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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学前教育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
参见：http://www./studyparent/read.aspx?id=763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著名的学前教育家，有“中国幼教之父”之美誉。他幼时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八岁入横街私塾(现上虞市鹤琴小学)，15岁由亲友资助进杭州中学学习。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秋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与陶行知同行。1917年、1918年分别在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效力。陈鹤琴留美五年，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教授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 一、中国人惯用的系统思维模式 自古迄今，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就是系统或整体思维，天人感应，家国同构。中医、气功等学说无不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这在陈鹤琴的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无论搞教育试验，摸索教育规律，还是构建儿童教育原则和幼教体系，都运用了整体思维。陈鹤琴曾请陶行知作了中华儿童教育社社歌。这个社歌中所谓“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才能教育小孩，是一套完整的儿童教育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率先开设大学本科的幼教专业，并重建和附设南大附小、幼儿园、儿童玩具研究室及附属工厂、幼儿师范等附属机构，从而形成一个包含各级幼教机构并体现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特点的完整的幼儿高等师范教育体系。”[1] 二、赤子之心与儒道风骨 陈鹤琴不仅有着中国人思维的传统特质，而且有着充满“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高尚气节，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着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乐幸福的神圣事业而前赴后继、奋斗终生。我们完全可以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3]至于说“浩然之气”，它是指“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境界”，“是一股凛然正气，是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的自觉，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4]也就是我们这儿所说的“赤子之心与儒道风骨”。 潘菽在为《陈鹤琴教育文集》所写的序中这样写道：“有人称赞陈鹤琴同志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恰当的印象。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纯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他不仅喜欢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喜欢所有见到的儿童。不仅自己几个孩子喜欢他，所有见到他的孩子也都喜欢他。其实除非别有心肠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这样看他。他好像是一个随和的人，但自有他的风骨。”[5]“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出自《孟子·离娄下》。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八回中言：“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老子《道德经》第十章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长而不宰。是为玄德。” 三、儿童教育 陈鹤琴平生所致力于的是儿童教育，而注重儿童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一贯传统。春秋时代的孔子、汉代的贾谊、南北朝的颜之推、明代的王守仁等人都曾明确地提出过儿童教育思想。孔子日：“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论语》)贾谊在《保傅》一文中写道：“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颜之推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王守仁言：“大抵儿童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7]陈鹤琴显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在《家庭教育》一书中这样告诫人们：“做父母的教育小孩子，尤应当特别谨慎的。因为小孩子年龄幼稚，意志薄弱，很容易受教育的影响的。施以良好的教育，则将来成为良好的国民，倘施以恶劣的教育，那末将来成为恶劣的青年了。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俗谚云：‘教儿婴孩’。”[8] 陈鹤琴之所以和前贤们如此这般，是因为他们基于共同的认识：“儿童是振兴中华的希望。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儿童教育是一门科学。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好儿童。实践出真知。要从实践中摸索教育儿童的规律。”[9]也因此，他们虽老骥伏枥，也要志在千里。 注重儿童教育，就是要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幼稚教育。陈鹤琴曾经总结说：“教小孩子要从小教起的，小时容易教，大来就难教；什么顾虑别人安宁的心肠，什么对别人发生同情的动作，什么爱护物力的态度等等，都可从小养成的。”[10]“若家庭教育不好。小孩子本来不怕动物，大来会怕的，本来身体强健的，大来会瘦弱的。至于知识之丰富与否，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11]除了重视家庭教育，受西方新教育思想的影响，陈鹤琴同样看重学校幼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事实证明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 四、做人教育 教育儿童最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做人。在不同的时代，教育家们都提出了自己所推崇的教育目标。孔子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孟子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苟子希冀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王充旨在“文人和鸿儒”，[12]等等。