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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多特色，全民学外语绝对是其中之一。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各个层次施行强制性外语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每个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高考的时候，外语是必考科目；进了大学，非外语专业的学生还必须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工作应聘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有或私营企业，也几乎都有各种各样的外语水平要求。
全民学外语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布在中国大陆的10所专业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少则开设十几门外语，多则几十门。北外现在已经开设了49种语言，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俄罗斯有10所外语学院，日本8所，韩国4所，越南4所，印度、巴基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各一所，塞尔维亚有2所。北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外语学院。如果包括台湾地区的文藻外语学院，中国的外语学院数目则超过俄罗斯，居世界第一。
上面提到的10所外语学院只是中国大陆庞大的外语高等教育体系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以及大多数理工类院校都有自己的专业外语学院或外语系。据笔者的统计，外语院（系）已经接近900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大学，就有外语院系。
除了专业外语院系，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院校往往设有大学英语（或者公共英语）部，专门负责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在有些学校，公共外语教学则由本校的专业外语院系来承担。大学英语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督促学生在进大学后继续学习英语，并通过公共外语四级考试。
如此多的外语院系，必然意味着庞大的学生群体和师资队伍。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外语类毕业生共324724人，占所有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6.1%。普通高校外语类在校生总数为1236460人，再加上成人本专科212509人和网络本专科94603人，共有1543572名外语类学生。
师资方面，全国普通高校外语类教师共有122,646人,占高校教师总人数的9.5%，仅次于工学类和理工类，居人文社科类第一。也就是说，几乎每10个普通高校教师中就有一个是外语教师。如此高的比例，世界上绝无仅有。
全民学外语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几乎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外语学校。这些学校以外语教育为特色，吸引和培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学生。全国著名的外语学校就有十几所，如南京外校和杭州外校等。通过保送等机制，外语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普通高校外语教育最重要的优质生源基地。
全民学外语还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年收入高达几百亿的外语培训市场。走在大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各种外语培训机构的广告。这些机构有的专注于中小学生外语强化，有的以各种考前外语培训著称，还有的则瞄准在职人员的外语水平提升。有的培训机构已经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如“享誉”海内外的新东方，它在全国各地都有分部，并且于2006年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一个外语培训机构成为上市公司，这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平均外语水平不尽如人意
既然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强制性外语教育体系，中国人的平均外语水平是不是全世界最高呢？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还没有任何全球统一的评估国民外语水平的考试。或许很多人会马上想到风靡全球的雅思、托福或者是GRE，但是这些考试的成绩并不能作为衡量标准。第一，参加这些考试的可以说都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平均外语水平；第二，这些考试所测试的主要是一个人的外语听、读、写能力，而不是口头表达（说）的能力。一个人的外语水平必须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否则就成了哑巴外语；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既然是标准化考试，就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各种考前培训机构应运而生，新东方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多应试者参加此类考前辅导后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应对标准化考试的能力，而不是实际的语言应用能力。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间接地评价一国国民的外语水平。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学外语都是学英语，并且国家强制性学英语的时间最长，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的英语水平。
以北京为例，它是中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中心，按理说北京市民的英语水平应该是全国最高的了。然而，在北京的公共场所转一圈，就会发现英语标识中千奇百怪的错误。为此，在奥运会前夕，北京市政府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公共场合各种“雷人”的英语标识。两年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又发起了“2010年北京市公共场所英语标识网上纠错活动”，并且在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官方网站上设立了英语标识纠错专区，邀请北京市民对市内公共场所英语标识规范工作进行监督。
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英语水平应该比普通民众高很多。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英语水平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省部级或更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人用英语发表演讲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从另外一个例子也可以对中国官员的英语水平窥豹一斑。中国政府每年都要向英美等国派出为数不少的、以年轻干部为主的各种进修班。按理说，年轻干部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他们的英语水平也应该比较高。然而，据笔者了解，这些进修班大多配有专职翻译，或者是临时聘请在当地读书的中国人做翻译。
除了政府官员，学者和专家也应该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因为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应该是最高的。然而，根据笔者多次参加国内外会议的观察，虽然不少学者都能用英语写出一流的文章，但是很多还不能用英语进行发言或者与其他参会者进行流利的口头交流。总的来说，年轻学者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好，而年龄稍大的则要差一些。
