所一再提醒读者注意的却恰恰是林黛玉的“心机眼力”、“自幼之心机”，而作者曹雪芹对林黛玉这个人物更是不留情面地使用一个“机谋深远”的评价！
先来看看脂砚斋是如何强调书中林黛玉的心机多端的。小说第3回，作者写黛玉初入贾府，对她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很作了一番细致的描写。此处，脂砚斋有批语云：
写黛玉自幼之心机。（甲戌本第3回侧批）
稍后一节，小说写黛玉通过观察贾府的建筑来揣度贾府诸房之间的关系：“众小厮退出，方打起车帘，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有。”此处，脂砚斋又批云：
黛玉之心机眼力。（甲戌本第3回侧批）
按，在荣国府里，贾赦虽系长子，却并未居住在府内的中轴线上，而是住在荣府正门东面的又一个“黑油大门”之中。进了院子，黛玉又发现“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而且“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相对来说可谓因陋就简，其地位明显谈不上尊贵、显赫。反而是作为次子的贾政住在“正经正内室”之中。于是，黛玉马上就明白了在这个家庭里贾政夫妇得宠而贾赦夫妇不得宠的形势。故而，在邢夫人“苦留”她吃晚饭的时候，她便十分有礼貌地，同时又非常坚决地加以了婉拒：
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饭去，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去不恭，异日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邢夫人听说，笑道：“这倒是了。”遂令两三个嬷嬷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第3回）
其实，邢夫人这么关切林黛玉，又是“苦留”她吃晚饭，又是亲自“送至仪门前”、“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黛玉要想礼貌与人情两全也不是不可以。她只要先去拜见了二舅贾政，再折返回来领受大舅母的赐饭，即可以做到既避免对贾政夫妇的“不恭”，又不负邢夫人的一片盛情。可黛玉却是一点也不想这么做。足见她是早就把荣国府两房的轻重给掂量在心了。这样的场景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林黛玉的贴身丫头雪雁拒绝借衣服给赵姨娘的情形：
紫鹃因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道：“也歇中觉，所以等了这半日。姐姐你听笑话儿：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钏儿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儿，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儿叫我。我只当有什么话说，原来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儿送殡去，跟他的小丫头子小吉祥儿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缎子袄儿。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脏地方儿去恐怕弄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诉他，还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费了大事，误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转借罢。’”（第57回）
雪雁不愿意把自己的月白缎子袄儿借给赵姨娘的小丫头子小吉祥儿穿，这很正常。但她的出发点却不是嫌赵姨娘人品低劣，甚至也主要不是担心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而是嫌赵姨娘无权无势，不能给她们带来好处：“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这种重名位、重势利的作风，显然跟黛玉平常的做派属于同一类型的“林氏家风”。也难怪脂砚斋刚看到黛玉在那里揣度贾赦房屋院宇为何如此因陋就简的文字，就会马上条件反射一般地批上一句，提醒读者注意“黛玉之心机眼力”了！
再往后，作者写黛玉“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此处，脂砚斋再次提醒读者：
写黛玉心到眼到，伧夫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甲戌本第3回侧批）
“伧夫”，也就是粗鄙的俗人。这条脂批的意思显然是说，作者如此写根本就不是简单地“为贾府叙坐位”，而是在刻划黛玉的心机和眼力。若只说诸如此类的文字是“为贾府叙坐位”而写，那简直就是浅漏、可笑的了。
也不仅是脂砚斋觉得林黛玉好弄“心机”，其实曹雪芹也认为黛玉实在是一个“机谋深远”之人。在第19回当中，作者就借贾宝玉之口，把黛玉比做了偷“香芋”的小耗子精，将她狠狠地调侃、讽刺了一通：
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嗳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见他说的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诌道： “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道：“这就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黛玉道：“你且说。”宝玉又诌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议事，因说：‘明日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干小耗前去打听。一时小耗回报：‘各处察访打听已毕，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仓，不可胜记。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听了大喜，即时点耗前去。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只剩了香芋一种，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和众耗见他这样，恐不谙练，且怯懦无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忙问：’如何比他们巧呢？‘小耗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忙笑说：’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第19回）
所谓“黛山”、“林子洞”，再加上一个由小耗子精变成的“香玉”，合起来，除了林黛玉以外，还能是谁？看看这小耗子精，偷一个香芋都不直偷，而是“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这不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又是什么？可能有的拥林派读者会觉得这一段话不过是贾宝玉的玩笑话，不值得当真。可就在这“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十二字的旁边，作为曹雪芹之代言人的脂砚斋又批了一句话，一语戳破了诸如此类的幻觉：
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讽的妙！（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点明那绝不仅仅是贾宝玉的玩笑话，而实是作者借宝玉之口，对黛玉人格的一个基础性的评判，而且还是颇带讽刺意味的评判！接下来，脂砚斋在小耗子说的“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旁边，又一连写下了三段评语：
不直偷，可畏可怕。（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可怕可畏。（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防，此法不能防矣。可惜这样才情这样学术却只一耗耳。（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既点出了黛玉好弄心机的“可畏可怕”，又叹息黛玉“可惜这样才情这样学术却只一耗耳”，感叹她没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正确的地方，全用来耍心计为个人谋取名位上去了，欲海深陷又最终落了个失败的结果。由此，我们再结合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不惜将黛玉其人挖苦为鼠类的情况来看，曹、脂心目中一个工于心计、好弄机谋的林黛玉形象，已经是清晰可见，以至于跃然纸上的了。
且不要以为曹雪芹、脂砚斋们对于黛玉“心机”和“机谋”的强调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这么简单，因为原著中实在有很多情节都在表明林黛玉是一个好弄心计，甚至喜欢心机泛滥的女子。尤其是在取悦讨好家长、权贵方面，黛玉的“机谋”也的确可以用脂砚斋所说的“可畏可怕”四字来形容。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又莫过于黛玉“颂皇权竭力邀恩宠”（第18回）和“亲奉茶逢迎史太君”（第40回）二事。鉴于历史上那些“红评”、“红论”，对于黛玉其人有着太多不恰当的曲为回护之词，以下我们详细讨论这两组事例的同时，顺带对这些“护林员”的辩护之语也逐一进行一番批驳和解析：
我们先来说说小说第18回中的黛玉“颂皇权竭力邀恩宠”，也就是拼命讨好元春一事。为避免断章取义的情形，我们把带脂批的两段原文完整地摘录于下：
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庚辰双行夹批：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庚辰双行夹批：请看前诗，却云是胡乱应景。】
……
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代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庚辰双行夹批：写黛玉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与前文特犯不犯之处。庚辰眉批：偏又写一样，是何心意构思而得？畸笏。】（庚辰本第17、18合回）
虽然在元春省亲之时，众姐妹都免不了要作诗“颂圣”，但小说却一开始就注明了黛玉的与众不同：“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看得出来，她是存心要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上下大功夫。“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反倒是元春没有给她提供一个能够充分挣表现的机会。于是，只好先“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其诗乃云：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虽然名义上说是“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可谁都看的出来，黛玉此诗已经透出了十二分的积极。她挖空心思，把俗世大富大贵的场景，竟比做了别离红尘的仙境！这里有石崇金谷园的酒香，更有宫妃们椒房、玉堂的花媚。可这看上去远离红尘、绮丽奇幻的“仙源”，却完全是由这红尘世界中最世俗的一种力量——皇权所一手造成。于是，接下来，作诗人话锋一转，来了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看啊，咱们贾府能邀得皇家的恩宠是何等的荣幸呀，看那大观园进进出出、频繁来往的全是来自禁地的宫车！把作诗人自己羡慕、渴望邀得皇家恩宠的心理，表露得淋漓尽致。这时候，那个平素间口口声声地标榜“孤标傲世偕谁隐”的林黛玉，又到哪里去了呢？读者不妨自思。说到此，有人一定会出来替林黛玉辩护了。他们说，黛玉此时不过是客观地描写实景罢了，再者“邀恩宠”的是贾府，而不是黛玉本人。不错，诗文中所写的“邀恩宠”者确实是贾府，而非黛玉本人。可作这种辩护的论者，却显然忘记了这个“邀恩宠”三字的前面，还有“何幸”二字！什么是“何幸”？何等的幸运啊！这里，作诗人显然对贾府获得皇家恩宠一事，感觉到了莫大的荣幸。一种羡慕的、向往的主观情绪，在纸上油然而生！她哪里是在“客观地描写实景”呢？固然，得到了皇家的恩宠的是贾府。可黛玉此时，又哪里自外于贾府了呢？看那个口气，分明是在说“我们贾府”如何如何。所以，这根本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没有“邀恩宠”的心理！况，严格地说，贾府实际上也并没有去“邀恩宠”。因为小说第16回写的很清楚，元春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对于贾府来说，完全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当时，贾政刚被召入宫中的时候，贾母以下的全家人还“心中皆惶惶不定”呢！何尝主动地去“邀”过呢？有人想把林黛玉的这个“邀”字解释为“叨受，幸蒙得到”，这也显然讲不通。因为完全忽略了这个“邀”字里面所蕴有的“希图”、“希求”的含义，如“邀宠”、“邀功请赏”等等。真要从完全被动的“叨受，幸蒙得到”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用“获恩宠”、“遇恩宠”或者“承恩宠”才对。特别是“承恩宠”的用法，在《全唐诗》中运用的极为普遍。如《全唐诗》第20卷，柯崇《相和歌辞·宫怨》：“笙歌何处承恩宠，一一随风入上阳。”第584卷，段成式《汉宫词二首》：“歌舞初承恩宠时，六宫学妾画蛾眉。”第600卷，翁绶《婕妤怨》：“谗谤潜来起百忧，朝承恩宠暮仇雠。”第864卷，佚名《与崔渥冥会杂诗》：“方承恩宠醉金杯，岂为干戈骤到来。”如此等等。可如今林黛玉却偏不使用比较普遍的“承恩宠”三字，而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一个并不符合贾府实际情况的“邀恩宠”三字，足见究竟是谁抱有那种希图“邀”得皇家“恩宠”的心理了！
