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资源税改革还是转嫁成本？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进行修改，在现有资源税从量定额计征基础上增加从价定率的计征办法，调整原油、天然气等品目资源税税率。这意味着，在新疆、甘肃、内蒙等西部12个省份试点一年之后，资源税改革正式向全国开始推广。
对于资源税改革的意义及具体思路，早已无需赘言。从转变发展经济发展模式而言，资源税的改革也可倒逼资源耗竭型的模式转型，在目前的模式下，中国GDP却只有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不到，资源消耗却仅次于美国，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在全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这种资源耗竭型的发展方式不仅中国自身无法承受，全球也难以承受。
尽管有此共识，资源税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源税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利益的艰难博弈，在目前我国资源价格的机制受制于多重因素的情况下，最担心的结果是在缺乏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资源税的改革导致的上涨成本最终转嫁到民众的头上，民众成为最后的买单者。
从现实看，无论是水、电、油、煤价格的提高，还是燃油税的改革，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由于民众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改革最终的结果就是涨价，资源价格和资源税改革成了名副其实的“涨价改革”，而最终的“改革成果”，就是民众为这些涨价买单。这次，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目前资源生产垄断的现实，以及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在目前的情况下，推动资源税改革，如果没有系统和整体的设计，不考虑民众和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一方面可能使得改革的成本完全由民众和中小企业承担，另一方面，有可能推动物价的全局性上涨。就此而论，资源税改革的关键，除了提高税率，实行从量征收之外，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制度命题：一是资源税的用途何在，也就是必须建立一套资源的保护和补偿机制，不能一头收税，一头又通过别的途径让民众支付资源补偿的费用；二是防止转嫁成本，资源税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国家、地方、企业和民众一起承担。
特别是，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停滞不前，结构调整迟缓，国内深层领域的改革难以推动的情况下，由于垄断巨头的阻挠，一些改革的举措不仅未能扭转利益失衡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利益博弈的失衡。以油价为例，国际油价已经从100美元下跌至80美元之下，但由于成品油价格不到位，国内油价却迟迟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推行资源税改革，则势必使得国内扭曲的油价更加扭曲。如果资源税改革最终成为一个利益博弈和成本转嫁的制度游戏，则会和许多已经丧失民意基础的改革一样，既保护不了资源，又承担不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使命，同时，对于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和能耗作用甚微，这样的改革对于民众而言，其影响无疑是负面和反民生的。
因此，资源税的改革要有系统和整体的设计，要有配套的改革，而不是一涨了之。站在民生的角度评判资源税改革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对民众的生活带来实惠而不是增加成本，就是是否建立一套防止改革成本转嫁和合理使用资源税的制度框架。
比如，在当前国内通胀压力较大、特别是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推动资源税改革一定要和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改革相结合，考虑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使这项改革尽量避免对民生的短期冲击。对于处境困难的中小企业更应出台一些保护性的措施。如果资源价格的提高只是进一步挤压民众的收入空间和消费能力，买单者最后只有老百姓的话，则这项改革会陷入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困境，失去民意支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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