中学生和大学生是中国英语教育最主要的对象，他们的英语水平怎样呢？笔者在外语学院任教，时常作为评委参加一些中学生和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和辩论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算是有一定的发言权。总的来说，中国的80后和90后已经具有很高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他们的语音语调相当标准，并且讲话十分流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全民学外语还是取得了显著效果，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感到乐观。
然而，字正腔圆和表达流利并不意味着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和言之有理。事实上，很多学生虽然英语流利，但是讲话往往逻辑混乱或者是缺乏观点。用比较尖锐的话来说，他们的口语只不过是华丽的装饰，揭开这层装饰，很难发现实质性的东西。
或许，笔者的评价有失偏颇。那么，来看看一位曾经在北外任教5年的美国人是如何评价北外学生的吧。对于学外语的中国人来说，北外应该是最高学府了，是很多优秀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北外的学生，应该说代表了中国外语的最高水平。这位美国人在《纽约时报》网站一个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论坛上发了个帖子，其中有下面这几句话：“过去5年，我有幸在中国的最高语言学府——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北外学生的语言天赋很可能是全国一流的。的确，他们的英语水平出类拔萃，但是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重要问题，他们似乎不能展开深入的、有见地的讨论。他们接受的训练，仅仅让他们成为了质量上乘的语言机器。”
可以想象，这位美国人的言论激怒了很多海内外的北外人。作为一名在北外任教的老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的话有夸大其词的地方。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他指出了不仅是北外学生，并且也是当前中国外语院系所有学生的一个通病，那就是口头表达能力相对突出的背后是知识面狭窄，缺乏逻辑性和深层次思维，学科训练严重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笔者的观察，外语专业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之间往往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鸿沟。他们的学期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经常出现语法错误，句子或段落之间往往缺乏逻辑联系，用词不当或者词不达意的情况时有出现，独到的观点比较少见。众所周知，与口语相比，写作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组织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写作能力差，说明我们的学生不仅英语写作基本功薄弱，而且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也需要大大提高。
英语专业如此，其他大语种（如法语和德语）和非通用语种（如僧伽罗语和乌尔都语）也大同小异。这就是中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的现状：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口头表达能力相对突出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写作能力、思维能力和学科知识明显滞后。
应考虑废除全民学外语的政策
几十年全民学外语的结果是全民外语水平仍然很低。问题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全民学外语？
全民学外语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各方面的交往日益增加，如果不懂外语，中国就无法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服务和经验，也无法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于是，外语教育就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外语教育变成国家战略，升学、就业、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等等都有了外语要求，迫使很多本来对外语没有兴趣的人不得不埋头苦学。然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就变成“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为了自我提高或者是工作需要，而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和获得各种证书。于是，各种考前培训班应运而生，结果是很多学外语的人具有很高的应试能力，却没有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
也就难怪，虽然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类院校有庞大的公共外语教学体系，但是很多学生除了有一个四级证书之外，几乎不能开口说英语。同样，中国学生的托福、雅思和GRE平均成绩位居世界前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一旦到了国外，他们的口头和写作能力往往非常有限，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补习英语。
要让没有兴趣的人学外语，就必须提高外语学习的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9·11”后，美国政府急需大量外语人才，尤其是阿拉伯语人才。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法律来强迫中学生或大学生学习外语，而是通过设立各种外语学习的奖学金等方法，提高外语学习的吸引力。吸引力产生动力，动力导致良好的学习效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民学外语违背了理性人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市场的自我选择机制，只能以失败告终。面对现实，我们应该考虑通过市场机制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外语人才。通过减免学费，设立奖学金，提供出国学习机会，定向培养、就业时优先考虑等手段，我们可以吸引大量学生来学外语，而不是强迫所有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必须学外语。
全民学外语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并没有任何因果联系。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外语能力可能是世界上最差的，但这并没有让它们沦落成贫穷落后的国家。欧洲人的外语能力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这并不是欧洲发达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废除全民学外语的政策，不要想当然地为民众“做主”。那些想出国读书的人，那些想在职提高的人，那些想招聘优秀外语人才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通过市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外语高等教育的困境
各个专业外语院系招生的学生，大多对外语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多年的专业训练，却培养出了外语能力相对较强但是综合素质较差的学生。这只能归咎于现行的培养模式。