讲到这里，又有人断章取义地抓住前面叙述中的一句“只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来为黛玉辩护，硬说当时林黛玉的诗“只是应景之作而已”（见网友“海上钓鳖客”的发言）。可对于这种观点，脂砚斋此处的一条批语，即作了有力的批驳：
请看前诗，却云是胡乱应景。（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个“却云是”三字，批的极好！把当时林黛玉的真实心态，都点了个通体透亮！什么意思呢？请注意，在刚才那一段叙述中，作者首先交代的是“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其次，又强调“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再次，说的才是“只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而在稍后一段中，作者又马上反补一句“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那林黛玉写“颂圣”诗，分明是为了“展其抱负”而作。反而是元春没给她充分展现的机会罢了。在此情况之下，那个所谓的“胡乱应景”，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可信性？可想而知。倒是脂砚斋的这个“却云是”三字，把这一切全都给戳穿了：黛玉当时已经够积极的了，却还嫌自己不够积极，所以才把单作一首诗视为所谓的“胡乱应景”。归根结底，还是要盼望多作、多挣表现。不然的话，她又怎么会因为“未得展其抱负”，而大感“不快”呢？这能是什么敷衍、应付的心理吗？辩护者完全无视作者在其前其后的交代，也无视脂砚斋的提示，断章取义地揪出作者的一句反语，硬说黛玉是在敷衍、应景，这不免是正好把曹雪芹的本意给弄拧了、看反了！
除此而外，对于黛玉这首竭力“颂圣”的应制诗——《世外仙源》，拥林派的另一种常见的辩护手段是，抓住诗中“金谷酒”一语，来为黛玉此刻的极力讨好而进行开脱、掩饰。论者强调，“金谷酒”三字典出于晋代石崇的金谷园，“石崇后参与八王之乱，因政治原因而被杀”，而“黛玉竟然不加推敲，随便用入，将贾府的大观园比成石崇的金谷园，自是考虑欠周的表现”。如此“用典不妥”，便说明了林黛玉的性格如何如何“顺从自然，不甚注意礼仪规范”，她此刻的态度如何如何“勉强”，她的品格如何如何“孤傲”云云（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诗词韵文”部分/朱淡文/文，以及童昌森《诗：刻画林黛玉内心世界的重要载体》等文章）。但这种开脱和辩护本身才真正是“考虑欠周的表现”。因为林黛玉将贾府的大观园比成石崇的金谷园，不过是在强调贾府的富贵亦如当年的石崇一般而已。诸如此类的用法，在明、清诗文中极为常见。在当时并不会有人故意联想到石崇被杀上面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也是一首应制诗，作者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权奸严嵩，题目是《赐游清馥殿》。其诗云：
十里宜春苑，金堤覆绿杨。水涵瑶殿碧，花簇锦亭芳。
驰道通长乐，离宫接建章。微臣一何幸，留赏沐恩光。
此诗与林黛玉的《世外仙源》相比较，有两处是非常相似的。一是尾联都发出了热衷于迎合的“何幸”二字：林黛玉诗中“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正可以与此诗的“微臣一何幸，留赏沐恩光”遥遥相对。二是同林黛玉把皇家赐建的大观园比做石崇的金谷园一样，严嵩这里也把皇帝修建的清馥殿比做了私家花园——“宜春苑”。按，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宜春苑，一个是秦二世的死葬之地，一个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廷美的花园。这里当指赵廷美的私家花园。而不论是哪一个宜春苑，其主人后来的命运都是悲惨的：秦二世身死国灭，赵廷美后来也被宋太宗赵光义贬死。若依拥林派分析“金谷酒”一典的逻辑，这里嘉靖皇帝又是否该认为严嵩是在暗讽他早点垮台完蛋呢？那严嵩岂不也成了“顺从自然，不甚注意礼仪规范”，甚至品格“孤傲”，不会讨好皇帝的人？可历史事实果然如此么？事实恰好与之相反！严嵩是公认的善于谄媚之人，而这首《赐游清馥殿》中的“十里宜春苑”，也从来没有被皇帝看成是什么“极不祥的类比”。其实，明、清应制诗的习惯，也不过是就事论事，以此景之繁华喻彼景之精丽而已，根本就没有像今天拥林派这么的心思。若一定要逼着古人也这么上挂下连下去，那显然只会推出像严嵩这样的权奸也性格“孤傲”一类的可笑结论！
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之上。当时林黛玉本已十分积极，却还嫌自己不够积极。那么，如何才能让她心里满意呢？这自然是要多作诗、多挣表现的。果然，作者接下来就让她逮到了一个机会：
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代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旁，悄问：“可都有了？”宝玉道：“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罢。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庚辰本第17、18合回）
原文说的很清楚，林黛玉那样积极地作诗“颂圣”，其首要的目的是要“展其抱负”！当然，顺带着也帮助宝玉解决困难。正是基于这种首要的目的，她写下了全书中“颂圣”最力的一首《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杏帘在望》仍袭用前面那首《世外仙源》写法：先作景观描写，再画龙点睛一转，转到诗的正题之上。但较之于前诗，却又更为新颖别致。它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社会景象：这里看不见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更不闻民生疾苦，遍地哀号。有的只是“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的和谐，以及“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丰饶。然后，话锋一转，这样美好的世界，是由何而来呢？哦，正是明君创造了盛世。老百姓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明君治理的太平盛世里，还用得着为穿衣吃饭苦苦奔忙吗？是谓之“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不能不说，此诗收结得实在有力，一下子将普通乡村景观的描写，提升到了歌赞皇权的政治高度。由此看来，黛玉的“政治觉悟”，不可谓不高矣！然而，当时的社会真的是什么“盛世无饥馁”吗？在小说第1回中，作者就交代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积贫与动荡：“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据甲戌本第1回，诸本“抢粮夺食”作“抢田夺地”）其实，也用不着深入到农村或者底层，只要看看身边的丫头、仆妇，以黛玉的聪明就不难知道，若真的是天下“无饥馁”，还会有人把自己的儿女卖去为奴为婢吗？正如第19回中袭人所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这样一个社会，又哪里是“盛世无饥馁”呢？可见，这“无饥馁”三字，不过是昧着良心的极力吹捧罢了！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后世许多所谓“新诗”、“新民谣”，诸如“千口猪来万头羊，今年亩产万斤粮”之类的风格和面貌。不过，俗话说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黛玉的这些竭力吹捧之语，还是说到了元妃的心窝里去了。所以，书中写明，元春“又指《杏帘》一首为前三首之冠”。
过去，拥林派论者最喜欢引用黛玉的三首古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特别是黛玉《问菊》诗中的一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来论证黛玉所谓的“孤高”、“叛逆”。但诸如此类的论证，在黛玉的这首《世外仙源》和这首《杏帘在望》面前，都不能不是说是被破了功。我们可以假想有这么一个人。他平素间口口声声地标榜自己如何“清高”，如何“脱俗”，可领导一来，就忙不迭地一力讨好、挣表现。那么，你说此人所谓的“清高”、“脱俗”，究竟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份呢？黛玉的情况正与此相似。在当权者不在场的时候，她可以吟唱“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可以叹息“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可以标榜“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甚至可以抱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可元春这样的当权者一来，她却安心在那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上“展其抱负”，积极主动地唱出了所谓“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和所谓“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高调，再没有半点悲音、怅怨，全都是一派乐观向上的格调！那么，你说黛玉的“文心”真的能像她的“文话”标榜的那样“孤标傲世”吗？可见，黛玉的那点悲伤、愁怨，与其说是什么“孤傲”、“叛逆”，还不说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更为妥当。她本来就是热衷于世俗名位的。只是现实没有给她充分的机会，她才因此而愁，因此而怨。可如果机会一来，她也就自然不愁、不怨，急着“邀恩宠”、“独立名”去了。况，黛玉的三首古风，本来就都是仿作。《秋窗风雨夕》仿的是乐府诗中的《秋闺怨》、《别离怨》，特别是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葬花吟》、《桃花行》则多因袭唐寅的诗作。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这样的句子，几乎就是从唐寅《一年歌》中所谓“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中脱化而来。《桃花行》的开头部分——“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也因袭唐寅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种刻意模仿出来的作品，同林黛玉特意而写且“落思便不与人同”（脂砚斋语）的《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相比，究竟哪一个更能反映黛玉真实的思想性格呢？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以上林黛玉竭力讨好元春的表现，拥林派论者最主要的辩护是两条理由：一是声称林黛玉的“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只是为了大展诗才，并没有讨好的意思。二是声称黛玉代写《杏帘在望》只是为了帮助宝玉，而元春当时并没有发现那是黛玉所代作，因此黛玉的行为也不算讨好。