陈鹤琴在继承传统教育核心价值或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需要，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那就是“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13]强调“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健全的身体、建设的本领、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和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抗战胜利后，他又提出“做世界人”，这个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 陈鹤琴批判地继承了古代有关“做人教育”的思想，并在当时有利于文化普及的文字改革运动的基础上推行民族英雄教育，以培养健全国格的公民。“读书做官”论一度盛行，陈鹤琴有针对性地指出：“孔子所谓修身，治国的道理，都是着重于‘做人’。可是到了近世，教育本身变了质，以为去读书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记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提出‘做人’以唤起人们的注意。”[14]“做人”已超越传统意义而获得了新的内涵。 1938年前后，陈鹤琴在亲自编写两册新文字课本后，又编写了成套的新文字读物。读物中所选的中国历史名人全是民族英雄，如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等。[15]这说明他特别注重儿童民族英雄人格的培养。他认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品质是各种高尚道德，如自治、克己、诚实、独立、共同作业、理性的服从、公平、信实、尊敬他人的权利、勉尽个人的义务等种种懿行。[16]从他的这些思想来看，他所提倡的公民素质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核心价值与现代性完美的结合。 此外，陈鹤琴认为，做人教育还应该注意内容和形式、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礼仪教育和方法论教育教学也是必不可少的。陈鹤琴不喜欢“晨省昏定”的繁文缛节，但认为起码的礼仪还是需要的。比如说，孩子早上见到父母仍应先喊个早。在教育子女好客待客方面，他谈论最多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多乐乐，孰乐?”[17]和“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记》)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教育教学方法上，陈鹤琴虽说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不少，但也不无传统教育教学方法的启迪。 五、环境教育 教儿童成为对社稷、民族有用有益的人，就需要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陈鹤琴1930年在《儿童教育》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儿童应有良好的环境》的文章。文章开篇说道：“小孩子生来大概都是好的。到了后来，或者是好，或者是坏，这是环境的关系。环境好，小孩子就容易变好，环境坏，小孩子就容易变坏。一个小孩子在诡诈恶劣的环境里生长，到大来也会变成诡诈恶劣的。一个小孩子在忠厚勤俭的环境里生长，到大来也是忠厚勤俭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给他坏的印象，那他所反应的大概也是坏的；假使他在很好的环境里生长，他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给他好的印象，那他所表现的大概也是很好的。”[19]“所以古时候孟母要三次迁居”，[20]随后他指出，要为孩子创造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境、艺术的环境(音乐的环境、图画的环境和审美的环境)、阅读的环境，使孩子得到全面、均衡、和谐的发展。 由于对环境教育的重视，陈鹤琴多次引用古代先贤关于该方面的经典论述，如他在《小孩子怎样学待人接物的》中下结论说：“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篇》)不独丝是这样，就是小孩子也是这样的。”[21]又如，他在《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中谈道：“‘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推原父母偏爱偏憎子女的缘故，概由于容貌与资质的关系。大抵容貌妍者，父母爱之；容貌媸者，父母恶之；资质灵敏者，父母宠之；资质愚鲁者，父母憎之。因爱憎的缘故就生出不平的待遇来了。须知子女既同自己出，待遇自应当公平，贤俊者固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断不能以面貌的妍媸，资质的敏钝，就分出爱憎来，就做出不平的待遇来。我们常常看见做父母的偏爱子女，适足以害子女。所以做父母的，真正爱子女，不应当偏爱子女，不应当偏憎子女，须以公平正直的手段对待子女。”[22]我们将上段话与颜之推的话“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颜氏家训·教子第二》)两相比较，二者之间的思想渊源显而易见。父母作为儿童家庭生活环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影响和作用自古迄今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教育史上，对环境的作用强调得无以复加的可能要算苟子了。其“注错习俗…‘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荀子·劝学》)就是例证。当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苟子·性恶》)，这需要“化性起伪”(《苟子·性恶》)，即需要寻求环境、教育和个体的一致努力。 总之，陈鹤琴所终身提倡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的、健康的、艺术的、现实的、陶冶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儿童教育。他所提出的“五指活动”理论，幼稚园课程编制“十大”原则，办好幼稚园的“十五条主张”，以及“几点宏愿”等教育思想和主张，都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当然，其所受西方教育给他带来的刺激、知识和信息也是其学前教育思想之花永开不败的动力源泉。而恰好又是这一点印证了我国传统文化所天然蕴藏的一种开放性品质。归根结底，是历史悠久、灿烂夺目的中华文明孕育了陈鹤琴和他的民族教育思想，没有振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动因，就不会有一个留洋数年而毅然决然回国报效神州大地母亲的赤子，同样，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在学前教育领域大显身手、独占鳌头的陈鹤琴。对陈鹤琴教育思想，或说学前教育思想的文化剖析，不啻是任何一位决意投身于中国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事业的人所要直面的一面镜子，勿庸置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思想对于包括教育创新在内的一切创新实践活动都是重要和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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