以英语为例，大多数考入专业英语院系的学生来自外语学校或者是英语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中学，他们的英语基础已经相当扎实。同时，现在的中学生，无论是知识面还是认知能力，已经远远超过70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改革培养模式，而是遵循传统的听、说、读、写、译，再加上文学和语言学，将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无法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比如说，在电脑、网络和数字视听普及的时代，听力课对很多学生已经成了多余，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取各种视听资料。因此，少数学校已经实现了听力“零课时”。然而在大多数专业外语院系，新生每周至少有两个课时的听力。本可以用来学习其他课程的时间，却被浪费在了听力课堂。
精读课，包括语法、写作和翻译训练，在所有外语专业课程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当前各个院系基本上都是一年级和二年级每周6个课时的精读课。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如此巨大的时间投入，效果却非常不好。首先，精读的内容与单独开设的写作课和翻译课有相当重复，学生积极性不高。第二，精读教材过于强调语言训练，而忽略了学科知识和学术训练。结果是学生读了不少相互没有联系的文章，却对某一个学科或者学术研究缺乏基本概念。第三，强调语言能力训练的结果是，学生觉得精读课没有挑战性，缺乏兴趣。
近些年来在外语教育界盛行的交际法，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影响最大。交际法强调口头交际能力，主张通过口语提高一个人的整体英语水平。交际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教学的重点放在口语能力培养上，而忽视了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的训练。与此同时，网络的普及，改变了很多学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内容：阅读变成了在电脑上浏览各类新闻网站或者是报纸杂志的浅读，而不是捧着一本书从头到尾的深读。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没有高质量的阅读，就没有高质量的写作。当前过分强调交际能力，造成了口语能力相对较强，但是作业和论文充满语法错误，写作没有广度和深度的现象。
外语专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就业，因为每年有近40万外语类学生毕业（包括成人自考和网络学院）。根据麦可思公布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英语专业是2011年本科就业的红牌警告专业之一，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该公司2010年的报告中，英语专业也是红牌警告，并居2010年度本科专业失业量排行榜榜首。不知道看了这个报告后，教育主管部门有如何感想。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却造就了中国高校失业率最高的专业。
外语学院的出路是全人教育
中国的外语高等教育亟须改革。
首先是培养模式的改革。当前外语院校的课程设置，过于强调单纯的语言训练。对于英语专业来说，由于大多数学生进校时语言基本功已经较好，因此应该减少或取消某些语言技能课，如听力或阅读。对于其他语种（包括小语种）来说，很多学生进校时属于零起点，因此培养基本功的语言技能课还不能减少或取消。然而不管哪一个语种，外语专业必须大量增加人文和社会科学类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知识面，培养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
我们应该认识到，外语本身不是一个学科，而仅仅是一个专业。虽然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到文学、语言学和翻译等学科，但是现有的课程设置并不能给学生提供这些学科方面的系统训练。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课程体系几乎忽略了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难怪我们的学生给别人的印象是知识面狭窄，研究能力差，思想没有深度，并且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时往往不知道选择哪一个专业。
在培养模式上，我们的本科外语教育可以借鉴美国的文学院（liberalartscollege）。从1636年第一所文学院（哈佛学院）建立，美国的文学院已经走过了300多年。文学院的最大特点是全人教育，侧重学生的基本思维和交流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道德价值观，其目的是培养有教养、有文化的社会成员，而不是培养从事具体职业的专门人才。文学院的课程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语言和数学等。著名的《1828年耶鲁报告》可以说是文学院的宣言，该报告呼吁文学院建立广泛的课程体系，并强调文学院“不是教授某一个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而是所有行业都必需的基础”。
看看课程设置就知道，中国的外语教育过于急功近利，强调的根本不是全人教育，而是职业教育。外语教育职业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很多外语学院成立了各种职业学院，如商学院、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用句俗话来说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而，无论是师资还是规模，或者是就业，这些学院很难与实力很强的综合性大学的相关学院竞争。与其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竞争，还不如发掘自己的特色。美国的文学院能够与哈佛和斯坦福等综合性大学并存，就是因为它们的定位明确：为社会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成员，为综合性大学输送高素质的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改革，也意味着师资的改革。当前外语院系的教师，绝大多数从事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样的师资结构与全人教育的理念是相悖的。在师资招聘的时候，我们应该扩大学科面，大量引进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人才。与此同时，对现有师资进行优化，鼓励和资助部分老师从事其他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为今后开设相关课程做准备。
外语专业师资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成为区域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由于专业的原因，外语院系的老师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等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藏，却一直没有受到开发和重视。在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应该积极鼓励并资助一部分外语老师成为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笔者查阅了部分收入中国社会科学索引（CSSCI）的国际问题类学术期刊，发现外语院系老师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令人吃惊得少。除了《国际观察》、《国际论坛》和《德国研究》，其他期刊的比例都没有超过10％，而前面两个期刊分别是上外和北外出版的。通过各种政策支持，如职称评审时把这些文章也算作外语专业的研究成果，外语院系的教师将很快成为区域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主力军。
全民学外语的结果是迫使一大批对外语没有兴趣的人不得不学外语。没有兴趣，就没有动力，此类强制性政策的效果可想而知。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应该改革了。外语院校对自身的定位和发展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盲目地仿效综合性大学。外语学院的出路不应该是职业教育，而应该是全人教育：为社会培养有道德和有教养的成员，为综合性大学输送高素质的研究生。走自己的路，让社会去评价吧。否则，外语教育将演变成最大的教育资源浪费。（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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