但这两条理由都显然大有问题。第二条理由的漏洞是一望可知的。书中明确交代，当时林黛玉写诗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展其抱负”！由于元春并没有给黛玉提供能够一展抱负的机会，黛玉甚至还因此而闷闷“不快”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替宝玉捉刀代笔看作了一个没有机会的机会。试想，若元春一开始就给了黛玉多写、多作的时机，那黛玉还会有那个功夫和兴致，去替宝玉捉刀么？再者，我们来看黛玉当时的动作：“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这个“掷在他跟前”，又是何等之大、何等之明显的一个动作！同宝钗替宝玉改字时，“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悄推他”的动作相比，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当时元春究竟有没有发现《杏帘在望》一首是林黛玉代作，至少林黛玉自己主观上那种并不甘心做“无名英雄”的心态，已经是清晰可见了！而如此一种心态，能说她没有自己的意图而“只是为了帮助宝玉”么？不用多说，这类的辩解，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拥林派论者的第一条理由，也同样问题多多。林黛玉究竟只是想展其文才、诗才，还是想通过在那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上展其文才、诗才，以邀得元春的赏识和恩宠呢？关于这一点，看看黛玉在以后诸此诗会上的表现，就不难知道。众所周知，贾府是诗礼传家。府里的公子、小姐们凑在一起吟诗作赋，顺带比试高低的时机，应该是非常多的。除了元春省亲的这一次外，书中明确写出的至少还有第22回与第50回的两次元宵节灯谜诗会、第37回的海棠诗会、第38回的菊花诗会和螃蟹诗会，以及第70回中著名的柳絮词会。在这些诗会中，黛玉远不是每次都能将别人压倒。相反，在海棠诗会、螃蟹诗会和柳絮词会中，她甚至三次都输给了宝钗，算是反被她的“老对手”给压倒了。可她却从来没有一次因此而心中“不快”，更没有一次想到还要再多作、多比，再决高下！特别是第38回的螃蟹诗会，黛玉不仅输给了宝钗，甚至还输给了宝玉。未作之前，她还讥笑宝玉，夸口说：“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等到作出来以后，发觉自己确实不如宝玉，连忙“一把撕了，令人烧去”，并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不及你的，我烧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若黛玉一意要争的，真的是什么文才上的第一、诗歌中的魁首，她有可能谦虚若此吗？有可能承认贾宝玉的《螃蟹咏》比她刚刚夺魁的三首菊花诗还好吗？可见，林黛玉所在意的，根本就不是诗才、文名本身，而是统治者对此的赏识和青睐。换言之，也只有在元妃这样的既懂诗，又有巨大影响力的权势人物在场的时候，那黛玉才是非要“展其抱负”不可的！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一意追求“将众人压倒”，而一旦做不到，就会心中“自是不快”！说到这里，细心一点的拥林派论者也许会拿第76回中黛玉对湘云说的“不如此，如何压倒你”来反辩。按他们的意思，既然在“凹晶馆联诗”的时候，黛玉也说出过压倒湘云的话，足见黛玉并不是只在有元春在场的时候才如此积极。但这种反辩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黛玉说那句话，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就是在黛玉刚吟出“冷月葬花魂”一句不久，湘云即对她作出了责备：“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既然湘云责难其“颓丧”、“清奇诡谲”在先，那黛玉自然不能不找个托词来自我辩解。那时候，她哪里真的是非要将湘云“压倒”不可呢？有意思的是，作者接下来马上就让妙玉也参与到了黛玉与湘云的这场联句中来。而黛玉又是如何对待妙玉的呢？她先是极其谦逊地表示：“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政，即请改正改正。”等到妙玉勇为续作时，黛玉更是使劲恭维道：“果然如此，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这时候，她还哪有一点“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的精神呢？哪还有一点压不倒别人，自己就心里不痛快的表现呢？可见，黛玉的那些“抱负”，原本就不以诗才、文名这些东西本身为意。她要的是元春的赏识和恩宠。在不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诗名一类的东西，“让他三尺又何妨”？只有现实中的名位，才是值得她寸土必争的！
理清了林黛玉讨好元春一事，我们再来看黛玉又是如何“亲奉茶逢迎史太君”，也就是如何取悦于贾母的。这一段的原文如下：
贾母少歇一回，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第40回）
贾母携刘姥姥游览大观园，本来就有着向农村亲戚宣示、夸耀大家气象的目的。而林黛玉此刻的表现，就极大地迎合了这一点。你看，潇湘馆为了迎接贾母的到来，早早地就做足了准备：“紫鹃早打起湘帘”。而黛玉本人呢？书中写明：“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这是何等的殷勤、周到！这又是何等的知书达礼！人谓黛玉“孤傲”、“叛逆”，但此时此刻，她的行止、作派，又何尝有一点点所谓的“孤傲”、“叛逆”的影子呢？相反，倒显出了十二分的谦卑和恭顺呵！果然，黛玉的恭敬守礼，就引得贾母颇为高兴。当刘姥姥惊叹于潇湘馆好似“那位哥儿的书房”时，贾母便不无自豪地指着黛玉笑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让黛玉在亲友及众人面前，很露了一脸。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惊叹于黛玉对贾母心理揣摩的精准和到位了。在这件事情过去了将近半年以后的第56回，有一次，贾母对着甄家来的四个女人，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作者的原文如下：
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一时。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第56回）
从以上贾母的发言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老太太是最看重那种典型的中国式的“面子”的。孙子、孙女不管背地里如何有天没日地胡闹，可只要在外人面前行出“正经礼数”，就最能讨得她老人家的欢心。纵然是背地里的胡闹再加几层，贾母也愿意“纵他一点子”。但若是扫了她老人家的面子，“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从书中的交代来看，贾宝玉显然是没有违反这一原则的。他那种“混世魔王”，甚至“遮天大王”的脾气，从来就没有当着外客的面撒出。林黛玉更没有违反这一原则。你什么时候见过林黛玉在外客面前又哭又闹，发脾气或者使小性子过呢？只是贾宝玉的不违原则，来的实在有些勉强。连贾母也说他是“自然勉强忍耐一时”。而林黛玉则不同了。如前所述，在有外客到来的时候，她忽然以亲手奉茶这样的礼节迎奉贾母，把大家闺秀知书达礼、恭顺淑懿的一面表现得尽善尽美，那简直就是在积极主动地实践贾母“与大人争光”的训导了。而那时候，贾母还根本没有把她的这种偏好给明言讲出呢！林黛玉竟然能预先揣摩出其心中最大的好、恶为何，并颇有针对性地趋、避而行之，的确不脱那种“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的“小耗子精”的本色！
对于林黛玉的上述行为，拥林派论者自然还是要继续回护的。这一次，他们搬出的理由是：亲手奉茶系贵族小姐们的普遍礼节，林黛玉作为外孙女给自己的外祖母敬上一杯茶又有了不得的？所以，这不能作为黛玉讨好贾母的证据。可这种辩护的理由，显然根本经不起推敲。那林黛玉的亲手奉茶，究竟是普遍的礼节，还是过度的殷勤？究竟是外孙女对外祖母的亲情流露，还是一个急欲“邀恩宠”、“独立名”的女孩讨好家长的明证？关于这一点，看看当时大观园内其他姐妹的表现，就不难知道。从第40回叙述这日清晨，大观园预备迎接贾母入园畅游起，我们看到，作者就不厌其烦地写到了一个“茶”字以及贾母等人喝茶的情形：先是贾母未进大观园之前，书中写道：“李纨侵晨先起，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在林黛玉的潇湘馆处，作者说：“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贾母等人在探春秋爽斋处吃早饭，作者又写到了喝茶的情形：“正说着，只见贾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着丫鬟端过两盘茶来，大家吃毕。”这次，贾母却是命丫鬟上茶，探春根本就不曾像黛玉那样亲手奉茶。而在宝钗的蘅芜苑处，宝钗不仅没有黛玉那样亲手奉茶，甚至连茶也没有让贾母喝上一口。作者此处对她屋内的景观，作的是静态描写：“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宝钗的茶奁、茶杯只是静静地放置在案上，一动也没动呢！稍后，贾母等人在缀锦阁下吃午饭。作者再次写到了喝茶：“……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此处地近惜春的藕香榭，可也未见惜春出来为贾母亲手奉茶，以尽地主之谊。当然，缀锦阁下毕竟不是在惜春的居室里。可小说第50回，作者却实实在在地写了贾母带人进入惜春的卧室——暖香坞的情节。然而，作者却只是说：“贾母下了轿，惜春已接了出来”。“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贾母进入房中，“并不归坐，只问画在那里”。惜春便笑着回答：“天气寒冷了，胶性皆凝涩不润，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在这大冷的天，贾母来到惜春这里，也没见惜春亲手奉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来奉与贾母！作者不厌其烦地写到了一个“茶”字以及贾母等人喝茶的情形，可知当时如果其他姑娘也有亲手奉茶的举动的话，他绝不会出于怕重复的原因而漏过不写，因为他重复的已经够多的了，再多重复几笔实在算不了什么。所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几位姑娘当中，只有林黛玉才有过亲手奉茶这样的行为！如果林黛玉的亲手奉茶算是贵族小姐们的普遍礼节，那么，宝钗、探春、惜春等人难道会连起码的礼节也不懂吗？如果强调林黛玉的行为是出于外孙女对外祖母的自然亲情，那么，探春不更是贾母的嫡亲孙女吗？难道能说她对自己的亲祖母没有感情？再，从林黛玉平时对贾母的态度来看，拥林派所谓的“亲情”论就更显得牵强。小说第5回就已经写明：“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第7回，贾母为了黛玉，甚至把三春都从自己的屋里给挤了出去：“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多了，一处挤着倒不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这边解闷，却将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可黛玉平时对贾母有过任何关心体贴，乃至感激回报的表现吗？通观全书，除了有刘姥姥这等外客到来的这一次以外，我们实在看不到她有什么实际的作为。这倒也罢了。第7回，仅仅因为有一次周瑞家的给她送宫花，送在了最后，她便连自己平时在贾府几乎处处占先的事实也不顾了，无理取闹般地抱怨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仅仅因为一次不顺心，就讲出如此忘恩负义的话来，她真的记着贾母对她的莫大恩惠吗？拥林派硬要将她投机、讨好的行为，说成是什么“感恩”之举，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对贾府中的礼节看的比较熟悉的话，可以发现，小辈在比较重要的时候为长辈亲手奉茶（或者亲手奉酒），其实是嫁入贾府的媳妇们的礼节，而不是未嫁姑娘们的礼节。关于这一点，小说第35回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薛宝钗史湘云坐在下面。王夫人亲捧了茶奉与贾母，李宫裁奉与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在这里放，添了东西来。”凤姐儿答应出去，便令人去贾母那边告诉，那边的婆娘忙往外传了，丫头们忙都赶过来。王夫人便令“请姑娘们去”。请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两个来了；迎春身上不耐烦，不吃饭；林黛玉自不消说，平素十顿饭只好吃五顿，众人也不着意了。少顷饭至，众人调放了桌子。凤姐儿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箸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妈不用让，还听我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应了。于是凤姐放了四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薛宝钗史湘云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拣菜。（第35回）
王夫人、李纨、凤姐的身份都是贾府的媳妇。有婆婆（太婆婆）在场，不管年纪再大、资格再老，按照礼法都必须站在那里亲手伺候。反是探春、惜春这样的未嫁姑娘可以“坐享其成”。而林黛玉呢？不论是作为贾府的客人（名份上如此），还是作为贾府的姑娘（实际待遇如此），她都根本没有义务亲手为贾母奉茶。可她却在有外客到来的时候，卖力地表演这一幕，其用心若何，可想而知了。
其实，对于拥林派论者来说，唯一值得一说的，乃是当时妙玉也有亲手奉茶的行为。原文在第41回：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第41回）
不过，这却并不能替黛玉开脱点什么。因为妙玉本来就是一个外倨内恭的人。她固然可以说“清洁高雅”矣，但面对尘世欲念的诱惑，她也未必没有动心之处。她可以嫌刘姥姥这样的农村粗婆子脏了她栊翠庵的地。（第41回原文：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可栊翠庵是建在贾府的地盘上，她却从不嫌贾府的土地脏了她的脚！虽然当初她口里声称“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可贾府一下个帖，稍示恭敬，她就欣然而来。连她师父圆寂前留下的要她在牟尼院“静居”的遗言（庚辰本第17、18合回原文：他师父临寂遗言，说他“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有你的结果”），她也顾不上了。更重要的，这个妙玉虽是出家人，却也像黛玉一样，对宝玉有所幻想，有所企图。第63回，宝玉生日这天，她竟然不顾自己作为女性和作为出家人的双重嫌疑，悄悄地给宝玉送去了“一张粉笺子”，便是明证。故，第41回这里，作者还专门补入了一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来向读者暗点妙玉性格的“另外一面”。而如此一个外倨内恭的人物，也做出亲手奉茶的举动，又何足为怪呢？况，认真说起来，妙玉的亲手奉茶与黛玉相比，还是有被动与主动之别的。且看上文，妙玉是在贾母吩咐她“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以后，才现烹茶、现敬茶的。哪里像黛玉那样，一开始就把茶水给准备齐了，贾母一进屋，也不等她开口，就主动地奉上呢？可见，这个例子不仅不能替黛玉的行为开脱，反而更进一步地证实了黛玉在心机方面，跟包括妙玉在内的别的姑娘相比，确实是更胜一筹！
最后，在理屈词穷之际，一部分拥林派论者干脆用上了无理强辩这一套：书中写明，在黛玉的潇湘馆内，“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一部分拥林派论者就往往抓住这一条大谈特谈此种房间布置如何如何违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或者是如何如何“惹眼”，不讨贾母喜欢云云。甚至连贾母指着黛玉夸耀说：“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这也被强行解释成贾母欲跟黛玉“撇清”关系。但此种辩护也同拥林派的其它说辞一样经不起推敲。这里的关键是，贾府的家长们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上并没有反对女孩子读书的意思。她们所反对的其实是女孩子读了书，拿读过书来作炫耀的资本，甚至来作违反礼教的借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所谓“读的什么书，不过认识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但如果一个女孩子，读了书，不仅没有任何逾礼之举，反而更加地知书达礼，则我实在看不出家长们有什么理由不喜欢，甚至要加以反对。想想看，如果贾府的家长们当真反对女孩子读书本身，那贾府还能出探春这样的才女么？那贾母对探春的喜爱又怎么可能超过迎春？而事实上，贾母后来在批判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角时，她所强调的一条，就是指责这些所谓的“佳人”连“书礼也忘了”（第54回原文：“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可见，只要把“书”与“礼”联在一起，那贾母只有赞同的，没有反对的。倒是你忘了“书礼”，反而会遭来她的非议。而林黛玉当时的表现，就显然极大地迎合了这种“知书达礼”式的要求：“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这叫“知书”。而“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这叫“达礼”。如此“知书”又“达礼”，贾母能不喜欢么？你看，贾母的亲孙女中，探春就是一个很爱看书写字的，她的秋爽斋里摆满了“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墙上还挂着“米襄阳《烟雨图》”和作为“颜鲁公墨迹”的书法对联。但贾母对探春有半点排斥，想跟她“撇清”关系的意思吗？明明是黛玉在那里卖力地讨好，拥林派却偏说是“惹眼”，明明是贾母不无得意地在那里夸耀她有黛玉这么一个知书达礼的外孙女，拥林派却偏说贾母想跟黛玉“撇清”关系，这样的颠倒黑白，恐怕也大概只有这些“一林障目而不见红楼”的拥林派论者才想得出来吧！
很显然，在“颂皇权竭力邀恩宠”和“亲奉茶逢迎史太君”两事上，黛玉的人格本性已经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充分了。背了家长、权贵，就满口都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孤标傲世偕谁隐”，可后者一来，就立即换成了“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那么，你说这样的人能是真“清高”、真“孤傲”吗？她能说是丝毫不懂人情世故、没有一点心机吗？很明显，她不仅懂这些心机世故，而且简直到了深谙此道的地步！自1949年，尤其是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各种“红评”、“红论”对于宝钗其人攻击、指责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她为了夺取“宝二奶奶”之位而极力讨好家长。有人甚至对宝钗发出了如此的诛心之论：“……她懂得，在贾府这样的贵族世家里，决定婚姻命运的绝不是男女的爱情，而是家世的利益。因此，她用两面三刀、园滑中庸的处世之道，骗取贾府权势者的欢心，使贾母得出了‘百里挑一’,‘只有宝丫头最妥’的结论，为她反动人生理想的实现铺平了道路。”（见海鹰、赞华《评薛宝钗的中庸处世之道》，《中山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但如果我们抛开程伟元、高鹗的后四十回伪续不论，单看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原著，宝钗与黛玉两个人又究竟是谁在那里一心为着一个“宝二奶奶”之位而拼命献媚于家长呢？其实书中写的很清楚，宝钗乃是一再因坚守自己的个性而得罪家长，又是“更香谜大扫贾政兴”，又是“蘅芜苑开罪史太君”，弄得后者对宝钗发出了诸如“忌讳”、“不象”、“不要很离了格儿”、“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等一系列的负面评价！到第53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时，贾母只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还干脆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懂得“家世利益”和“两面三刀、园滑中庸”的表现么？到底是她“懂得”这一套，还是她不懂或者根本不吃这一套呢？反倒是林黛玉才真可谓是深懂这些“家世的利益”对于自己成就婚姻大事的重要性。别看她平日里目下无尘，高傲得不得了，可元春一来，她便“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贾母一来，她就更是殷勤得“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别忘了，在曹雪芹、脂砚斋眼中，惟有林黛玉才是一个婚姻问题上“不直偷”，懂得“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的小耗子精！而事实上，可能有的明眼的读者一早就看出来了，过去那些拥林派的“红评”、“红论”不过是贼喊捉贼，完全是把黛玉的“机谋深远”和逢迎邀宠，给反扣到与之相对的宝钗头上罢了！
更进一步，正如宝钗一再以个性得罪家长权威的行为，归根结底是来源于其愤世嫉俗的思想，特别是轻官轻儒而重农商的意识一样，林黛玉如此卖力地在家长和权贵们的面前耍弄心机、献媚邀宠，也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的。而这一根源就是黛玉心中极为强烈的名位意识！自1949年，尤其是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那些“反封建”论者和拥林派论者特别喜欢抓住小说第32回中贾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一句大做文章，认定是所谓林黛玉“反对经济仕途”，以至于“与封建主义为敌”的表现（见蒋和森《贾宝玉论》及阮若琳《给热爱〈红楼梦〉的中学生的一封信》），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爱情迷也由此被说成是所谓“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见何其芳《论红楼梦》及张锦池《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但书中的事实又是如何呢？林黛玉真的从不讲所谓的“混帐话”吗？曹雪芹给我们提供的答案却是与之正好相反的：如果读书仔细且不带先之见的话，任何读者都不难发现，书中诸如此类的情节，不过是表现了贾宝玉在狂热“情迷”之下，而对林黛玉产生的一种错觉和误判罢了。在小说真实的叙事当中，林黛玉不仅说过所谓的“混帐话”，拿“混帐话”劝谏过宝玉，而且在全书中，恐怕还就属她劝谏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比如，第34回，宝玉挨打之后，林黛玉前往探望。她心中虽然千回百转，可思虑再三以后，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句所谓的“混帐话”：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个“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边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可见，黛玉的头脑中也并非并没所谓的“混帐思想”。果然，贾宝玉对此也十分敏感，在不禁“长叹一声”以后，他断然地驳回了林黛玉的劝导：
“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34回）
虽然宝玉的反驳仍以一句略带讥讽的“你放心”打头，但读者试想，若宝玉真的为琪官、金钏这些人死了，又弃置黛玉于何地呢？又如何叫她“放心”得下呢？宝玉挨了打，他自然是希望满心喜爱的林妹妹，给他以志同道合的安慰。但在此关键时刻，从后者口中说的却尽是这种“混帐”言语，我们不难从宝玉的那一声“长叹”中，读出多少失望和无奈的情绪！而宝、黛价值观之差异，由此亦可见一斑。
由此，回溯前文，林黛玉也并非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那黛玉是如何鼓励、劝谏他的呢？小说写道：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你看，黛玉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宝玉“蟾宫折桂”的荣耀！
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乃是第79回中林黛玉对贾宝玉的再一次劝谏。在此回中，宝、黛刚谈论了一会儿关于《芙蓉女儿诔》的修辞、用语的问题，林黛玉便又针对贾宝玉，作起了“思想政治工作”：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第79回）
——林黛玉要贾宝玉遵循官场礼规，去拜会已成贾府亲家的孙绍祖这些人。对此，宝玉自然是极端厌恶的，想找借口推脱不去。可黛玉是怎么告诫他的呢？“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看见宝玉如此不落教，她一面说话，一面还急得咳嗽了起来。其急欲引导宝玉走“正路”，去做“正经事”的心态，已经表露无疑了。
面对以上揭示出来的客观事实，拥林派论者自然也免不了要为黛玉辩解一番。对于第一个事例，拥林派通常的辩解是，黛玉不过是心疼宝玉，担心宝玉挨打而已。对于第二个事例，拥林派的辩解是，那不过是黛玉跟宝玉说的玩笑话罢了。对于第三个事例，拥林派则辩解说，黛玉不过是考虑到“迎春要嫁了，宝玉应该在亲情这方面去拜会孙家，没考虑到官场的事”（见网友“红露·伊”的发言）。但这三个方面的辩解，都根本不能成立。我们先来看第三个事例。林黛玉的本意，究竟是要贾宝玉从亲情的角度去关心迎春，还是要劝贾宝玉借姻亲走动的机会而去结交官场呢？这一点，只要看看贾宝玉对此的反应，就不难知道：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很清楚，贾宝玉对此的反应，就是要尽可能地找理由推脱不去！而众所周知，贾宝玉正是大观园内最关心众女子命运的一个人物。第79回，小说写薛蟠娶了夏金桂，宝玉尚且不住地替香菱的命运担心，对她说：“……我听这话不知怎么倒替你耽心虑后呢。”同回，写迎春搬出大观园待嫁，宝玉甚至惆怅、伤感地作歌曰：“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他会是那种不在乎姐妹亲情，不关心二姐迎春今后命运的人么？若林黛玉当真只是要他“在亲情这方面去拜会孙家”，他又岂有可能是这种想找理由推脱不去的态度呢？可见，林黛玉的想法正是要贾宝玉借贾、孙两家结姻的机会，多多出去走动，这样才好结交那些官场人物。故而，才会引发宝玉的抵触心理，让他想到要找借口加以拒绝。对此，拥林派论者的进一步辩解是说，当时“黛玉只是要把话题岔开，没想那么多，……没考虑到官场的事，而宝玉想到了，才断然拒绝”（见网友“红露·伊”的发言）。但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在《红楼梦》中，黛玉是何等精细的人，宝玉能比她还精细？能从黛玉的话中，揣测出连黛玉自己都没想到的意思？如果再往下看看林黛玉接下来的表现，问题就更清楚了：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那林黛玉是要贾宝玉把他的老脾气给“改改罢”。若黛玉不是不满于宝玉“不求上进”，一提到官场的事就恼火、生气的老毛病，又何至于出言要他“改改”呢？难道贾宝玉竟还有一个不顾亲情，不关心姐妹命运的毛病需要去改吗？足见，拥林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陷入了所谓“一林障目而不见红楼”的困境！清楚了第三个事例，第一、二两个事例的问题，就很容易澄清了。关于第一个事例，黛玉那时确实有心疼宝玉的心理在里面，可她劝宝玉“从此可都改了罢”却绝不是单单出于疼爱的心理。因为在第78回，书中就已经写明：“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庚辰本第78回）可到了第79回，黛玉却再次劝告宝玉：“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如果说在第34回，黛玉只是为担心宝玉挨打而劝他，那么，到了第79回，宝玉早就没有了挨打的危险，可林黛玉却为什么还要劝他改呢？可见，林黛玉对结交官场的看重，才是她心理一以贯之的精神！最后，第二个事例的问题也可以顺带解决了。林黛玉勉励贾宝玉去“蟾宫折桂”，这可能是什么“玩笑话”吗？如果真的是“玩笑话”，她后来还会那样费力地一再劝谏宝玉么？左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右一句“把脾气改改罢”，她甚至不惜为此而责备宝玉“一年大二年小”，认为宝玉是越活越回去了。如果这也是“玩笑”，也不免是把“玩笑”开得太大、太认真了！
其实，最能说明黛玉的名位思想以及宝、黛之间的价值观差异的，又莫过于如何对待贾雨村的问题。前面说过，论者喜欢抓住第32回中贾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大做文章，但实际上，书中的这类情节不过是反映了宝玉在热恋之中产生的对黛玉的一种错觉和误判罢了。在小说真实的叙事当中，林黛玉早就用她的实际表现，将贾宝玉给她的评价打了个粉碎！这且不去说它。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又是怎样的具体原因，才诱使贾宝玉说出了那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激愤之语呢？通观整个第32回，我们看到，这件事正是由史湘云劝贾宝玉出去拜会贾雨村，要他“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而引起的。在贾宝玉的眼中，像贾雨村这类的世俗官僚，都不过是一些“禄蠹”，也就是不懂君臣“大义”，只顾个人沽名钓誉的国之蛀虫。他当然宁可一辈子躲在女儿国中，也不愿意同这种人同流合污。正是湘云和袭人的一唱一和，才使得宝玉不得不抬出黛玉来压倒她们。然而，贾雨村又是什么人呢？他正是林黛玉的启蒙老师。黛玉从学贾雨村一年或数年（小说这里因为作者修改的缘故而发生了时间上的错乱，参见拙著《贾玉·甄玉·石头·神瑛》中的论述），她的两次进京，均由贾雨村一路陪护而行。——按，小说第3回中说：“黛玉……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而庚辰本这一回的回目，即为“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又，在数年后的第16回中，黛玉办完父丧，与贾琏一起归京。正巧，贾雨村也进京陛见。因“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从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可见，林黛玉与贾雨村接触的时间实在不算少。但黛玉对她的这位老师，还有像她老师这样的贪官墨吏、须眉禄蠹，却从未表示过任何形式的不满或者异议！当然，不能说贾雨村的思想就完全等于黛玉的思想，但两者之间的师生渊源，却是并不含糊的。至少，二人在精神上并没有任何互不相容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如果是换了贾宝玉，不要说是做贾雨村的学生，跟这种人一起多呆一会儿，他恐怕也是极不情愿的吧！——当然了，有的拥林派论者会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及“尊师重道”等理由来为黛玉曲为辩护。可我们知道，如果君、亲、师有过，即使是儒家也主张为臣、为子者和为徒者当竭力相劝的。比如，在《论语·季氏》一篇中，孔子就指出，君有过时，为人臣者当“陈力就列”，而不能“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具体到《红楼梦》中，在薛蟠挨打以后，宝钗对其母薛姨妈尚且能当面批评她“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并极力劝止她打击报复柳湘莲。如果黛玉真的不认同贾雨村的为人，她为什么对她的老师就不能出一语相劝呢？要知道，林黛玉进贾府后并不是完全没机会与贾雨村接触。事实上，林黛玉的第二次进京，就仍然是与贾雨村同路而行的（第16回原文：“贾雨村也进京陛见……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从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若林黛玉还当贾雨村是个老师，她自然不应该看着其堕落，而不与规劝。——如果放任不管，那根本不叫什么“尊师重道”，而应该叫“谄师昧道”才对！——若林黛玉觉得贾雨村是无可救药，不值一劝，那就是不认其为师的资格了。那她对此人提出异议，就更没有什么顾虑可言。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林黛玉都不应该不表示其它看法。而事实却是她从未对贾雨村的思想和行为表示过任何不满。可见，这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林黛玉并不认为贾雨村那样的为人行事有什么不妥，她的名位思想跟她老师那种醉心于功名富贵的理念，恰恰是属于一脉相承的东西！
以上我们的讨论显然已经涉及到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宝、黛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其根源就在于林黛玉从贾雨村那里继承下来的名位思想。而事实上，曹雪芹在书中也确实安排了一前一后的两首诗作，暗点了林黛玉与贾雨村的这种师生渊源。这就是小说第1回中贾雨村的《咏月》诗和第50回中林黛玉的《騄駬谜》。
贾雨村的《咏月》诗乃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排开贾雨村踏入宦场以后才逐步暴露出来的人品问题不论，单从诗作本身来看，确实堪称历来咏月诗中的佳作。作诗人巧妙地把人间万姓仰望明月的场景，同自身渴望飞黄腾达，使万人跪拜的心态结合到了一处。确如书中甄士隐所言，“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
而林黛玉的《騄駬谜》，较之于乃师，则更显大胆、直露：
騄駬何劳缚紫绳？驰城逐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
騄駬，古之千里马名。《淮南子·人间训》：“骐骥騄駬，天下之疾马也。”相传为周穆王西游昆仑时，所驾八骏之一。狰狞，这里的意思是迅猛的样子。黛玉在诗中显然把自己比作了一匹为周穆王那样的“主人”而效犬马之劳的千里良驹。它不需要主人的绳索鞭策，自可以迅猛之势，驰过城市，越过沟壑。“鳌背三山”，海上三座高耸入云的仙山，相传由十五只大鳌相驮，故名。这里指代天下的名山。主人作一指示，它就会如风雷一般飞腾而动，驮着主人遍游名山大川。于是，在天下的名山上都留下自己的美名。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騄駬”不正谐音“禄耳”吗？所谓“独立名”，这“立名”二字，不也正是“立身扬名”的简称吗？古之名马甚多。单是周穆王所驾之八骏，就留下了赤骥、飞黄、白蚁、骅骝、騄駬、騧騟、渠黄、盗骊的名号。而这里却惟独选中了与“禄耳”谐音的“騄駬”。千里马为主人效劳的事例也多了，所谓“犬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这里却偏偏选中了作为“立身扬名”之缩写的“立名”二字。不用多说，作诗人渴望为权势者效劳，以博取荣耀显达的心态，已经呼之欲出了。
两相比较，林黛玉对贾雨村的“师从之谊”，不是很清楚了吗？有意思的是，林黛玉的这首《騄駬谜》，还因为其名位之心表露得太过于直接，而使得那些一心要维护林黛玉“清高”形象的拥林派论者大伤脑筋。譬如，蔡义江在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即宣称：“黛玉的谜中说千里马腾驰突，有不可羁勒之势。当喻黛玉才情横溢，口角锋芒，锐利无比，又不满封建礼教束缚。”可到了他后来编著的《红楼梦诗词品鉴》中，这种解释却被删除，代之以其它的说法，甚至干脆承认“猜测终究不过是猜测而已”。他何以如此？因为原来的解释明摆着是有致命的漏洞的。林黛玉的《騄駬谜》明明说的是“騄駬何劳缚紫绳”，也就是说千里马的积极性高得很，根本用不着主人的鞭策，它自己就会主动地替主人效驱驰之力。这怎么能说是“不满封建礼教束缚”？应该是主动地顺应“封建势力”的需求才对！原诗明明是在强调，騄駬乃依照“主人指示”的方向而飞奔。这又怎么扯到上是“口角锋芒，锐利无比”？应该是渴望对“主人”（即权势者）输诚效忠才对！所以，到了后来，蔡义江不能不改口说此诗反映的是“贾家先人为皇帝效命”，“暗喻贾家极盛时期的权势”。可这依然讲不通。因为林黛玉并非贾府子孙，后来也并未成为贾门之媳，又如何能与“贾家先人”挂上钩呢？故而，到了最后，他也就只能老老实实承认他是在“猜测”，并没有弄清楚曹雪芹把此诗归于黛玉究竟是何寓意。而从这个例子上，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红学”在面对书中林黛玉真实的思想性格时，竟遭遇到了何等的困窘与无奈！
显然，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并不是传统“红学”所描绘的那种“反对经济仕途”的“叛逆者”。非但如此，她还是一个极其看重世俗名位，有着强烈的利益追求的女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中有许多歌颂皇权，流露出渴慕功名思想的诗句，亦多出于黛玉之手（口）。我们将其中最直露且最重要者遴选出来，也就是以下五句：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世外仙源》）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第18回，《杏帘在望》）
双瞻御座引朝仪。（第40回，《牙牌令》）
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騄駬谜》）
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第76回，《中秋联句三十五韵》）
其中，“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和“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分别是林黛玉《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中的画龙点睛之笔。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则直接表露了作诗人渴望替权势者效劳，从而博取名位的心理。这些我们在前面中已作过分析，不再多说。这里只重点谈谈剩下的两句。
“双瞻御座引朝仪”（“御座”原讹误为“玉座”，不通），语出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全诗为：“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写的是安史之乱中期，杜甫投奔新即位的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作为皇家近臣，出入宫掖，备受恩宠（即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好不春风得意的一段生活。“户外昭容紫袖垂”：昭容，宫中女官。“双瞻御座引朝仪”：上朝时，文武两班大臣，排成两行，分别由两位女官引领，入宫觐见皇帝。林黛玉这里引用此句来形容鸳鸯手里第三张牙牌——“二六八点”的花色。该牌上半部的左右各一点，分别象征两位昭容。该牌下半部的左右各三点，则分别象征文武两班大臣。上面两点与下面六点加起来，共是八点，故名“二六八点”。从牌九的角度来看，林黛玉把“二六八点”想象成“双瞻御座引朝仪”，倒也十分直观、贴切。然而，牌九的花色甚多，作者为何一定要将此种花色与黛玉对应起来？同样地，杜诗也甚多，其中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句子，可曹雪芹又为何偏要让黛玉出吟这么一句夸耀荣宠的句子来？这些显然都不是偶然为之的。很多读者都看出，黛玉在同首《牙牌令》中，行出“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句子，反映了林黛玉对《牡丹亭》、《西厢记》这类“艳曲”的偏爱。那么，依同样的标准，“双瞻御座引朝仪”这一句，又是不是反映了黛玉对于博取权势者，尤其是皇家恩宠的热望呢？巧得很，《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就是一个希望“他年得傍蟾宫客”的女子。而剧中的男主角柳梦梅，也是状元及第以后，在皇帝的主持下，其杜家女婿的身份才获得了承认。联系到黛玉曾劝宝玉“蟾宫折桂”的情节，整首《牙牌令》以爱情、婚姻而求功名、圣眷的主题，就已经隐约若现了！
“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由《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中的前、后两个分句组成。前一个分句与上文中史湘云的一句“香新荣玉桂”相对，后一个分句又引出下文中史湘云的一句“觥筹乱绮园”。而这两个分句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吉庆、荣耀、奢华的意象。“色”，色泽。“健”，光鲜。“金萱”就是萱草的美称。萱草，即黄花菜，亦称“忘忧草”。所谓“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萱草茂盛而色泽鲜明，蜡烛照亮了摆满琼浆玉液的宴席。但旧时诗文多以萱草作为母亲、祖母的代称。唐朝孟郊《游子诗》有云：“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旧时为母亲、祖母生日贺寿，也常用到这样一些对联：“萱堂日永，兰阁风薰”、“萱草凌霜翠，灵芝邑露香”、“玉树盈阶秀，金萱映日荣”、“萱草含芳千年艳，桂花香动五株新”等等。据《清史稿·乐四》载，皇太后赐后母（即皇后之母）宴，御宫奏《中和韶乐》二章，其中亦有“金萱万岁荣，闿泽普埏纮”的唱词。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驻跸曹家，曾赐与其乳母曹太夫人孙氏（即曹寅之母，曹雪芹之曾祖母）一个“萱瑞堂”的御书题匾，以示尊崇。此事被记载于冯景的《萱瑞堂记》中，其略云：“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亲赐宸翰，无有也。”（见冯景《解舂集文钞》卷四）所以，林黛玉这里忽然吟出“色健茂金萱”的文句，即含有祝贾母、王夫人等康健、长寿之意，同时，亦有代贾府歌颂皇权之意，可以说是马屁味十足。而作者也正借此暗点了黛玉对皇家恩宠与眷顾的念念不忘。可黛玉、湘云的亲生母亲均去世多年，她们生前也并没有获得御书赐匾一类的恩赏。故而，史湘云听了林黛玉的马屁话以后，立即予以了先褒后贬式的批评：“‘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责了。”对此，林黛玉自己也免不了要作一番自我辩解。她说：“你不说‘玉桂’，我难道强对个‘金萱’么？再也要铺陈些富丽，方才是即景之实事。”但这样的辩解却实在来得勉强。就算要即景写实，就算要“铺陈些富丽”，也不见得就非要用“金萱”这样的媚语不可。在笔者看来，若是用“金荃”二字，恐怕也较“金萱”为佳。荃，香草名，即“菖蒲”，又名“荪”。晚唐诗人温庭筠所著词集，即名《金荃集》。后世诗人也多以“金荃”二字入诗、入词。如金代元好问《赠答张教授仲文》中即有“金荃怨曲兰畹辞，元是寒虫月中泣”。清代沈芷生《瑶想词》中亦有“不喜辛苏压秦柳，与君商略到《金荃》”。清代梁溪司香旧尉所著《断肠碑》中有“金闺知己金荃杳，玉轸相思玉佩寒”。晚清曾朴所著《孽海花》里亦有“耕烟百幅飞云烟，《然脂》残稿留金荃”。再者，从诗风来看，温庭筠《金荃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也同林黛玉平时的诗作一样，属于芳艳哀婉之词、绮靡秾艳之语。内中的许多文句都能从林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中找到对应的意象。譬如，《菩萨蛮》之一中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可对应林黛玉《桃花行》中的“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菩萨蛮》之六中的“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可对应《桃花行》中的“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菩萨蛮》之八中的“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可对应林黛玉《葬花吟》中的“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更漏子》中的“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可对应《葬花吟》中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如此等等。若林黛玉此处使用“色健茂金荃”为对，不仅同样铺陈得芳艳富丽，还更符合即景写实的要求。因为这一回的回目即为“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同时，书中亦交代：“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贾母犹叹人少，不似当年热闹，又提宝钗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赏月等语，不觉对景感怀，自去俯栏垂泪”。使用“金荃”二字不仅符合下句“蜡烛辉琼宴”的华丽场面，还隐隐点了出了当时富丽场景背后的“凄清”与“寂寞”。岂不比“金萱”二字更好么？可这里林黛玉用的偏不是“金荃”，而是“金萱”。她究竟在意的是什么，便可想而知了。或许，“金萱”二字原本就是她预备用来在中秋夜宴上再次“大展奇才”，以“邀恩宠”的腹稿？倒是贾母没给她这样的机会，才使得她只能把这种谀词用到凹晶馆的联句之上吧！
再深入一点，林黛玉的名位思想反映到情感方面，就使得林黛玉的爱情表现出了一种其他女子都非常少见的强烈的功利性。旧时，拥林派论者特别喜欢引用一句“未形猜妒情尤浅，肯露娇嗔爱始真”来强调林黛玉爱情的真挚和深切。一位署名“绮园”的后世读者，甚至把这句诗给批到了庚辰本第677页的页眉之上（该批原文：“一个心弄成两个心之句，期望之情殷，每有是事。近见疑雨诗集中句云：‘未形猜妒情尤浅，肯露娇嗔爱始真。’信不诬也。绮园。”——此批曾被一些人误当作脂批，但其实是后人加评，属于伪脂批）。但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林黛玉的“情”与“妒”，从来都是很有选择性的！——她所嫉妒的，从来都是宝钗、湘云这样的大家贵族的小姐，而对于袭人、晴雯这样的丫鬟，乃至妙玉这样的出家人，她却从无妒意。岂止没有妒意，有时她甚至还主动地呼袭人为“嫂”，以示结好。比如，第31回，她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两个拌了嘴了。告诉妹妹，替你们和劝和劝。”又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一点也不忌讳宝玉与袭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于妙玉，她即使在言语不和，话不投机的情况下，也能予以尊重和体谅：“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第41回）。何尝说过一句挖苦和讥讽的话呢？其实，黛玉的这一切表现，说穿了，其内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黛玉最为在乎的是宝二奶奶之位。尽管她也确实深爱宝玉，可这种爱情一开始就是物质性、功利性的，是同结一门好亲，以改变自己寄人篱下之地位的世俗的利益目标联系在一起的。黛玉对宝二奶奶之位的渴求，在位格上其实更高于她对宝玉这个人本身的爱恋！最少也不会低于这种爱恋！而只有宝钗、湘云这样的大家贵族的小姐，才足以对她的此种名位追求构成威胁。其他如袭人、晴雯这样的丫鬟，乃至妙玉这样的出家人，又如何能够在婚姻上与她一争高下呢？前者顶破天，不过是为妾的命。后者早就被排除在了贾府选择孙媳妇的范围之外。黛玉当然犯不着跟她们较劲、生气了。过去，拥林派论者把黛玉的嫉妒心一概解释为“追求爱情专一”，但面对黛玉嫉妒心的这种高度的有选择性，又该如何解释呢？黛玉怎么就不在袭人、晴雯、妙玉的问题上，要求贾宝玉“爱情专一”呢？或者，她本来就不在乎什么“爱情专一”，而只在乎名位的专一？！当然，要说没有解释，拥林派论者也是可以制造点“解释”出来的。譬如，有人就这样来为黛玉辩护：“袭人服侍宝玉尽心尽意，宝玉也素喜袭人的柔媚娇俏，所以待她和别的丫头相比略亲近些，但绝谈不上心灵上的相通，因为袭人是个普通的女孩子，不通文墨，用今天的话讲，她没文化，是个文盲，所以和宝玉根本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凡是涉及精神领域或思想领域，她就不得其令了。……因此，她不同于宝钗，不同于史湘云，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宝玉的知己。……黛玉吃她们的醋也就情有可原，不吃袭人的醋也就无可厚非了，但这和袭人是不是丫头毫无关系，也绝不是因为林黛玉骨子里的什么等级观念，更不能说成是以袭人的身份根本构不上对黛玉的威胁等等此类。”（摘录自网文《林黛玉为何不吃袭人的醋》）——但即使是这样来辩护，却也并不能替黛玉的名位之心和等级观念开脱得了什么。这里姑且不论此种狡辩有意忽略了妙玉亦颇有文化，颇有所谓的“精神追求”的情形，单是把袭人与宝钗、湘云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文化的有无，就显得颇为可笑。我们还是来看看林黛玉对宝钗、湘云的嫉妒，她究竟妒的是什么吧。第32回，作者有一段原文，写的极好：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第32回）
——你看，但林黛玉究竟妒的是什么？她担心的是贾宝玉与史湘云在“精神领域或思想领域”有什么共鸣吗？不，正好相反，她担心的一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由小物而遂终身”，二是两人“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前者指的是婚姻名位方面的事。后者指的是肉体结合的事，但实际上也同婚姻名份有关。因为先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有可能倒逼家长承认他、她二人的姻缘。《西厢记》里的崔、张姻缘就是这么回事。若史湘云与贾宝玉只是作“纯精神”上的交流，那林黛玉才犯不着去窃听、偷窥呢！而前面说过，书中的妙玉就是一个颇有文化的女子。暂且不说她与贾宝玉之间有没有什么“心灵上的相通”，但至少她的才华横溢，对于贾宝玉就是很有一点精神上的吸引力的。可黛玉嫉妒、防范过她吗？就因为她是出家人，构不成“由小物而遂终身”的契机，林黛玉便根本不担心她会“移走宝玉的一颗心”。那么，你说黛玉在意的究竟是文化的因素，还是世俗名位的因素呢？所以，事实与那些拥林派论者所宣称的恰好相反：正是林黛玉骨子里的名位之心和等级观念，才构成了她在爱情上嫉妒与否的理由。也正因为袭人、妙玉等根本构不上对黛玉的威胁，所以，她才从不对这些女子表示出妒心！这一切都是以物质性、功利性的判断为转移的！在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哪里存在什么“纯精神上的爱情”呢？！说出这种没常识的话的人，也未免太可笑了！
倒是黄祖泗先生对于林黛玉这种物质性、功利性的判断，理解得颇深。他在《“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如梦遥”——林黛玉的“爱”》一文中，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评述。笔者转引如下：
林黛玉对贾宝玉不可能达到爱宝玉所爱恨宝玉所恨的地步，但她却做到了对贾宝玉的下流痴病、与丫鬟乱搞、流荡优伶、调戏母婢等下流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是因为她太怕失去贾宝玉，太怕失去她生活激流中的这一根“浮木”。在这点上，林黛玉和邢夫人很有“相通”之处。贾赦侍妾成群，被他收为屋里的人都说他“贪多嚼不烂”，连从来不说主子闲话的花袭人都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整脸的，他就不放手了”。贾赦看上了贾母的大丫头鸳鸯，要娶她作小老婆，“禀性愚犟”的邢夫人对这表现出了一种毫无嫉妒之心的“贤德”，她不仅满口答应，而且还亲自出面说媒，对鸳鸯作了好一番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熙凤把邢夫人这种“贤德”看得个透彻通亮，说她这是“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是要保住那个诰命夫人的位子。把林黛玉与邢夫人作这一比较，确实也看不出多大的差异，如有，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吧！“小心眼儿”的林黛玉“宽容”地看待贾宝玉与丫鬟们的“下流”行为，实际上也是“只知承顺宝玉以自保”，但她在“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她绝不容许贾宝玉将这些下流行为“复制”到薛宝钗以及史湘云身上。林黛玉懂得，袭人、晴雯一类，随你怎么折腾，你最多也只能挣得一个“姨娘”的位子，随你怎么腾达，你也就是一个“小妾”的名分。但至于薛宝钗、史湘云，那就绝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她们才是“宝二奶奶”这个位子的有力竞争者。于是，住在潇湘馆里的女诗人潇湘妃子的眼睛和心思已不在诗歌上了，她对贾宝玉和薛、史之间往来的关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心过。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里，大家看戏，正演到《荆钗记》里《男祭》一折，贾宝玉带着茗烟偷偷去私祭金钏刚刚回来，这次私祭，贾宝玉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跟去的茗烟也不知道这受祭的阴魂是谁。贾宝玉自认为掩饰得很好，但这一切却没能逃过林黛玉的“法眼”。林黛玉借戏里的情节如此“敲打”宝玉说：“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作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归总归为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了情了。”可怕的不是林黛玉这酸溜溜的“醋味”，因为林黛玉原本就不是太在意贾宝玉和丫环们的“绯闻”，这“醋”泼得很假，可怕的是在于，如此机密的行动她竟然也能知晓一切，这哪里还是探花郎的独生女儿，哪里还是大观园的贵族小姐，哪里还是潇湘馆的女诗人，分明是一个“女特工人员”、一个“克格勃”间谍了。在第三十二回里，史湘云来到大观园宝钗处，贾宝玉便急急地赶了去。其行动自然在林黛玉的掌握之中，她知道宝玉有麒麟，很是担心二人“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这种“跟踪”“盯梢”行为也太失贵族小姐的身分了，即使放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似乎也拿不到桌面上来吧！（黄祖泗《“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如梦遥”——林黛玉的“爱”》）
黄先生的眼光独到而犀利。笔者在这里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邢夫人与林黛玉行为的差别：同样是承顺男方，在邢夫人确实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保”。而在林黛玉却更多地是为了“有所求”——同宝玉成婚，成为荣国府的宝二奶奶。这也正是林黛玉改变自己现实地位，实现其“双瞻御座引朝仪”，乃至“鳌背三山独立名”之愿望的最佳实现途径！固然，林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这很值得同情。但史湘云同样是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她的处境甚至比黛玉还远远不如。（第32回原文：宝钗道：“……我近来看着云丫头神情，再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说话儿，见没人在跟前，他就说家里累的很。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口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想其形景来，自然从小儿没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上次他就告诉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林黛玉还不至于被逼着亲手做活，每日劳累到三更天！）但史湘云却从来没有黛玉这么多的算计和烦恼。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两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完全不同。黛玉追求的是名位、声势，湘云所求的只是随性的快乐。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的不同，最后导致了二人行为上的巨大差异。故而，我们说，林黛玉这个形象，在《红楼梦》钗、黛、湘的人物序列中，恰恰代表了世俗欲念强烈的那一类型。
那么，有着如此重名重利思想的林黛玉，她在为人处世方面又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现在我们知道，薛宝钗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她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爱于下而得罪于上。那黛玉又如何呢？我们说，黛玉在这一问题上跟宝钗的表现也恰好是截然相反的一对儿：在人际关系方面，黛玉乃是刻薄于下而讨好于上！关于黛玉如何讨好家长、权贵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分析“颂皇权竭力邀恩宠”和“亲奉茶逢迎史太君”两事的时候，已经作了详细的解答，不再赘述。这里只说说黛玉是如何刻薄那些权势、地位远逊于她的下人和贫苦人的。仍然举两个例子，就是黛玉在“送宫花”一事上的表现以及黛玉对贫苦的农村老太太——刘姥姥的肆意打趣奚落。
先说说第7回“送宫花”一事。此一回，小说交代，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挨个给众位姑娘送去宫样的纱花。在别的姐妹处，都无甚余话，唯独到了黛玉这里，不想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作者这样写道：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第7回）
周瑞家的倒是好心好意为众姐妹送宫花。可黛玉呢？却毫不领情，一句冷笑之语：“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把个周瑞家的说的极没有脸面。怎奈人家是主子姑娘，又有贾母宠着，自己却是下人。在对方的强势之下，这个周瑞家的也不能不屈服不语。观者试想，若不是黛玉的内心汲汲于名位，对此有着格外的敏感，而且还习惯于从阴暗的角度去揣测他人，她又怎么会在两只小小的宫花上，生出这么多的轩轾来呢？
说到这里，拥林派论者一定又会跑出来替黛玉辩护了。这一回，他们替黛玉辩解说：周瑞家的是一个势利小人，她故意给黛玉最后一个送花，歧视黛玉。所以，黛玉的口角锋芒乃是“反对势利小人伤其自尊”。然而，如此颠倒黑白地替黛玉辩护，实在是把书中的周瑞家的给冤枉死了。我们姑且不论这个周瑞家的是不是一个“势利小人”，但最起码在“送宫花”这件事上，她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并没有什么“势利”可言。因为曹雪芹的原著写的很清楚，那个周瑞家的实际上是按照“顺路”的原则来送的：
一时间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头来。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多了，一处挤着倒不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这边解闷，却将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呢。（第7回）
对于作者以上的交代，任何人都看得出来，那个周瑞家的究竟是依据什么来决定先送谁、后送谁的。——唯一的原则，就是“顺路”二字而已！按，周瑞家的送宫花，其出发地是薛家母女暂居的梨香院。小说第4回，作者有云：“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余间房屋，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甲戌本第4回）准此，王夫人的正房距梨香院应该很近，而且位于梨香院的西面。所以，周瑞家的从梨香院出发以后，她的第一个目的地，自然是王夫人正房的后面。这就是贾府三艳目前的居所了。送完了三春，周瑞家的只要继续由东向西直走，就可以到凤姐这边。对此，原文也交代得很清楚：“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劳叨了一会，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第7回）而既然到了凤姐这里，依据脂批的提示，再穿过一个穿堂，便可到达贾母正房的后面（甲戌本第3回有侧批云：“这一个穿堂是贾母正房之南者，凤姐处所通者则是贾母正房之北”。稍后一段，小说正文中就有王夫人向黛玉指示“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然后“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的交代。直至第7回，作者的叙述也还是与脂批的提示接榫：“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穿过了穿堂，抬头忽见他女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这样又可以给寄居在贾母处的黛玉送花了。——如此一个从荣国府的东北角出发，然后一直向西走的行进路线，有心的读者甚至可以在地图上将其划出！可以说，只要那个周瑞家的不刻意跳过某些中间环节，其最后一个送黛玉，乃是一种地理上的必然！哪里存在什么“歧视”黛玉的问题呢？其实，如果这个周瑞家的此刻真有什么“势利”之心的话，其送花的顺序倒应该是“凤姐——黛玉——三春”才对，反而不应该是现在这种“三春——凤姐——黛玉”的顺序！何也？凤姐是当家奶奶，属于“现管”，送她岂能在三春之后？黛玉有贾母百般宠爱，将来还有成为“宝二奶奶”的可能，三春却是迟早要嫁出去的。照此说来，黛玉也该在三春前面。而现在的顺序，只能说明这个周瑞家的并没有什么“势利”的盘算罢了。黛玉又是维护的哪门子的“自尊”呢？结合黛玉平时在贾府的优越处境来看，所谓的“维护自尊”一说，就更属荒谬了。原著早已写明：“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第5回）——黛玉有贾母宠着，在荣国府里可以说是处处占先，倒把贾母的三个亲孙女给挤到了后面。甚至如上述第7回中所交代的那样，贾母独独把宝玉和黛玉留在自己身边，还把三春给撵到了王夫人处。在贾府里，黛玉可谓是占尽了便宜，仅仅一次得了个最后，她就说人家贾府专挑剩下的才给她。试问，天下能有这样的道理？若以同样的标准，三春岂不是更有资格出来抱怨贾母平时把便宜都给了黛玉，而她们得到的才真的都是黛玉挑剩下的东西？显然，黛玉的那些话，不过是典型的所谓“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表现罢了。凭良心而论，三春尚未以此来抱怨她，她哪里有资格去抱怨这个呢？不过是她那些过于强烈的名位之心和等级意识蒙蔽了她的良心罢了！
对于“送宫花”一事，拥林派论者的另一种辩护理由，则是强调黛玉“口角锋利”的一面，说她如何容易得罪人，她的性格又如何“正直”云云。但说实在话，这也不过是为辩护而辩护的牵强之词罢了。不错，黛玉在这件事上，是“得罪”了周瑞家的。但问题是，黛玉是主子，周瑞家的不过是一个下人。前者就是“得罪”了后者，后者又能拿前者怎么样呢？而更为关键的是，黛玉对于周瑞家的这样的下人，倒是敢口角锋利。可她在贾母、贾政、王夫人和元春们的面前，又何尝有过“口角锋利”的表现呢？我们看到，贾母、元春来了，黛玉殷勤地逢迎她们还惟恐来不及呢，又哪里敢“得罪”她们呢？巧得很，在《红楼梦》中，凤姐就也是这么一个讨好上而压制下的人物。她的许多行为，甚至有刻意地打奴立威的嫌疑。而这么一个人物，你能说她性格如何“正直”吗？同理，黛玉对于贾母乃是竭力讨好固宠，而对于周瑞家的一类的下人，却“勇”于教训。这究竟是说明她性子直，还是重势利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自然，拥林派论者会强调周瑞家的乃是王夫人的陪房，意在说明此人如何“有势力”云云。但不要忘了，黛玉的靠山可是贾母！贾母发一句话，王夫人敢还嘴么？要论背景，论靠山，黛玉也依然是远在周瑞家的之上的。倒是可怜的周瑞家的，一到林黛玉的面前，就沦为了不折不扣的弱者。面对黛玉的无理刁难，她即使有理（比如，她完全可以指出黛玉以往处处占先的实例），也不敢讲一句，只能“一声儿不言语”。究竟谁的势力大，谁的背景硬，在这个例子中，应该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了。
对于背景、势力远不如自己的周瑞家的，黛玉可以随意出语相伤，对于谈不上任何势力背景的贫婆子刘姥姥，黛玉的刻薄就更不在话下了。按《红楼梦》第40至41回所写，刘姥姥第二次来到贾府，由于得到了贾母的喜爱，被特别准许进入大观园游赏。可怜这么一个贫穷的乡下人仅仅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得不在贾母等贾府女眷面前故意装疯卖傻，充作“女篾片”，以博得她们的欢心。比较厚道一点的人，比如宝钗、迎春等等都不忍心当面取笑这个被生活所逼迫的可怜人。但林黛玉的态度又如何？黛玉却径直把刘姥姥当作了牲畜和虫豸，带头加以嘲笑、刻薄。比如，第41回，黛玉因看见刘姥姥食量大便将其比做了“牛”：
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第41回）
第42回，刘姥姥走后，林黛玉跟众姐妹谈起她，又将她比做了“母蝗虫”：
林黛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第42回）
有人替黛玉辩护说，林黛玉如何如何“清高”，打心眼里瞧不起刘姥姥这种游走于权门吃白食的人。可我们不要忘了，林黛玉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寄居在贾府里白吃白喝的人，但她却瞧不起刘姥姥这样的“打秋风”的人，只因后者是农村的。这叫真“清高”吗？恐怕用“势利”二字才是对黛玉如此行为的最佳概括吧！
说到此，我们不妨对历史上有关黛玉对下刻薄的两种典型的回护之语，也作一番辨析。其中之一便是关于黛玉拿钱犒赏下人一事。按，《红楼梦》中有两处写到林黛玉给下人赏钱的情节。一是第26回中佳蕙说的“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二是第45回中叙，“蘅芜苑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还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林黛玉“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一部分拥林派论者很喜欢引用上述二例，来强调林黛玉拿自己的月钱犒赏下人，说明她对下人何等厚道云云。但这其实是讲不通的。因为在第一个事例中，林黛玉其实是慷他人之慨，做自己的人情——她是把贾母赏给潇湘馆众丫头的钱，给了宝玉的丫头佳蕙。我们之所以这么讲，根据是：一、在书中，贾府给诸位小姐每月发放的“月钱”，其实是银两（定额最低为二两），而非一大堆铜钱。关于这一点，有第56回中的探春之语为证：“我想的事不为别的，因想着我们一月有二两月银外，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前儿又有人回，要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每人又是二两。这又同才刚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又有第57回中的邢岫烟之语为证：“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所以，林黛玉“抓了两把”给佳蕙的钱，不可能是她的月钱，而只可能是贾母给下人们的赏钱。二、在贾府中，掌管并负责发放所有人月钱的这个人，并不是贾母，而是凤姐（凤姐生病期间，由探春暂代）。第3回，熙凤道：“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第45回，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自从玉钏儿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好，就吩咐，下月好发放月钱的。”还有第56回秋纹对平儿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钱、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这些描写都是证明。如果林黛玉给丫头们分的是自己的月钱，应该是凤姐送钱来才对。又怎么可能是“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因此，林黛玉完全是慷他人之慨，做自己的人情。这与什么“厚待下人”，毫不相干。反而颇有些爱占小便宜的机巧！在第二个事例中，蘅芜苑的婆子送来价值不菲的“一大包上等燕窝”，林黛玉赏她几百钱，也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按，《红楼梦》中所提到的“钱”，多指清代民间最流行的“旧钱”（与官方法定的“制钱”相对，两者之间换算比例大约是2：1）。而旧钱与银两的兑换比值大约是2000：1。林黛玉赏婆子几百钱，连半两银子都不到。想想看，如果那个婆子心怀不满，她下次送燕窝时，就是自私昧下个半两（上等燕窝一两可不止是一两银子的价），也远不止是几百钱的价值了。那林黛玉能不犒赏犒赏她吗？当然了，拥林派论者也可以继续反问说：“克扣燕窝？贾府的规矩就这么差？照这样，柳嫂子送到园子里的菜，宴席上送到后方袭人鸳鸯那里的菜，送菜的婆子也可以偷吃了？”但这种反问其实也经不起一驳。其道理很简单，柳嫂子送到园子里的菜，下人当然不可能偷吃。那是因为贾府的厨房会有记录的。而宝钗命一个贾府的仆人去给送黛玉多少燕窝，她薛家出了多少燕窝，贾府也会有记录吗？由此可见，拥林派的辩护依然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种曲为辩护的声音，则抓住黛玉与紫鹃的关系说事。持这种观点的拥林派论者认为黛玉与紫鹃情同姐妹，超越了一般主仆之谊。可见黛玉对下人何等“真诚”云云。但这种辩护亦同样不靠谱，因为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实际只是来自程高本后四十回：“黛玉向来病着，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常来问候。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自料万无生理，因扎挣着向紫鹃说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作我的亲妹妹。’”（程甲本第97回）如果抛开高鹗的续书不论，在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中，黛玉什么时候有过拿紫鹃当亲姐妹的记录呢？她不仅没有拿紫鹃当亲姐妹，甚至在紫鹃好心好意地为她出谋划策的时候，她还防备着紫鹃，威胁要把她退回老太太那里去：
夜间人定后，紫鹃已宽衣卧下之时，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黛玉不答。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儿不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儿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何好处？”说着，竟自睡了。（第57回）
若林黛玉真拿紫鹃当亲姐妹，哪里有威胁人家，说要把对方退回去不要的道理呢？所以，倒是周锡山先生说的好：
护花主人评论说：“紫鹃试宝玉，深信其必娶黛玉。”季新《红楼梦新评》说：紫鹃“舍为黛玉打算之外无思想，舍遂黛玉爱情之外无志愿。”紫鹃推心置腹的分析和建议，讲到黛玉的痛处，黛玉不仅不认真考虑她的建议，无所作为，还威胁要向老太太告发，将她赶走。这种思路，紫鹃不懂：“叫我吃了亏，（你）又有何好处？”竟然将无限忠诚和热心的紫鹃往外推，令紫鹃冷心。（见周锡山《红楼梦的人生智慧·终生还泪的绛珠仙草林黛玉》）
黛玉与紫鹃的关系不仅不能说明她对下人如何“真诚”，反而恰恰说明了林黛玉刻薄于下，乃是她积习已久的一种惯常行为！
其实，早在小说第5回，钗、黛二人刚刚齐聚于荣国府的时候，作者就已经将宝钗与黛玉对待下人的态度进行了一番对比，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段文字：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第5回）
注意曹雪芹的遣词用字：宝钗乃是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而不是像很多传统红评那样笼统地说宝钗如何如何“博取了贾府上上下下的欢心”。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宝钗虽然关爱于下却敢于得罪于上，惟有黛玉才是虽刻薄于下却又具有向上邀宠之心机的人物！
将以上三方面的论述综合一下，我们不难看出，在曹雪芹笔下，钗、黛二人的思想性格主要是在三方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思想方面，宝钗愤世嫉俗，具有轻官轻儒而重农商的意识，黛玉则重名重利，具有强烈的世俗名位之心。二是行为方面，宝钗骨子里个性突出，往往不惜为此得罪家长，黛玉则好用心计，精于逢迎讨好。三是为人处世方面，宝钗是善待于下而傲然于上，黛玉却是傲视于下而邀宠于上。几乎每一条都跟后世流行的观念相反、相悖。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后世读者的观感何以颠倒反乱乃尔？他们为什么偏偏要把宝钗认作“黛玉”，将黛玉认作“宝钗”呢？其实，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内中的关键就在于所谓“狭儒人格”的作祟。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讲究“义”、“利”之辨，习惯于用大义凛然的话语去包裹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此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多少都难免有一点以表面自命清高来掩饰自身之功名心、富贵心的虚伪倾向。他们多少也习惯于从自身的这种情况出发，以泛阴谋论的角度去揣测他人。林黛玉就是曹雪芹按照这样一种“狭儒人格”而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她的出现，极大地迎合了这种世俗的审美观，因此也最容易被这些“狭儒人格”强烈的读者认同，而产生出一种角色代入感。而一旦这些读者把林黛玉代入成自己，当然就免不了替黛玉的种种心机、势利百般辩护，一直回护成一尘不染的仙子模样，方肯罢休。反过来，薛宝钗则是作者以反世俗的价值观、审美观而塑造出来人物形象，对于“狭儒人格”极深的读者来说，她不仅不能产生任何角色代入感，反倒会因为不能理解她那种愤世、出世的价值观，而产生相当的疏离感、陌生感。在黛玉将宝钗视为“情敌”的大背景下，这些已将黛玉代入成自己的读者更少不了用“以己推人”式的泛阴谋论去分析、揣测宝钗。久而久之，黛玉身上的种种心机、种种势利、种种重名重利的名位之心，也就自然少不了被逐一附会到宝钗身上去了。
然而，按照脂砚斋的说法，钗、黛这么两个对比如此鲜明的人物却又是“合一”的。诚所谓“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她们同为作者曹雪芹的一体两面！那么，宝钗与黛玉，一个是“淡极始知花更艳”，一个是“愁多焉得玉无痕”。在思想性格上如此截然对立的两个人物，又为何能够合为一体呢？难不成是曹雪芹患了人格分裂么？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这里面的机窍就在于黛玉实际上代表了作者过去追求名位的一个“我”，宝钗却象征了作者如今看破红尘，渴望大智慧、大解脱时一个理想中的“我”。前一个自我形象是逐渐在向后一个自我形象转折靠拢的！正如书中的林黛玉虽然有着一身的毛病，却又有着一个最大的优点——知错能改一样，作者的人生心路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过程。因此，在《红楼梦》中，黛玉能对着宝钗发出深切的忏悔，承认她过去的“自误”。在作者曹雪芹这里，他也能最终跳出狭儒人格的小圈，走向新的理想境界。亦如脂砚斋所云：“今书至三十八回，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一。”为什么第42回可使钗黛合一呢？就因为在这一回中，黛玉接受了宝钗的帮助，作者也正借此表明：他已经开始了向过去告别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